上週述說了四年前「公投盟」包圍立法院時，執行長想要用機車大鎖關閉拒馬「活口」不成，反被檢審以「妨害公務罪」起訴並判拘役。雖然這是輕罰，但司法終究不是論斤論兩做買賣，有罪無罪必須看你有沒有犯法，如果沒有，拘役一天都太多。說來「妨害公務罪」是個很「詭異」的罪：按條文字面，它有非常嚴格的成罪要件，就是對執行公務的人施以「強暴」。你可別以為自己連一隻螞蟻都沒踩過，誰敢説你強暴？你錯了，實際上你只要對公務員「碰觸」，即使對方不痛不癢、不紅不腫，你可能已經跨越了「強暴」的門檻。

 

「公投盟」這個案子還要更誇張：執行長是想把「活口」兩邊的拒馬拉攏上鎖，從頭到尾只碰觸到鐵條，不曾向警察出手或推撞，但沒料到「向拒馬施力」與「對警官強暴」只有一線之隔，或者更正確地說，只在司法官的「一念之間」；檢審不想辦你的話，拒馬沒壓到人就好，若看你不順眼，只能剉咧等。阿扁總統的「貪污罪」是另一個「法官説了算」的例子：一審法官採「實質影響力說」，判無期，二審採「法定權責説」，判無罪，三審又不同意二審，至今未定讞。這說明了司法官解釋法條時，「自由心証」的彈性有多大，量刑空間可以由「無罪」到「無期」，差別是數學從 0 到 ∞。這樣的情況最後連司法院自己都覺得不太對勁，先說要由大法官統一解釋，十年過去沒有動靜； 繼而説要設一個「大法庭」來統一見解，結果據說「設置大法庭統一見解」的見解，至今無法統一，真是有夠漏氣。一個正常人對這種司法會有信任感？監察院不該對這種亂象提出督促與警告？才怪。

 

回到本案，尖尾立案調查一公開，司法院立即像被「強暴」一樣，酸言酸語要尖尾「有智慧」，不要侵犯到「司法獨立」。令人失望的是，司法院沒有就事論事、依法論法，具體反駁尖尾對「強暴」的見解，却只在意監察權有沒有「干預」司法權。這種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的心態，像極了當初馬丁‧路德對「贖罪券」提出質疑時，立刻被視為是對教廷威權的反叛而逐出門牆，至於「贖罪券」本身有無違背「因信稱義」的信仰，教廷裡滿腹經綸、德高望重的主教們根本不關心，因為對他們的既得利益而言，教義真理不重要，權威則絕對不容撼動。同樣的，本案正義是否伸張、被告是否被冤枉，對司法官沒差啦，但尖尾對司法判決說三道四，那還得了！

 

或許有人會問：難道「司法獨立」有錯嗎？誰都知道我最認同「獨立」，任何人只要在我面前表示贊成獨立，我都恨不得請他吃一碗監察院餐廳的牛肉麵（一碗40元，每月只有一次）。「司法獨立」本來也是值得尊重的概念，但要搞清楚兩件事：首先，「司法獨立」不是「司法獨裁」，當司法獨立被扭曲成司法官可以在「自由心証」的大帽子底下，任意解釋法律、濫用法律，還不許受害人吭聲，也不許毫無利害關係的尖尾打抱不平，那它還有什麽正當性可言？其次，獨立於什麽？講「台灣獨立」是獨立於中國，那「司法獨立」呢？〈憲法〉第80條説：「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這裡特別提到「黨派」，其實是泛指一切「政治力量」，當年陶百川監委的同事曹啟文有謂：「所謂司法人員審判獨立，其主要的立法意義，就是司法審判不受政治影響。監察權的行使不是政治力量，不是拿黨派或行政力量去壓迫他。所以監察權的行使，根據憲法第99條規定，是包括司法人員在內，同時憲法上這樣明白規定沒有任何限制條件，只是這樣直截了當規定下來。」從中國國民黨來台接收，到90年代兩蔣政權告終，台灣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握在「偉大領袖」一人之手，所以對司法最大的干預就是來自獨裁者本人，此所以1957年7月《自由中國》社論以「今日的司法」為題，痛陳司法有「四大弊病」，第一個就是「司法不獨立」。我可以同意六十多後的今天，中國國民黨對司法的干預多少有所收歛，但未經「司法除垢」，何時又會宿疾復發，沒人敢掛保証。所以今天要講司法獨立並非不可，但請搞清楚誰是干預司法的元凶，不要把中國國民黨造的業，轉嫁給尖尾。

 

 

更何況，獨立也不是司法的「專利」；讀了〈憲法〉第80條、再讀〈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你會發現驚人的相似度：「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法官的職權是審判，監委的職權是調查違法失職的公務員，包括法官，所以若是主張「法官獨立審判，不容監委翻案」，那麽「監委獨立調查，不容法官反對」，有何不可？歐威爾 (George Orwell) 的《動物農莊》裡，「豬大大」享受的平等是「更平等的平等」，難道在「五權憲法」中，法官所擁有的是「更獨立的獨立」嗎？別説笑了。

 

所以司法獨立不表示司法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司法人員高高在上碰不得，任何人對此若有疑惑，應該好好去讀一下陶百川監委那篇「對法官行使監察調查權的爭議」（收錄在《政治緊箍咒》，1980年，台北：遠景）。該文把監察權與司法權之間從一開始的鬥爭始末，做了詳實的描述。話說1953年「司法行政部」（現在的法務部）部長在一次演說中講了一段話：「五權分立重在分立，而不在互相制衡，監察權當然不能侵越其他治權的範圍。…倘案件已在司法機關偵查審理中，除承辦人員有違法失職者外，監察機關即可不必有影響。…」陶百川馬上打臉：「我知道他的真意是在拒絕監察院對法官行使調查權。」其後陶百川就此事再於監察院院會公開表示：「有人控告有關法官違法失職或枉法瀆職，監察院為調查真相，以便決定該法官應否負法律責任、應否予以糾彈，自不得不調閱案卷、查詢案情。如果法官一律拒絕，監察院將如何對法官行使監察權。」後來這件事越鬧越大，一度行政院發文飭令司法行政部「拒絕監察人員的調查」。陶百川身為監察院司法委員會召集人，遂反問行政院：「監察人員對案件審理，加以詢問、調查閱卷，或對審判結果認為不當而提出糾舉，亦憲法及監察法所明定。其對於司法機關行使調查權，並無例外規定。」這樣經過1955年底及1956年初兩次激烈論戰，行政、司法、監察三院代表大車拼，最後通過監察院提出的折衷結論：「查法官依法獨立審判，監察院依法獨立行使監察權，在憲法各有其依據。為求監察權之順利行使，兼維護司法獨立精神，監察院自可儘量避免承辦人員在承辦期間實施調查，但如該承辦人員有枉法失職之重大情節，需要即加調查者，監察院自得斟酌情形實施調查。」這個結論被稱為監察委員對司法人員的「自我節制」，此後一段長時間，再也沒有「監察不准把手伸進司法」的謬論。

 

 

直到1993年立法院爭取要有監察院相同的「調查權」，意外促成大法官釋字第325號解釋文：「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者，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以及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之處置及其卷証等，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限制。」這段話涉及司法與監察權限之爭，但却是重申兩權獨立行使職權皆受憲法保障；至於司法審理中案件，監察權發動調查不是不可，但有限制 。對應於前述陶百川的「但書」，大法官把「承辦期間」改為「審理中」，把監委「自我節制」，改為「受有限制」，在用字遣詞上或有強化，但並不逸出陶百川對兩權競合關係的界定，不啻再度肯定監察對司法的制衡功能。

 

最後必須談談所謂的「審判核心」之說。我們已經說明，無論早年陶百川的見解或後來大法官的釋憲，監察權從沒有被限制對司法判決不能置喙；唯一的限制是干預的「時間㸃」不宜造成承辦司法官不必要的顧慮；所以監察委員行使調查權所受的限制，只有調查時機問題，沒有調查範圍的問題。「審判核心」之説想要偷渡完全沒有根據的危言，任意限縮監察權，愚不可及。我們留待下個週末再仔細剖析其似是而非的論調，並完成「小故事」帶來的「大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