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翠蓮／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文化部長鄭麗君遭資深藝人鄭惠中掌摑，因不滿鄭部長廢除中正紀念堂、推動「去蔣化」。此事引發熱議，論者認為因為台灣社會對「過去」記憶不同，有人以兩蔣為精神支柱，有人卻視為痛苦根源，差別的歷史記憶是這起暴力事件的主因。那麼，台灣社會存在共同記憶嗎？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在前年曾針對「戒嚴記憶」進行徵件，可惜大眾或是不記得、或是不想記得，反應冷淡。自1949年到1987年台灣歷經38年的戒嚴，是40歲以上人們共有經驗，累積許多共同記憶，何不將中正紀念館改為「戒嚴記憶紀念館」，認真檢視我們共同的過去？

在戒嚴記憶紀念館中，可以展示蔣中正總統的軍裝威儀，歷次在總統府前盛大閱兵。每年總統生日全國恭祝壽誕，機關學校排隊行禮、領取壽桃。教科書中稱頌偉人從小立志、看小魚兒往上游，報章媒體無不擁戴「自由燈塔、民主長城、人類救星、世界偉人」。總統逝世，動員大批學生路邊跪祭，排隊瞻仰遺容。由此，或許我們會領悟台灣社會的偉人崇拜為何形成。

戒嚴時期，蔣中正總統誓言消滅共匪、解救同胞，1970年代以前將超過70%的國家總預算用於國防支出，以致國會之尊的立法院竟長期棲身台北第二高女校舍。高中以上男女學生一律接受軍訓教育、射擊訓練。政府大力反共宣傳，例如三家電視台聯播的《寒流》電視劇，描述共產黨殘暴鬥爭、迫害人民的恐怖手法，是五、六年級生共同的童年噩夢。喚起這些記憶，或許會對當前的國共一家親有所省悟。

為了防止共匪滲透，有效控制社會秩序，特務機關廣設細胞線民，機關學校人二室專事忠誠調查，「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之下，冤錯假案層出不窮。戒嚴時期不能任意質疑政府、批評政策，更不能組黨結社、集會遊行，否則就是「台獨、黨外、共產黨三合一敵人」。回顧這些，或許我們會發現當前可以自由表達、照三餐罵政府的生活方式值得珍惜。

為了鞏固統治權力，戒嚴時期更對人民生活進行全面規訓。中學男女學生的髮禁與教官管理，大專青年也不能留長髮穿喇叭褲，動輒臨檢送警局處理，由此產生馴服的個體。新聞媒體嚴格管制報導內容，稍有偏差，輕則停刊、重則撤照；書籍出版審查囿限多元思想，無法與世界同步。歌曲創作也屢屢遭禁，休閒娛樂只限愛國歌曲、淨化歌曲。深層規訓的結果，人民如同傀儡布偶，無力思考、缺乏公共精神，只知追求物質滿足。或許，由此我們可以探索台灣民主困境的由來。

戒嚴記憶館裡不須「去蔣化」，龐然的中正紀念館本體就是威權見證，巨大的蔣中正銅像也不須移除，更可在四周布展他所批示「死刑可也」的核覆公文，讓人們共同記憶白色恐怖案件中蔣總統的角色。同時，還可展示其他威權獨裁國家的做法，將台灣經驗提升到國際級比較視野。戒嚴記憶紀念館也可以繼續吸引招攬中國遊客，一邊懷念蔣中正與過去台灣，一邊想想習近平與今日中國。

就如同日本廣島原爆紀念館保留轟炸後的殘破圓頂與屋體，提醒人們戰爭可怕、和平可貴，中正紀念堂若能保留原貌並轉變成戒嚴記憶紀念館，或可使國人共同記憶戒嚴歲月，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民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