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是大王的人馬

 

包括台灣轉向的「侍從媒體」,還有一堆已經登台、正在台灣到處活動的「正港共媒」,從反共走到親共,甚至淪為代理人,這種大轉向和台灣藍色政客行徑如出一轍。示意圖/取自Pixabay

包括台灣轉向的「侍從媒體」,還有一堆已經登台、正在台灣到處活動的「正港共媒」,從反共走到親共,甚至淪為代理人,這種大轉向和台灣藍色政客行徑如出一轍。示意圖/取自Pixabay

去年9合1地方選舉,藍營在紅色代理機構助攻下迎來大勝,卻也使港台兩地這幫「紅色代理人」,更加囂張,於是爆發了香港《大公報》、《文匯報》跨海來台,對香港學運學生監控跟拍的風暴,接下來就是連續五天的記者編造故事,以假新聞方式報導,把這些學生打成港獨和台獨合流,用一版頭題刊登、圖文並茂,標題也極盡聳動之能,台灣媒體還以「左媒」形容這些港媒。

其實完全不對,這些所謂自由媒體不是左右的問題,而是共媒或老共附隨組織的問題,簡單,就是老共在香港代理人,或者說完完全全聽命老共辦事,是共產黨附隨組織。台灣政府針對此事,僅只是對「大公」,「文匯」兩報記者禁止來台三年,實在太過輕縱,香港「一國兩制」變調後,類似香港《立場》和比較中立的《蘋果日報》,生存空間已經被打壓,比較傾向民主立場的雜誌,也被暴力恐嚇,所以香港言論早已淪陷,完全是共媒天下,這也是美國打算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的原因。

1938年《文匯報》在上海創刊,發行人顏寶禮,打著抗日旗號,其實卻是親共的報紙,民國時代稱為左派媒體,專門「捧毛貶蔣」,1939年發布不實消息,被南京汪精衛政府停刊一年,到了1947年再度被國民政府開罰停刊,1948年《文匯報》乾脆轉移陣地跑到香港,成為道地的共黨傳聲筒。

至於《大公報》就比較可惜,1902年在天津創刊,前清文人英敏之是創辦人,可惜無法維持中立,1926年由張季鸞接辦,張季鸞是一位有理想的文人,想要辦一份不黨、不私、不盲的獨立媒體,卻夾在左右為難的時代當中,《大公報》經常批判老蔣,對老共也沒有好臉色,國民政府不喜歡他,老毛也不見得喜歡,1949年老共一登台,就徹底撕毀言論自由的承諾,收編《大公報》,1949年大公報轉戰到香港,也是共媒之一,作為老共的傳聲筒。說謊話也好,編故事也好,目的就是洗腦而已,搞新聞並非主要任務,你把它視為媒體,那是你太傻。

港英政府時期,香港政府對這些媒體,從來不拿它當作媒體,包括老共《新華社》,或者在香港活動的國民黨「中央社香港分社」,也被看成政黨代理機構,曾經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的羅孚,晚年對自己充當共媒打手相當後悔,在他所寫的「絲韋卷」一書中說:「40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我寫那些假話、錯話的時候,還挺認真嚴肅,自己認為所寫都是真話、正言,還有一點替天行道的味道,現在醒來,才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心中就產生很大的失落」,羅孚年輕時就是左派知青,投入老共的懷抱、充滿理想,自以為是救中國,其實充當別人的工具而已,後來羅孚被羅織美國特務的罪名,誘騙到北京後,被關押了10年,10年牢獄之災才讓羅孚看清楚共產黨真面目。

大公、文匯是老共代理人

《大公報》和《文匯報》,說穿了就是老共的代理人,稱呼左派媒體已經是上一個世代的事了,但是也跟著《大公報》和《文匯報》,在台灣隔海唱合的所謂「紅色代理媒體」,他們從反共走向投共,其心路歷程才需要研究了。

50年代被稱台灣三大報,和電視的老三台,國防部的華視,國民黨中視,省政府台視,在戒嚴令之下,全部壟斷台灣的言論資訊市場,1949年國民黨走路台灣後,老蔣深刻檢討,失去中國最大原因,就是媒體幾乎全面倒向共產黨,黨營的報紙缺乏新鮮感,無法吸收讀者,政治話語權等於被老共掌握,這才是慘敗的主因。

因此國民政府來台後,發布戒嚴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所有報紙和雜誌的聲請和發行,也就是報禁的開始,可以在那個時代獲准辦報的,只有王惕吾和余紀忠。王惕吾是蔣介石侍衛隊隊長,1950年拿了老蔣給的2000兩黃金,收購民族、全民、經濟時報,三個老報紙聯合一起,所以叫聯合報。而余紀忠曾經留學英國,1948年擔任過東北大營新聞處長,後來又奉命辦了「中蘇日報」,來台後擔任中常委,1949年奉命辦了徵信日報,這個報紙在1968年更名為中國時報。

當年這兩報加上中央黨部的中央日報,被稱為三大報,成為台灣人民的精神糧食,或者稱為洗腦工具,聯合和中國,黨國侍衛的味道濃厚,也因此被稱為「侍從媒體」,專門宣導反共理念,所以在1988年台灣報禁解除之前,台灣人喝黨國精神奶水長大之說,其實也不過分。如果你甘心被洗腦,想知道三大報以外的訊息,只能到美國新聞處的英文刊物尋找了,但是老實說:台面上很多老報人,也是接受中時培養出來的。早年,中國時報也不完全沒有文人風骨,後來余老接著創辦純粹政論的「時報雜誌」,我也是專欄主筆之一,撫今追昔、不勝唏噓。

侍從媒體從反共變親共

報禁解除之後,民間辦報風起雲湧,反對國民黨的社會力量也慢慢引爆,除了報紙增多,地下刊物也成為另一種選擇,壓縮了新創報紙的成長空間,激烈競爭之下,辦報賺錢大不易,所以有一句俗話:「要害人,就叫他去辦報」,很多報紙撐不了幾年就收攤,財團辦報也討不到好處,倒閉比比皆是,併購行動趁勢而起。但是打破三大報壟斷的市場,卻是自由和蘋果。

2000年到來,網路的興起又加深報紙經營困境,當阿扁上台後,國會通過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已經辛苦經營的中央日報率先離場,小型黨報也陷入困境,這個時候本來屬於「侍從媒體」,也趁機脫離黨國掌控,這才給了紅色資金進入台灣,染指媒體的機會,於是曾經服務國民黨舊黨國的媒體,主子已死,言論轉型正義遲到,因此改換門庭、服務新的共產黨國也就順理成章,所以說:「地球是圓的,向左走的媒體,最後總會和向右走的媒體,走在一起」,今天研究台灣這些「侍從媒體」的轉向,從反共走到親共,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

旅美異議作家余杰說:「基本上,中國所謂民國時代,在1927年就死了,老蔣的國民黨黨國顛覆了充滿自由民主精神的民國時代,到了1949年,老毛的紅色黨國又起來,顛覆了老蔣的國民黨黨國」(詳見余杰所寫「從順民到公民」),這兩個黨國都屬於列寧法西斯政權,對這些曾經擔任威權主子身邊侍從出生的文人,效忠哪一邊,或許差別並不大,而這也是台灣的悲哀。

「侍從媒體」轉換身分變成紅色代理人,連美國智庫也看不下去,紅色代理人為了打擊台美關係的正面發展,找到「口譯哥任職事件」的破口,瘋狂圍毆,惹毛了「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葛來儀,大罵這是台灣媒體之恥,「紅色代理人」還刻意把政府捐獻智庫的事情和葛來儀仗義執言兩件事做了惡意連結,逼到葛來儀加碼說:「是否也要把國民黨捐獻的事情一併說出來」,對付紅色代理人只能立即攻擊,這是葛來儀聰明之處。前幾天紅色代理人用駐日副代表職位調動一事,企圖破壞台日關係,外交部也立即出擊,這才是對付紅色媒體的手段,不要像以前一樣躺著挨打。

紅色代理媒體,在台灣的運作日漸進步,文字呈現上,利用人心的懷疑心理、喜歡從眾、慣性思考、缺乏獨立、對社會不滿、熱愛窺探陰謀,把這股群眾引導到老共所需要的群眾樣態,變成政府施政的阻力,利用台灣內部國家認同對立氛圍,徹底破壞任何團結的可能性。過去老蔣在中國被老共代理媒體打了一記悶棍,因此失去中國,現在這些代理人在台灣,只是重施故技而已。

美國作家羅伯,布萊瑟頓在他所寫的「我們為什麼會相信陰謀論」一書中說,「人心有一種陰暗面,很容易被充斥網路或媒體的暗示性新聞迷惑,自由無法抵擋無孔不入,這些新聞半真半假,可以稱為『反新聞』,即便聰明的人也無力抵抗」,就用葛來儀槓上紅色代理媒體來說,她出面為口譯哥的外交能力客觀評論,根本和台灣政黨是否捐贈金錢無關,紅色代理人的目標:只是打擊台灣和美國更緊密外交而已。

媒體的力量有多大?只要看看台灣花東地區幾乎一片藍色就可以理解了,花東地區的地方報紙「更生日報」,創辦人曾在警總任職,黨國色彩濃厚,經過幾十年洗腦,花東地區不藍也難,我經常建議閱聽大眾拒看紅色媒體,如果必須看,那麼只要用一點心,觀察這些代理媒體寫作方法,就可以拆穿他們的把戲了,例如:常常藉由政府某件事,或政治人物某句話,然後敘述的後面加上某位不知名的網民說,既可以傷到對方,又可以不負責任,至於有關中國報導,絕對是只報喜不報憂,這是最大特點。

「大公」也好,「文匯」也罷,包括台灣轉向的「侍從媒體」,還有一堆已經登台、正在台灣到處活動的「正港共媒」,從反共走到親共,甚至淪為代理人,這種大轉向和台灣藍色政客行徑如出一轍,說白了,通通是紅色大王的人馬,老蔣如果還活這,應該會感到悲哀吧。

1月18日,民視八點「政經看民視」節目中,對閱聽者作了一個問卷:「你認為台灣電視新聞台最大亂源是哪一台?」,獲最多票數就是「中X新聞台」,或許這也是台灣人民小小的共識,但是處在紅色代理人包圍下的民進黨政府,如果還不知道覺醒,還以自由媒體身分看待這些代理人,當習大王人馬全面反撲時,2020年,民進黨恐怕真的會失去政權。

< 資料來源:《民報》【專欄】引用網址 >
分享文章:

作者 洪博學

洪博學
曾任報社總編輯、國際公關公司主管,著作有「蔣介石支持台獨」、「籠蛇爭霸中國」等書,現為自由作家。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