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國榮／自由業
 
王隆昌教授在台科大任教39年，卻因南港展覽館工程案被污點證人指控當評審委員時有收賄，2009年台北地院判決不違背職務收賄罪，判刑7年8個月，2012年最高法院駁回王隆昌上訴，有罪定讞。
 
王教授一生致力教學，從此墮入深淵，最近以死不瞑目心志，力求平反，查此案的唯一污點證人黃維安證詞反覆矛盾，也沒有與王教授見面的證據，王教授的存款簿也沒有異常出入，就是沒有搜查到所謂賄款，在這樣實體證據都還沒出來情況下，就可以一個人的記憶來定罪，實在使司法又倒退到戒嚴時代的老招數。（本案疑點詳請見司改會資料）
 
污點證人之成立，本應極小心，更應有實體證據加強，否則污點證人涉及這麼大利害關係，跟一般證人性質自是不同，很容易就誇大其詞，咬別人以減刑甚至不起訴，從以上可看出，本案污點證人拿不出被告收錢的具體證據，檢察官竟可併湊成案，法官照收，就這樣把人活生生毀了。
 
美國大法官Holmes名言，法律的生命從來不是邏輯，而向來是經驗，就是要避免辦公室裡的自閉推理，而以經驗的活血與常識灌注之，如果以邏輯的A加B等於Ｃ，那麼現實與意外千變萬化，必然冤獄層出不窮。
 
王教授此案，就相當於「我們有污點證人+王教授被指控，所以等於王教授有罪」。
 
這樣形同可怕的製案法，法院成為製造冤案的工廠嗎？
 
令人聯想起前交通部長郭瑤琪案，也是找不到賄款，唯一污點證人也供詞顛倒出入，沒有實體證據，一二審且無罪，竟可定讞，那麼污點證人之用大矣。
 
這是法治之恥，邏輯上就有問題，何況是違反經驗常識，三死囚蘇建和案僅憑王文孝一人回憶，何況這是有污點的證人之回憶，其顏色加料，已不可照單全收。
 
蘇案審判被國際特赦組織列為「非文明國家的判決」，類似王案與郭案，都應是司改重案，若平反，更應懲戒粗劣的審檢，否則台灣還是 「非文明國家」，以戒嚴心態審案，正是民主自由的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