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二○一六年華航空姐罷工事件迄今，短短三年台灣航空業已經歷三次罷工，社會大眾的聲浪卻從三年前的聲援力挺，到如今的冷漠以待，何也？

台灣民情普遍敦厚，當華航空姐最初以改善過勞的職場環境為由、機師亦以疲勞駕駛綁著飛安問題，訴諸社會公評時，我們往往以安全至上、珍惜員工的想法，認同資方該給員工合理的對待；同時，更由於台灣長年來勞資地位懸殊，我們也期待華航罷工可以稍稍平衡勞資不對等的情況，促使勞權意識抬頭，間接提升整體的勞動條件。

華航罷工案，引起國人高度關注。（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可惜三年過去，結果是失望的。除了航空業擁有罷工權，大多數的職場勞權依然慘淡，反之工會的訴求一步步高升，從過去拒絕過勞的口號，到今次罷工，癥結點是赤裸裸的津貼利益與董事席次。然而檢視華航跟長榮的財報，就知道航空業並非穩定的高利產業。華航在一四、一五連兩年虧損，一六年ＥＰＳ賺了一塊後，就碰上罷工事件，此後三年的財報表現遠不如長榮，但好在是公股事業，有政府依靠；惟長榮乃民營機構，更具風險意識，若日後油價飆漲，則又是一筆成本負擔，故怎能任由工會開價索求？

桃園工會無視資方提供的勞動條件已優於多數同業的事實、無視企業經營須多方面權衡利弊，在多次的罷工行動中堅持不比照國外的罷工預告期，以突襲的手段，將數萬名消費者的權益拉扯進談判漩渦，令人感嘆。長此以往內耗傷害，最後賠上的，還是台灣整體的競爭力。

（作者為國文老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