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之亂─由重啟核四談起

 

這週有兩件關於重啟核四電廠的重大新聞:一則是監察院三位英系委員對核四自建廠到封存的過程中,台電的規劃、管理、與處置各方面缺失累累,提出糾正。譬如行政院在1992年同意興建核四時,台電所編列的1,679億元投資成本其實是拿1980年的估算值來矇混過關,以致最後不斷追加預算至2,838億元,而且工程發包因而支離破碎、磨合困難,無法如前三個核電廠採取統包方式興建;又如2010年核四廠一號機開始商轉,卻因為興建過程中設計變更與工期展延頻仍,設備組件的耗損竟然超過保固期,需自二號機「移植」應用,以致目前兩個機組共缺602個零組件,若要重啟、必須補齊。這份內容紥實的調查報告決議糾正台電,台電表示會虛心檢討改進,主管的經濟部也回應:「重啟核四困難重重」。
 
無巧不成書,另一則新聞卻是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布:「重啟核四公投案」的第二階段連署已經越過30萬人的門檻,即將提會討論是否通過成案;一旦成案,明年年中即將依法舉行公投,萬一公投過關,核四又將重現江湖。
 
表面上,這個議題的正反兩面人數之比是30萬人比3人,如果把民主政治簡化為「數人頭」的遊戲,會得出重啟核四的結論,但這就落入民粹主義的陷阱。尖尾相信:真正的民主不是單純建立在相對人數上,否則就會像是哈佛經濟大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 書中所說的:「民主制度就是政客競逐選票的制度」。不錯,民主是尊重民意,但在他看來,民意不過是一堆「捉摸不定的迷糊衝動,繞著一些陳腔濫調和錯誤印象打轉」。民意何以這麽沒水準呢?因為在私領域裡的理性個人一旦進入公領域,就會「失去現實感,像活在虛構世界,重新成為原始人(primitives)」。這種他所鄙視的「政治領域的原始人性」,其實就是現代民粹主義的溫床,也是這兩年台灣「韓國瑜現象」的基礎,韓粉社群網站中的「虛擬世界」,不正是熊彼得80年前所稱的「虛構世界」嗎?
 
針對民粹式的民主變態,雖然現代民主理論中不論「參與式 (participatory) 民主」或是「思辯式 (deliberative) 民主」都反過來主張,民主體制的與眾不同在能營造一個最庶民化的政治生態環境,所以只要民主政府盡力鼓舞一般人參政、問政,激發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辯論,則原本烏合之眾的選民會習慣於與他人做理性論辯,對另類觀點從寬理解,對重大議題求知若渴,久而久之自然成為自主、進取、負責、合作、尊重他人、反對威權的現代公民,「選賢與能」的民主極致就不再是空中樓閣。所以民主體制像是一個良性循環結構:真正的民意一方面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是民主運作的結果,民意不會被政客長期操弄。
 
參與式與思辯式民主的理念雖然崇高,但對台灣的現實情況而言,不免令人有曲高和寡之憾。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不可能「速成」,尤其經過專制統治下的台灣,老一輩的國民自幼接受的就是「忠黨愛國」的奴化教育,那敢挑戰威權、自做主張?年輕一輩的享受了「轉型正義」、「教育鬆綁」,卻擺盪到另一個極端,把民主等同於「只要我喜歡、有什麽不可以」。至於民主先進國家實施的青少年「公民教育」,也就是公私領域的不同行為準則,大多數台灣人迄今「無福消受」,不知民主為何物。在先天缺乏「參與」與「思辯」的民主基因下,民粹橫行、妖言惑眾,其來有自。
 
「重啟核四」正是一個檢驗民粹的議題,30萬人連署支持,據說因為有幾個理由:第一、沒有核四,電價會漲;第二、發展核電,安全無虞;第三、核電廢料,不成問題。後二者是科技常識,如果核電安全與核廢處理的棘手問題確實都已解決,那麽日本的福島核災事件難道是有人造謠?今秋颱風來襲,部分核廢沖入海中造成污染,也是無中生有?而世界各國又為何紛紛改採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因為他們的核安技術落後於台灣?至於電價考慮,這一年來台灣離岸風電已急速發展,原因在於台灣西部海域擁有世界數一數二的自然風場條件,而風電的機具生產與裝置技術均日趨成熟,台灣挾著「後進者優勢」(second mover advantages),正好搭上「均化成本 (LCOE)」的加速下行列車,在不久的未來就能享受比核能更有利的風能。這30萬民粹可憐蟲昧於現實,任憑有心人士餵食不實資訊,顯示政府在公民教育上必須再多著力。
 
 
尖尾反核近40年,想當年,再生能源都還沒有被廣泛應用呢。好在尖尾在研究所一開始就修習財務經濟,對核能的反感竟是來自這門學問的「資產選擇理論」,或許是老天註定。這個理論只在說明一個常識,市場上的任何資產若非「高報酬(低成本)/高風險」、就是「低報酬(高成本)/低風險」,投資人依自己對報酬的偏好型態與對風險的怯避型態,做出最適選擇;如果某種資產的報酬高而風險小,必被搶購而漲價,使報酬率回跌,反之則被拋售而跌價,使報酬率回升,恢復常態。現在言歸正傳,發電能源的選擇也是如此,不同種類的能源有不同的「報酬(成本)/風險」組合,核能發電的變動成本低、但核災風險規模大,其他能源或許成本高,但釀災風險小,所以任一者都是「有一好、沒兩好」。
 
個人理財選擇的風險大小,自己歡喜就好,因為選擇的後果都是自己承擔;但國家發電的能源選擇,就不能看掌權者個人的冒險胃口,因為後果是由全民承擔,所以必須要有更高層次的抉擇標準,這就涉及「分配正義」的考量,也就是受益受害「公平性」的考量。首先,核能發電可能較便宜,但就電價降低的受益對象而觀,好處多半歸屬於少數耗能的產業所享,一般店家或住戶用電本來不多,電價節省有限;次就災害風險的承擔而言,台灣地狹人稠,一旦發生核災,承擔後果的必是無處可逃的在地家庭或工作者,就像車諾比或福島電廠的基層員工與鄰近地區的弱勢居民,因為這就是他們世代生活的天地。至於那些「有辦法」的強者,家人與財產早已「全球化」,出事時頭也不回、一走了之,誰和你們「有難同當」呢?
 
既然核能發電的利益,少為弱勢者享受,風險,則全由他們負擔,這種違反分配正義的能源,執政者本來就應該排除於選項之外,何況現在拜科技進步之賜,又有更物美價亷的風電為替代?期待中選會不要被民粹矇蔽,站在維護正義的立場,斷然否決這個公投案。
 
< 資料來源:尖尾週記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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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師孟

陳師孟
經濟學家,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祖父為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父母皆為蔣介石同鄉浙江人,1歲後(1949年)隨家人自美遷台。曾任台北市副市長、總統府秘書長、民進黨秘書長。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退休,現任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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