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前政治問題當中有一個難題是，壞的榜樣得到好人的熱情支持，韓國瑜得到 552 萬的選票，這些選民有很多專業人士，包括知識份子、老師、醫生、公務人員等等，很少人會認為這些選民平均的人生哲學、工作態度、道德良知和知識水準低於韓國瑜，許多類似「希望您的小孩像韓國瑜一樣」的嘲弄情況，在台灣總統大選的歷史上前所未聞，但偏偏他就是可以拿到這麼多的選票。

基督教中的七宗罪包括指傲慢、貪婪、色慾、嫉妒、暴食、憤怒及怠惰。他的身上都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不少道德良好的家庭不可能讓女兒和這樣的人單獨相處，更不用說嫁給這樣的人，不希望有這樣的女婿。正常的公司老闆不會聘用這樣子的員工，不希望有這樣子的部屬，但是他們卻不介意把這個國家交到他手裡。

這背後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會有這麼奇特的現象？我們對於政治領導人的要求，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嚴重的脫節，在朋友或同事當中，我們所欣賞的那些特質，不能作為判斷政治領導人的選擇上面的指標，甚至反其道而行。

許多人認為美國這個民主的國家，是自然而然從天而降，事實並不然，美國一開始成立的時候，也曾經想要建立像柏拉圖那樣所謂哲學家皇帝的國度，民主是最後不斷鬥爭以後，所得到妥協的結果。

柏拉圖認為國家應該由哲學家來監督，堅持認為完美的統治者是要有完全德行，他必須遵守嚴格的道德準則，體現正義，慷慨和憐憫。

但是馬雅維利打破了道德規範的傳統，對於馬基雅維利而言，一個好的統治者，必須經常表現得像個壞人，而馬基雅維利的中心主張就是，傳統上良好的性格會對政治領袖不利，瑪基維利主義者必須「學習如何為惡」，有效地利用欺騙，殘忍和自私來維持自己的權力。統治者能夠讓被統治者又愛又怕是最好的選擇，如果在愛和怕之間選擇一樣，怕才是最佳的方法。

在民主的時代，一般人沒有像哲學家一樣「號飽修營」去深刻思考這麼多的問題，什麼年金改革、同性婚姻、空氣污染、綠能發電、經濟發展、解散統促黨等等，非常困難而複雜，往往不是三言兩語、一時半刻就能夠瞭解清楚。

交什麼朋友、選擇女婿、員工，找什麼樣的老公、老婆，進什麼公司、追隨什麼老闆，對自己一個人的影響相當重大，但是投票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立即可怕的結果，而且是由全部所有的人共同承擔。因此對於選擇上的恐懼，就沒有感到這麼謹慎，反正只要不爽任何一項就自然而然會投給韓國瑜，這就是民主的困境，也是柏拉圖覺得要哲學家治國的主要原因。

馬基維利會讃許韓國瑜嗎？我覺得會！

那麼對柯文哲或黃國昌，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