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提名為監察院副院長的前台東縣長黃健庭，於二○○四年擔任立委期間，涉嫌收受藥商回扣兩百多萬元，而向榮民醫院關說常備用藥，致被以圖利等罪起訴，並具體求處十年有期徒刑。惟於圖利部分，從第一審判決開始，就認定無罪，而在二○一八年十月的更一審判決，則僅以觸犯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等罪，判處五個月有期徒刑，並得易科罰金。此案雖未確定，卻也浮現圖利罪於適用上的爭議。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務員於職務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惟就民意代表來說，並無具體的法定職權，其所謂職務行為的界定，就處於可大可小的伸縮狀態。尤其若採廣義的一般性職務或實質影響力說，則對於民意代表受到私人請託政府標案的關說，甚或是法案的通過，都會被認定是職務行為，若因此收到政治獻金，不論數目多寡，都可能落入公務員受賄罪的處罰範疇。

故為避免受賄罪的無限擴張，關於職務行為勢得採狹義的法定職權說。而因立委並無具體職權，若有涉及關說且因此讓私人得利，不論有無收受利益，就會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即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惟此罪之成立，於主觀上必須明知違背法令，於客觀上，還必須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才足以成罪。故民意代表為私人來遊說公部門，是否屬明知違背法令，實有相當大的解釋空間。甚且，找公務員來開會協調，能否說是民意代表以身分來施壓，恐也有很大的疑問。

故黃健庭案，基於罪刑法定與罪疑惟輕原則，就圖利部分處以無罪，似無太大懸念。只是如前立委高志鵬，因為私人公司欲以先租後買取得國有非公用地而開協調會，並收受五十萬元且申報為政治獻金，卻被以圖利罪判處四年半有期徒刑確定。如此的反差，實凸顯圖利罪的飄忽不定，是否被定罪，就存有射倖性，致該檢討其存廢。同時，面對瀆職案件，動輒超過十年的審理時間，也讓人質疑，講得震天響的司法改革，到底有何成效？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