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鵝絨革命到野百合學運

 

在「不顧中國反對」的情況下,由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s Vystrcil) 所率領的89人大型訪問團,於8/30日正式的抵達台灣,展開了兩國之間前所未見的正式交流。 在他們訪台的緊湊行程當中,韋德齊議長在政治大學與立法院的兩場公開演說,成了眾人的觀察重點。 而昨日(8/31)下午在政大,便是議長的第一場公開演講。 在這場演說中,韋德齊議長有一段話提到,他認為捷克學生於1989年11月的表現,與台灣學生在1990年三月的表現同樣的勇敢。 議長並簡述了他對野百合學運的了解,以及接續在台灣所引發的民主改革歷程。 他強調兩國這段各自由大學生推動的民主改革運動史,正凸顯示了台捷兩國在民主奮鬥路上的共通之處,也是台捷兩國之間的一份跨越歷史的連結。

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關聯,在此僅以一位當年野百合學運成員的身分來回顧,韋德齊議長所提的這份跨國連結,以及這份有著因果關係的歷史臍帶。

許多研究台灣近代民主發展史的學者都同意,1990野百合學運的發生是綜合了許多來自內外部的因素。 而台灣站在本位主義的立場,比較少人提及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就是: 自1989年起東歐諸國如骨牌般的民主運動對遠在東亞的台灣社會所帶來的啟示,以及對台灣青年學子所帶來的感動與召喚行動的勇氣。

需知當年台灣的大學生,才剛從媒體上目睹了發生於天安門的中國學生運動,在1989年6月4日被解放軍血腥鎮壓的慘狀。 以中國國民黨的獨裁本質與過去曾在台灣四處發生的白色恐怖事件,當年台灣的大學生在參與民主運動時,心中必然也恐懼是否會遭致與對岸中國大學生類似的下場。 六四的屠殺結果使當時的台灣青年們對國民黨政府中的保守勢力究竟會採取何種方式來壓制學生民主運動,心中其實是充滿著極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自1989年下半年所開始發生一系列的東歐民主運動浪潮,包括1989年6月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10月份發生於匈牙利的民主轉型運動,10月18日東德柏林圍牆的倒塌,11月初保加利亞的民眾示威運動,再到11月16日由捷克大學生走上街頭所爆發的天鵝絨革命。這些東歐民主化的真實事件不但鼓勵了我們,更猶如一劑又一劑的強心針般地為當年台灣的大學生們注入了充沛的勇氣。 其中又特別以捷克大學生所領導的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最為鼓舞台灣青年。 天鵝絨革命的成果是迫使捷克共產黨在11月28日宣布結束一黨專制,並在1989年12月29日所實施的民主選舉中,選出了詩人哈維爾成為當時國民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的總統。這段捷克政權和平演變的過程燃起了許多台灣青年的希望,在當年的學運社團中,大學生們十分關心報紙上每一則報導捷克民主運動的新聞,並被激起了有為者亦若是的信念。 因此,當隔年三月我們看到了中國國民黨萬年國會的貪婪擴權,與黨內主流非主流的激烈鬥爭時,再也不願忍受的青年學子們便在各校學運社團的帶領與組織下,發起了後來被稱之為野百合學運的民主運動。

1989年11月在初雪飄落下群聚在布拉格街頭的捷克青年,他們可能壓根也沒想到的是,他們的果敢的行動與勇氣其實不只終結了捷克共產黨的統治,也帶給遠東一處島國上的許多青年們放手一搏的勇氣。 感謝布拉格的青年們在31年前為追求民主所立下的寧際革命典範,並將這份浪漫的情懷與信念跨國傳遞給了我們當時每一位追求民主的人推倒威權體制的決心。即使語言不同,但這段歷史的確成就了台捷兩國之間可以持久同感的連結。

時序回到2020的今日,台捷兩國除了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歷程有著相似的經驗,在全球化的世界裡目前更面對了共同的潛在威脅,那就中國共產黨欲以大國崛起之勢來滲透世界各國的野心。雖然捷克目前的總統面對中國時採取的是不得罪中國的路線,但我們很欣慰能看到參議院議長韋德齊願意承繼已故的捷克前參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站在正義的立場堅持與台灣友好,且不畏中國的壓力站在捷克自主尊嚴的立場率隊來台灣訪問。 捷克與台灣雖然都不是地廣人稠的大國,但我們相信兩國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堅定信仰,勢必讓我們能在聯合抵抗中共野心的國際情勢下,攜手成為自信驕傲的夥伴,並繼續鼓舞世界上許多仍在為民主奮鬥的國家。

(作者為前野百合學運文宣組召集人,現服務於資通訊產業)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廣場〉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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