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走回計劃經濟?

 

習近平頻密提及「雙循環」的「發展格局」,要求民營經濟人士「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將民間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改成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圖/取自中國政府網(資料照)

習近平頻密提及「雙循環」的「發展格局」,要求民營經濟人士「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將民間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改成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圖/取自中國政府網(資料照)

 

雙循環的提出

面對中美貿易的衝突與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習近平從7月就頻密提及「雙循環」的「發展格局」。習近平在安徽考察時,提到「雙循環」是長期戰略部署。8月24日在召開的中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他再次談及「雙循環」,稱要強調以通暢的國民經濟循環為主。由於習近平多次在會議上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使外界更推測,預定在10月召開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即將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規劃。那麼,所謂國內國際雙循環,其內容究竟如何?很顯然人們還無法得知。

然而,由於中國目前面臨嚴峻的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因此一般的看法是認為「內循環」是中國應對外部壓力而啟動「閉關鎖國」之舉。當然,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這一輪調整是從外循環為主轉型到以內循環為主,而非捨棄外循環。

對民間企業統戰的開始

在雙循環的主張提出之後,9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全文,指出:要「建設高素質民營經濟代表人士隊伍」,統戰工作要面向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

這個通知說:統戰工作對象主要包括民營企業主要出資人、實際控制人,民營企業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經營者,民營投資機構自然人大股東,以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為主體的工商領域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相關社會服務機構主要負責人,民營中介機構主要合夥人,在中國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個體工商戶。

該通知要求,加強民營經濟人士思想政治建設,「鞏固擴大政治共識,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這個通知一出來,令人驚訝的是:被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民營企業人士包圍之廣,廣到連港澳工商界人士都包括在內。所謂雙循環的內容的一角,透過這個通知,吾人似乎就可稍微一窺其動向了。中國利用改革開放要消滅美國的野心一旦受挫之後,面對美中貿易大戰與全世界的聯合反中共體制乃至供應鏈重組已然形成的局面,中國在習近平的主導之下,顯然必須調整體制以便因應。從《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來看,中國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管控,已讓人們可以嗅出:中國共產黨顯然是要將由民間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改成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對於這個計畫經濟的內容,我們可以預測的是:它的內容將會一步一步越來越清楚。

計畫經濟會成功嗎?—談海耶克的理論

問題是:習近平這樣的做法會成功嗎?其實,蘇聯的瓦解與東歐的民主運動造成共產黨的瓦解,都已經顯示出政府掌控國民經濟的計畫經濟必然只是資源沒有效率的分配與低度的經濟成長。在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體制瓦解之前,其實西歐早已有研究認為計畫經濟並不是馬克思們所抱持的夢幻經濟體制,而最早提出這個看法的學者就是海耶克。

(一)經濟計算論爭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是出生於奧地利的經濟學家,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成長的時代,是社會主義思想盛行的時代。當海耶克在開始正式的研究活動時,俄國建立了革命政府,而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也參予了政權,社會主義就發展成為世界的一大潮流。當時做為一位經濟學之學徒而在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之下學習的海耶克就直接感覺到社會主義做為經濟理論,不論其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主義,都是很難具有妥當性的主義。後來他的老師米賽斯寫了《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而引起了「經濟計算論爭」。在「經濟計算論爭」中,他從理論上解明社會主義所會有的困難點,而擔當了此次論爭的核心角色。在「經濟計算論爭」中,論爭的主要論點是:一邊維持市場經濟的效率性,一邊又如何能將經濟加以計畫呢?這樣做是否有可能呢?對此,海耶克的解答是:當我們能將我們所具有的知識加以集中管理、操作時,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才會成功,但是知識其是實散布在無數的個人之間,因此人們如果說「為了適當地將經濟活動加以組織化而要把不可欠缺的知識集中於中央當局」的話,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社會主義在它本身上就包含了理論上的困難,而這個理論上的困難是不可能解決的。舉例來說,決定俄國的經濟計劃者主要是史達林,史達林以他個人的偏好所決定的經濟計畫,就會使生產者生產他想要的但卻不是其他一般人民所想要的,而這就必然造成經濟資源的浪費與人民經濟物資的缺乏。


海耶克,CH(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當時,海耶克透過論爭不斷強調知識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以及這個知識只能經由市場經濟的系統被有效加以活用,這個知識是不能經由市場經濟以外的系統被有效活用的。但是當時對於海耶克這樣的主張卻很少有人要去認真傾聽。對於海耶克來說,上述的結論其實是意味著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當時的發展驅勢對此種看法並不介意,因此有關知識的問題就未被意識到會是問題的所在。知識的問題(亦即知識的集中、管理、操作)縱然存在,但它被認為只不過是隨著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例如快速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等等)而會漸漸被排除的小小障礙。當時由於社會主義的勢力已是既成事實,因而海耶克在論爭中就不得不敗北下來;而且1929年的世界恐慌(Great Depression)使凱恩斯經濟學誕生,於是述說自由經濟優越性的米賽斯─海耶克流派的經濟學理論就被當做是「時代錯誤的胡言亂語」而被加以排斥。

(二)「自生的秩序」與「被設定的秩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海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就先脫離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而把他在研究上的努力集中在「社會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的背景思想之探尋」上面,也就是他想探尋:「基於某些計畫要將經濟重新組織的思考(亦即計畫主義的思考)之背景思想」。這種計畫主義的思考在當時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之間是相當流行的,但對於海耶克來說,這種計畫主義的思考卻只不過是錯誤而已。  海耶克把社會秩序分成「自生的秩序」與「被設定的秩序」(a made order)。所謂「自生的秩序」(cosmos)是依未具有特定目的的「一般規則」所形成的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之下,我們的控制力變小了,各人只有依循這種「一般規則」的時候,才能夠自由追求各自不同的多樣目的。那麼「被設定的秩序」是什麼呢?歐陸的合理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理性才能達成人的目的,因此社會制度是依理性之法而被造作出來的,因此他們認為社會制度也應以「理性所預先製造出來的設計」為基礎來建構。而在此,合理主義者們所說的規則就是「為了施行被預先設定之目的所被造出之規則」。這許多的規則是與這種目的互相結合的,而這些具體規則所引導出來的社會秩序,海耶克將此稱之為「被設定的秩序」。而計畫經濟正是這種被設定的秩序之產物。

(三)市場經濟是「自生的秩序」

1947年,海耶克組織蒙貝樂蘭協會(Mont Pelerin Society),擔任首任會長,於此之後的將近三十年(1974),他因為對市場經濟獨自的研究成果而得到諾貝爾獎。他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自生秩序之一種,在市場經濟之下,人們是看著價格而生產或是看著價格而購買商品;相反地,這個選擇的整體就會變成供給與需求而去形成價格。人們把「要使用於生產的技術性知識」與「對自己之需求偏好有關的知識」留在各個人自己的手中而對之就利用其成果。他認為推動經濟的知識之大部分是「委諸於當事者本身來說是比較適當的知識」;因此人們即使想把知識加以集中而有計畫地去運作,這也不會成功。因此適合於市場經濟的制度並不是「由學者、官僚合理設計而由上而下所導入者」,有很多制度是從人們的行動與習慣自然產生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例如財產制度、交易規則、貨幣制度都是從人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動的結果而產生的。因此,要確立符合於這個秩序的「法的統治」(Rule of Law),是資本主義之下的政治課題。

如何幫助中國人民透過革命推翻共產黨

假如習近平的雙循環理論是以「政府掌控國民經濟的計畫經濟」為核心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的瓦解是必然的趨勢,這只要看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發展歷程即可清楚知悉。從習近平的言論與各種作為來看,他顯然無法脫離毛澤東的思想框架,而他似乎也以恢復計畫經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之一。面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台灣與世界各國要密切注意中國可能產生的變局,加強與中國民主異議人士的來往,幫助中國人民透過革命瓦解共產黨的統治,這應是我們必須立即考慮的重要政策。

< 資料來源:《民報》【專欄】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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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正修

張正修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台灣社會科學研究者。日本東京大學碩士,1985年修完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研究科博士班課程。曾任考試院第10屆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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