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自由廣場》吳其哲先生投書提及：「未來日商將需要更多懂日文與英文的國際幹部。日文有大量漢字，歐美企業菁英難以學成。其實，最吃香的是台灣青年…」甚表贊同。但除了漢字外，「行為模式」和「台語中的殘留日語」更是台灣青年的優勢。

先從「行為模式」說起，根據筆者經驗，公司開會時通常日本人會提早到場準備，而中國人會遲到還有理由，台灣人則不疾不徐準時到。另外，私底下在公眾場合，從手機放音樂出來聽，在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在以團體為中心的日本，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台灣則是偶會發生。試問如果各方面條件一樣，日商會錄取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而「台語中的殘留日語」，在我們台灣人自己還沒重視前，日本作家安田敏朗就曾在「かれらの日本語 台湾残留日本語論」（中譯本《他們的日語 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台灣人的日語》）一書詳實記載包括原住民語的「台語中的殘留日語」。事實上，目前台語摻雜許多日治時代遺留的日語，而且大部分是日本外來語。像是「啤酒」，台語叫「麥仔酒」或「必鹵」，後者說得尤其多。其發音就是從日語「ビール」來的。「ビール」其發音又是從英語「Beer 」來的。而在中國則是普通話「啤酒」音譯成閩南語。

半世紀的日治時代，影響我們的「行為模式」和「語言」，單就想進日商公司的人而言絕對是優勢。但對其他大部分台灣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珍惜母語資產，練就學習英日語等外語捷徑。只可惜，現在的台灣青年通常只在罵人時會不自覺地脫口而出他的母語。

（作者為英日語領隊導遊，金門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