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黨從左派變成開放派?

桑德爾對美國能力主義的批判

美國總統大選至今仍無法正式確定拜登的當選。川普總統陣營提出了種種的證據,認為此次總統大選有中國的介入,且舞弊重重,……。對於身處台灣的我們來說,這種種的消息,我們實在難以親身目睹,並對之做任何的評論。但是這次選舉,曝露出美國社會的矛盾,倒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好處,因為民主可以透過選舉讓社會的問題浮出,讓大家想辦法去解決。其實法國的家族人類學家托德(Emmanuel Todd)即曾為文指出美國社會的內部矛盾,作者在民報專欄當中,已在4篇的文章《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當中,做了詳盡的介紹。

1990年代的柯林頓時代,美國政府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並推動金融管制的鬆綁,配合高學歷官僚與企業菁英的價值觀,喪失勞工的支持。於是這就變成高學歷者投票給民主黨,低學歷者投票給川普,教育是分裂美國政治的最大因素。圖/擷自維基百科,Pixabay,民報合成

1990年代的柯林頓時代,美國政府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並推動金融管制的鬆綁,配合高學歷官僚與企業菁英的價值觀,喪失勞工的支持。於是這就變成高學歷者投票給民主黨,低學歷者投票給川普,教育是分裂美國政治的最大因素。圖/擷自維基百科,Pixabay,民報合成

 

由於台灣的生存與美國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目前國內有關美國總統與台灣未來之關聯性的文章甚多。由於川普總統對台灣非常友善,因此,作者個人當然希望川普能夠連任,有些朋友甚至因此笑我是川粉。然面對台灣未來的發展,不管誰當選總統,我們都必須面對,也必須與之保持良好關係。因此,我們必須撇開個人的感情、喜好,而經常以冷靜的頭腦,來觀看美國的發展,了解美國的可能變化。

一、桑德爾與托德之異與同

其實,國內一般人對於美國的政黨看法,大致上都認為:民主黨是主張社會福利國家的左派政黨,比較親中,而共和黨則是保守政黨,反共、反中。只是這種看法在美國其實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民主黨是否還可以稱為左派政黨呢?托德對此其實已經提出質疑。今天,作者要另行介紹一個出名的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看法,讓大家可以更看清楚美國社會今天的問題何在。

其實很多人都聽過桑德爾的名字,他到過很多國家進行演講,而風靡世界,他是哈佛大學出名的政治哲學教授,他的立場跟大部分的美國知識分子一樣,是liberal 的,是偏民主黨的,而他在總統選舉上,也是支持拜登的。歐美大部分的學者對於川普總統是採取批判的態度,但是桑德爾卻和托德一樣,批判民主黨的主要支持基礎=高學歷菁英階層。他認為拜登即使成為總統,但民主黨與其主要支持基礎=高學歷菁英階層都必須大大的改變。

二、桑德爾對民主黨敲響警鐘

在12月初的最近,桑德爾提出了《為什麼川普總統獲得超過上次總統選舉票數的7000萬票呢?》的疑問,而對美國民主黨敲出了警鐘。

他認為川普總統在因應武漢肺炎上,於許多地方是失敗了,但儘管如此,卻有超過7000萬的美國人投票給川普總統,且得票數超過上次的總統選舉。

三、民主黨從左派變成開放派

(一)民主黨菁英吹捧能力主義造成勞工、庶民的反叛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他說:民主黨不要因為拜登當選總統而傲慢,而應好好反省。

他說:這數十年來,自由派(liberal )的政治家等菁英階層為了因應全球化,就吹捧「能力主義」(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文化。換句話說,這就製造出高學歷的菁英們的立場越來越強的社會與文化。

這個結果當然就造成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反彈,而產生社會很大的分裂。本來,民主黨這種中間偏左的政黨是應該努力於傾聽庶民的聲音,並回復社會的公正性才對,但是民主黨並不這麼做。

過去的民主黨是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政黨,但是從1970〜1980年代左右起,民主黨就開始變化,在1990年代的柯林頓時代,美國政府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並推動金融管制的鬆綁。但民主黨並不在意人民經濟的差距,而使自己配合高學歷官僚與企業菁英的價值觀,並喪失勞工的支持。

於是這就變成高學歷者投票給民主黨,低學歷者投票給川普,而產生「高學歷菁英階層 vs 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分裂,其中教育是分裂美國政治的最大因素。

像民主黨這樣的人們,他們對於全球化,認為其選擇已不是左或是右的問題,而是開放或是封閉的問題。所謂開放就是意味這資本、商品與人越過國境而自由地移動。而這種狀態不只是被他們認為是不可逆轉的,而且被它們認為是應被加以讚揚的。

無論是怎樣類型的看法,只要是對上述這種看法不贊成者,對於他們來說,就意味著是偏狹的思想,是具有偏見、敵視世界公民主義的認同(cosmopolitan identity)。

於是處於社會頂峰的人們就被認為是有在這個位置的理由,而落伍的人們也被認為是有在其位置上的理由。換句話說,後者的人們被他們認為是無法做出有效果的努力,是無法取得學位的人。

於是隨著中間偏左的政黨與其代表人越走向中產階級化,那麼追求往上爬升的趨向就越強。於是民主黨人士就依賴專業階級,而以之為自己的支持者,在籌措選舉運動資金的方法上,他們就依賴公費補助制度。但是到了2008年,歐巴馬被推為總統候選人時,他首次募集到了超越共和黨對手的資金。這是一個轉捩點,但是當時並沒有被注意到,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藍領階層的勞工於是就被迫要做出極端的選擇,亦即:是要提昇自己的能力主義呢?或是背負起自己會失敗的重擔呢?在這樣的過程當中,許多勞工就有著被出賣的感覺,而把票投給民主黨以外的政黨。

桑德爾認為近年的「民粹主義的造反」其實就是對「能力主義的暴政」的反叛。經驗到「能力主義之暴政」的人們就在能力主義以及與能力主義相關聯的政策之前,被迫去嚐到屈辱感。


桑德爾認為近年的「民粹主義的造反」其實就是對「能力主義的暴政」的反叛。圖/擷自哈佛大學正義講座影片

(二)高學歷菁英階層的偏頗

桑德爾教授認為高學歷的菁英階層有一種很強的偏向,認為自己所得到的成功與有利的地位是透過自己獨自的努力而獲得之物。但是,桑德爾認為高學歷菁英階層的成就其實有很多是因為「運」的關係,例如自己所成長的地方社會、對他們加以照顧的教師、祖國、人生的際遇等等所給與的援助,他就舉出長春藤名校(Ivy League )的2/3的學生是出身於美國前20%的所得收入家庭。他說:哈佛大學雖然進入之門很狹窄,但是能夠入學的不只是靠自己的實力,其所出身的家庭與周邊環境的援助、幫忙考試之準備的家庭教師的存在等也是影響的重要因素。

(三)市民社會的改造=製造能讓《不同階級的人》與《生活條件不同的人》相遇的公共空間

但是,他認為現在的菁英階級傲慢,沒有謙虛之心,他認為菁英們必須改變。為了培養謙虛的菁英,使民主主義國家的市民互相分享、互相分擔的公共空間是有必要的。換句話說,要在與民主主義國家相符合的生活上,去重新製造出必要的市民之基礎空間,讓不同階級的人與生活條件不同的人能夠相遇。也就是要將市民社會加以革新、改造,使其活力展開起來。更具體來說,要充實公立學校,製造出《使各種社會階層的小孩子能夠一起學習的環境》。托德認為,在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社會當中,高學歷菁英等的人生勝利組在自由貿易的大義名分之下,制定了對他們的自己有利的政策,形成了對他們來說是方便社會,像這些都是必須從正面加以批判的。桑德爾對此雖未直接言及,但似乎可嗅出有著這個味道。

四、結語

全球化對於民主國家都帶來了民粹的現象,這或許就是所謂經濟決定政治的一個顯現。國內對美國的各種分析如果能夠更加從不同角度加以深化的話,相信對於我們在制定各種對美政策乃至對外政策時,一定會有很大的助益。

< 資料來源:《民報》【專欄】引用網址 >
分享文章:

作者 張正修

張正修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台灣社會科學研究者。日本東京大學碩士,1985年修完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研究科博士班課程。曾任考試院第10屆考試委員。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