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中的人性:封院的和平與只出不進的桃醫

小時有兩個畫面造成的恐懼至今都烙印在我腦海,直到現在,走在台北街頭我都不時會抬頭看看。

一個,是戲劇《台灣靈異事件》裡頭,冤死的紅衣女鬼,在行徑間的高架捷運車窗內,瞪著高架底下的負心漢;另一個,就是SARS爆發、和平醫院封院時,高樓窗內醫護無助的眼神,在她身邊,用A4紙手寫著「要分區隔離,不要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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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醫院封院毫無配套

對一個孩子來說,和平醫院封院就像鬼故事。你可能只是來陪家人動個小手術、來領個藥,甚至只是探望朋友或借個廁所,但台北市政府一聲令下,你就要不明究理地、毫無預警地被關進這個密閉空間,獨自面對看不見的、死亡率超過10%的病毒。

一種恐懼來自其中的隨機性:這些人並不是生病或犯了什麼錯才被關進和平醫院,他們只是不巧在那裡,每個人、包含我都可能不巧在那裡,莫名其妙地被囚禁、生病、等死,多麼無辜。

而另一種恐懼,則是害怕人性的自私:當時幾乎每個人、包含我在內,心裡都默默希望把SARS病毒跟其他上千個台灣人一起鎖在和平醫院裡,即使明知道其中多數人是健康的。

把和平醫院裡的人稱作英雄,只是為了隱藏我們的自私,而這種自私最終反噬了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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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期間台灣醫療相關殉職人員(來源:維基百科

沒有經歷過SARS的年輕朋友可能很難理解,為何會有這麼多老人在武漢肺炎期間指控政府蓋牌隱匿疫情。在現今的台灣,如果有一點點感染武漢肺炎的可能,我們都會希望自己接受檢測確認是否染疫。但是,活過SARS期間的老人有著這樣陰暗的記憶:因為和平醫院封院帶來的恐慌,害怕自己或家人被強迫關進醫院等死的民眾,往往會選擇隱匿過往病史,導致相關疫調及管制都失去意義。

高雄長庚的院內感染就是這樣爆發的。在台北和平醫院封院的兩天後,一位病人到高雄長庚急診,當醫師按程序詢問是否到過北部疫區或其他醫院就診時,家屬都加以否認,於是病人被安排住進胸腔科病房。

幾天後,他的病情急速惡化,由於症狀與SARS極為相似,在院方追問下,才發現住院患者曾在傳出SARS疫情的台北仁濟醫院接受治療。高雄長庚緊急招回曾第一線照顧他的醫護人員進行檢查,但為時已晚,感染已經擴大,最後台灣成了世界上最後一個從SARS疫區除名的地方,而曾治療這名病患的林永祥醫師,不幸成為南部唯一一位因SARS而殉職的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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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醫院的感謝牆上,紀錄了民眾捐贈物資的愛心

因為有了SARS的慘痛經驗,才會從當初和平醫院「不進不出」的突襲式強制封院,變成如今桃醫的「只出不進」。你不需要再隱匿相關病史,只要誠實接受疫調,你就能接受最完善的治療,然後健康地重返生活。沒有人會把你和其他患者一起關著自生自滅,沒有人會強迫你演一個你根本不想作的英雄。

當年和平醫院封鎖線兩邊,那一雙雙對人性失去希望的雙眼,成為了如今桃園醫院門前,滿滿的愛心早餐、健康食品跟手寫感謝卡片;走過當年那段抗煞歲月的醫護們,如今已成為最令人安心的第一線,是我們最堅實的防護盾。但與此同時,至今仍不願承認SARS防疫錯誤的決策者,還在對指揮中心指指點點,新聞爆出部分餐飲業者不願接待桃園醫護,更有5個縣市發出了「禁桃令」,試圖把團結台灣人分成「我們」與「他們」。

卡謬在談論他的《鼠疫》時曾說,這部作品是關於「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在名為SARS的這場瘟疫期間,恐懼凌駕了人性,獨裁凌駕了專業與事實,就像過去的白色恐怖,無辜的人被囚禁等死,社會間的信任瓦解,人人只想著自己的生存,不在乎他人的犧牲,病毒不只帶來了疾病,更喚醒了尚未遠去的威權幽靈。

如今,在疫情再度籠罩的此刻,走在台北街頭的我仍不時會抬頭看看高樓的窗戶,想起當年和平醫院內外的台灣人。一眨眼快18年過去,有些人仍活在威權時代離不開,但希望更多數的我們都有成為更好的人,別再迷信威權的效率,別再重複違反人性的舉措,別再要求少數人為大局犧牲,那不是什麼高尚的英雄主義,那只是不願承認的自私與卑劣,這種虛偽的包裝只會讓你變得比原本更噁心。

< 資料來源:林艾德的大腦迷宮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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