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是全球問題，值得觀察的是，為了解決疫情，國家／政府的權力可以擴張到什麼程度？人民的基本權利會受到幾多侵蝕？也就是人民可以讓渡自己權利到幾多？從而看到專制政權與民主政體之間的天壤之別。

獨裁專制的國家，人民啥權力也沒有，要殺要剮，任憑政府為所欲為；中國是一個例子，北韓是另一個例子。武漢爆發肺炎，中國要封門就封門，要封城就封城，人權是個屁；染疫成災，建方艙把病人鎖在裡面，人命是個屁。北韓在疫情初起，金正恩一開始就痛下殺手，染疫者死，違反防疫措施的也死罪一條，沒有二話。

民主政體到底不同，重點在人民的基本權利能讓渡多少？民主國家的憲法，其實是權利保證書。民主理論的基本，是政治權力固然必要但也危險，任何預防權力濫用的手段都難以達標，將足夠權力交給政府多少帶有冒險成分；所以在讓權與限權之間會有抗爭。菲律賓與巴基斯坦都是民主國家：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揚言，不打疫苖的可以選擇離開菲律賓或坐牢，儘管國內有律師表示：「就算緊急事態，沒有一條法律容許總統用這個理由逮捕民眾。」問題是，二○一六年杜特蒂宣布販毒者死，至今大約有六千一百名犯人因販毒或有關罪名遭判死刑，即使國際刑事法庭為此展開調查，能奈他何？巴基斯坦有地方政府宣布，拒絕接種疫苗的會對他們採取手機斷訊的手段，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更表示，公務人員不接種，將停發薪水。美國是民主國家，個人主義當道：戴口罩，有人抗議；封城，有人抗議；打疫苗，有人抗議……，不一而足。

回頭來看台灣。武漢肺炎的肆虐，台灣要面對的政治現象是，政府權力與人民權力的拔河；換句話說，為撲滅疫情，人民願意讓渡多少權力給執政當局？這條紅線要怎麼劃？下面舉四個例子來看看。

第一例。實聯制是台灣一大創發，目的在幫助疫調人員掌握個案相關活動史及匡列接觸者。重點是，實聯制會不會侵犯隱私權？會不會遭到警方「挪用」？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張淵森與司改會的質疑有道理，即使抗議無效，至少警告政府不可逾越。

第二例，都出於高雄市政府。高市府出公文表示，不打疫苗的醫護人員要提出不打的診斷相關證明，否則開罰。同樣的，對違法特權施打的前立委張顯耀裁罰。高市府的鐵桿作風，遭到「侵權」與「濫權」的批評。但高雄市政府強調於法有據，且符合正義公平原則；在法治下，若不服，自可提起訴願。

第三個例子是台北市政府獨創「打假新聞專區」，用看板點名蔡姓媒體記者「以假消息當獨家」，質疑議員陳怡君「質詢有誤」。台北市府違反憲法的「言論自由」及〈直轄市自治法〉的「言論免責權」，明顯逾越紅線，無辯論的餘地。

台北市政府昨（24日）獨創「打假新聞專區」，在記者會最後由發言人公開媒體、記者姓名，列看板開炮直批假新聞，甚至點名議員質詢資料有誤。（北市府提供）

第四例是監院傳出要約談陳時中，調查四案，看來會胎死腹中。監院當然有權調查，為什麼民意反彈那麼大？人民不願讓權給監院，凸顯監院憲政地位的難局。

台灣人民固然像給空白支票般授權給執政黨防疫，但授權與限權之間，自有或大或小的緊張和鬥爭關係。至少我們是民主國家，選舉時可再授權或收回。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