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青差一點成為線民

 

  近日因民進黨立委黃國書當年是情治單位線民,被新潮流除名,並主動退出民進黨團,引發河道上熱烈討論。我想起自己昔時曾差一點成為線民的過往,如果沒有守住那條線,今天的我將如何面對。

  這篇短文是2021年4月寫的,2021年5月發表於《文訊》427期,加一段前言,轉貼在臉書,並非專為黃國書線民事件而寫,而是記錄一個小文青如何差一點成為線民的親身經歷。

  初識孟東籬是在楊逵的東海花園,彼時孟東籬剛離開位於花蓮鹽寮海邊的濱海茅屋。鹽寮在壽豐鄉,我是壽豐人,卻與孟東籬在百里外的大度山遭逢。

  在我負笈異地時,孟東籬來到花蓮,以花蓮為生命的淨土,將所有塵世的牽拌留在立霧溪以北,帶著朝聖般的心境飄然南下;花蓮是孟東籬生命中永恆的座標,在東海岸鹽寮築屋而居的歲月,使翻譯家孟祥森轉化為散文家孟東籬。

  1979年春天,孟東籬離開濱海茅屋,來到大度山,在東海別墅開一家大度山房賣書。在後來的歲月裡,孟東籬數度離開濱海茅屋又回去,回去又離開。在一次偶然的機緣裡,孟東籬到東海花園造訪老作家楊逵,我剛好在幫楊逵種花,因而相識。彼時楊逵的孫女楊翠讀臺中女中二年級,楊菁還在小學,黑不溜丟的,在花園跑來跑去。

  1977年秋天我負笈大度山,成為歷史系的大一新鮮人。因著中學時讀過楊逵《鵝媽媽出嫁》,負笈東海後,來到花園找尋作者的蹤跡,沒課時會到花園幫老人種花。1976年詩人林梵 (林瑞明) 與高中同班同學林載爵住在東海花園上方的果園小屋,兩人同時撰寫碩士論文。撰寫論文之餘,兩人會到東海花園幫老人種花,林梵並且於1978年出版《楊逵畫像》(台北:筆架山),林載爵則發表了〈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與〈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兩人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的先行者。1977年林梵從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1979年詩人林梵退伍,任教成大歷史系,帶成大歷史系二年級學生與東海歷史系聯誼,我因得初識荊林梵。

  接續林載爵和林梵到東海花園種花的是路寒袖,路寒袖1976年於臺中一中畢業,未參加大學聯考,來到東海花園種花,1977年考進東吳中文系,我則於此年進入東海歷史系,與路寒袖錯身而過。路寒袖臺中一中同班同學詹宏達就讀東海音樂系時高我一屆,後來路寒袖和詹宏達合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閩南語歌曲。

  1969年以錢永祥為中心的左派青年,因著林載爵的引介,來到東海花園找尋日治時期臺灣左派源頭,以楊逵為臺灣左派的代表。

  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方酣,一些本土作家會到花園來看楊逵,某藝術家替楊逵在花園雕塑了送報伕,民歌手鄧志浩為楊逵寫了一首〈野菊花〉,迄今我仍能隨口唱出。

  我因為高一時曾被教官約談,上大學後謹小慎微,不敢參加學校的思想性社團和文學性社團,包括東海非常著名的思想性社團東風社,我也沒有參加,算是一個很不帶種的學生。於是我在國樂社吹簫笛,在登山社當高山嚮導。東海大學登山社第一位完成五岳三尖的羅耿介,第二位完成的林日祿,我都相伴以行,反倒自己差一座大霸,未完成五岳三尖,留下小小的遺憾。彼時東海的思想青年圍繞在社會系高承恕老師身邊,我亦不在這群人裡面。在東海大學求學時,學校有一些文名很大的學生,包括建築系高我兩屆的金光裕、念生物研究所的顧肇森、中文系高我兩屆的柯翠芬、工業工程系高我兩屆的李近,寫詩筆名近人,小說家小野 (李遠) 的弟弟,外文系高我兩屆的傅君;學校很活躍的文學社團東海青年寫作協會,會長是外文系高我兩屆的李勤岸 (進發),當時筆名牧尹 (後來任教於臺灣師大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會長是我的同班同學林鶴玲 (後來任教於臺大社會系),劉還月則在牧場當工人,當時用劉不揚的筆名,在寫作協會頗為活躍。1979年時,這些人同時在東海念書或工作,學校文風頗盛。其中除了柯翠芬、傅君和同班同學林鶴玲之外,我大部分不認識。縱使和孟東籬有一搭沒一搭地談著文學種種,亦只是在校園內停步寒暄。

  同學們稱孟東籬老孟而不名,瘦長的身裁,想像中孟東籬長得就該是那個樣子,我對孟東籬說少年時代曾讀過他翻譯的幾本書,老孟笑了笑。我們談了一些文學和哲學上的問題,彼時我是就讀歷史系二年級的小文青,還沒有開始寫作,除了喜歡閱讀之外,並未受過學院式的哲學和文學訓練,對文學和哲學其實是陌生的。

  後來在校園裡看到老孟都會寒暄幾句,孟東籬大部分時候都與蘋蘋同行。

  偶爾和孟東籬談起濱海茅屋,我告訴老孟我是壽豐人,濱海茅屋可是蓋在我的故鄉鯉魚尾。雖然我住在縱谷地帶,濱海茅屋在海岸山脈那邊。

  1979年是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和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幾本五四相關的書,一時間五四話題在校園和媒體隱然復活。五四這一天孟東籬在大度山房舉辦座談會,林載爵老師是與會者之一。四月末五月初的某個深夜,一位政治系學長到我住的墓園小屋來找我,要我去參加孟東籬主辦的五四座談會,希望我將與會老師和同學名單抄給他。學長來找我時,我心理是很害怕的,我跟學長說我有兩個條件。學長要我說說看,我說第一個條件是不論我是否答應,都不可以跟任何人提起。學長說這沒問題,繼續問我第二個條件,我說我不去。我不知道彼時如果我答應了,並且提供與會者名單,是否就成了所謂的抓耙仔。而有了第一次會不會有第二次,然後成為職業線民,如今想來仍不免心驚。我也不知道彼時拒絕學長,是否有留下記錄。

  1979年12月10日發生美麗島事件,全島大逮捕的次日早晨,六位檢調憲警來到我居住的墓園小屋,室友鄭梧桐已經到學校上課,小屋只有我在。憲警大喊,「陳忠信,不要動」。我趕忙辯解,「我不是陳忠信,陳忠信是個矮冬瓜」。憲警要我拿出學生證,看到我的名字才倖倖然離去。後來我跟忠信哥說,我不是有意消遣他的身裁,忠信哥說他完全理解。憲警為什麼到墓園小屋來抓陳忠信,係因和唐香燕學姊結婚前忠信哥住在這裡。事隔多年以後,林載爵老師告訴我,前一天晚上憲警已經去查過林載爵老師家,蓋因陳忠信新婚所租賃的房子,後來由林載爵老師接手,林師母文庭澍和忠信嫂唐香燕是姊妹淘。

  美麗島事件後,到訪東海花園的人少了,不久孟東籬也離開大度山。在後來的歲月裡,我因有幾年時間乞食於編,在《聯合文學》雜誌打雜,會在臺北的各式文學活動場合遇到孟東籬,見面的時候我總是告訴他要找一個他在的時間去濱海茅屋;但人生就是這麼奇怪,許多人在濱海茅屋遇到孟東籬,而我始終緣慳一面。甚至在一些群眾運動的場合與孟東籬巧遇,就是不在濱海茅屋;在群眾運動的場合,偶爾老孟會拿起麥克風講幾句話,我則靜靜地站在一旁,默默支持各種群眾運動,一如當年的不帶種。

孟東籬的濱海茅屋。

1978年在東海花園吳鳴與楊逵合照。

< 資料來源:吳鳴(彭明輝)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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