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求過蔣萬安不可以比YA嗎?

這篇不能不分享。這個劉同學是當天衝上台大喊要蔣萬安道歉的人,他也是228受難者的孫子。

謝謝他寫出這一篇,我們才知道228可以如何讓家族三代都活在陰影當中,我們也才知道媒體輿論到今天都還在追殺他們:

一個228後代,在抗議過後,去共生音樂節想要平復情緒,跟四叉貓合照。結果TVBS馬上見獵心喜發新聞:『228追思會衝撞蔣萬安 抗議團體「比YA」挨轟』;朱學恆說:『把二二八當派對賺政治資本』。

所以到底要他們怎樣?不要出來抗議,要原諒,要放下過去;但是一輩子出現在人前就要神情哀戚,無比悲痛,不可以開心,不可以比YA。

這社會對受害者後代的道德要求,怎麼比加害者後代還高啊?有人去要求過蔣萬安不可以比YA嗎?

我也從來沒看到這些媒體去跟白冰冰說:「過去都過去了啦,不要再消費白曉燕換自己的聲量」、「跨年還上台唱歌,哪裡像個受害者的媽媽」。但他們卻用這些標準來要求228遺族。

受害者家屬就是受害者家屬。他們要不要放下,要不要原諒,只有他們自己能決定。他們自己的人生要怎麼過,也只有他們能決定。

看到劉同學在事件之後,只想對他阿公說:「對不起,我失敗了,我沒有為你爭取到應得的道歉。」我覺得好心疼。

我們一起加油吧,我們會走到的。

 

劉品佑

 

「對不起,我失敗了,我沒有為你爭取到應得的道歉」

我是二二八當天上台要求蔣萬安「殺人兇手,下跪道歉」的人,也是唯二當天被逮捕的人,在大家的眼裡,我們就是一群消費二二八,想要為此而紅的消費者,如果你們是想要來罵我們的,希望你可以先看看我的故事。

我是劉品佑,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受難者親屬死於1947年2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前,軍警對民眾的無差別射擊,當天夜晚身蓋白布被送到了家門口,僅被告知是「意外身亡」,就這樣我們家開啟了五十年以上的自我禁錮與政治審查。

從小我就和外婆一起生活,從我有記憶以來,我記得我家裡擺滿了民進黨的旗幟、阿扁娃娃,每次選舉時我外婆總是緊張到左右踏步,不斷地焚香拜佛,如果當天民進黨輸了,我外婆大概又要失眠一段時間了。

每次打開政論節目,我的外婆總是邊看邊罵,但是每當罵到國民黨時,都會自動把音量縮小,並且回頭告誡我「這些事在家裡說說就好,出去不要談論政治」;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在遊行抗議,我的家人們總是拉著我的手遠離那群人,在投票當天我們一定是最早去排隊等投票所開的人,因為我們害怕被發現我們沒有投給國民黨。

從小我就受到台灣是民主自由國家的思想教育著,我不理解為什麼號稱民主的台灣,我們卻要這樣?

直到國小後的某一天二二八前,我看到一封信,上面寫著「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邀請函」,我不解為什麼要特別寄信邀請我們?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我才理解為何我的家人們一直以來的怪異行為。

我外婆總是說「他就是太多管閒事、愛看熱鬧,結果就死了」,「當天遺體送到家裡後,被告知是意外死亡,雖然知道不是真的,但也只能夠接受之後趕快處理」,外婆淡淡的說過,但當時年紀七十幾歲的外婆,卻忍不住的啜泣流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兇悍的外婆哭泣,似乎也是最後一次。

或許是天生背骨或許是想要找到屬於自己家族的歷史記憶,也可能是聽到蔣家後代蔣萬安要主持二二八紀念儀式而忍不住,所以我和幾個朋友就下定決心當天要去抗議,對我來說這一次的衝撞是我少數可以和蔣萬安表達我們訴求的機會,那七十六年來一直沒有說出口的訴求。

蔣萬安在致詞前有一位官方安排的家屬廖繼斌說著「沒有二二八家屬不跟台北市政府合辦活動」,當時我正好在旁邊,我只是稍微扶著鐵欄杆,想要聽清楚一點,馬上就有人過來要我們遠離活動管制範圍,這不是辦給受難者家屬的嗎?我們家不僅沒有收到台北市政府邀請我們參加的邀請函,甚至我連想要接近聽清楚的機會都沒有?就這樣更加加深了,我一定要衝上去抗爭,表達我們訴求的決心。

當天我們衝上台之後,我衝到很前面的位置,我不斷的放聲大吼「殺人兇手、下跪道歉」,直到我被絆倒後,我仍然不斷的這樣吼著,因為我知道這或許是我最後一次,可以這麼近向蔣家表達我們家,超過五十年來的自我禁錮與言論審查的痛苦,也想要告訴大家廖繼斌口中的「沒有二二八家屬不跟台北市政府合辦活動」我就是其中一個。

當天我是唯一一個被警察扛手扛腳的方式拖出去的抗爭者,就算我的手腳被警察抓著,但我仍然不斷的怒吼,「殺人兇手、下跪道歉」,直到遠離了蔣萬安,我才恢復理智。

三個警察抓著我,把我帶回警察局,一路上我一直很怨恨自己,怨恨自己沒有把這句話在蔣萬安面前說出來,怨恨自己沒有辦法為自己受難的祖先平反,怨恨自己只能夠放任官方邀請他們認可的人代表所有二二八受災戶,而不認可的人都被擋在外面。

至始至終,蔣萬安雖然在抗爭後道歉了,但是卻是以市長的身份道歉,而不是承認蔣中正是加害者,以蔣家後代的身份道歉,二二八事件至今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這是作為受難者家屬無法接受的原因,道歉不是說出「對不起」就好,一個沒有真心的道歉、沒有同理受害者的痛苦的道歉,「對不起」三個字,毫無價值。

我在警察局被保護管束了近二十分鐘,我才被釋放,一出警局我看到我的夥伴們都在門口等我,當時的我確實是開心的,一方面雖然沒有辦法親自在蔣萬安面前表達訴求,但我們仍然讓蔣萬安聽到了,另一方面是來自靈魂深處的恐懼,從小聽著家人說國民黨很殘忍,被釋放的那一刻,我擁抱著我的夥伴們,心中的恐懼才終於放下。

我們在門口彼此擁抱、鼓勵,檢查有沒有人受傷後,「我們去共生音樂節轉換心情吧,我們要好好放鬆,暫時忘掉剛剛的痛苦回憶」,沒想到進去沒多久就遇到了四叉貓,可能是腎上腺素分泌還沒退去,身上亢奮的身心靈反應還未消失,有人提議,「我們和四叉貓拍照吧」,就這樣拍下了你們看到的照片。

「怎麼前後差異那麼多?」「你們是消費二二八吧?」,各種負面的留言在四叉貓發出貼文,新聞媒體惡意的操控之下,我們變成了消費二二八的人。是我們不夠注意,我也不解為何四叉貓會這樣下標,為何媒體會這樣報導。我知道在二二八紀念公園是一個值得哀傷與紀念的地方,作為一個受災戶,作為一個每年都來的人,我深知這個道理;但我們當天被拍下照片的場所是「共生音樂節」,那個場所是一個放鬆大家彼此療傷的場域,所以在照片中,我們才會是開心的畫面。

就這樣兩個不同場景與脈絡的照片,在四叉貓的下標與媒體的誤解操控之下,我們成了消費二二八的人。

儘管我們在活動之後的採訪,就已經說了我們這裡有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只是因為我被警察逮捕,所以沒有在現場,但時至今日沒有媒體為我們平反,所有的媒體都在帶風向的問「他們誰是受難者家屬?」「他們抗爭結束開心比yeah」所以輿論風向就成了「我們是想要從政的人」「消費二二八的人」,僅管我在事後發文說我是受難者家屬,解釋我們為何要這麼做,解釋兩者的場地與背景不同,但所有的媒體、網路KOL絲毫不在乎,比起找到參與抗爭的受難者家屬,他們比較在意這篇聳動的新聞能不能夠吸引大家的眼球。

在鋪天蓋地的抹黑之後,

隔天,我阿姨打給我

「你等等打電話給外婆,他已經一整天沒睡了,因為他在電視上看到你」,我打給外婆後,外婆第一句話不是問責

「你是弟弟嗎?你有沒有吃飽?你的錢夠不夠?」

「嘿啊,有啦剛吃飽,錢還夠啊」

「新聞說你們是收了民進黨的錢,我們不要做這種人,你要好好讀書,未來找一個好工作,不要在理政治了」

「我們沒有收錢啦,這次的行動都是我們自己發起的,只是沒有想到被媒體誤解成這樣」

「好好好,沒事就好,要記得常常回來」

就這樣,我們的電話結束了,從頭到尾我的外婆沒有責怪、沒有問為什麼要這麼做,外婆最想知道的是我還安全,有沒有被國民黨政府清算,我很心疼我的外婆直到現在快要九十歲了,仍然無法忘卻白色恐怖時期對他的傷害,也更責怪自己竟然給了一張照片,讓媒體可以自由的發揮。

我知道很多人在媒體的渲染之下,我們就是一群消費二二八的小丑,但我只想和大家說,我們不是,做出這個決定我也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做,我只想要為我的祖先平反,為我的祖先爭取他應得的道歉。

七十六年前,我的家人因為蔣家含冤而死,七十六年後,我們的訴求仍然要在媒體的刻意誤導之下胎死腹中。

「對不起,我失敗了,我沒有為你爭取到應得的道歉」

事情發展至今,對我的家庭與事件做一個紀錄,希望也是最後一篇關於這件事情的貼文,很抱歉打擾與佔用媒體資源那麼久,謝謝看到這裡的你們,也謝謝當天一起衝的 無力者 bô-la̍t-chiá

< 資料來源:侯宗佑Facebook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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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侯宗佑

侯宗佑
康乃爾大學資訊科學博士班,研究機器人與AI的互動與UX設計,也關心政治時事與世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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