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紀 圖◎黃子欽       每年這一天，她們都會回來。 2月28日是特別的日子，除了閏年，二月只有二十八天。彷彿預留著某種不完整、帶有悲傷。雖然春天的腳步聲已近，冬天的冷冽卻未遠離。 2000年，二二八這一天，首都近大安森林公園的一條巷子，一早就走進許多人，穿著整齊，絡繹走入一間教會。外頭也聚集著人群，一些警察在路旁維持秩序，提醒路人留出車道。早晨的陽光在教堂對面的建築物前留下陰影，但教會明亮地迎向朝陽。 牧師正在證道，緩緩的語調談到1980年2月28日。 當天，也是末冬早春和煦的天氣，上午的陽光照進一樓住家，小小的庭院裡，植栽的綠葉顯露出日照的光澤。 媽媽當天去看守所探看父親，他因前一年年底的美麗島事件被株連，被拘押在軍法處看守所。其實，12月10日的人權日大遊行，他並未參加，是事後發生狀況，被通知前往協助處理，才匆匆從台北南下。但是，大逮捕的名單也有他。顯然當局已把他列為對象，視為統治體制的敵人。 悲劇就發生在那一天。 牧師的證道複述著悲傷的記憶，接著禱告，帶領與會者齊唱聖詩。 教會的唱詩班在鋼琴聲伴奏下唱著萬邦皆在主的懷抱享有恩寵的歌聲。 亮均和亭均隱身在教堂上方，她們的潔白羽衣有看不見的翅膀輕盈地拍動著，俯視著洋溢歌聲的教堂。這裡是她們熟悉的地方，是兩人小小年紀時的家。 唱詩班的伴奏鋼琴是小時候她們看著姊姊彈奏小奏鳴曲的鋼琴，赭紅的色彩，黑白琴鍵，在手的觸動下鳴響。聲音是熟悉的，永遠記在心裡。 亮均和亭均都看到爸爸、媽媽，他們兩人就坐在前排的位子，靠近司會的檯座。那一天以前，有一陣子，兩人好久都沒有看到父親。原先，每一天，她們都會在父親的懷裡撒嬌，在父親的笑容中入睡。她們一起聽姊姊練琴時，媽媽也常和爸爸在旁邊。那時候，教堂的主空間是家裡的客、餐廳，全家人晚餐時，阿嬤也在一起。那時候，她們很小很小。 當律師的爸爸當選省議員後，人常在霧峰，見面的機會少了。喜歡撒嬌的亮均和亭均，常常要父親抱抱。姊姊已經長大了，上小學後，在家裡的時間也少了。兩個小女孩和阿嬤在家裡，嬉笑聲不停。媽媽上班回來，她們常要媽媽講故事。有時候阿嬤會教兩人唱〈丟丟銅仔〉，是宜蘭民謠。火車行到伊都阿末伊都丟唉唷磅孔內……回宜蘭阿嬤家，搭乘火車，穿過山洞時，常常哼唱起來。 看到龜山島就知道宜蘭二結阿嬤的家到了，那裡是爸爸成長的地方，媽媽的老家在宜蘭。過年過節，回到宜蘭，是一片不同於台北的家的新天地，山和海就在近處，旁邊的河連結起來的風景就像圖畫，綠油油的稻田在風中吹拂，結穗的稻殼低垂，農人紮起稻草人，嚇阻麻雀覓食。 宜蘭的老家是阿嬤的家，台北的家是爸爸、媽媽、姊姊和亮均、亭均的家。 現在，阿嬤和亮均、亭均不在了。 每年二二八這一天，亮均和亭均都會回到台北的家。現在已是一座教會，這一天，爸爸、媽媽都會在，還有他們的朋友，亮均和亭均認識和不認識的人。 爸爸和媽媽看不見亮均和亭均，但亮均和亭均看得到他們。 唱詩班的歌聲洋溢教會，肅穆中有溫煦氛圍。 「佇彼旁榮光土地／我靈魂的祖家／我歡喜逐日進前／到彼時上天庭／我逐日愈思愈愛／到天父榮光所在／佇彼有親友聖徒／為著我在等待……」 歌聲彌漫在教堂。 這裡原是爸爸、媽媽、姊姊奐均和她們兩人的家，也是阿嬤在台北的住家。 亮均看到爸爸閉著眼睛，眼角似有淚水。她看了看亭均，亭均也看到爸爸的神情。多想在爸爸的懷裡，多想摸摸爸爸的下巴，長出鬍子的下巴讓手心癢癢的，好奇妙的感覺。 記得，有一天，從幼稚園回家的中午，看到爸爸，他難得從省議會回宜蘭出席縣民見面會，中途回家。媽媽那一天也特別從上班的公司抽空回來。爸爸一看到她們兩個，蹲下身來，抱著亮均和亭均，笑著說爸爸的寶貝長大了。 在歌聲中，她們看到媽媽遞給爸爸一條手帕，爸爸在拭淚，眼睛仍然閉著。媽媽轉頭看了一下爸爸，視線又回到司禮台。牧師的背後是樹皮仍在的樹幹十字架，樸實自然，堅毅安定，安置著信仰心。 爸爸經常忙於工作。媽媽去上班的時候，阿嬤照顧她們。姊姊上小學，她們上幼稚園時，阿嬤會到恩主公廟裡幫忙打理一些事情。中午，她們從幼稚園回家，阿嬤就會趕回來，有時候，爸爸的工作助理阿姨會來家裡看看。 1980年二二八這一天，一大早，媽媽就出門，說是要去看爸爸。好久沒有看到爸爸了，亮均和亭均好想爸爸，姊姊也一樣。但媽媽說姊姊要上學，她們兩個要上幼稚園，會跟爸爸說她們想念他。亮均和亭均事先還各畫了一張圖畫，一張是杜鵑花，一張是對面雜貨店攤架的南瓜，在童話裡的南瓜馬車載著灰姑娘，金黃色的南瓜很漂亮，她們要媽媽交給爸爸。 她們不知道，這一天警備總部軍法處在景美看守所開偵察庭，媽媽趕去出庭面會。她們也不知道，軍法處檢察官以叛亂罪起訴爸爸和爸爸的一些朋友。阿嬤在她們上幼稚園後，十一時多出門買菜，中午前就會回來。前一天，媽媽和阿嬤去看爸爸，回來後，眼眶紅紅的，不知道為什麼。當睌，亮均和亭均都聽見阿嬤在哭。她們不敢問媽媽，也沒有去姊姊房間看她彈琴，早早就睡了。 過了夏天，亮均和亭均就要和姊姊一樣上小學了。但是，她們再也無法上學。 那天，從幼稚園回家，已近中午。和往常一樣，她們回到家裡，會看到阿嬤，或是稍等一會兒，阿嬤就從菜市場回來。兩人習慣一進門就大聲阿嬤阿嬤地叫，但這一天，客廳有不認識的大人。等她們一進門，就巴著她們，直往地下室走。來不及反應，亮均和亭均就感覺一陣痛，有銳利的東西刺入身體，在聽不見的叫聲中昏了過去。 阿嬤買菜回來，亮均、亭均，叫著叫著，她走向地下室，想看看雙胞胎孫女是否在地下室。但背後一陣亂刀猛刺，她轉身回看，模糊的陌生人影，又是一陣一陣刺痛，昏迷中倒在樓梯。 不久，奐均放學回來。她走進自己的房間，要放下書包，跟在後面的陌生人用刀刺她，並且用棉被把她蓋著。那人以為她死了，轉身離開。她流了許多血，忍著痛爬到房門，反鎖起來。很害怕那個用刀刺她的人又回來，她爬到窗口，想向窗外呼救，但向著巷口的紗窗啪的一聲掉落空地，奐均也掉下去。她從空地爬進隔壁的爸媽房間，推開落地窗，進去後就伏在床舖，忍著痛，不敢哭出聲。 其實，那一天午後近二點，爸爸的祕書阿姨進來時，在客廳叫奐均、奐均的名字，一夜未眠的她想好好在主臥室的床補一下眠。進房間看到奐均蜷曲在床上，以為是睡著了，奐均聽見阿姨的聲音，微微睜眼，低聲說很痛很痛，說自己受傷了。祕書阿姨看了看她被刺破的學生服，驚慌地問，阿嬤呢？亮均、亭均呢？奐均一直喊渴，喊害怕。 祕書阿姨倒了一杯水給奐均後，屋子四處找阿嬤和亮均、亭均，並打電話向警察局報案，也打給一一九，叫了救護車。在仁愛醫院的醫謢緊急搶救後，姊姊幸而活下來。而阿嬤，亮均和亭均成為天使，在星辰的國度俯看著人間。 每年二二八這一天，亮均和亭均都會向阿嬤說兩人要回人間的家看看，是離開後幾年，家裡改成教會後的事。一開始時，沒有看到爸爸，只看到媽媽。 有一陣子，也沒有看到媽媽，她和姊姊奐均出國去了。後來看到爸爸、媽媽，是1980年代末的事，媽媽看起來不那麼年輕了，笑的時候只是讓人感覺到些微放鬆自己的表情，不那麼緊繃、嚴肅。阿嬤一直守護、顧著她們在天上的家。 一年又一年，看著爸爸頭上漸多白髮，後來，還戴了便帽。在追思禮拜，紀念阿嬤和亮均、亭均的儀式上，爸爸、媽媽都會開口和大家一起唱〈我的邦妮〉這首全家一起唱的歌。唱英文的〈My Bonnie〉也唱漢字中文歌詞。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is over the sea.」（我邦妮飄泊遠渡大海，我邦妮飄泊在國外。） 一遍又一遍，悅耳的歌聲，不同於聖歌，不同於祈禱文和啟應文。有一點感傷，幾許牽掛，呼喚遠離的人歸來，期盼和所愛的人相聚。那樣的心，好像在對亮均、亭均訴說。 亮均、亭均感覺彷彿回到從前，但又不一樣。 不一樣。從前爸爸、媽媽，姊姊和她們兩個妺妹一起唱這首歌時，是那麼快樂，聲音環繞在放了鋼琴的姊姊房間，好像每一個音符都是精靈，飛翔在家裡的每一個角落。 現在呢？每一年這一天，在改成教會的原來家裡，一樣的音符，相同的字詞，但卻像唱向遠方，很遠很遠彷彿沒有盡頭的他鄉。 爸爸、媽媽的表情不是歡喜而是哀傷，每一張臉也一樣。 「Bring back, bring back.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歸來，歸來，啊！快叫我邦妮歸來。） 在媽媽眼中，亮均比較喜歡跳舞，亭均比較愛畫畫，兩人都喜歡彈琴。誰先學會彈一首歌就教另一位。雙胞胎心靈相通，一個哭了，另一個會去安慰她。一個不小心跌倒了，另一個會去輕撫。兩個小女孩都喜歡媽媽在睡前講床邊故事，唱催眠曲。 亮均和亭均，兩個小天使在上方看著大家，她們看到媽媽在歌聲中流露哀傷。她們想飛近媽媽身旁，投入她懷裡，也想飛近爸爸，在他懷中被擁抱。但兩個小女孩已成天使，她們看得到爸爸、媽媽，但爸爸、媽媽看不見她們了。 也許，在爸爸、媽媽的夢裡，會看得見她們。 記得，從前，有個晚上，亭均夢見全家在宜蘭阿嬤家旁邊的河川草地放風箏，爸爸在一旁拿著相機拍照，跑啊跑啊，跟著風箏一跑，看向前方的海，看到浪花一波一波襲來，歡喜呼叫後回頭一看，爸爸、媽媽、姊姊都不見了，哇的一聲醒來，哭啊哭啊，媽媽的聲音說怎麼了怎麼了？亮均在一旁也醒來，安慰著亭均。 媽媽說，是爸爸太忙，好久沒有帶大家去放風箏，才會做這樣的夢。那個星期天，媽媽就帶大家回宜蘭的阿嬤家看沒時間回台北家的爸爸。 牧師念一段經文，緩緩流露的語句。 「如果我們所住的這地上的帳棚拆去了／上帝會給我們天上的住宅，是衪親自建造，永遠存在的……／我們住在這地上的帳棚裡，像是負重擔歎息著……／我們現在歎息著／切切地盼望著住進那天上的住宅……」 亮均和亭均就是住進天上住宅的雙胞胎女孩，她們已是天使，保持著可愛的小女孩形象。可惜爸爸、媽媽看不見在上方的她們。如果看得見，他們一定會想要緊緊抱著她們兩個，再也不放開。 爸爸是律師，因為從政當選台灣省議會議員，常在霧峰開會，往來於省議會與宜蘭之間，台北的家是中間的休息站。難得看到爸爸，每次他回來，亮均和亭均都爭著要抱抱，還爭著拿畫的圖給爸爸看。她們喜歡爸爸摸摸頭，也喜歡爸爸親親。幼稚園好不好玩啊？有沒有聽媽媽話啊？這樣的話，再也聽不到了。 家裡改成教會後，好幾年的二二八都沒有看到爸爸、媽媽和姊姊。 圖◎黃子欽   那些年，亮均和亭均很想念他們。後來才知道，爸爸被政治迫害，被政府關在監牢，是因為美麗島事件。其實也不是，是因為爸爸在省議會質詢時說了中國國民黨是流亡政權。 1980年二二八，潛入家裡殺害她們這對雙胞胎女孩、阿嬤和姊姊，姊姊幸而保存生命活了下來，其實是要殺害爸爸，殺害一個有正義感的律師，殺害一位敢於批評不當統治權力的政治家。殺害爸爸的心，要他忍受無法承受的痛苦，並且警告黨外政治運動者。 美麗島事件是統治者的罪行，是不當統治權力無法面對民主化發展，恐懼失去獨占的統治條件造成的。在世界人權日的遊行，一些追求政治改革的人士被暴力鎮壓，羅織叛亂罪名，被以軍法、司法審判治罪。 爸爸即使並未參加當天的主要遊行活動，也一樣未能倖免。 在看守所時，爸爸受到刑求，因為他不馴服。 選擇在二二八這一天犯下滅門罪行，是刻意為之的血腥暴力。 統治權力擔心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屈服下來的社會力，在隱忍了三十多年後，會重新站起來，會威脅黨國的殖民性專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美中建交，《台灣關係法》維繫的是美國與台灣的關係而不是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維繫的黨國獨占，面對挑戰。 獨裁統治體制的權力邪惡心，在1980年這一天，傷天害理的罪行，烙下無法清洗的惡。七歲的雙胞胎女孩在災難中失去生命，她們成為天使，對照著的是權力的魔鬼在世間的罪行。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集體蹲了下來，屈辱地活著。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屈辱的台灣挺身起來。 1980年的二二八事件，不當統治權力想藉由滅門血案教訓不馴服的人權律師、政治運動者。 在家裡改成教會以後，亮均和亭均每一年二二八都會回來。 開始時沒有看見爸爸，因為他在牢裡。後來，有一段時間，媽媽和姊姊去美國。爸爸出獄後，也去了美國。1980年代末，爸爸和媽媽回來，爸爸已在美國哈佛大學、日本筑波大學、英國劍橋大學修習治理國家的公共行政，並且帶回他草擬的《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 「我們，居住在台灣島內和它的附屬島嶼的人，為了追求自己和後代子孫的生存、繁榮和發展：人類的平等、自由和幸福、公平、正義、互助和安全的文明社會，建立了台灣共和國。」 爸爸在他草擬的《台灣共和國基本法》前言，訴說了他的國家之愛、文化之夢。他離開台灣，在美國、英國、日本的逡巡，沉浸於學府，是為了汲取建構國家，治理政府的原理、原則。他沒有放棄初衷，沒有遺忘理想。 有一句爸爸的話：「不要看我一時，要看我一生。」 他確是這樣的一個人。 爸爸和媽媽出國多年回鄉，那年二二八，家裡改成的教會成為「在流血的地方種下愛」的象徵。 亮均、亭均看到爸爸和媽媽走進教會，兩人臉上流露風霜後再生發的新葉一般的表情。他們微笑著面對大家，在走過的通道和兩邊的朋友握手，環顧四周，像在找阿嬤、找她們兩人。 亮均和亭均喊著爸爸爸爸，喊著媽媽媽媽，但爸爸和媽媽都聽不見。 每年二二八，都會看到在政治改革運動努力的人們來到家裡改建的教會。國會全面改選早已實踐，總統也已直選。爸爸、媽媽去國多年回來後，1990年代，台灣政治有很大的變化。之前，美麗島事件奠基的民主化，促成了標榜民主和進步的台灣政黨。 爸爸在進入新世紀之前，出任了這個政黨的主席，並為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全力輔選。在之前，這個政黨已有候選人參與過總統選舉，是一位1960年代向台灣人民發表自救宣言的秀異學者，後來流亡海外多年，解嚴後黑名單解除，才得以回台。競選時落敗於在蔣氏父子之後出任過總統的台灣人學者。 爸爸也被許多人鼓勵出來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但他禮讓給前輩。 爸爸投入社會改造運動，他創立了慈林基金會培養政治人物，他也發起反核四，其實宣揚人民做主的社會運動，以環島千里苦行，一圈又一圈，認識國土，深化民主意念的身體力行。他是苦行者，他信仰甘地的和平革命。他有所為，有所不為，有堅毅的心。他像一株大樹。 爸爸在詮釋慈林時，喜歡講鸚鵡救火的故事，發人深省。 一隻鸚鵡在一處森林感受到鳥獸的友誼，有一天，森林失火了。鸚鵡急忙從附近池水沾濕翅膀，來回飛到森林上方灑落下去。牠急忙救火，山神問為什麼？問有用嗎？鸚鵡答說為了感懷，牠要盡力回報。受到感動的山神啟動一場大雨，撲滅了大火，救了森林救了鳥獸。 出自佛經的寓言，動人的故事。這是爸爸的慈林志業，他投入政治的心也一樣。聖書裡有許多話語溫慰著人們的心，每一年二二八，亮均和亭均飛翔在教會會堂上方，這裡也是家。 啟應文的朗讀聲，一啟一應，牧師啟，眾人應。 「我再看見有新的天，／從前的天從前的地已過去，／……／將不再有死失；亦不將再有哀傷、吼叫、疼痛，／我的事情已經過去。」 亮均和亭均知道，這是朗讀給爸爸、媽媽聽的，也是為在天上的阿嬤和她們兩個小女孩，是為奐均――她已是大姊姊，2000年二二八這一天，她在爸爸、媽媽旁邊。從美國回來的她，彈琴、作曲、唱歌、寫書…… 2000年，二二八這一天，爸爸在民主進步黨主席任期，帶領全黨輔選競選總統提名人，一位來自台南官田的律師，也是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團成員，擔任過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及一屆台北市長。施政滿意度高，競選連任卻失利，大家挺他參選總統。 那一屆，中國國民黨人分裂競逐，民進黨很有機會執台灣的國家大政，打破一黨長期化。如果政黨輪替能實現，爸爸應該會從此退出黨務，甚至脫離從政實踐重建國家的想法，全心全力投入慈林志業。 追思禮拜結束後，許多新聞記者圍著走出教會的爸爸，訪問的重點大多是對總統選情的看法，大家想知道民進黨是否已做好執政準備。亮均和亭均看到爸爸面對攝影機，臉上有陽光照射的紅潤。他還有另一條路要走，簡單回應了訪談。 爸爸、媽媽和姊姊還要去北宜公路旁的墓園追思阿嬤，還有亮均、亭均，結束訪談後，走進一部小汽車離開了，一些隨著要前往墓園的人們也搭乘遊覽車，有些人開自己的車子離開，教會及周遭也安靜了下來。 亮均和亭均也要回天上的家，她們張開翅膀，隨著爸爸、媽媽和姊姊乘坐的車子，飛啊飛啊，離開巿區走上北宜公路時，青翠的鄉間風景逐漸取代高樓大廈，蜿蜒的路途延伸向北往東，正是小時候搭車回宜蘭阿嬤家的路。 兩個小天使，在車隊上方飛翔著，像爸爸、媽媽從前守護她們一樣守護著他們。爸爸知道嗎？媽媽知道嗎？姊姊知道嗎？亮均和亭均飛著飛著，要離開了。她們和阿嬤的家在天上，不在世間。她們要飛回阿嬤等候的家。 再見了，爸爸：再見了，媽媽；再見了，姊姊。 地面的風景逐漸模糊，但她們看到海面的龜山島，看到蘭陽平原許多河川的出海口。海那麼廣闊，就像天，無邊無際無涯。 阿嬤在天上的家等她們回去。 明年二二八，每年二二八，她們都會回來，會在家裡改建的教會聽牧師證道，聽唱詩班唱聖歌，在啟應文的複杳朗讀中，和爸爸、媽媽、姊姊同在，一起紀念一個悲傷的日子。

再過幾天，就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四週年了。這個民間以「公義、和平」為誌，官方以「和平」為誌的日子，其實只是片面的紀念，流亡殖民意識論者的心中，不盡有這個日子。這個日子也不只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另有一九八○年二月廿八日——美麗島事件後，中國國民黨政府情治黑手藉由謀殺林義雄律師母親和一對雙胞胎女兒的慘無人道作為，另一位女兒倖得救治的近乎滅門血案。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後，一位來台、娶了舞蹈家蔡瑞月的中國詩人，形同被驅離。這段婚姻被形容為台灣與中國的短暫結合、永遠分離。戰後台灣悲劇性的開端從回歸祖國開始，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的紐帶，左右中國都有所接觸。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的戒嚴統治宰制。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烙印傷痕，血跡斑斑。期間少數外省有良心知識份子規勸蔣氏父子務實、革新、保台，一樣受迫害。打著「反共、愛國」口號的一些人，其實大多是黨國體制的共犯。民主化以後，自力救濟的台灣化，這些偽愛國者，反而以共產黨中國為是。 仇中？誰最仇中？戒嚴長時期，脅迫台灣人對抗易色的中國，以「共匪」稱中國共產黨人，以「匪偽政權」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仇中？寧可聯合國代表權被取代，也沒有保有台灣一般會員國的國家條件。台灣或說「中華民國」的國家處境之困難是誰造成的？難道是改革以後的政治體？一些從前羅織別人叛亂罪名的反共愛國人士，更應該承受這樣的罪名！卻夸夸其言，寡廉鮮恥。 因清帝國割讓，殖民台灣的日本人，戰後被遣返時，大多對台灣感心。流亡殖民台灣的中國人中的黨國殘餘，面對民主化召喚共同起造新的自由的國家，即使保守地以「中華民國」為名，也因為沒壟斷統治權力，似乎寧與共產黨中國，不願認同新的政治體。台灣人的祖國迷惘，錯失了二戰後成為新興國家的機會，捲入國共鬥爭的悲劇歷史漩渦，到頭來反共愛國之徒竟成降中附共之夥。一年一度的二二八，還是片面的紀念？還是缺乏「公義」的和平期待？更有投機政客消費二二八，無恥之尤，奢談公義謀私利。 （作者李敏勇，詩人）

農曆年的台北，難得一年一度的清靜，首都有歷史也有現今的風景。台北城始於清治時期，現存一些城門及廟宇成為傳統意象。近代則以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前總督府現總統府、台北賓館、台大醫院舊舍、自來水博物館⋯，及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諸院、一些學校⋯；戰後國民黨中國政權留下的建築形影，有孫文紀念館、圓山飯店、兩廳院、外交部等，呈現特殊歷史形影。一○一大樓及一些商業、辦公大樓、住宅大廈，是經濟成長的建築意象，並未形成美麗的天際線，反映某種繁華，但缺乏整體都市計畫的形貌，大多是商業主義的業績。 既是商業主義的牟利，建築物只是商品，並非文化座標。好端端的建築物，若有特殊的潛在利益，也可以拆除重建。都市更新提供獎勵條件，原本為了老舊市區的改造，卻成了投資者嗜利的誘因。該更新未更新，不必更新搶更新。歷史記述淺短的台灣，台北的城市形跡也短。不斷斬斷這個城市建築物的歷史生命，無法蓄積時光印記的文化形影，終究只會是淺薄的城市。 台灣人喜歡去日本旅遊，熟悉東京。銀座四丁目有一座叫做「銀座和光」的百貨建築，建於一八八一年，樓高不到十層，在周邊的較高樓層商業建物之間，因歷史條件而突出，更因為鐘塔的存在，準點報時，與英國倫敦西敏寺的大鐘相互輝映，而成為地標。精工時計（SEIKO）創業超過二百四十年，企業的歷史形塑在這樣的建築意象，時間超越時間，歷史形塑歷史。這就是銀座，就是東京，就是日本的文化像，歐美國家更是。如果在台北，這樣的建築物早被急功近利的社會拆了。 建築物是凝結在時間與空間的藝術，是歷史的表述符號，是生活的形跡，是文明的形貌。人類的文化遺產常留置在建築物，都市更新的意義並非為了牟利而拆建無須拆建的建築物，而是從整體的都市計畫形塑更符合市民生活條件與福祉，呈現文化形貌，形成新空間與新風景的城市治理。台灣的首都台北並未走在「都市更新」的正確道路，只顯現勢利眼的摩登。清治的台北、日治的台北、國民黨中國的台北、台灣的台北，歷史如何積累？眼看樓起，眼看樓拆，為的只是Money？凌晨炮聲響，開春迎財神，想望的又是什麼樣的願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去中國化，客觀的定義是：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地區或國家，去除中華文化主導地位的努力。通常是為了自主國家認同而推動的語言和文化改變而形成的政治及社會運動。台灣在國民黨中國的中國文化教條主義政策下，長期打壓台灣本土文化。一九九○年代起，才從「認識台灣」重新做起，卻被流亡殖民意識論指為去中國化。台灣的去中國化，其實是政治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化。 去中國化是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建構國家主體性的努力。東亞的日本和韓國都具體地去中國化。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重漢字，唐帝國文化影響下的革新在清帝國時期重大轉變，轉而西洋、歐洲化。日本看破中華文化的表裡，知道自我重建，發展為近代國家。 朝鮮半島從漢帝國起，長期受制於古中國，中華文化影響不言而喻，韓國影劇常描述被明、清帝國壓迫的情節，引為教訓。去中國化，不只反映在韓國語文的變革，更反映在自我的國家認同。二戰後，即使分裂為南韓、北朝，右左路線殊異，也獨立於中國之外。 日本比南韓、北朝，去中國化更徹底。明治維新後，以西元為曆，不再過農曆年節。台灣在日治時期也開始過西元新年，但新舊兩種年節併行。南韓、北朝也是。在國家主體意識條件下，轉化成各自的本土性。 南亞國家大多被歐洲殖民，去中國化的歷史很早，越南就是。新加坡有比例高的華人，但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中國人。俄羅斯遠東地區鄰中國的地域，離歐陸中心遙遠，生活上跨越邊界，有華裔，也有去中國化的氛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也被認為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流亡殖民意識論者奢談中國，愛趨附亡其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殊不知共產黨中國是馬列主義國家，無神論者。什麼中國文化？孔子學校，專制統治的伎倆罷了！ 流亡殖民意識論者之惡就是：反共時，台灣人不聽命配合打倒「共匪」，要治你罪；親共時，台灣人不配合，也要治罪於你，就是要統治你。對台灣的民主化就是不適應，指指點點，無法無天，猖狂至極。生活在台灣，對民主、自由有願景的人們，難道不應該去中國化?! （作者李敏勇，詩人）

時間往前，一九九四年台北街頭的主要十字路口，趙少康競選市長團隊揮舞中國新黨旗幟，呼喊中華民國保衛戰的口號，反共愛國陣線聯盟的極右翼政治風格，不只台北市民嚇壞了，其他縣市的人們也嚇壞了。結果，陳水扁在民進黨、中國國民黨趙少康、黃大洲分裂競逐下，倖得當選。 歷史重演，二○○○年總統選舉，宋楚瑜硬是不服連戰。陳水扁在宋楚瑜、連戰的競逐中，也倖而當選總統。連戰畢竟是李登輝扶不起的阿斗，選後竟懷恨提拔人。連、宋修好，兩人搭檔再選二○○四，陳水扁過半票數連任了。連戰轉而向中國掏心、向中國國民黨殖民性中國論群表態，洗刷了二○○○年與宋楚瑜競選的不純論，變成另一種人了。 蔣經國死後，李登輝十二年執政，締造寧靜革命的歷史。再怎麼看，他都是國民黨人，以蔣經國為師。以蔣經國「我也是台灣人」之言，打造台灣國民黨，不為殖民性中國論群所喜。共產黨中國崛起，霸權誘引，激發中國民族主義，顧不得中華民國亡於共產中國，「中國、中國」成為後蔣時代中國國民黨許多殖民性中國論群的夢幻願景與降附對象。 李登輝時代，中國國民黨權貴杯葛多，但公開挑戰，仍以趙少康及中國新黨為最。他們脫黨，另創新黨，以為可有半邊天，結果幾近凋零。宋楚瑜串聯台灣人地方政客為主的反連戰勢力，又吸納了中國新黨的成員。後來大多跑回後李時代的中國國民黨，親民黨也只是短暫現象。相對民進黨的政治勢力，仍然是中國國民黨。 李登輝時代的中國國民黨，趙少康和宋楚瑜、連戰和馬英九，心性各異：趙氣盛，率先脫黨；宋城府深，隨侍李登輝，為逐大位脫黨；連膚淺，想坐享其成，不盡如願；馬厚黑裝白臉，順勢取位，但背離台灣，被看破手腳。扁後，台灣給了馬機會，馬露出醜陋心，也斬斷中國國民黨的後路。 連宋趙馬曾不屑一顧的韓某，迴光返照式的復辟，竟成了趙少康復出的觸媒，再掀議題。面對馬時代、黨產中廣的爭議交易案，是為利益進行保衛戰？或為殖民權力做最後一搏？或摸蜆仔兼欲洗褲？蔡英文保守「中華民國」名號的努力，仍不免成為殖民意識中國論群的仇視對象。說穿了，因為「中華民國」是中國國民黨的？殖民症候群成為台灣政治病，也是權力癌，常有迴光，常有返照，療癒還待時日！ （作者李敏勇，詩人）

  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是當今世界的兩個大國，前者為強權，後已成強權，但也是惡霸。一為民主自由國家，一為專制極權。二戰後，代表盟軍接收台灣，進而據台統治，被共產黨中國革命推翻，流亡來台，號稱自由中國，其實戒嚴長時期實為以中華民國為名的蔣氏中國國民黨黨國。曾長期依靠美國，作為民主國家的前線，倖得存在，並發展經濟，且在社會力促進下，建構了民主，逐步成為被矚目的新生、新興國家。 中國國民黨壟斷台灣統治權力時，以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脅迫台灣人民對抗共產中國，多少人以違反國䇿被治叛亂罪？親美反共又是多少中國國民黨人的走向？昔日的忠黨愛國份子，附和戒嚴體制殘害忠良。民主化以後，又多轉向仇美親共，仍藉民主化條件，進行與台灣國家背反的言行作為。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這個國家，對只能在選舉取得政權的一些人，似只是剩餘價值。 共產黨中國消滅中華民國。若口口稱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人應有亡國之痛，珍惜在流亡地台灣，經過波折，逐漸建構的新共同體、新國家，而非趨附於亡其國者。戒嚴時期，黨國權貴的牙刷主義現象是把家人送往美國避難，獨留黨政軍一人在台。共產黨中國走資化以後，也類似。如今，國共謀，美國似成這類人的敵國。中國民族主義似乎統合了利己的權貴、黨棍。國共，一丘之貉。 國家強盛，成為強權，但不一定是惡霸。二戰後，聯合國是為了避免國家之間再生戰爭禍端。帝國時代的日本、納粹德國在歷史留下的劣跡，烙印罪與罰，承擔歷史責任，受到教訓。近代中國曾受列強壓迫，但帝國強盛時侵略事蹪班班可考，反映了前近代「國家」的本質。共產黨批評帝國主義卻走向帝國主義，成為惡霸，而非文明的強權。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走向，寧棄文明、無害台灣的強權，選擇想武力侵台，不惜肆虐世界的惡霸。柏楊所言「醜陋的中國人」，果真？ （作者李敏勇，詩人）

廿世紀末，蘇聯的解體，象徵共產主義極權帝國的崩潰，大約一世紀的列寧革命夢想，破滅了。廿一世紀初，美國的一場撲朔迷離總統大選、參、眾議院期中改選，自由、民主的美國夢顯現裂痕。被喻為歐洲文明兩個兒子，蘇聯不到百年就解體；美國在二百多年之後，問題性出現。人類文明的歷史，共同體的構造，大至國家，小至家庭，似乎都相映「社會」的變化。 政治作為構造，建立在「秩序」、「安全」與「正義」的條件。構造是為了人，或國家領域的國民的福祉：「文化」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的利益形態的調和。歐洲文明發展出資本主義、崇尚自由；也發展出共產主義，追求公平。但民主的意理不同，共產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假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已證實是失敗的。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克服經濟發展困境，成為變形共產帝國， 是人類文明面對的危險處境。 一九八○年代起，美國為圍堵舊蘇聯，拉攏共產黨中國，以為經濟發展會讓共產黨中國走向民主化、自由化，成為自由世界的夥伴。但事實是全球化經濟助長了共產黨中國的威權、弱化了美國的共同體體質：國民福祉受到的影響，反映在階層、地域的矛盾，造成分裂。美國夢成了許多獨裁、專制國家特權份子的避險寄託場域，共產黨高官顯貴家人移民美國，另有家人在共產黨中國剝削牟利。美國的資本家形同助長為虐，一些政客與虎謀皮，危及自己的國家。 美國的困境，也是自由、民主國家面對專制、獨裁國家的危險處境，更是歐洲文明形成的近現代政治體，蘇聯解體之後，另一個面對的考驗。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鞏固美其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是獨裁專制帝國，正威脅著人類文明，對中國人民也不盡有利。自由、民主國家應該從美國的困境，思考自己國家的發展課題。台灣也應從美國的困境找到借鏡，引以為鑑。 （作者李敏勇，詩人）

2020年四十多個民間團體將於2月22日下午發起「228?0紀念行動」。（資料照）   歲初的寒冬，冷風颼颼吹。在日本殖民時代教育會館改置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場，展出陳武鎮的一些油畫和木雕，見證白色恐怖戒嚴時代的現實風景。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他出版系列畫冊的發表會，這個場館也是戰後的美國新聞處，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時際，有一場座談會在此舉行，成為歷史見證。 陳武鎮的政治牢，是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兩年。二二八事件已遠、五○年代白色恐怖已過，但仍然在戒嚴時期。師範畢業，當兵服役時，在問卷背面寫了批評黨、政的話語，換來兩年刑期，在泰源監獄被管訓。烙印在心靈的政治惡靈創傷，成為他的藝術勳章。藝術成了他自我救贖的力量，也成為他見證歷史的才具。他不服膺藝術的商業主義、市場邏輯，孤高地尋覓藝術的意義光彩。 一些在轉型正義工程進行中，仍然執意被政治惡靈驅使的政客，藉著民主化、自由化後的社會條件，動輒擾亂政局。其實，執政力量面對是國家不完全確立，舊體制的殘留盤根錯節，共產黨中國步步進逼的現實。中國武漢肺炎的鋪天蓋地，倖得阻絕境外，經濟發展也因高科技量能而成績亮眼。但台灣價值並不盡得到不同意識形態政治力量的愛惜珍重，脆弱的民主對照喧囂的反動力量。 真正的轉型正義，應該解構中國國民黨，要求轉型為台灣政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罪責才能成為過去，共同形塑台灣的國家。但看政治現實是，重建的政治力量被來自外部，原以反共敵意對峙的中國掣肘，又被內部未轉型的殘餘黨國心性制約。國共的中國，一前一後成為台灣的陰影。在台灣已近乾涸的戒嚴血跡上，共產黨中國磨刀霍霍，想複製歷史的傷痛。 政治人物們，特別是有協力過戒嚴統治的中國國民黨人，如果去國家二二八紀念館，面對展場的陳武鎮畫作與木雕，上過「囚」的政治課，應該能體認轉型正義的文化課題。台灣，已走過黑暗的白色恐怖歷史，不要再寄情共產黨中國了。這不是黨派問題，是生活在這個國度人們對台灣國家的願景。（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份子、藝術家艾未未，父親是已故的詩人艾青（1910-1996），有一首寫於中日戰爭時期的動人詩歌《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行句裡以冬天的天氣為喻，說中國的困厄之境。接著是「寒冷封鎖著全中國」。結尾的「中國啊／在沒有燈火的夜晚／我所寫的無力詩句／能帶給你些許溫暖嗎？」昔今對照，反差極大。 中國武漢肺炎病毒肆虐世界，霸權侵略意圖無法克制，對台灣走向民主化、自由化，極盡壓迫、恐嚇。對香港言而無信的毀諾，舉世譁然。世間人對中國的厭惡大於欣賞，對中國受列強宰制的歷史還有同情嗎？ 積弱，被列強侵略；強盛起來，也不是什麼禮義之邦、仁愛之國。共產黨中國成立之後，曾不斷向日本追索賠償或提供低利貸款，以盡侵略責任，形成日本自虐史觀。中國對自己作為有問題意識嗎？還是誇耀帝國擴疆略土的豐功偉業！ 中國走資化成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和市場，得享有經濟地位。但被期盼的民主化，並未形成。一黨化、專制主義更為嚴重。領導人稱帝，人民福祉不盡受到眷顧，帝國強權的架式倒是虎、虎、虎起來。連好不容易在國民黨中國宰制下，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台灣，也施加霸權魔掌。這樣的中國是中國人所希望的？ 中國不只因為季節之冬，不只因為停止進口澳洲煤炭導致供電吃緊的對外制裁，導致自陷其害。更因為反世界文明的專制、獨裁、黷武，導致自由、民主國家的抵制反撲。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共產黨中國讓世界從對其友善，轉而感到被威脅。列強對中國曾有的罪感，因為共產黨中國的恣意妄為，現在也消解了。還會有中國的詩人像艾青一樣，為這個國家寫下動人的詠嘆調嗎？ 寒流不斷來襲的冬天，在北方的國度更是。在這樣的季節，想像中國的歷史與地理情境，看共產黨中國耀武揚威，「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對不知今夕何夕，今朝何朝的「厲害了我的國」心態，世間人要說些什麼？要怎麼說？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武漢肺炎肆虐世界一整年，猶未終止。台灣因應得宜，維持平安順遂，而被世界更為看見。經濟也有成長，在亞洲創造亮眼的成績。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威脅不斷，尚未健全化的國家條件也有內憂。共產黨中國，霸權意識加上狼性，令世界側目，是對台灣最具敵意、犯意的國家。 共產黨中國一意想併吞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這個國家 ，國共內戰的殘餘歷史未解。從前，國民黨中國的反攻大陸，雖然李登輝時代已取消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拋出橄欖枝，並以特殊兩國論試為建置，但並未緩解共產黨中國持續侵犯的惡意。民主化、自由化的台灣，面對的是專制性、獨裁性的中國。不對等的政體角力，掣肘台灣朝向正常化國家的發展。 二○二○年，就要過去了。台灣政局糾葛在美、中對抗的形勢中。昔日黨國體制長期戒嚴時代，蔣氏父子政權以美國的前線，對抗共產體制，維持政權。時下中國國民黨的領導精英從前大多仰賴美國，但在失去壟斷權力後，背離台灣，更有心向共產黨中國、試圖裡應外合破壞台灣正常發展的惡意力量。 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以及經濟發展，已成為台灣價值。現在的台灣是從中華民國演化、異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台灣的存在，對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意義不盡相同。一個民主化、自由化的台灣，應該是中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憧憬。台灣應該像日本、韓國，儘管在傳統文化上與古支那中國有關聯，更引入世界進步文化，發展出有新文明的獨立亞洲國家。即使走社會主義路線，北朝鮮也獨立於中國之外。 迎向世界文明的腳步發展，政治民主化、經濟福祉化、文化優質化的健全社會，才是台灣價值所在。中國人民也應該從中國共產黨的專制體制被解放出來。共產黨中國是一個背反文明的黑洞，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認清自己的國家方向。終有一天，中國人民也會希望自己的國家是民主的、自由的國家。文明價值就是台灣價值，面對共產黨中國的惡勢力，不要自亂陣腳，台灣要挺直胸膛勇敢向前走！ （作者李敏勇，詩人）

渴望死去的男人。（圖／阿尼默）     暑夏八月，有一天午後，突然想起他的一篇小說〈渴死者〉。 在走道的書架上，找到一本過期已發黃的文藝雜誌，從一九八○年代初保存到現在，三十年了。 小說寫的是一位隨蔣介石軍隊，與中華民國政府一起流亡台灣的青年軍，退伍後在宜蘭一所高中擔任教官，因為在台北火車站前高呼反動口號，被以叛亂犯治罪，判了八年，拘押在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的事。 敘述者是一位也被處以叛亂罪的本省青年，他看同樣被治罪的這位外省人，不言不語，常蹲在牢房角落。有時，猛然抱頭衝撞鐵柵門，想自絕生命。移監台東泰源監獄後，獄方為防範他尋死，安排了一位外役同房，在外役外出時，他脫下長褲，褲管套頭，綁在鐵門欄柵，兩腳伸直，竟吊死自己。 這是小說，還是…… 再讀一遍這篇小說，冷不防一身寒顫。 一九八○年之前一年的十二月十日，在高雄，以國際人權日之名遊行的黨外人士，在先鎮後暴或先暴後鎮，不同說法的衝突事件後，主導遊行的美麗島雜誌社，許多關係人被逮捕，分別交軍法和司法審判。 甚至，連沒有參加遊行的一位擔任省議員的人權律師，也在其中，他母親和雙胞胎女兒，二二八這一天近中午時，在家中被殺害。 交織的審判在新聞報導中呈現，台灣社會像集體上了一堂又一堂的政治課。 憲兵押解叛亂犯嫌上審判庭時，有一個人常轉過頭來，露出笑臉，一副慷慨就義的神情，面對法庭時，也一樣自若。他就是寫了〈渴死者〉這篇小說作者的弟弟，當時被說是美麗島戰神──在高雄發生的大遊行，擔任總指揮，人稱NORI。 美麗島事件發生這一年，他在台北忠孝東路開設一家推拿中心。 這可是他的家學，從父親闊嘴師就相傳的這門技藝，曾讓他們家蓄積家產，也是家裡多位兒子謀生之道。 硬骨的闊嘴師日治時期就以習得的推拿術，不馴服於被殖民，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傳授給幾位孩子也是因為可以獨立謀生，不屈外力。 一面從事推拿，他一面重拾小說之筆，也畫畫、寫詩。 十九歲時，就從高雄跑到台北，跟廖繼春學畫。若說詩，他在高雄的年輕時期就與在左營創辦詩刊的一些軍中詩人交往，第一次婚姻的兩個女兒，詩意夢幻的名字據他說還是其中一位詩人取名的。曾在海軍服役，擔任報務通信兵，但執迷於詩、畫的他，有一次在馬祖海域，被共軍襲擊，因怕被誤解通聯敵方，面對密碼簿和發報機，一直發抖。 〈渴死者〉應該寫於在台北忠孝東路的推拿中心開設後，這並非他第一次在這本雜誌發表小說。 一九六四年，他三十歲時，在台東泰源監獄服政治犯刑期時，就開始了。當年，一位小說家創辦本刊物，一群台灣詩人也創辦一份詩誌。台灣大學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也同年發生。 他從監獄向這份文藝雜誌投稿，並因此認識編輯雜誌的小說家。 在獄中，他發表多篇作品，並與小說家成為朋友，常去桃園龍潭找他。 有一段時間，他還在龍潭投資興建販厝，也就是通稱的公寓住宅。 都市化、工業化，人口流動，家戶住居形態也轉而共構，他覺得可以做做看。不是生意人的他，正逢時機，也有獲利，但畢竟不是熱中之事，並沒有持續 。 那時，第二段婚姻開始，也有了一個兒子。但停止蓋房子的生意，這段婚姻也結束了。 我是在文藝活動場合認識他的。 他會出席活動場合，帶著一瓶加水稀釋的威士忌，靜靜坐在會場後方，速寫作家的頭像。 那時候，我兼在執行詩誌的編務與社務，兩份雙月刊正好每月出刊，妻子和我一起寄書。 見面時，他都會要我去推拿中心保養筋骨。 有時候，趙、李兩位兄長輩詩人會找我一起去看他。 有時，我路過時會進去坐坐。若他正在進行推拿，他會要我坐在一旁，看他作活，一面談天。一瓶對水的威士忌就放在旁邊，他當飲料喝。微醺的臉，滔滔不絕的話語，不停地在躺於診療床上男女背肌或手肘移動的手。 他的推拿中心，牆面掛著一幅蔣經國像，有時，他會舉手向那幅肖像敬禮，並露出神祕的微笑示人。特別是有陌生的求診人進來時，常見這個動作。 求診的人，或說客人，甚至有些認識的藝文界人士，但他常懷疑混雜著來探察他的線民，抓耙仔。言談中，有時會流露惶恐疑惑。 這也難怪，一九六○年代初，二十八歲的他，就因為政治事件牽連，涉叛亂罪，與一群人一起被捕判刑。弟弟NORI被處無期徒刑，他與另一位弟弟則判處五年刑期。 以他的性格，辯稱因是戶長和長子，才在自己家開的旅社，與弟弟帶來的朋友一起飲酒，其實是略盡待客之禮，他並沒有參與討論任何事情，他不是熱中政治的人。被判五年刑的另一位弟弟，當時在國防醫學院讀書，也不在場。十多個青年人，分別被判了徒刑，罪名是串連組織、籌謀台灣獨立。 這樣的罪名是可以錯殺無辜，株連眾多的。可誤殺一百不能錯放一人的時代，冤錯又能怎樣？他的人生就這樣烙下傷痕，療癒不了。 他被捕時，羈押的地方就是〈渴死者〉小說中的台北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看守所。 笫一任妻子因此請求離婚，家庭也破裂了。 美麗島事件後發表的這篇小說，回敘了他一九六○年代經驗。驚悚的情節，渴求死去的男人鍥而不捨尋求一死，反映了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狀況。他凝視，捕捉了這樣的狀況。 這篇小說讓他得到文學獎佳作。兩年後，再以〈喝尿者〉獲正獎。不過，這份文藝刊物的主持人卻被有關單位警告。他在前衛出版的小說集《島上愛與死》被警備總部查禁。 在惶恐中，他以小說記述時代體驗，在酒水中微醺地過活。但一隻看不見的手，始終沒有離開。 拗不過他一再要我去讓他推拿，有時候，我也躺在他診療的床上讓他有力的手按壓，一面聽他談文學談美術。 推拿中心的牆面掛著他完成的許多油畫，有一次，他拿一幅島嶼南端南灣岬角，遠方是巴士海峽的畫作，說是我家鄉形影，堅持送給我。後來，又送一幅玫瑰靜物。他還說，也許日後我可以收受他全部畫作。他說他不是賣畫的畫家，他的畫要送給想送的人。他還要我帶妻子和兩個小女兒去讓他素描。 他發願素描台灣作家、詩人頭像，要捐給在高雄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一些文藝活動，他會特別出席，為作家素描頭像。 他喜歡海，常在午後租車去北海岸游泳。有一位欣賞他的王姓女友，陪伴著他，就如同家人，也照顧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十多歲，上學中的男孩。去海邊游泳，有時也寫生，看起來還滿愜意的。他的王姓女友像小婦人一樣照拂他。 身材高䠷的他，有些耽美傾向，在家中兄弟間最為突出，有時會思慕希臘神話的阿波羅，在豔陽下的海灘流露類似太陽神的神采。 他在獄中的弟弟，被喻為美麗島戰神的那個，神采不若他。 表面上，他優遊自在地生活，推拿中心的生意不錯，家傳技藝的確有一套，好幾個兄弟都靠這絕活維生。和他一樣坐五年牢的弟弟移民加拿大，也從事這一行。弟弟NORI則不改本性，熱中政治。 一些美麗島事件在獄中的受刑人，司法審判的兩位小說家，都出獄了。台灣的政治形勢不盡像白色恐怖時代，國內外情勢變化，鬆動了不少。 他弟弟NORI一直不承認有罪，幾次特赦都沒有他。 感覺上，他並不太以NORI這個弟弟為榮。 以他的個性，他的說法，參與密謀叛亂應該不是真有其事，是那個荒謬時代被羅織罪名，也因為這個弟弟的緣故，人生走了不是他的路。應該是藝術家的他，被以政治受難者視之，管區警察三不五時也來察訪，加上他弟弟是美麗島戰神，糾葛著一位飽受被害感的政治受難者心靈。 他試著在小說留下生之經驗，以一種特殊的見證方式為自己的人生譜寫幽微的歌。 一九八五年初，他發表短篇小說〈指導官與我〉，以左營服海軍通信兵役期，被軍中政戰人員扣陰謀分子們迫害事歷，以及終生被監視的人生為經緯。 小說中的一位同袍，是美麗島事件掩護NORI的許姓電影片商，交織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閱讀心得，以及革命的想法。又延伸到被逮捕，關在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置看守所，一位軍官的偵訊。不斷被逼迫寫自白書的偵訊讓敘述者的「我」完全喪失勇敢的性格。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有一雙瘋狗眼的政戰人員又出現，刺探他們兄弟消息，小說中的同袍，掩護NORI的許姓電影片商，在敘述者的我不知情下，還答應安排和政戰人員見面。敏感的他，以南無阿彌陀佛，畫十字祈禱，其實生活在顫慄之中的他是天主教徒。 像是對心理諮商師的傾訴，也像對神父的告解，他藉由寫成小說撫慰自己的心。 出版以自己之名的《短篇小說精選集》，小說家之名更著了，藝術秉性比起推拿師更屬於他。 這時際，爆發情報頭子授意黑幫在美國殺害出書危及蔣經國名聲的作家，引起美國不滿的江南事件。他還在獄中的弟弟開始絕食，抗議政府對人權的迫害。 一九六○年代，兄弟三人被以叛亂犯治罪、服刑的往事，一幕一幕浮現。 黑暗中，似乎有人拿著匕首追擊著他。 好幾天深夜，我家電話響了，我從臥房匆匆跑到客廳接聽，另一頭先是沉默不語，後來男人的哭泣聲，是他。 按怎？發生什麼代誌？ 泣聲稍低下來，他提到王姓女友，說她離開了，說沒有人照顧他了。 我告訴他隔天去看他，勸他冷靜下來，也許她只是小別，他聽了，安靜下來。 第二天中午，我帶鰻魚飯便當去看他。一起用餐，一邊交談，看他食而無味，感覺到他的不安。 有一天，在他的推拿中心，他突然問起我為何不寫小說。 我告訴他大學時期在報紙副刊和雜誌發表過十多篇小說，他眼睛亮了起來，要我改天帶去讓他看看。 我把剪貼留存的青春過敏性煩惱篇章帶給他過目，並相約聽取他的意見。 他寫了以〈一位詩人、評論家、文藝運動家，小說家青年期小說及其他印象〉為標題的論介，成了我一本小說《情事》的跋，對我頗多溢美。 在那之後，我重拾小說之筆。 面對政治衝撞，台灣的黨外已組成政黨爭取更多的民主條件，社會也從被宰制逐步掙脫牢籠。一些台灣作家組成「TAIPEN PEN」，意思是詩人（poet）、劇作家（playwriter），編輯人（editor）和小說家（novist）的團體，追求一種高於統治權力的精神政府，在話語和文字的另一種權力和社會對話。 美麗島事件受難的工人小說家被推舉為會長，我襄贊其事。活動中，他經常出席，但NORI在獄中常絕食，呼應外部的抗爭聲息。 宣布解除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我和妻子正受邀美國的各地台灣人社團演講，同行的還有一位詩友，一位民謠歌手。 一個月行程，遍及東南西北各州，並去加拿大的愛蒙頓，參加台灣文學研究會年會。 回台不久，NORI在獄中宣布無限期絕食，他也跟著在推拿中心絕食。 似乎回到一九六○年代，他們兄弟入獄前的氛圍。 這一回，他是有意參與，不是自外其事。 王姓女友不在了，上小學的男孩落寞的表情，令人心疼。 許多朋友到推拿中心看他。在野黨主席，朋友們以他名字諧音稱他椪柑，也是他的朋友。我們都是為救援政治犯的人權團體成員，去看他，也勸他多少進食。我妻子還燉了雞湯，要我帶去慰問他。 NORI的絕食成為重大新聞事件，他被移到三軍總醫院強制灌食，避免因他死亡引發政治風暴。 許多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陸續出獄了。被判無期徒刑的他不願認罪配合，蔣經國有意減刑，假釋，不得其門。 蔣經國突然去世，李登輝接任，絕食情勢未改。 一在監禁中，一在自己的推拿中心，兄弟兩人都在絕食狀態。 NORI被強制灌食，他在自己的禁錮之域無法被強制進食。只進水酒的他，四個月之後，肝臟衰竭，呼吸困難，被送到附近的中心診所急救，但發生感染，又併發敗血症，幾天後過世了。 在三軍總醫院的NORI，原先都以懦弱看他哥哥。對他的死，以「他是勇者，不是懦夫」稱之，新聞報導的記事為他的人生留下註解。 （上） 圖／阿尼默   渴望死去的男人並沒有死去， 〈渴死者〉活著、他的許多小說活著。 我望著客廳一角落架上， 他為我捏塑的陶土頭像正與我對視著， 是我看著我，是他心目中的我看著我…… 我接到NORI自三軍總醫院的來信，要我去見面，信中並請我全責處理治喪事宜，堅持治喪人員名單要以文學界友人為主，政治人物一概免了。 去見面時，NORI在洗手間打扮了一會兒，出來時身上還有香水味。 他先謝我，談了一些兄弟之間的事，言談間似乎對我有些了解，知道我曾參與聲援過他。我請一位他相知的前輩小說家出任治喪主委，一些文學界朋友為委員，我自己擔任總幹事，請已出獄在人權救援組織任職的菊姊為副總幹事。 一些文學界朋友的悼念文章在報紙副刊為一位受難小說家的人生，譜現懷念之歌。報紙名稱排列出來，台灣、民眾、自立、自由……有一種特別況味。聯合、中時也都有報導。 天主教徒的他，被台北的教會以太政治而不介入他的祭式，所幸高雄教區出面，在告別式後，他的遺體安葬在高雄的天主教墓園。 我常看著他一幅玫瑰油畫，就掛在家裡房間。工作室則掛著他的島嶼南端岬風景，那是我來自的家鄉。 他是與NORI不一樣的人，他愛藝術，弟弟則熱中於政治。不過，兩人都有耽美的傾向。哥哥比弟弟俊秀多了，英挺的身材有鬱鬱的神情，很突出。而弟弟則有某種政治衝擊力量，對某些人顯現魅力。 是一種表演吧，政治也需要的身體語言，帶有一些矯情，這讓他在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中，別具一格。政治對NORI而言，是一種舞台，燈光來自新聞記者。在戒嚴走向解嚴的時代，一個政治明星準備登場，還在舞台後的NORI在前奏的樂音中，等待著出現。 與弟弟自以為是的個性相比，他也有執拗的一面。弟弟是渴望注目的男人，哥哥卻像渴望死亡的男人。以叛亂犯被判刑五年的經歷，鬼魅之影一樣，附隨著他。 〈渴死者〉這篇小說，其實在演練一種特殊的死亡方式，他的許多小說也都演繹他政治受難的行止。他在記憶中折磨自己，小說是他流淚淌血的形跡，畫作則是解脫，也是尋求連帶的形式。至於，文學界人物的人像速寫則是某種致意。 死去的他，一些小說被放在歷史與政治境域，在學界、評論家的研究中，對照台灣的現實。渴求死去的實存哲學被引述來分析他的小說，政治小說政治詩的論見，他的作品成為視點。 台灣作家，不是被社會羨慕的行業，甚至不能算是一種行業，常常只是兼事的工作，沒有帶來榮耀、財富不說，甚至有風險。鍾理和的倒下血泊的筆耕者，葉石濤的遭受天譴的人，對照他因思想問題繫獄，小學教職被從南發配宜蘭鄉間的際遇，都是例子。 戰前，秀異分子追尋成為文學家、藝術家的文化人之路，知識人的教養脫離不了文學，儘管異國統治，要在國語政策下，學習異國語文，但是五十年的異和同化，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人藝術家曾被社會以菁英視之。 戰後，台灣的國語轉為中文，老一輩有漢文修養，但白話中文書寫對多數台灣人是新的技藝。有些跨語作家以抄寫《紅樓夢》學白話中文，也有跨語詩人抄寫《三民主義》再出發。因同姓婚不見容於保守客家社會，遠走北平的一位小說家，熟習中文書寫，也一樣落魄，倒在筆耕的血泊。 他能夠寫小說，畫畫，除了藝術秉性，也因為家庭條件。父親闊嘴師在高雄建國路，火車站前留下旅社產業，也留給兒子推拿的功夫，不虞生活問題。浪漫心性反映在他和弟弟NORI身上，一是藝術，一是政治，本質不同，一樣狂熱。 我常常會不經意地想起他。他的詩〈候鳥〉彷彿他自己的寫照，我曾用在他訃聞的封底，也裝置在他的告別式場。讀著他以候鳥自喻，或為候鳥發言的詩，想像他的心境： 「…… 我們沒有牢獄，沒有密告、誣告 沒有死刑、勞役、剝削 我們自找、自吃，頂多是在兒時剝削過雙親的口糧 當然我們也沒有暗殺 因此我們也沒有線民與警察 更沒有冒充特務的流氓 我們雖有人類羨慕的自由，可是布著陷阱 把我們烤成一串鳥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和平的人」 想像他青年時代在高雄和一群在左營的海軍詩人群，談詩論藝，年少輕狂。在台北的推拿中心，有時也會談起現在已有名聲的他們。 從前，大家純真，在時間的沖刷下，務實的歷練變得世故了。 鄉土文學論戰時，互為異己的政治芥蒂出現在一些火花裡。美麗島事件後，壁壘的砌築更鮮明。 從前，肆無忌憚的反動言論，在清談中繪聲繪影的反抗哲學，不見了。 身分變了，不復純粹的權力依附心，向左向右排列歸隊，從左營到台北，不只是地域的改變，而是位置的改變。高談闊論，目中無人的昔日，現在是眼睛看著上方，迎合權力目光。 某種流亡心境加上莫名的危機因被綁架在黨國，不盡服膺民主的價值，自由成為一種恐懼，不是當年口口聲聲讚美的詞語。 弟弟是叛亂犯，他也曾是。 其實，他從來不是政治，他狂熱的不是政治。 政治，讓他恐懼。政治牢，成為他心中拭不去的恐怖烙印。他的小說是他為自己人生留下的自白書，也是備忘錄。喜歡舊俄文學，戰後在高雄的書店販售翻印中國生活書店的一系列俄國小說，形成他的文學視野。 權力傾軋的齒輪傾軋一切，傾軋了弟弟NORI，連帶也傾軋了他們兄弟，一家三人受難。 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如何能彌補呢？政治的是非常常是相對的，文化的是非講求絕對，人沒有權力殺害人，即使是敵國的人。但時代讓他處於不幸，陰影始終籠罩著他，他是我在一位東歐詩人作品中「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他死亡之年，蔣經國死了。 繼任的台灣人總統撤消美麗島事件的罪刑判決，堅不認罪的NORI風光出獄。像一位英雄出場，他微揚嘴角的笑意有一種自負感。 相對於死去的小說家哥哥，弟弟有一種英雄主義。 不同的兩人，一個不畏絕食，在獄中一再被強制灌食，其實無法死亡；一個以摻水的威士忌為食，沒有權力強制灌食的救濟手段，終於死去。 活下來的弟弟，在哥哥死去後，說哥哥是勇者。 之前，他常以哥哥懦弱而鄙之。一群青少年因叛亂罪株連入獄，哥哥一再辯稱自己未參與，NORI則求仁得仁，一副慷慨就義走上刑場的樣子。 美麗島事件後，NORI是鎂光燈追逐的對象，哥哥是在陰影裡借酒澆愁的人，唯一的復仇手段，是寫下一篇一篇小說，一首一首詩。畫不是他復仇的手段，是撫慰自己的光影。 NORI出獄後，一九九○年代的政治運動風起雲湧，他成了鋒頭人物，展現一種浪漫性。當選國會立法委員，代表改革意識的在野黨主席，也常在社交圈穿梭，一舉一動的八卦新聞也多。 政治確是舞台，演藝化時代取代了戒嚴宰制，表演成為政治訓練的一部分，具有英雄主義的性格也不免風風雨雨，正反評價都出現了。相形之下，哥哥的小說在他死後長存，成為解嚴後研究台灣文學的重要見證，原本只傳頌於台灣文學界，更為人所知。 政治人物擁有權力，也承擔責任，動見觀瞻，權力的爭奪也形於動向。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在獄中時，辯護律師群在組黨後先馳得點，有些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進入政壇但並不都成為政治人物。一些幕僚襄贊有功，也想自己登場，左右意識各具，在反抗黨國體制和奪權自立的雙重目標競合。 政局在改變，從在野到執政，矛盾也形成。 小說家哥哥在我心目中更重要。 我想起NORI擔任在野黨主席時，多次要請我出掌文宣部，並對記者透露消息。還在其位的是從美國回來，在海外也參與改革運動的文學界朋友。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舊金山機場入境美國，迎接我的就是他，見面時相擁而泣。他在前任黨主席手下擔任文宣部主任時，我常應邀參與文化議題的諮詢。 我不會取代他的職務，怎麼可能？ 他打聽消息時，我明確告訴他。 雖參與政治改革，也介入社會運動，但我自始就無意從政。投身企業界當經理人是為了不願以寫作為營生手段，擔心無法堅持信念。四十歲之年應邀赴美演講時，聽到台灣解嚴，徵得妻子同意，想把寫作擺在首位，就是初衷，出任文學、文化界職務，是為了某種淑世心。 我的文學之業，在解嚴後進入新時期。那也是他過世之後，進入的狀況。 一個台灣小說家和一個渴望死去的男人，似乎敦促著我。 在許多報紙、雜誌寫專欄文章，進行我自己所謂的文明批評，是我詩與文學評論之外，與社會更頻密的對話。詩人之外，文學、文化、社會評論家之譽也加諸於我。 小說，是他死前一直期望我不要放棄的文類，我記在心裡。我再出版小說時，已是他死後近三十年的事。 兩個念小學時的女兒，在他筆觸的速寫畫紙已變黃，現在都已是兒女的母親了。妻子看起來，還年輕，已六十多歲進入被敬老的年紀，我常說他協助我參與了許多公共事務，默默付出許多，得到上天的恩寵。 渴望死去的男人並沒有死去，〈渴死者〉活著、他的許多小說活著。我望著客廳一角落架上，他為我捏塑的陶土頭像正與我對視著，是我看著我，是他心目中的我看著我。 他在我前一本短篇小說集留下的跋記：「當時我邊繪他冷銳的眼神，和雕像似的輪廓……鼻、唇，下巴與高額頭時，我在心裡想著有一天要雕塑這張很難雕塑的臉。」彷彿他又在對我敘說。 死去的他，仍以文學與我相繫。NORI在政治圈活躍，但毀譽參半，也退隱了。 多年之前，他堅持要在一家我們都熟識的西餐廳請吃晚餐，席間，他告訴我，說他絕不會出賣台灣。這句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留存的話語。 在我們的土地上，在我們的國度裡，政治人物要這樣表態，真令人感傷。 想起那個時代，從綠島回來的一些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從海外突破黑名單回來的一些異議分子，在我們家共進晚餐，妻子在上完菜後也加入把酒言歡的時光。 那個困厄的時代，大家努力突破，追尋憧憬的光。留下一些記憶，記憶裡有許多臉，有眼淚也有歡笑。 不知為什麼，記憶裡他最明晰。 三十年後，暑夏八月的一個午後，在〈渴死者〉在雜誌泛黃的書頁，在進展的時間與流失的時間交織的光影，當年那個男孩，已經比我那時的年齡大了，記得是姑姑帶去照顧，不知怎樣了？ 想著想著，禁不住流下淚來。（下）

是誰將台灣人的中國迷惘和迷障一頭棒喝、打醒的？別忘了，是國民黨中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代表盟軍在台北公會堂接受日本結束對台灣殖民，台灣人搭牌樓張燈結綵迎接彷彿敗陣軍隊，興奮的以為回到祖國懷抱。但不到兩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民怨大爆發，歡迎變厭惡，號稱祖國的中華民國是怎麼對待台灣人的？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歡迎祖國的痛。蔣介石的大屠殺、清鄉，其實為後來的流亡政權，預先肅清有志有識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為宰制台灣作為反共產黨中國政權、反攻大陸，奠定基地、基業。一九四九年亡於共產黨中國後，國民黨中國藉長期戒嚴，壟控統治權力，白色恐怖下，又迫害多少台灣人和隨流亡政權來台的中國人？多少母親在暗夜為受害的子女哭泣？轉型正義在處理的政治工程面對的不就是清洗不當統治血跡的作業？ 民主化、自由化，多少人的犧牲？民主化、自由化，不是國民黨中國用來支持其政權存在的理由嗎？還是欺騙？多少人的血淚支撐國民黨中國在台灣的存在？民主化、自由化之後的台灣，仍接納中國國民黨，並仍維持中華民國名號。但流亡殖民心態未除的中國國民黨似已因無法壟斷政權，轉而趨附中國共產黨，處處阻礙台灣邁向國家正常化、健全化的努力。 共產黨中國原來以新中國相對國民黨的舊中國，以解放台灣號召台灣人民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台灣民主化、自由化後，卻與中國國民黨共謀，阻礙台灣發展。吸納台灣資本、人才、技術，只想掏光台灣。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資化，貪污腐敗枉法亂權，逆反文明世界的政治律則。專制毀諾糟蹋香港，壓迫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武漢肺炎肆虐世界。台灣人看在眼裡，對共產中國豈有期待？ 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文化基因相同，政治惡性一樣。二戰後，沒有像世界其他被殖民地尋求獨立、解放自己的台灣，走過坎坷歷程。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這塊土地已有民主化、自由化建置的人們，應該從中國迷惘和迷障脫離出來，共同確立並守護在台灣這個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

  香港，在舉目睽睽之下，黎智英被鐵鍊綑身押解於牢獄與法庭之間的囚車。東方之珠成為共產黨中國的雞屁股，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早已送中送終。馬克思主義人的解放、中國共產黨人的解放，演繹在東方專制主義牢結未解的「新中國」，是黑暗政治牢獄的形影。 自由、民主，在中國似乎是不可得。「中國」的國家意理，在國民黨這種右翼或共產黨這種左翼，都架構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牢籠，把人民關在其中。統治者成為提籠人，籠鳥只能在鳥籠裡鳴唱。共產黨中國無法面對自由化的香港，更畏懼可能的民主化浪潮，下手為強，先制為快，其實就像戰後初期據台統治的國民黨中國。 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文化人辦報，振興新文化。戰後，二二八事件被屠殺、迫害的知識份子文化人有許多是新聞傳播卓越之士。香港的借鑑其實是戰後台灣歷史災難的投影，反映了專制中國性的文化病毒，也是中國政治的深層病理。 台灣走向民主化，兩種破壞力量：共產黨中國的惡形在外，國民黨中國的惡靈在內。自由化、民主化的台灣面對專制性、極權性的中國，不能健全發展，新聞傳播的視野迷障影響台灣追尋的願景。香港的黎智英現象是共產黨中國扼殺自由、民主的例子。這也是台灣走過的歷史。 戒嚴、解嚴之際的台灣，余紀忠的中國時報曾經有自由主義的些許聲息留下一些報人風骨。向共產黨中國當局報告買下余家中國時報的台灣人蔡某，服膺的與其說是中國的國民黨，不如說是中國的共產黨，真是台灣人之恥。比起余紀忠，台灣人蔡某差矣！比起黎智英，台灣人蔡某更差多矣！在追求建立真實、正常國家之路，台灣人除了抵抗，也要有自我批評。戰後台灣，流亡殖民的統治惡行不只是來台中國人所為，也有台灣人共犯之惡。 看看新出版的《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薛化元著），想想《自由中國》雜誌曾有的中國來台知識份子文化人和台灣有識之士為民主、自由的努力，對照自由的虛實像。台灣不能讓惡質黨國餘緒喊「自由」的口號破壞自由，也不能讓別有用心的壞傢伙藉「民主」糟蹋民主。「自由人共同體」要大家守護；「民主國家」要共同珍惜。 （作者李敏勇，詩人）

廣告（AD）、銷售促進（SP）、公共關係（PR）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營力學重要課題，綜合運用在商品和服務的銷售。政治民主化的社會，選舉和政府治理都逐漸引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人民成為消費者，商業力學被運用於政治。 台灣從黨國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雖然國體不完全，政治權力也已進入一般民主國家的競逐律則。選舉花錢、執政拚搏於宣傳，類似廣告、銷售促進、公共關係的形式架構，但不盡運用廣告的科學性，顯示的仍是專制主義國家的「宣傳」。 選舉「文宣」和政府「公關」已成為政治人物、政黨和政府（特別是行政部門）的重要政治工具，取代「文化」的思維，工具性的考量更為明顯。出入各級政府的公關公司，成為政治擦粉抹臉的重要手腳。阿扁時代的台北市政府新聞處，開風氣之先，新聞局處是要角，觀光傳播局處延伸觸角。 台灣有現代化的綜合廣告代理業，從市場調查開始到實施成效評估有完整的系統（System）加創意（Idea）架構。但政治文宣的視野普遍缺乏運用綜合廣告代理業在科學和藝術兼具的條件。從前是平面媒體發稿，視聽媒體託播，現在似乎普遍以「公關公司」置入行銷作為為主。 當下台灣各級政府，依賴公關公司的業務包羅萬象，甚至有些文學獎的辦理也委託公關公司。日本的政府部門，許多設「廣報室」，類似企業的相對單位，與廣告代理業對口配合。台灣的政府部門在這方面相對沒有進步，主要廣告代理業與政治溝通無關。 一九七○年代，日本因應ＷＴＯ開放稻米進口，引起農民恐慌。日本政府在報紙刊登廣告，標題「日本人」，配合以稻作文明為傲的文案，圖像是一個餐碗盛滿米飯。外國稻米進口，並未影響日本農民。日本政府在許多公共課題經由廣告與人民溝通，展現了現代公共關係的形貌。國家不只是政府的，也是國民的。貿易往來互惠，本位主義行不通。反觀台灣，美豬進口的萊克多巴胺問題夾雜政治惡鬥，被弄得烏煙瘴氣，腐臭不堪。唉！ （作者李敏勇，詩人）

都市，人口密集，建築物、道路、公園⋯人為的構築取代自然。相對於鄉村，是另一種文明現象。法秩序取代情秩序，從前鄉村聚落，行人相逢於路口，長幼之序禮讓。現在呢？以紅綠燈號依序通行。匿名與孤立是都市社會學的人間情境，加上進入工業化時代，人並非生活上完整的人，不像農業時代的勞動生產足以單獨支撐生活條件，人成為生產線的一個螺絲釘，所謂的「零細化」，讓人成為孤立的存在。 台灣也是進入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捷運系統太慢形成，都市只顯現人口成長集中，高樓林立，也有相形的公共設施，但以地下鐵或地面電車為重的交通系統遲緩形成，造成人民自力救濟，機車大量化的沉痾因而造成，加上公路主義取代軌道運輸的美國式交通邏輯，自用汽車也大量增加，政府不斷為車輛開路造橋，混凝土舖天蓋地，「控固力」風景成為發展形象。 沒有地下鐵的都市就像沒有電梯的高樓，機車和自用車都是自力救濟的「流籠」。機車的絕對方便，自用車的相對方便，在都市叢林成為孤立現象，破壞合理的構造法則。市民社會無法真正形成。匿名與孤立造成相對剝奪，市民成為擁擠群眾中以利己的人。台灣的院轄市競相升格，但市政治理的都市想像力缺乏，只會玩聲光娛影討好擠入觀眾群的人們。娛樂的迷幻成為地方首長餵食選民的處方。什麼時候，娛樂也仰賴政府免費提供？難道這不是產業的作為嗎？ 德國已有地方城市規劃無個人機車、自用汽車入市的交通系統。漢堡這個第二大都市，二○三五年就要進入市內無自用車的新時代。都市想像力透過議會及行政首長，創建更符合市民福祉、公共利益的生活空間。公園、綠地徜徉著悠閒的市民，步行者與自行車騎乘者漫行市街。台灣有哪個院轄市首長想過機車、自用汽車的公害？ 機車是政府公共交通政策弊病的後遺症，自用汽車大量進入都市雖然反映某種經濟成長條件，仍然有自力救濟的一面。號稱首都的台北，耗費國家大量交通資源逐漸形成捷運系統，但並沒有相對節制機車、自用汽車的使用。交通亂象百出、車禍頻傳。誑稱首都，其實只是政府重北輕南，資源受益，人口大量化造成的繁榮幻景。缺乏都市想像力的政治，不能創新，沒有願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恆春民謠〈思想起〉，在島嶼之南傳唱。一九七○年代，史惟亮、許常惠的民謠採集，陳達聲名遠播，還來到台北的民歌餐廳演唱。月琴伴奏，滄桑的歌聲，民間歌謠思想起，生活的況味，酸甜苦辣，動人心弦。 度假勝地墾丁就在恆春半島的南端，望向鵝鑾鼻燈塔的國境之南。這幾年，屏東的恆春民謠節更增添慶典之味。但恆春畢竟在島嶼南端，南北遙遙。二○二○年恆春民謠節特地來到台北，在花博公園的展館演出。 以音樂劇形式，屏東向台北市民傳唱鄉土故事。不只撫慰了來自屏東的台北市民，更多是來自台灣各地的台北市民。遠在島嶼南端，常處於大眾傳播的邊緣地帶，地方首長與行政官員要更用心盡力，才能展現施政作為。不像天龍國，狗皮倒灶五四三，也佔盡版面、螢光幕。 南北長距的屏東就像台灣的南北遠距，從屏東市到恆春，交通時間不少於台北到高雄。高鐵南下左營，往返墾丁之路常經快速道路，從潮州、南州切入，略過屏東市。縣治之市並非必經之地。期待高鐵入屏，市郊六塊厝廣闊台糖地規劃為科學園區，或能帶來地域振興。 重北輕南，台灣的人口移動造成頭重腳輕。年節的車潮單向傾斜並非交通規劃能充分改善，必須大刀闊斧的地域改造，首都遷移台中。地方大自治體的利己主義思維多囿於本位，院轄市首長想爭大位的大有人在，沒有放大格局，如何治理國家？ 誰在國境之南唱歌？是陳達也不只是陳達，是生活在島嶼南端的人們，是生活的滄桑、是苦樂交加的心境、是島嶼的歷史和地理形塑的風景，是台灣的心。（李敏勇）

  基隆巿長爭取鄰近新北轄區入市，新北市與台北市爭鋒，都有其發展的考量，反映台灣區域規劃的問題。其實，基隆市就像東京旁的橫濱，神奈川縣轄內市，有特殊風貌。戰後台灣曾先有院轄市台北；省轄市基隆、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縣則有縣轄市，一個或多個，例如板橋、永和、桃園、中壢、苗栗、彰化⋯屏東，市有大有小，大抵是城市之謂。院、省、縣之市，層級有別。 省虛級化後，因應行政扁平化，加上都市化加快，人口逐漸集中。為了統籌分配款的爭取，台北市之外，增加五個院轄市，形成並不存在的「六都」。其實，這有地方政治角力，各自的利己主義，並不合乎公平發展。 台北市為首都所在，向有天龍國之名 ，哪一個黨當市長都不願已獲有的較多資源與他縣市公平分享，坐享其成的市長還常白目狗眼看人低。中國國民黨人韓某二○一八參選高雄市長，以「又老又窮」挑起高雄市民不平情緒，其實他所屬的政黨長期重北輕南，正是問題根源。打人喊救人，硬是騙了選票。 台北市之外，增了另五個院轄市，滿足了源自台北的地方利己主義。粗糙的公共行政規劃，多了不像城市的市，徒然提高了市長的政治份量。相對的，其他自治體更邊緣化。幾家歡樂幾家愁，並不合發展共享的原理原則，也是非正常國土規劃。 看看新北市，它和原來的台北市並非雙城概念，而是包圍著台北市，有城市有鄉村的地域。升格是有好處，但如何成一市？現在的市長豪語說要成北台灣火車頭，真的？台北市新北市更像東京都的樣子，都內區是台北市，都內市是升格前台北縣各市。東京都內有廿三區在中間、廿六市在外圍、一郡、四島支廳。台北、新北不是雙城，是市中有市。 台灣長期重北輕南，形成巨大雙北，導致台灣地方自治體不均衡，甚至畸形化。新舊年節南北東西交通問題難以改善，原因在此。新北成院轄市是便宜行事的結果。人口多，縣成為院轄市，其實不盡是城市。市市市，其實不一，才有「六都」之喻。 桃園也是縣成為院轄市。台中、台南、高雄是把外圍的縣納入成為院轄市，轄內原本的區、市、鄉都改制為區。形成城市並非真正城市的自治體，但高於非院轄市自治體一等。捷運並未普及的院轄市，存在太多鄉村。不符國土規劃的自治體各自本位主義，不符合國家均衡發展原則的院轄市過多現象，反映的是地方利己主義。 （作者李敏勇，詩人）

陳水扁翻臉成為趙少康的配角，政敵言歡，卻以對昔日同志說三道四為賣點。（圖擷取自YAHOO!TV「鄉民來衝康」）     後李登輝時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局，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位法律人先後成為總統，合計將二十四年。以寧靜革命被稱譽的政黨輪替，近四分之一世紀。陳水扁入獄；馬英九被罵聲連連；蔡英文聲望仍高，但政權後續在未定之天。台灣，不只未確立國家存在的內、外條件，政治的內耗也看不出平息於何時。政客爭權奪利大於政治家描繪願景。 陳水扁翻臉成為趙少康的配角，政敵言歡，卻以對昔日同志說三道四為賣點。有許多原支持他，後來同情他（支持台灣，扁以為就是他）的台灣人，忍不住奚落，被看破手腳。政治人物，起起落落，雖有天命，也是個人造業。呂秀蓮也不遑多讓！ 陳水扁二○○○年當選總統之後，民進黨不盡走向坦途。中國國民黨逐出或可帶領轉型台灣國民黨的李登輝，這個黨也因此走下坡，甚至走向末路。中國國民黨人的結構其實就像台灣結構，把台灣人納入統治構造，形成挾多數權力侍從的流亡殖民統治原理。趙少康不服黃大洲，宋楚瑜不服連戰，其來有自。李登輝的一廂情願並非殖民性政黨核心層所能服從，侍從群附和舊體制者多。李不是蔣經國，徒然遺憾。 政治人物有樣學樣，歹看樣！民進黨從在野到執政，面對政治改革艱難之路逐漸成為一般性政黨，蕪雜漸多。有批評說：中國國民黨傾向中國共產黨，而民進黨中國國民黨化—說的是像附和在這個黨的台灣人、權力侍從們。看看權力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動人的風景還在嗎？還是汲汲於權力位子的爭逐，視為「特種行業」？自以為是，誑言超越，被看破手腳的也頻頻蹭聲量，丟人現眼。 政壇聲光娛影，在國家定性定位分歧的形勢中，彷彿仍走在陳水扁當年選市長的的，「快樂、希望」和「破滅、失望」的交織幻影。 曾想帶領中國國民黨在地轉型的李登輝被殖民意識群懷恨；而陳水扁則被卑視。民主化後，大眾消費社會的台灣，政治人物輕薄化，常見政治虛無主義和虛情假意。這樣的政治，台灣如何向前走？（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九○年代，台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引述的「命運共同體」概念，謝長廷在他的《新文化》雜誌，多所運用、發揮，李登輝也以「生命共同體」的倡議。民進黨人的政治改革運動、李登輝帶領中國國民黨的改革，都重視建立台灣認同，都努力建構台灣的共同體條件。 流亡殖民群落執著於流亡意識、著重流亡的歷史。昔日，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官宦世家、將軍族加上優伶，在台灣海峽這岸的臨時首都，宴飲中流露失去京華風雲的愴傷，留下「天龍國」特殊族群的幽黯魂靈。白先勇以作家之筆，留下他父親白崇禧相關的歷史三部曲，多少為先人吐了被蔣鄙夷的怨氣。比起蔣家，白先勇的筆或更勝劍。張愛玲小說也多浮世流亡的愴傷，不在台灣卻映照流離心靈。 白先勇雖沒有政治力，他筆下的文化力道，撫慰流亡的心。但比起雷震、殷海光、傅正⋯等知識分子的動人心跡，缺少的是在地鑿痕，《孽子》是另一種形貌。台灣或許只是某些流亡群落暫厝之地，共同體未盡形成。頗多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意味著這樣的心緒，彷彿局外人，冷眼民主化、台灣化。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以參贊中華民國的國際關係法理與現實體認，與兩位台大學生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成為階下囚，亡命他國多年。雷震《自由中國》的反攻無望論，也有牢獄之災。有良心的人被黨國政治迫害，這就是在黨國體制下的中華民國形成困境的緣由。 李登輝已辭世，他「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引語，鑑照台灣民主化的信念。同齡的彭明敏仍常關心台灣民主化、自由化之路，寧靜革命之路仍須台灣人民自救運動信念不息。台灣獨立為一個在國際有地位的新國家，是生活在台灣已在民主、自由的人們，共同的心願。 流亡的歷史不盡能轉化在地的歷史，部分是殖民意識作祟，一些虛浮流亡殖民群落的文化人，以虛飾美文裝腔作勢。龍應台的文化性和馬英九的政治性就是寫照。這樣的流亡中國心常帶有殖民性，影響新認同的形成，阻礙命運共同體的建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光復，意味的是自我恢復；解放，常是外力因素，共產革命喜歡這字眼。二戰後的朝鮮，以「光復」表述自日本殖民回到自己，是一個例子；法國及東歐被納粹佔領國家，是同盟國助其回到自己的國度，常以「解放」稱之。朝鮮的光復節也是獨立紀念日，是回到自己。儘管因韓戰而分裂為南韓、北朝，但八一五對她們都是光復節和獨立紀念日。 台灣，二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如果成為獨立國家，八月十五日是光復節，也會是獨立紀念日。但何以十月廿五日被制定為光復節？因為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盟軍五國在台北公會堂受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代表接收，順勢進佔統治，並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另立旗幟後，成為舊中國流亡政府所在地，因韓戰發生，成為美國的反共前線而存留。 台灣人曾以「祖國」之名，歡迎中華民國入台，但在歷史留下「悲劇性的開端」。祖國其實是掠奪者，類殖民統治者，二十個月後，就發生二二八事件。為流亡準備的中華民國政府，將戰後台灣精英殺害殆盡，藉以遂行日後少數統治，實為寄生者。歡迎祖國始，怨懟中華民國終，自始至終都是中國國民黨的作為造成。 蔣介石體制的中國國民黨以光復台灣攬功，是拜同盟國之賜。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受盡迫害，火燒島的煉獄刻劃悲慘的歷史。 不只台灣人，許多隨流亡政府來台的文化人也烙印血淚。那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也頻頻對台灣展開「解放」的呼聲。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想取中華民國而代之。國、共兩個黨一個樣。 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光復」台灣只是想從日本的殖民統治取而代之；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放」台灣，只是想完成消滅中華民國未竟之業，後來成為侵略。在台灣進入民主化之時，零和敵對的國、共兩黨，竟對「台灣光復」有一體感，互相鼓吹。看在蔣介石、蔣經國的屍骨之眼，不知如何捶心跺腳？ 民主化後，台灣人政權仍奉「中華民國」之名，小心翼翼護守在台灣的這個國家。生活在台灣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都經歷戰後史艱辛一路走過來，應該對新的國家共同體，對自由和民主，對和平與福祉有主體性的新想像。國、共還想重溫舊夢，但台灣要擺脫國、共內戰殘餘情勢。光復，就讓我們自己光復吧！解放，也讓我們自己解放吧！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