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奕齊講到在黨國時代的中小企業。 台灣產業結構主要分三層，中上游壟斷生產原料與資金。上游國營與黨營事業、中游是大型民營公司，和下游中小企業。中上游針對國內市場，中小企業針對出口市場。以石化業為例，最上游是國營的中國石油公司，中游是王永慶的台塑石化公司，下游是做出口市場的玩具和電視機外殼等的中小企業。  1970年代，美日因為石化產業的高汙染高耗能而決定停止，中國國民黨看到機會，就把石化業制定為台灣的策略性產業，同時，為了鞏固政權，就以補貼來扶植大型民營企業，台塑之所以利潤極高、成為民營公司龍頭，原因就在上游有(黨)國營企業提供的穩定原料和政府補貼的便宜價格，下游有中小企業購買它的塑膠原料做代工出口。  話說回來，所謂的大型民營企業，也不是真的民營，產業的遊戲規則是國民黨制定的，國民黨知道這種受政府扶植、獨佔市場的產業穩賺不賠，所以，用「黨資本」來投資自肥。2014年8月1日在高雄發生的氣爆事件，就跟黨營事業的歷史有關，2006年「李長榮化工」從黨產的「福聚」買下這個石化管線，正常國家會讓石化管線經過住宅區和商業區嗎？只有罔顧人民生命的獨裁政黨，才會做出這種荒誕不經、傷天害理的事情。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國民黨在思考經濟政策，都是以鞏固政權和自肥的角度來考量，至於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小企業，中國國民黨採取的是袖手旁觀的態度，在政策上或融資上，完全不提供任何幫助。 早年國民黨銀行有分成三等體系：  第一級國陸系，就是中國國民黨從中國移過來的，例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央銀行…可做外匯業務，第二級是僑系三家銀行（因為對中國國民黨來說，華僑是革命之母）和外商銀行，也可以做外匯，第三級才是台系銀行，三商銀，合庫，台企等五家。  國民黨控制了一二級銀行，也就控制了銀根，可以決定誰可以得到融資融券，由此來控制企業，維持政權穩固。以至於，很多中小企業都要靠地下錢莊來週轉資金，1970年代美麗島雜誌有辦過中小企業座談會，當時在場的中小企業主最大的抱怨和憤怒就是，從「政府的銀行」根本借不到錢，根據統計，1982年，台灣有差不多四成左右的融資，都是透過地下金融的管道，所以，才會有那麼多跟會和倒會的事情。另外，為了製造金融流動的控制，明明人民之間借錢的糾紛，屬於民事關係，但國民黨就用刑法去介入，造成當時好多票據犯。（所以才有那麼多女人替丈夫坐牢！）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為什麼台灣看似受到的損害較小？因為台灣大部分是中小企業（九成以上），資金都是靠起會，銀行根本借不到錢，所以，亞洲金融風暴後那幾年，台灣其實都在倒會，並不是沒有災難。  中國國民黨對出口的「幫助」，主要在於壓低米價，造成工資便宜、物價維穩，還有壓低新台幣幣值，有利出口。 

聽《民視台灣學堂》陳奕齊解構黨國拚經濟的神話，講到台灣60-70年代之所以經濟起飛，是以階級不正義為代價的。  美國RCA長年以有機溶劑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清潔劑，嚴重汙染土地與地下水，很多女工罹患癌症，日本把農藥廠、化工廠轉移到台灣生產，再跟台灣進口，留下環境公害的爛攤子。在台灣走向加工出口型經濟(出口占GDP比例一半)的時代，台灣底層人民憨厚做工，面對汙染沒被告知，毫無防患能力。  以六輕等石化業為主的黨國體制與台塑大煉鋼廠等，社會成本皆外部化，當地居民有就業機會的受惠的輕，受害的重，大老闆們錢賺飽了就移民美加紐澳，伙計們沒賺到的就留下來承擔汙染的後果。  國民黨執政的年代，台灣之所以經濟起飛，主要跟全球的市場佈局有相關，台灣被分配到代工出口。1950年6月韓戰爆發，本來要放棄蔣介石的美國政府，需要蔣政權幫助，來形成反共島鏈，於是，開始用美援扶植中華民國。1960年，美援公署(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駐華分署)署長郝樂遜（Wesley C. Haraldson），草擬了一個八點財經改革，要求國民黨政府發展出口導向經濟，類似的財經改要點，也有發給韓國，主要是為了配合美國經濟戰略的轉向。李國鼎、尹仲容把郝樂遜的八點，再修改成「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國民黨的王作榮在回憶錄中，竟把一切都說成是黨國的高瞻遠矚！  當時美國國內勞工意識提升，製造成本提高，政府為了不要讓這些資本家利潤下滑，便幫助他們將商品鏈中間生產和流通的部分砍掉，外移到亞洲，去利用亞洲大量而便宜的勞動力，而美國公司就只抓商品鏈中的品牌和零售、也就是利潤比較高的頭尾兩端。源源不絕的訂單湧入，使台灣在1970年代變成代工島國。  代工經濟對台灣的影響之一，就是黑手變頭家，成為中小企業主，讓台灣人有除了讀書之外、另一個階級翻身的管道。影響之二，因為代工工廠不需要面對終端的消費者，所以，台灣就不需要去了解別的國家的消費者，所以，我們越來越沒有國際觀。影響之三，代工之下又有分包體系，讓地下工廠充斥在農田之間，造成農作物的重金屬汙染。  到了1980年代，台灣錢、淹腳目，因為做了20多年的代工，台灣人民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財富，當時平均台灣人民都有13萬存款。但同時，因為蘇聯、東歐、波蘭，開始實行資本主義，進入全球化時代，中國也開始改革開放，因為中國勞工更便宜，台灣失去優勢，於是1990年代，有好多工廠惡性倒閉，迫使關廠失業工人，走上街頭。這些問題，一直到馬英九任內，都還沒完全解決，而有2014年關廠工人的臥軌事件。  國民黨那麼會拚經濟，為什麼到1990年代就拚不起來，反而讓勞工失業？只因台灣經濟起飛，並不是因為國民黨很會治理，而是因為美國全球經濟戰略的布局。國民黨很會拚經濟，滿口虎膦話！  最近因為齊柏林的過世，讓大家開始關注礦業法的問題，才知道，在黨國一體的年代，那些所謂很成功的企業家，基本上，都是因為拿到黨國「特許」且近乎免付費用而致富，並不是真的懂經營之道。而他們帶來的汙染，自然資源的掠奪，卻要台灣本土人民與子子孫孫共同來承擔。 蔡英文為什麼要用老藍男，因為，阿扁時代綠男就常喟嘆「請鬼抓藥單」了，文官不中立、司法不獨立，整個利益結構像《拉法葉案》般盤根錯節，光是換首長完完全全不管用，蔡英文相信黨國意識在文官體系中還是主流，也認為下面那些有終身職的簡薦任官員是指揮不動的？ 因為指揮不動就繼續用老藍男，那民進黨與國民黨的不同就只剩親中的程度了。

    在1996年的著作Democracy's Discontent（民主的不滿）中，桑德爾就曾經告誡，如果缺乏一個更強烈的民主共和精神，對斯土斯民、對鄰人、對參與公共生活的關注，自由主義將會崩潰，並且被那些在國界築牆、強化我群與他群分界、並宣示要「拿回我們的文化、拿回我們的國家」的政治觀點所取代。  20年後，當英國人公投脫歐，美國人又選出了川普總統，這段話聽起來特別有種先知的感覺，但桑德爾擔心的是，政治菁英們似乎還是沒有真正理解選民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被遺棄的憤怒。 Themes of 2016: Progressive parties have to address the people’s anger (By Michael Sandel)  尤其是在政治光譜上中間偏左、自認為代表民主進步價值的政治菁英們，早就擁抱了技術專家治理的自由主義，拉攏了專業階級，卻漸漸背離了藍領工人和中產階級選民，他們譴責民粹只不過是面對移民和多元文化而產生的種族歧視、排外反應，或是認為選民抗議的只是全球貿易和新科技所帶來的失業問題，但這兩種視角都沒有看見不滿情緒的根源，桑德爾認為，除了收入和工作，更重要的是社會尊嚴，可以從四個面向來討論：  一，收入的不平等，讓階級流動的想像落空──「不論出生如何，只要努力工作、按照規則來，都可以爬到符合自己資質的社會地位」，已經成為空洞的口號。當財富差距已經大到難以跨越，光是讓人有機會向上爬，也無法解決問題。 二，菁英的傲慢──當公平競爭已經不公平，卻還在強調只要努力就能出頭的成功理論，對人心有一種腐化的效果，那些在上位的菁英會認為一切成功都是他自己的努力、並且以此來衡量自己的美德，有意無意間看不起那些失敗者，而失敗者們也會把自己不幸解釋為自己的責任，這兩種心態混合成一種爆烈的憤怒與不滿，形成社會不安的因子，川普雖然自己是有錢人，卻很懂這種心態，所以，當歐巴馬和希拉蕊還一天到晚把「機會平等」掛嘴邊時，川普直白地使用「溫拿」和「魯蛇」，抓住了選民的心，因為，教育水準，已經是造成今日美國選民觀點差異最大的因素之一。  三，工作的尊嚴──在科技發展、製造業外移的同時，勞動階級在社會中感受到的尊嚴，也越來越低，當經濟活動從製造生產轉移到財富管理，高風險投資經理人和華爾街銀行家，獲得豐厚報酬，都挑戰了傳統上工作帶來的尊嚴感。產業轉型的失業並不只是經濟問題，連帶也有社群的消失，無力感，社會尊嚴的失去。而新科技帶來的自動化，可能讓問題更嚴重，在考量是否提供基本收入、擁抱一個沒有工作的未來時，我們不能不討論工作的意義，以及工作對於美好生活的重要性。把所有問題都當成「技術問題」來解決，代價可能是抹煞人性。  四，愛國情操和國族社群──自由貿易協定和移民，是民粹反彈最強烈的兩個議題，某個層面上都是經濟議題，但是，更深層的情緒感受是，政府好像比較在意便宜的商品和便宜的勞工，卻不照顧自己人民的工作機會，於是，人民只能靠仇外、妖魔化他者來發洩情緒，自由主義菁英譴責這些行徑，強調互相尊重、並理解多元文化，但是，卻沒有回答：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還要有國界存在呢？有何道德意義嗎？最終，為什麼「市場」這個信仰從來沒有被挑戰過？「消費者」的認同可以完全取代「公民」的身分認同嗎？  雖然桑德爾談的主要是歐美社會的現象，對於在台灣的我們，資源分配不公，階級不流動，菁英傲慢，工作卻乏尊嚴感，以及「高檔消費者」身分對抗「公民」認同，也都是應該要多多進行公共辯論的議題，當然，因為有隔壁虎視眈眈的強鄰，還有國族認同、國家安全的議題，需要探討。 今天剛好看到財經時報（Financial Times）的一篇專文，是台灣30歲的自由記者劉致昕寫的「拿掉『愛國教育』的台灣年輕世代」，他在解嚴那年出生，他也另外採訪了40歲的導演鄭有傑，以及25歲的政治工作者曾柏瑜，包括他自己，以及兩位相差15歲的受訪者，都體認到「新警總」的力量，因為中國國族主義挾帶市場力量的侵門踏戶，中共對李明哲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讓任何旅遊中國的台灣人都可能「被李明哲」，很明顯的，中國正在建構對台灣的管轄權！原本在解嚴後以為能夠自由回答的「我是誰」，又變得難以啟口。這一代人要努力的，是留守住台灣社會顛簸摸索走出的一點民主成果，為下一代爭取更多自由思考「我是誰」的空間。  吳叡人也在「台灣教授協會」召開的「台灣戰略軸線的翻轉與行動：WHA和《李明哲案》敲擊的醒鐘」記者會中說到，政經看似分離，實為一體，基本上，就是先把所有去中國發展的台灣人加以「國民化」，可預見，將會出現大批被動或主動「歸化中國的台灣人」，這批出於利益或恐懼而變成「新中國人」的台灣人，還可保有台灣國籍，不只會變成中國手中的人質，也必將對台灣造成很大壓力，不僅國際現況已改變，「事實上已變到我們家裡來了，我們家快要變成他家了」。  除非台灣自己站起來，積極進行台灣主權宣示及建構行為，台灣必然在中國的解構攻勢下，日益被「去國家化」，他重申「這根本就不是對抗的老路，現況早已被改變」，現在是中國圍堵台灣的新局面，或稱舊局面的新階段，台灣沒有其他選擇，必須正面反擊，這是抵抗，不是對抗，這是突圍、脫困。 （駁小英不與中對抗說 吳叡人：台灣須突圍 積極宣示主權）  也就是說，在國際上遭受圍堵的台灣，需要非常主動積極地說出「我是誰」，建構出不同於中國的身分認同。

    讀黃惠君的《激越與死滅》，這些年，讀了很多關於二二八的研究，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那麼清晰地看見，那個世代的台灣人，張開雙手迎接「祖國」的熱切，不必然是因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或孺慕，而是被殖民50年被貶抑為「次等人」、甚至「非人」之後，急切地想要成為一個語言文化政治認同不再被迫分裂、對立，可以活得內外如一的人。所以，與其說台灣人嚮往回歸「祖國」，不如說，台灣人在這個「想像的祖國」之上，投射了成為自由之人的渴望，投射了擁有平等政治權利的願景。 （左圖：1947年元旦，《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台灣社會欣喜於民主根本大法之完成，當時在台北地方法院任法官的吳鴻騏，受邀至電台以「人民的權利義務」為題，講解憲法。此為吳鴻麒法官親筆撰寫的演講草稿。） 只不過，在所謂的「光復」後，這個願景快速破滅，「接收」變成「劫收」，台灣人迎來的是同樣的歧視，同樣不平等的待遇，以及更暴力落後的貪汙腐敗。台灣人被以「不會說國語」為理由而無法擔任任何政府或國營企業的中高階主管，所有重要職缺都被外省人填補，但這些空降的統治階級只想趁機搜刮、中飽私囊，本來應該保家衛民的國軍，變成社會治安的威脅，本來應該執行公權力的檢調警，更行如拉結派打家劫舍的盜匪，搶劫、武力要脅，開槍傷民，無惡不作，令台灣人瞠目結舌。 不過，當時的台灣社會在法治觀念已經有一定水準，我在書中讀到當時人民所採取的行動，若放在今日的時空，都還符合民主法治國家公民的標準。 比如說發生《員林事件》時，社會各界立刻出來表態──以律師公會為首，再加上人權團體「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政治壓力團體「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及扮演第四權的媒體「省記者公會」，律師、媒體、反對黨以及人權團體，都站出來了，齊聲捍衛司法尊嚴。 又比如說，在用人省籍偏差的無限傾斜中，台灣人仍奮力想要有所突破，於是，在1946年五月開議的台灣省參議會，積極問政，爭取登用台灣人才的機會，同時，也揭露外省權貴近親繁殖、牽親引戚的惡風，讓人事任用的醜聞，不時登上媒體版面，台灣人民可以透過報紙，積極關注省參議員的問政內容。 不難感覺台灣人民彼時對政治的參與度，以及對建設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園的熱切之深，更甚於今日，而那是1946年的台灣呢！這中間的數十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何以台灣人內心的人權，法治，民主，尊嚴，倒退了五十年！ 讀到這本書的中後段，就很清楚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從中國調來的軍人，不僅施行無差別濫殺報復，陳儀更是藉機消滅所有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包括那些曾加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地方仕紳，省參議員，縣市長候選人…，陳儀向蔣介石呈報的第一份被秘密裁決的「犯人」名單，主要來自三個背景：媒體領袖、反對黨成員、和法律界領袖，台灣社會從此失去了監督政府的獨立媒體，制衡行政濫權的獨立司法，人民更失去了參與政治、追求平等自由尊嚴的熱情。 （右圖：於二二八罹難的法律界人士，攝於「公與義的堅持」展場） 張七郎父子三人，一夕之間被秘密處決，張七郎遺孀詹金枝說：「擾亂世界和平的禍首東條英機，尚在國際法庭，一而三而四而五，迄今猶未終審，以道德國自詡者是如此，但為何這個說自己擁有五千年文化，且位列四強的國家是如此…」二戰「戰敗國」的首相東條英機都還沒有死，為何在「戰勝國」統轄下行醫辦學愛鄉愛民的張七郎，卻已未經審判、死於「國軍」的槍下。因為，在中國軍人的眼中，台灣人是被奴化的戰敗國人民，尚未「歸化」「戰勝國」，需要長期管束馴化。 之後的清鄉，透過「戶長連保切結」讓台灣人民互相監控，形同古代連坐法，受害者的家屬，變成壓迫者的眼線和共犯，此舉讓人民把統治者的暴行內化為自身的罪咎：因為我怕死，我想要自保，我沒有站出來，所以，我也有罪…。於是，我們成了一個對有權有勢者特別寬容、對無權無勢者格外嚴苛的社會，存活下來的台灣人，都是飽受屈辱的人，如同沒有靈魂的活死人，也把自身的怯懦和罪咎投射在眼中所見的彼此，過著沒有勇氣沒有榮耀的卑屈生活，數十年。這個斷裂，這個傷害，比我想像的還要影響深遠。 那時候，雖然有些人看到局勢惡化，而轉向台灣地位未定、尋求民族自決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領導階層的菁英還是一再跟政府強調，我們不是要台獨，我們只是要爭取自治，爭取平等的對待。自治就是一國兩制，但在中國統治者眼中，自治就是分權，統治就得壓制，就得褫奪每個人主動參政的公權。戒嚴失魂，解嚴變遊魂，解嚴近30年，蔡有全最喜歡說也還在說的一句話「活路只有一條，台獨」，說的就是中華台北的魂不附體！台灣人找不到自己的國家認同。 1988年1月，解嚴不到半年，就發生白色恐佈政治案件——蔡有全依「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判有期徒刑11年，許曹德依「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判有期徒刑10年。 爭取獨立，台灣人少了什麼？少了建國的熱情，少了美國人追求獨立自由的熱情。真的面對過去，要用新的認同來重新活過。真的要面對這段歷史，就要以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公民的角度，重新去體驗一次，我們會看見台灣人需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度！

  去烏來福山部落，想要走馬岸古圳步道，導航好像出了點問題，走錯路，但也剛好，開到路的盡頭，下車，享受遠眺山谷的景致，天氣美極了！ 看完風景，倒車回頭，開進一個岔路，依導航指示轉進去，直直開到停車場，下了車，有一棟很像是餐廳兼民宿、三層樓的建築物，上面寫著「泉林大地，溫泉會館」，我們進去借廁所，櫃台的年輕男生指指裡面，隨即走出另一個年輕男性，邊看手機邊漫不經心地問：「你們從哪裡來？」聽到我們說從台北來，他就說不借。裡面還有其他人，一位年紀較長的女性走出來說，這裡廁所不外借，拍謝！我們問那哪裡有廁所呢？她說，要走出去、到下面才有。走之前，順便問櫃台年輕人，古圳步道的入口在哪裡，他說他不知道。 我們就走出來，一個小男孩，把一台電動車當玩具車在駕駛，技術熟稔，速度頗快，他停下來，跟我說明每一個按鈕的功能，剎車，前進，後退…，他的捲舌音很像是中國來的，小男孩跟著我們往外走，指著籠子裡幾隻髒髒的西施犬，跟我們說：「狗狗想跟你們玩！」 我們觀察了一下被關在裡面的可憐狗狗，繼續往外走，看到一個更大的空間，好像是生態公園那樣，但是上下左右通通被鐵絲網圍起來，裡面赫然有近10尊人高馬大的秦兵馬俑，相當突兀醒目，旁邊有個似乎也是通往古圳步道入口的地方，是上鎖的，掛著一張A4紙列印寫著：「原住民私人土地，請勿擅自入侵，非法究辦」。 走到一半，就被一位自稱泰雅族的男人怒氣沖沖的阻止，說我們是不是不會讀中國字，沿路都貼著原住民私人土地，請勿擅闖…，也說，這裡沒有對外開放，沒有經營什麼溫泉會館。為了不要讓對方更生氣，我們就不再多說，趕緊把車子開出去，離開這個地方。這時候，有另外一位泰雅族男人，比較友善，跟我們說，步道入口的門鎖鑰匙，在另一個員工那裡，但因為今天是過年，他沒有上班，不然，就可以跟他拿鑰匙來幫我們開門。本想要搞清楚，是否有其他的入口可以通到古圳步道，但我們在跟他講話的同時，那個怒氣沖沖的人，遠遠地飆罵著，要這位同事不要再跟我們說話了。 這一切都讓人一頭霧水，如果我們「非法闖入」，為什麼一開始他們沒有告知呢？如果他們沒有營業，那櫃台的那位年輕人坐在那裡幹嘛呢？而且另一個男生還問：你們是從哪裡來的？感覺，他們並不是沒有營業，而是在接待特定的客戶群（後來在臉書打卡地標上看到有人回應「老闆說現在暫停營業 因為在水源保護區裡面被政府盯上 只接待親友團」，所謂的「親友」，應該就是黨國貴賓或陸客吧！），一開始，可能他們還不確定我們是否屬於他們的客戶群，所以，很客氣，後來確定不是了，就兇起來了。 這整件事感覺很怪，直覺應是私人侵占土地，「佔地為王」！加上有突兀的兵馬俑，會不會這所謂的保留地也變成「中資」了，台灣人只是「中資」的人頭？古圳步道，應該是公共的資源，怎麼會有步道入口用鑰匙鎖住的理由呢？車子往回開以後，果然發現，的確還有好幾張A4大小的警告，都寫著「原住民私人土地，請勿擅自闖入…」。但因為標誌不明顯，不注意看真的很容易忽略，我們也只顧著看手機導航，所以對實體存在的告示，視而不見。 一直到後午飯過後，我們沿著溪流另一側的步道往上，然後找到小徑，下切到溪流旁，再順著溪流而上，冒險涉水到另一邊，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找到了古圳步道，才知道，步道正式的入口，其實是在另一個地方，我們剛剛吃飯旁邊的馬家堡餐廳那裡。 走完步道，再跟當地人打聽，才知道，那個我們誤闖的地方，叫做「伊殿園溫泉美地」，是當地惡名昭彰、霸佔水源國有地擅自開發的大違建，地主是娶了原住民太太的漢人李村城，後台很硬，2015年8月初因為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才被媒體爆出來而歇業。 根據報導，「蘇迪勒颱風重創新北市烏來區，位於南勢溪支流、藏身烏來福山的「伊殿園溫泉美地」溫泉會館，占地17萬坪，每晚住宿價格萬元起跳，被民眾檢舉無照營業並開挖兩座魚塭養殖鱘龍魚。新北市政府五度去函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要求處理，但至今沒有下文。」「李村城曾是證券業名人，且與國民黨大老吳伯雄是小學同學，政、商通吃，主打的鱘龍魚大餐，就從私設魚塭現撈，要價不菲。」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598 福山部落居民表示，伊殿園是李村城的私人接待所，「辦趴時，政商名流都開普通車進出掩人耳目。」 另一則新聞，獨／烏來「伊殿園」老闆後台硬 吳伯雄、泰雅公主都…，寫道：「前總統蔣經國三兒子蔣孝勇與吳伯雄創立的俱樂部基金會，李村城也在裡面擔任董事，平時他也是水管局高官的牌搭子。財力雄厚，政商關係從小建立，難怪歸中央管的「特定水保區」，李村城可以佔用多年，從2005年開始，新北市就發文給水利署，雙方就這樣公文來回10年，魚塭還沒拆。」難怪林慶台牧師說，這裡一直都是無政府的狀態。上網搜尋，部落客去伊甸園入住的網誌中，還可以看到那裏過去奢華的樣子。原來，我們看到的那超大的籠子，之前就是露天的泡湯池啊。 這樣把前後所發生的串起來，就不難解釋今天早上的遭遇了，原來，我們真的是誤闖了「伊殿園」啊！  延伸閱讀： 竊占國有地蓋湯屋 伊殿園老闆遭起訴 (蕭博文) 為何台灣佛教都要佔地為王？聖嚴法師這樣答…(楊曼芬) 娶泰雅公主置產 妻卻早逝

這樣的標語在戰地金馬，相當普遍   「真正的家會讓我們頭腦清楚、心中充滿愛！」聚會時聽到這句話，大家都笑了，因為，在現實中，家人之間的糾葛，往往讓我們能量流失、頭腦昏聵，怎麼想也想不清楚，甚至，有很多兄弟姊妹為了爭家產，反目成仇，這樣的家，當然不是真正的家囉。 真正的家，是「加油站、充電站」，能夠給我們能量。有了能量，才會頭腦清楚、心中充滿愛，至於那種會爭家產的，很明顯，根本不是一家人。 現實中，如果你還沒有找到真正的家，那可以從你自己開始，找不會和你爭的人成家。 在所有的關係中，都讓自己頭腦清楚、心中充滿愛，很成熟、很冷靜很清明地看：「我到底可以給對方什麼，我到底可以從對方身上要什麼？」這個「給」和「要」，都沒有「過去怎樣，所以現在就要怎樣」的框框，也沒有「因為我是你的XX，所以就應該要怎樣」的一廂情願，關係中所有往來互動的底線，都是可以討論的，就事論事的面對當下關係的真實樣貌，不自欺欺人。 這樣對關係的態度，不只可以用在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用在地方與地方之間，國與國之間。  比如說，今天，金門馬祖跟台灣的關係，基本上延續自國共戰爭的那段時期。金馬作為台灣的前線，需要徵用大量的臺灣人民的納稅錢，去補貼及維持軍事開銷，這樣的情勢，長久以來扭曲了金馬和台灣本島間你情我願的關係。 如今，戰爭的方法改變了，金馬不再有戰略上的意義，理性務實地來看，金馬可以給台灣的，遠遠少過台灣對金馬付出的，而金馬人民對台灣的認同，卻可能遠遠少於對中國的認同。然而，卻沒有人敢問，這樣的關係自然嗎？ 另一個例子是太平島，維持距離台灣本土如此遙遠的太平島，純粹是中華民國打腫臉充胖子的臆想而已，對台灣人民來說，沒有任何實際上的好處，為了這個「大中華想像」，台灣要花很多的經費和軍力。說坦白點，萬一鄰國要進犯，台灣的軍隊根本保不了太平島、護不了漁，還不如撤出太平島，然後用補貼漁民的方式作為交換，經濟上都還比較可行。 也就是說，台灣政府不要欺騙自己了，當台灣要守護金門馬祖太平島的代價如此之大，然後又因為「金、馬、太平島」可以滿足「大中華想像」而自我感覺良好，這就是自我欺騙。 所謂的獨立思考就是能夠全方位地看，不被個人的好惡或虛幻不實的民族情感所囿，很理性，講清楚，我可以給什麼，我可以要什麼。常常問：這樣的「給與要（Give and Take）」平等嗎？自然嗎？ 我們社會需要探索最美的關係倫理，從人與人之間到國與國之間，什麼是「給與要」的平等與自然？ 當中國用一個國內法（反分裂法）試圖去改變國際現狀，並說：「你是我的，如果你不從屬於我，我就要打你喔！」（以上為中共「反分裂法」的白話文版），這也證明了，中國是一個對國際法完全沒有基礎知識的國家，完全沒有法治的基本觀念。一再對鄰邦表示宣戰意圖，就是一味相信「武力出政權」，如此野蠻的政治宣示，代表中國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文明，一定是你情我願的契約；有法治，也有退場機制的。否認兩岸「互不隸屬、各自主權獨立」，是十足流氓的行徑。 當我們在看待中國與台灣，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日本，或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關係時，我們都是全方位地就事論事，沒有偏袒任何一方，絕沒有特別看衰中國，我們希望中國好，就像我們希望所有國家都好，因為，我們的感情是對全人類的感情，我們希望人世間的苦難才能夠減少，這沒有分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族群，這樣的感情，是經過過濾、沒有偏袒、沒有恐懼的。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我們不是在看你我他的交情，也沒有那種儒家思想以血緣為中心來分輩分、親疏、嫡庶的階序觀念，我們關心的是：什麼是最美的關係倫理？什麼是人與人之間最自然最平等流動的往來？ 愛因斯坦說：「我每天都在思考上帝在想什麼，其餘的，都是細節。（I want to know God's thoughts; the rest are details.）」愛因斯坦心中的上帝，不是擬人化的上帝，而是自然法則（The Law of Nature），是整個宇宙運行的自然律，這個自然律，適用於人與人之間，也適用於人與自然、國與國…的任何關係，要知道這個自然法則，要參透萬事萬物之間的關係，必須要放空，完全沒有成見，這就是愛因斯坦的「神明隨念」。 愛因斯坦雖然用神（God）這個字眼，但是，他眼中的神（God），跟基督徒不同，基督徒喜歡用人或祭司的角度去投射神（personal God）。愛因斯坦的神（God），是impersonal God，近似佛法的「法身」。 把宗教和信仰兩個不同的概念等同，就無法理解愛因斯坦的神。對「神聖」的詮釋，因人而異，不是任何教會可以壟斷的。愛因斯坦的神，是「人性深處最由衷的嚮往」。 愛因斯坦眼中的宗教，比較接近我們體驗的信仰。宗教，本就是Relink、本就是要重新連結不同的性傾向、種族、信仰，使之產生意義、價值、珍惜，很究極地去思考萬事萬物之間的關聯。 當我們用宗教的態度去面對生命中的所有關係，我們不會再去「給」別人不需要的，也不會再去「要」別人給不起的，人與人之間，不再需要勉強，讓所有的「給與要」，都是自然的，流動的，歡喜的，沒有絲毫的勉強，應該是最無諍的社會。 這樣的關係，有很大的空。空，就是獨立和自由。 獨立：無偏無懼（無我、無我所）、不受情緒或成見左右，不用情緒化的、個人的好惡去思考問題； 自由：自然、由衷、流動、自律（自己管理自己）、自主（自己選擇決定），有文明的契約，有可進可退的流動。 台灣人從未選擇金門馬祖，金門馬祖人也從未選擇台灣。獨立思考從互不隸屬開始，最美的關係倫理也從互不隸屬開始。

  耶魯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兼耶魯法學院研究員傅理寧(Nick Frisch)年初在《紐約時報》發表 《回不去了：蔡英文與她的台灣的不歸路》，指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將永久離異，「台灣的選民確實這樣做了，北京的統一夢更加遙不可及 (Taiwan’s voters have done just that, pushing Beijing’s dream of reunification even further from reach)」，「中國終於失去了台灣 (with this election, China has lost Taiwan for good)」  前幾天，《紐約客》再度登出一篇傅理寧的文章，標題「台灣領導人在川普身上看見的 What Taiwan's Leader Sees in Donald Trump」，把台灣放在一個比較有主體性的位置，文章重點放在蔡英文，而不是川普，至於，究竟看見了什麼呢？答案在最後一段的總結：「川普的選舉，輕輕鬆鬆剷平政治常軌，給了蔡英文一個不可能從希拉蕊身上得到的機會，一個在國際舞台上維護台灣尊嚴的競選承諾。根據《華盛頓郵報》，她給川普的這通電話，是好幾週前就開始計畫的，由蔡的幕僚和一群把台灣視為美國當然盟友的鷹派政治人物居間牽線。這通電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軒然大波後，蔡英文幕僚對外故作混亂，但蔡英文其實非常清楚這通電話會激怒北京和華盛頓的外交政策專家，最後她還是打了這通電話，顯示出她有一縷不為人知的膽識，那是她最熱情的支持者所希望的，同時，也是北京長久以來所懼怕的。」  文章第一段先介紹台灣是一個2,300萬人口、自我治理的島。這次，許多台灣人之所以對川普小英的一通電話感到雀躍不已，是因為美國建制派菁英長久以來取悅北京當局，刻意忽略這個中文世界中唯一的民主體制太久了！接著，傅理寧交代了一下歷史背景：「自從1949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流亡至台灣島，中國就把台灣視為一個尚待收復的省分，並且不斷地使用其全球影響力及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讓台灣在外交上不被看見，每當任何外國政府給予台灣任何一絲絲類似國家的承認，中國官員都會大聲地抗議。全球只有約二十個的國家，大部分都是極小國，正式承認台灣，美國不是其中之一。對蔡英文來說，跟川普通電是場重大而意外的成功，也是自從1979年華盛頓和台北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斷絕後，第一次有這種最高層級的接觸。」  第二段，傅理寧寫：「表面上，蔡似乎不太可能是川普的盟友。」因為，她曾是WTO的談判員，支持自由貿易，TPP，希望美國在環太平洋有更積極的參與，強調社會福利，環境保護，而且，個性上跟川普天差地別：「她是一位重視方法、輕聲細語的行政官僚，沒有小孩，未婚，喜歡閱讀中國古典文學，而且，有時似乎不太習慣成為注目焦點。」然而，傅理寧為台灣的處境、也為蔡英文的這個政治動作解釋到：「台灣沒有條件對盟友太挑剔，世界上幾個最小而且大部分是獨裁體制的國家，例如，史瓦濟蘭，都接受了台灣慷慨的金援，以換取對台灣的外交承認，並且偶爾在聯合國演講中提到台灣。透過與川普的這通電話，蔡英文看到了一個機會，一方面提高國內的滿意度，一方面與未來的美國總統建立和睦的關係。對她來說，地緣政治和台灣的生存，擺在第一位。」  第三和第四段，傅理寧從蔡英文的專業背景、從政生涯，間接點到國民黨外來政權跟台灣本土菁英的微妙關係：「如果再早一個世代，像蔡英文這樣（本省籍）有能力的女性可能就加入國民黨，去取代那些流亡到台灣來、老化凋零的統治階級。然而，蔡英文邁向總統之路，卻是透過民進黨，一個在台灣還是一黨獨大的年代、從地下運動發跡的政黨，然後在80、90年代、具有爭議性的民主化過程中，演變為台灣的第二大政黨。」「國民黨意識形態把台灣認同與中國綁在一起，而民進黨則強調台灣本土的文化以及進步公民價值，例如支持同性婚姻。民進黨也追求以法理獨立來契合台灣的實質自治──即便蔡英文本人從未替這個可能擦槍走火的提議背書。事實上，去年競選總統時，蔡英文還明確承諾維持兩岸現狀…。」  第五段，第六段，傅理寧指出蔡英文跟川普可能的共同點，主要在於對中國經濟政策以及策略性意圖的不信任。在去年競選時，蔡英文就指出，台灣跟中國經濟上走太近，只讓少數關係良好的政商菁英獲得好處，卻犧牲了廣大的勞動階級，導致工廠外移，工作外流，掏空了台灣的國內產業…，並試圖以她的專業資歷說服台灣選民，她能夠引導台灣離開這個惡鄰，轉向其他民主盟友，重振台灣經濟。傅理寧也補充背景說，中國不只從未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同時也用經濟攻勢試圖收買台灣人。  第七段談到，2012年蔡英文也用同樣的政見來競選，卻輸給跟北京當局關係良好的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不過，2014年中國經濟停滯，習近平又強力鎮壓公民自由，讓台灣人的不安衝到高點，爆發了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運動，才扭轉了經濟上和中國繼續靠攏的態勢。今年，經濟上的焦慮感和對北京意圖的不信任，讓蔡英文當選總統，也讓民進黨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國會的多數黨。儘管如此，懷著敵意的北京和持懷疑態度的華盛頓，都讓她前方的路詭譎多變。  第八段羅列了北京對蔡英文的種種批評，包括對她身為單身女性的人身攻擊，在此可以省略不談，第九段講到，北京領導人把台灣問題視為他們政權合法性的重要關鍵，由此，傅理寧似乎看到了中國政權的脆弱，沒有統一台灣，中共政權就會因收不回「核心利益」而動蕩不安。針對此，中共在2005年立了一個「反分裂法」，作者沒有澄清的是，「反分裂法」是試圖用「國內法」改變國際現狀，其法意之含混籠統與法理之荒謬絕倫，混淆分裂和獨立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具見中共對法治一竅不通，見笑於天下。  統一的選項，似乎從未如此遙遠過。傅理寧解釋道：「台灣人口組成有1949年從中國流亡來的大陸人，好幾世代前就從中國沿海移民來的福建人和客家人，屬於南島族群的原住民，日本和歐洲殖民者的後裔，還有來自東南亞的經濟移民。這些所有的族群大部分都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另一方面，由於香港近年來的嚴峻處境，北京所謂的一國兩制，對台灣人來說，吸引力幾乎蕩然無存。    延伸閱讀： 不叫台灣總統，難道她是「中國總統」？ 波士頓郵報： 就是一中一台！別再自欺裝蒜了！ 面對北京，美國比臺灣更膽小 (BethanyAllen-Ebrahimian)

    如玉在高中幾位好同學的群組中問：妳還記得以前當班長要負責謄寫全班期中考分數的事嗎？ 我：完全不記得了！這聽起來很恐怖，我一定是選擇性遺忘了，哈哈。 她：蠢死了，分數至上的世界。 我：對啊，荼毒人心至深，後來花了好多年去毒，還不一定去乾淨了．．．會考試的，不免有種莫名的驕傲，不會考試的，有種莫名的自卑，太扭曲了。好像人生就是要這樣分高下的，把每個人都變成潛在的敵人，而不鼓勵互相幫助，百花齊放。不能真真正正欣賞自己，欣賞每個人。 她：高一第一次期中考49名，後來最好的成績也只能拚到20名，整個高中除了練儀隊，好像都是自卑跟不開心居多，但過了20年，整個教育環境似乎也沒什麼改善，真是悲哀~上週還有一個建中的跳樓 涵涵：以前偶爾還會夢到早自習考數學都不會寫… 雅琴：可能是選擇性記憶，高中壓力雖然很大，但很多美好的同儕回憶，直到現在，還是覺得高中的同學是最精彩特別的。也是那種制度下，我才有機會進北一女，認識大家！ 智晴：其實...我覺得很幸運可以念北一女...我在國小國中時不太開心，是常態分班，我要努力尋找求生方式…上了北一女，認識意氣相投的妳們，又可做想做的事（雖然有些很奇怪），我覺得是一生中最開心的一段時光。 我突然驚覺，類似的討論，在這個群組中也曾有過，但我今天才發現，這個「因為考試升學我們才會遇到同質性的朋友」的邏輯推論是有問題的！因為，大家口中所說的念北一女的「好處」，並不一定要透過成績至上的升學制度才能達到，甚至，在這個制度下，很多本來或許會跟我們成為知心好友的人，因為不會考試或是不愛念書，因此就無緣認識我們了啊！ 「因為用考試來分班來決定學校的制度，所以我們才會認識」的推論，跟我哥有次說「要是國民黨沒有來（我爸是49移民），你就不會生下來了」一樣無厘頭，與郝柏村「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一樣倒果為因了！ 所以，我在群組回應說：我們是何其幸運可以成為相契的朋友！但我覺得那不必然是升學制度的功勞，而是命運巧妙的安排 ^^」並且也做了一點說明，不過，大家好像就沒有什麼興趣繼續討論了。 我後來看到一篇顏擇雅的文章（顏擇雅：要不要有明星高中？），也貼在群組給大家參考。她的主要論點，一個是：「李家同反對免試入學，是看重考試的公平性。我卻認為考試的榮辱分配會製造更大的不公平。窮小孩因為種種因素，往往小學就學業落後。等他上國中，有自主意識了，正想急起直追，考試卻幫他貼上「不會念書」標籤。明星高中存在，只會讓他更得不到他需要的課輔資源，更想早早放棄。」 另外，因為她自己也讀過明星高中，知道身在其中的「愉快滋味」和「致命傷」，致命傷就是，同質性太高，缺乏與不同背景的人溝通的能力。她這樣寫： 以如今的後見之名，我會如此告訴孩子：「我知道考進明星高中是你人生一大成就，但等你出社會就會發現，根本沒人管你念什麼高中。高中三年，如果周遭都是很會念書的人，你會比較容易找到朋友一起討論叔本華是真的，但長遠來說，卻有礙你理解腦袋跟你不一樣的人在想什麼。因此，如果想要打好溝通力的底子，還是別念明星高中比較好。」 這個世界需要溝通對話的能力，但是，考試升學和明星高中製造的障礙遠多於流動。 延伸閱讀：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的問題與改革 (林國明)

    在游泳池畔聽到的對話… 救生員：颱風假是我們政府搞出來的鬼東西，以前我當老板，我們員工怎會管這樣放假的事，大家都希望做一天賺一天，我們當老闆的，當然也希望機器可以天天生產啊，員工有工作做，他們也可以多賺點錢啊，颱風要不要放假，政府也要管。 泳客：如果颱風放假權交給老闆去決定，你覺得好不好。 救生員：這樣當然最好。 泳客：但是沒有勞基法來管理細節，萬一出了事，怎麼辦，難道要員工自己花錢上醫院嗎？ 救生員：這當然要先訂好規則啊，但不管怎樣，底層的勞工們，只想多賺一點錢，誰在乎放幾天假啊。 原本以為勞工階層的人，不會在乎放幾天假，勞工在乎的是賺錢生活養家，勞工放假又沒錢領，不像軍公教，放假依然有錢進帳。 但這篇《台北時報》的讀者投書Work-life balance (Ben Goren)寫道，在台灣，國定假日有哪幾天，以及颱風到底要不要上班，都變成讓政府頭痛的問題，雖然有人主張，這種事情根本不需要由政府來決定，但同時大家也知道，如果不規定，雇主恐怕就會剝削員工。這種情況，來自兩個歷史性因素： 一，雇主不把員工當人，而是作業線上可丟棄可取代的一個生產工具而已，在乎的是生產量，而非生產的品質。員工不照雇主的意思加班或請假，可能會遭到解僱或邊緣化。台灣已經從農業、工業、轉向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這種重量不重質的心態，應該被淘汰。  二，不論是日本或中華民國政府，都把國定假日當成一種培養服從心態、鞏固社會制約、宣傳國家（黨國）神話的工具，直到不久前，台灣人都還要慶祝殺人無數的蔣介石的誕辰和逝世。當然，隨著民主化和去殖民的進展，這些節日漸漸失去了意義，但總體來說，台灣的國定假日令人困惑，很多都是跟台灣這塊土地無關的日子，加上後來扁政府時代開始的周休兩日，更加深了混亂。 作者在剛來到台灣時，雇主很驕傲地告訴他說，你一個月有六天假日喔！後來他才知道，所謂的六天，是「週六的半天加上周日的一整天」x 4的結果。他才慢慢意識到，對他來說，合約上明訂的工作時數就是他義務的上限了，但對台灣的老闆來說，員工的所有時間（每週7天，不分日夜）都是老闆的，給你工作，是老闆的「恩賜」，放假，是老闆的「大方」，員工應該要表現忠誠度並心存感謝！ 他認為，在這種文化（老闆的「共識」）尚未徹底改變之前，政府恐怕就必須要繼續扮演這個制定規則的角色，直到雇主不再把「保護員工的生命和健康」看成一件麻煩事。

    《三際信息站》的規模（由幾個人共同經營）屬於自媒體，遠遠不到小眾媒體，小眾媒體至少要有10萬粉絲，《新頭殼newtalk》、《苦勞網coolloud》勉強可算小眾媒體。三際信息站期許自己：從未來看過去和現在，從過去看現在和未來，用超越的觀點看現實。  大眾媒體的好處是資源、管道多，容易查證信息可靠性與可信度，缺點是關係好就一定有人情包袱。不論是自媒體、小眾媒體或大眾媒體，所有媒體的正確性都是有限的，所有媒體都是盡量提供真相，但不可能絕對提供真相，世界上沒有100%正確的媒體，就連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都不要100%相信。《三際信息站》大約有90%的正確性，算是好的媒體了，但還不夠好。好的媒體要有95%以上的正確性，不好的媒體，可能只有45%的正確性，甚至只有15%。原則上，正確性太低的媒體，少看惟妙，但也不要想依賴100%正確的媒體，因為這樣的媒體根本不存在世界上。  媒體，是討論的過程，而不是提供100%的真相。真相，靠的是你的天地良心，是你對資訊的開放與多元吸收。  媒體人的正確態度是：用自己的真心去寫，真心找到真相，真心呼喚共同的嚮往，真心願意開放的討論，開放地讓資訊進來。  社交媒體中常見的「陰謀論」是不是一種「有罪推定」？「有罪推定」，是「拒絕新的資訊進來」。  作為一般沒有公權力的大眾，我們不可能在所有資訊都蒐集完全了、才提出懷疑，懷疑應被視為是一種討論的過程，而不是有罪推定，畢竟，只有公權力才可能起訴、蒐證，若每當我們說「xxx賣台」，就被要求「要有證據才能說」，那言論自由就會被限縮。  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言論都100%乾淨、不會犯錯、沒有瑕疵。太潔癖會阻礙交流。品質差的新聞，某個程度上是在幫台灣社會打疫苗，讓我們練習如何面對抹黑、煽動、謠言，進而產生抗體。出來做社會運動的團體，或是從政者，只要攸關公共利益，就要有被質疑的準備，進廚房不要怕熱，出來混就不要以為不能被質疑。有被質疑的經驗，才知道要如何為自己辯護，要如何跟大眾溝通。  比如說，面對華航罷工，我們會去質疑：華航空服員是否也有以具體行動支持別的工會？真正的工會一定會去幫助別的產業爭取福利、而不是只爭取自己的利益，質疑，是為了讓這個勞工運動真的有助於台灣整體社會的進步。  讚嘆罷工成功的同時，我們也會去問：罷工期間拉起糾察線阻止人去上班，這種阻擋到什麼程度是合法的？是否有妨礙人身自由的疑慮？工會將不配合罷工的成員開除會籍，正當性是否足夠？工會有沒有權利不准許沒參與罷工的人搭便車、享受工會爭取到的福利？  這些問，都不是為了抹黑、打擊，而是在練習看事情的態度。工會的確有可能被少數幹部掌權，的確有可能被煽動、被利用、或互相利用，現在很純淨，不代表以後會繼續純淨，純淨也不代表沒有商榷檢討的空間。外部的質疑，可以提醒工會更乾淨更有紀律。真正的勞動紀律不只是服從工會決議，更是專業服務的敬業品質。  批評蔡政府的施政，不可能等到有完全證據才能提出，批評就當成在討論或種疫苗，如果體質不好，就會被病毒打倒，體質夠好，就可防疫。如果要等到完全證據才能提出，政府可能已經崩壞。  像阿扁政府為因應政黨輪替，還要提防軍人政變，不得不邀曾任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的唐飛組閣，但遇到核四停建政策，唐飛就中國黨屬性全都露，一走了之。加上執政黨在國會是少數黨，總統得票率低，要有所作為，幾乎都得火中取栗、鋌而走險。政黨輪替有形無實。  現在執政黨在國會是多數黨，總統得票率高，蔡英文有阿扁政府沒有的優勢，勉強算政黨輪替了。但她很保守，可能威權思想也有點嚴重，才會說出「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等極不得體的話。  退一步說，她對自己的執政能力不太有信心，對支持者的信心更不夠，視野因此都被限縮了，也呼喚不出有高度的願景。口口聲聲說不是要討好誰，但卻很明顯都在討好藍營的政客和民眾。政治是關於意志的，目前看來，蔡林政府沒有足夠的意志去領導改變，只求少犯錯、抱殘守缺。我們需要批評，如果不批評，她身邊的幕僚，也會更怠惰保守。

1971年在聯合國2758決議案將中國的代表權判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美國曾建議以台灣的名義繼續留在聯合國，但蔣介石不接受安理會席不保，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為雞首、不為牛後，堅持漢賊不兩立，而退出聯合國。其間蔣夫人堅持「國有國格，人有人格」，態度踞傲強悍。反倒是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比較保守，傾向於留在聯合國。背後他們各自有很深的政治算計，只要不更改國名就好，只要能掌握台灣政權就好。 兩個中國黨都堅持漢賊不兩立，中共早就聲明只要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內，即使中共取得會籍及安理會常任席位，它也絕不會來參加，會繼續透過其友好會員國持續提案排我，年復一年，直到通過這一案才會罷休。就像1952年奧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賽，台灣退出比賽，1956年奧運，台灣參賽，中華人民共和國退賽。 1952年奧運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國際奧委會決議通過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同時參加赫爾辛基奧運；但是，國民黨卻依「漢賊不兩立」原則，退出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 1956年奧運在澳洲墨爾本舉行，兩岸皆派隊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接受國際奧會承認兩個中國奧會會籍，退出比賽。台灣當時以「China」（縮寫 CHN）參賽墨爾本奧運。從1956到1980年連續7屆奧運，中國都因漢賊不兩立，拒絕參賽。 1959年5月27日，國際奧委會年會在慕尼黑舉行，奧委會認為中華民國奧會無法再代表中國，奧委會九人執行委員會擬將中華民國奧會改稱「台灣奧會」。5月28日，奧委會通過蘇聯提案，決議將中華民國奧會（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同意中華民國使用與「中國」有關的會籍名稱，但允許以「Formosa」或「Taiwan」代表為名義重新加入奧會。 1960年奧運在義大利羅馬舉行，奧委會在同年同意承認「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會籍名稱，但不能代表中國，所以只能使用「Formosa」名稱，會籍縮寫則是「TWN」。 國民黨政權授意台灣代表隊在開幕典禮中，手持「抗議中」（UNDER PROTEST）布條走在「FORMOSA」名牌後面，據此抗議國際奧會。此外，楊傳廣在羅馬奧運獲得十項全能銀牌後，台灣奧運代表團團長鄧傳楷也發表聲明抗議國際奧會，鄧傳楷以英國選手不會在「威爾斯」名義下參賽為例，不滿代表團被迫以「台灣」為名義參賽。 1964年東京奧運，1968年墨西哥奧運，奧委會將台灣官方代表名稱改為「Taiwan」（TWN）。不過，國民黨政府堅持代表中國，拒絕使用「Formosa」或「Taiwan」，因此，國民黨政權在1960年、1964年、1968年，連續三屆向奧委會抗議「Formosa」與「Taiwan」名稱。 1972年慕尼黑奧運，奧委會同意台灣以「Republic of China」、縮寫「ROC」參加比賽。不過，1976年奧運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因為加拿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變成加拿大拒絕給予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簽證，要求代表團必須改稱「Taiwan」才能入境。國際奧委會同年也決議「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改以「台灣」奧運代表團參賽，但國民黨政府認定用「台灣」名就是矮化，退出蒙特婁奧運。 1979年，國際奧會執委會為解決1956到1980年連續7屆奧運，中國都不參賽的憾事，決議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會只能以中華台北奧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為名參加奧運會。且台灣不再能使用國旗與國歌，僅能用中華台北奧運會旗以及國旗歌。「中華台北」拿奧運金牌，台灣人高興不起來，《小聖蚊的治國日記》說：「奪牌歸中華，淘汰算台灣」，真的是這樣。 漢賊不兩立，家家酒結束了，「中國台灣當局」正式上了檯面。台灣人氣身惱命，幫中共保住台灣領土的國民黨暗爽。誰說台灣沒有國家認同問題！

    這兩天把「Green Island」聽完了。Green Island，指的就是那白色恐怖時期關押政治犯的「綠島」，台灣，則是一個更大的綠島。在這裡，所有的台灣人都被迫當中國人，都要自認身上流的是中華民族的政治血統，死後墓碑也一律要慎終追遠到中國某個地方。  作者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出生在加州，父親是白人，出生在德國柏林，母親是台灣出生的1949移民第二代。兩人相遇在台灣，當時，正值越戰期間，父親跟部隊駐紮在台灣。  為什麼要寫一本關於台灣的書？連她的母親都這麼問她：「為什麼不寫大家會想讀的，像哈利波特那樣的書？」她的編輯Carole Baron也寫了一篇文章分享剛接到草稿時的疑問：美國讀者會對台灣、福爾摩沙有興趣嗎？  在新書發表會上，楊小娜回憶道，小學三年級，為了完成一個世界歷史課的作業，她決定訪問自己的母親，第一個問題就是：「妳在哪裡出生的？」母親說：「我在台灣出生。」她立刻說：「妳錯了，妳出生在中華民國。」母親說：「對，我出生在台灣。」她說：「可是明明是中華民國，妳出生在中國。」對於三年級的她來說，怎麼會有個國家又是中國又是台灣？實在太難理解了！母親試著解釋，又解釋不清，最後，兩人都感到十分沮喪，她大哭，然後決定訪問別人。  這或許是她之所以想寫這本書，最早的線索。  在美國成長的她，對台灣所知甚少，等到大學畢業，回到母親的故鄉，台北，無意間看到了二二八紀念館的特展「柯喬治（George Kerr）記錄的『三月屠殺』」，內心很震撼，後來，又讀了柯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便下定決心要書寫這段歷史。  2002年，她獲得Fulbright獎學金，來到台灣，學習中文，並開始收集資料，口訪，田調。當她對台灣有更多了解後，她發現，原來美國主流媒體上談到台灣時，用字很不精準，例如：「統一」，「台灣從中國分裂出來」…等等，都是中國視角、受到中國政治宣傳所影響的敘述方式，她很希望透過自己的書，帶來這種敘述方式的改變，讓更多美國讀者從台灣的角度來理解台灣。  說實話，要讀這本書之前，我沒有抱著太大的期待，想像一個美國人，要從一個台灣人的角度、書寫台灣人的生活，恐怕會因為不夠瞭解這裡的文化、和人際互動的細膩層次，而缺乏說服力，如果再差一點的，更可能充滿西方對東方的投射想像。  然而，一開始讀，就感覺驚豔，感覺作者做足了功課，不論是歷史情節的刻畫，或是不同時代生活氛圍的細節，比如說，台北的計程車，曾經是紅色的，而非小黃。很快地，我融入了書中角色的情感，跟著他們一起呼吸。或許因為第一人稱敘事者，是一位女性，讀著讀著，竟然覺得我就是她，她所經歷的情感、掙扎，再熟悉不過了。  她出生在1947年的2月28日，是家中么女。父親，蔡醫生，日治時期典型的台灣菁英，在228之後國民政府的清鄉報復中，被捕入獄，在綠島度過了十年的歲月。故事就圍繞著這個家庭展開，從日治末期、國府統治下的228、白色恐怖、戒嚴時期、冷戰與美援、一路書寫到解嚴後逐漸民主化的台灣社會，結束在2003年的SARS。前後近60年，主角的生命故事，與台灣的歷史，奇異地交錯重疊。  身為讀者，我被邀請進入這個家庭，產生了一種「貼近的在乎」，在乎他們之間的愛、忠誠、以及艱難的生命抉擇，然而，作者也不時把視角拉遠擴大，帶我看見，這些極度個人的生命經驗，其實，是在某種政治體制、國際情勢、歷史事件的影響下，集體的身心狀態。「個人的，即政治的。」  當年，我的母親自殺過世後，我決定回來台灣長住，正是因為這樣的直覺──母親的死，有很多來自整個社會的、集體的因素，不能切割來看。好好認識台灣，我才會理解母親生前所經歷的痛苦、掙扎，也才能真正地認識我自己。  母親去世前，我總想要往外跑，成為一個在異國流浪的世界公民，母親去世，是我想要好好定下來、認識台灣的起點。 

　   最近，一位美國朋友跟我分享有聲書的檔案，我才終於進入了有聲書的世界，利用煮飯、洗碗、或拖地的時候，把兩本書給「聽」完了。發現在這個螢幕無處不在、用眼過度的時代，用耳朵聆聽，是一種比較不會分心、也比較有全身感覺的吸收方式。 在美國，或許因為大家通勤開車的機會很多？有聲書具有一定的市場，出版社也會找一些名人來錄音，形成話題。比如說，滾石樂團傳奇吉他手Keith Richards的個人傳記「Life（搖滾人生）」，就砸重金請到好萊塢巨星強尼戴普擔任朗讀。但也有像是Librivox的非營利組織，號召志工錄音，把已進入公共領域（the public domain）的作品，都轉成有聲書，放在網路上，讓大眾免費使用。   突然想到，台灣文學作品都能轉成有聲書多好！因為，當我在讀一些台灣本土作家的作品時，每每讀到台語發音的部分，就會有點卡住，不是很確定我是否念對了（對不起，台語程度太差），但畢竟語言是要聽、要說，才會活！我想，如果我能夠用聽的，來認識這些經典作品，一定會更有感覺。 想像，找副總統陳建仁來錄馬偕的《福爾摩沙紀事》，找本土創作型歌手施文彬來錄吳濁流的《無花果》，找新生代作家盛浩偉來錄陳舜臣的《青雲之軸》，找主持人鄭弘儀來錄宋澤萊的《打牛湳村》…有沒有可能？會不會掀起另一種台灣文學的熱潮？ 據說，在那沒有電視可看的年代，在那廣播劇的狂飆年代，每個家庭工廠都有一台收音機終日播放廣播劇，陳一明、張宗榮、吳影...等廣播劇達人各顯神通，抑揚跌宕的腔調，讓聽眾聽得如癡如醉。有沒有可能榮華再現？ 但另一方面也覺得，自己之前對台語之所以無法共鳴，是因為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台語表達，非常有限，都是被刻板印象化的，台語連續劇盡談一些小三、婆媳、風水、前現代的東西。2013年，在網路上看到陳奕齊用台語作政治宣講，大為驚豔，去年底，收看了公視製作的連續劇「燦爛時光」，今年，還有三立的「紫色大稻埕」，終於聽到台語表達的不同面向，原來，台語能表達的不只有「沒用啦！」「惦惦啦！」，原來，台語也可以用來討論美術創作，爭取政治權利，反省男女不平等的社會風俗…。 「紫色大稻埕」劇中，銘新劇團代表的是超前那個時代的聲音，不論是女主角莊如月在成名作「終身大事」中，站在舞台中央，大聲宣誓：「我ｅ人生，我家己決定啦！」或是後來劇團演出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台上台下齊力對著前來進行思想檢查的警察大人喊著：「他討厭家己ｅ國家，他怨恨家己ｅ人民！」這些，都是從小在「貶低台灣主體性」的教育下成長的我，無法想像的台語表達。          

   (1900年威廉·丹斯洛的原創插畫：她往魔女身上潑水，使魔女溶解消失)   「綠野仙蹤」是小時候愛看的卡通，最近，又重讀了原本的英文版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奧茲國的魔法師)（其實是用聽的）。  這本為兒童而寫的冒險故事，出版於1900年的美國芝加哥，作者是L. Frank Baum，他在前言中寫道，過去那些受歡迎的格林或安德生童話，雖然曾經大受歡迎，也滿足過世世代代兒童聽故事的需求，但書中的角色已經跟時代脫節，劇情中血淋淋、嚇人的道德訓誡，也不再需要。現代的兒童教育中，已經包含了道德教育，因此，讀故事書的時候，就應該讓兒童盡情享受閱讀的樂趣。他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而創作一系列現代版的童話故事。  後來，這本書超乎他想像地大賣，還被後人改編成音樂劇和電影，成為兒童文學的經典之作。我小時候看的版本，是日本卡通「オズの魔法使い(Ozu no mahōtsukai)」翻譯成中文的，主題曲到現在都還記得呢！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一場龍捲風，把女孩桃樂絲和她的小狗托托、連同整座屋子，吹到了陌生的奇異國度，屋子落下，剛好壓死了東國魔女，解放了原本被她高壓統治的矮人們。北國魔女和矮人們出現，感謝桃樂絲，並將東國魔女的銀鞋送給了她。北國魔女也告訴桃樂絲，若想回去堪薩斯的家，就必須去「翡翠城」尋求奧茲國偉大的魔法師的幫助。  一路上，三位夥伴陸續加入了桃樂絲：想要「腦」的稻草人，想要「心」的鐵皮人，和想要「勇氣」的懦弱獅子，他們都相信，奧茲國的魔法師可以幫他們，然而，千辛萬苦到了「翡翠城」，魔法師卻要他們先去殺了西國魔女，才能應允他們的願望。  等他們真的成功除去了西國魔女，再度回到「翡翠城」時，才發現，魔法師根本只是一個會變魔術和腹語術的平凡人，多年前搭著熱氣球，不小心掉到奧茲國來而已。他很害怕西國和東國的壞魔女會發現他的底細，所以，多年來一直用各種方法來維持神秘而強大的假象，例如：所有進入「翡翠城」的人，都要戴上一副眼鏡，美其名是怕「翡翠城」光彩奪目會弄瞎眼睛，事實上是要每個人都透過一層綠色鏡片、而看不清「翡翠城」原本的樣子。  即使看清了魔法師的真面目，稻草人、鐵皮人和獅子，還是相信他的力量，接受了他製作的腦、心、藥水，而歡欣不已。不過，他幫不了桃樂絲，乘著熱氣球離去，最後，桃樂絲拜訪了南國魔女，南國魔女告訴她，其實，她早就擁有回家的力量，只要把腳下穿的那雙銀鞋的鞋跟敲三下，就可以到達任何她想去的地方。  讀著讀著，突然覺得，「翡翠城」很像是中華民國啊！生活在台灣島上的人，因為透過一層「中華鏡片」在看世界，所以，完全看不見自己被外來魔法師中國國民黨欺騙愚弄了，心甘情願地效忠，辛勤地工作，然後把「翡翠城」的建設，通通歸功給偉大而英明的魔法師。 回家的能力，就藏在自己的腳下。 稻草人、鐵皮人和獅子，也以為是魔法師給了他們思考、同情、和勇氣，其實，這些能力都來自他們本身，他們本來就有，卻一直以為自己沒有。還好，魔法師乘熱氣球離去了，桃樂絲才被迫要自己面對問題，也才有機會發現，回家的能力，就藏在自己的腳下。台灣人，什麼時候才要脫去「中華的」眼鏡，拆穿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神話，看見力量在自己身上，然後，真真正正的回家呢？  我發現，這個故事，從頭到尾都充滿了「解放」的意象，比如說：東國魔女死後，矮人們被「解放」了；桃樂絲本來被西國魔女當成奴隸使喚，但後來她往魔女身上潑水、使魔女溶解消失，而「重獲自由」了；受到詛咒、而必須三次聽命於金色斗篷主人的飛猴們，最後拿回了斗篷，成為了「自己的主人」…。  我想，只有一個曾經發表過「獨立宣言」並為之持續奮戰的國家，才有可能寫出這樣的兒童故事，七月四日，也正好到了呢！

  「這兩部電影，是我寫給印尼的情書。」 2001年，一間比利時公司的農場女工，長期在沒有穿戴任何防護的狀況下使用噴灑殺蟲劑與除草劑，許多人腎衰竭而死，因而動員及抗爭。她們要求公司提供防護衣，沒想到，公司不但沒有正面回應，還找了「五戒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的黑幫流氓來要脅，她們於是打消了繼續抗爭的念頭。 26歲的喬書雅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剛好在當時受「國際食品暨農業工人工會」（IUF）之邀，到印尼鄉下舉行紀錄片工作坊，教當地工人替自己的抗爭拍攝紀錄片。喬書雅不解，為什麼這些女工那麼輕易就放棄了抗爭，她們回答說，因為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就是這麼死的。 當地工人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曾因為從事農業、加入農民組織，在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中，慘遭屠殺。下令或執行屠殺的人，至今都還世襲權力，甚至活躍在他們周遭，可能是村長，是學校老師，是隔壁鄰居。數十年來，被害人的後代還持續受到歧視、排擠、恐嚇、勒索，在巨大而沉默的恐懼之網中苟全性命。 工人們對喬書雅說：「不如你來幫我們拍一部紀錄片，告訴大家我們在這數十年之間，為何仍須活在恐懼之中。」2003年初，他回到印尼，投入這項計畫。 十年的青春，訪問了上百名1965年大屠殺的加害者、倖存者、其後代。錄製了這兩封寫給印尼的情書 ── 2012年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和2014年的《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殺人一舉》，如同揭穿了國王的新衣的那個孩子，《沉默一瞬》，則是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對話的嘗試，指引出和解的可能性。喬書雅說，第三部，是關於未來的，必須由印尼人自己來書寫。 喬書雅印尼語流利，跟許多當事人成為朋友，然而，自從《殺人一舉》公開放映後，他就無法再踏上印尼的土地。「我應該還是進得去，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出來。」勇敢的人不只有他，在片尾出現的製作團隊名單中，大概有1/3都寫著「匿名者（Anonymous）」，每一個匿名者，就是一位冒著身家性命也要追尋真相的印尼人。 為什麼從《殺人一舉》開始？ 計畫之初，他接觸的都是倖存者和受害者的家屬，他想從他們的角度來拼湊出與官方說法截然不同的歷史版本。然而，訪談開始沒多久，他們就受到了軍方的警告，要他們別再繼續。當地友人建議，可以從加害者那方來下手。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懼，以重演當年英雄事蹟為藉口，開始訪談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加害者，以外國人身分作掩護，他甚至訪問到加害者集團最高層級的大人物。他拍攝紀錄片的消息上了主流媒體，地方黑道誤以為他背後有這些當權者當靠山，受害者視角的《沉默一瞬》因此才得以進行拍攝，不受地方黑道騷擾。 採訪加害者的過程中，喬書雅發現，他們不但不否認、毫無悔意，而且還鉅細靡遺地誇耀自己的所作所為。起初他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他發現，每次說大話時，自我越膨脹，就代表內在越缺乏安全感。加害者集團「勝利者詮釋歷史」的防護罩越鋪天蓋地，也許越能顯示了他們內心的脆弱與不安。真的是印尼版的「沒有戒嚴的昨天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喬書雅所訪問過的每一個加害者，都曾在某個時刻向他揭露夜裡無法安睡的痛苦。民間流傳著這個說法，一定要喝被殺者的血，才不會瘋掉。他們之所以還活著，還沒瘋，因為喝了死者的血，彷彿吸人血的蝙蝠人！ 在印尼，每個小學生都必須看一部政治宣傳片，片中共產黨被描繪成邪惡殘暴的非人類，政府好藉此合理化1965年的大屠殺行為。受害者，被妖魔化，加害者，被英雄化，而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就是這樣被洗腦的。（印尼版的「台獨即台毒」？） 喬書雅訪問到的第41人，安華剛果，後來成了《殺人一舉》的主角。喬書雅覺得他很特別，因為，他的痛苦，比較接近意識的表層。上一刻，他還描繪著行刑的細節，下一刻，他就跳起了恰恰恰，說自己之所以成為一個很讚的舞者，是因為他必須靠喝酒、唱歌、跳舞、大麻、搖頭丸，來忘掉這一切。 殺了1000人，他必定是個惡魔吧？在導演的鏡頭下，他化身成一個慈祥的祖父，他要孫子跟不小心弄傷的小鴨子道歉，還教他們如何溫柔地對待小鴨子。 導演相信他是知道的，也因為知道，他的良心備受折磨，透過一次又一次重複訴說好萊塢電影情節般的英雄敘事，來逃避面對深不見底的罪惡感與羞恥感。 喬書雅跟拍了安華五年。不時把拍好的片段，拿給安華看，問他有什麼感覺。他知道，安華勉強維持的表面，充滿縫隙，只要能夠深入一處，有一天，終將瓦解。 有一天，他們拍攝著當年刑囚的片段，安華扮演被自己刑求的那個人，演到一半，他覺得非常難受，無法繼續，他說：剛剛，我好像死了一下下。後來在家裡重播這個片段，他先是很開心地找孫子一起來看，說：來看阿公被打。兩個孫子離開現場後，他對導演說：就在那個時刻，我的尊嚴被徹底踐踏，我好像終於能夠了解那些受害者的感覺了。 於是，才有了瀑布前的那一個段落：兩個被他殺害的人，跟他道謝說，謝謝你當初殺了我，讓我解脫，上天堂。這一幕，呈現了安華渴望的淨化與昇華，與不可得的自我救贖。 《殺人一舉》的最後，他回到了那個他親手殺了數百人的頂樓陽台，電影前半段，他曾經在這裡表演著他設計的、不見血的高效率鐵絲殺人法，並感到驕傲，電影最後，他在這裡乾嘔，像是要把這一生的罪惡感通通吐出來。 忍不住想，台灣的安華剛果呢？那些製造陳文成跳樓假象，和手刃祖母、小女孩的台灣版的安華剛果呢？ 轉型正義，不只是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從加害者身上，萃取、還原出一絲絲能夠辨認的人性，我們才不會誤認為人性與獸性無異而對人性絕望，我們才有能力去反思，當時空錯置，角色調換，應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然而，當加害者繼續被歌頌為英雄偉人，當暴行被解釋為時代共業，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這些「反人類罪行」背後的真正原因。 身為美國人，導演不忘指出美國政府在事件中應負的歷史責任，並要求美國政府解密當時的文件，揭露美國對反共軍政府的扶植。印尼軍方至今仍是超越法律的太上皇組織。 父親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魯坤（Adi Rukun），出生在大屠殺後的第二年，阿迪的母親說，他簡直就是哥哥拉姆里（Ramli）的翻版，如果不是因為阿迪的出世，她早就因為思念愛子而發瘋了。 （圖：阿迪跟母親）從小，阿迪就聽母親一天照三餐地敘述哥哥被殺害的過程，所以，他知道學校、政府都在說謊。雖然阿迪身邊所有最親近的家人，都活在「後屠殺」的創傷中，但因為阿迪沒有親身經歷過屠殺，反而有種安靜、無懼的人格特質…他讓我想起了鄭南榕。  他花了7年的時間，反覆看遍了喬書雅跟加害者的訪談影像，這些影片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終於了解為什麼他的家庭、他的學校、他的村莊、他的國家，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沉默一瞬》中有個片段，是阿迪拍的。2010年，他的父親突然失憶，他拍下了父親在家中地板地爬行、驚恐無助的畫面。他看到父親不認識、也不記得任何一個家人，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那是一個轉捩點，當下，他就決心要走出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繼續活在恐懼中，繼續害怕自己鄰居。 他主動跟喬書雅說，他想跟殺害哥哥的人面對面交談。《沉默一瞬》的敘事軸線，是被阿迪這股強大的動力驅策著前進的。這股動力，讓我想起1947年出生的鄭南榕，在40歲的那一年，著手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活動。 每次拜訪加害者前，阿迪和喬書雅，都會仔細研究訪談錄影，了解對方的個性，好決定要用什麼方式來展開對話。所以，影片中，阿迪看似隨興地問話，背後其實都經過了許多的思考和準備。 訪談開始前，喬書雅會先幫對方打預防針說，這位是我的朋友，他有些跟你不同的角度，你們不一定要同意彼此，但請試著耐心聽完彼此要表達的。即便如此，惱羞成怒、氣爆、恐嚇、大叫…，都曾經打斷拍攝，有時候，導演還必須故意提醒對方他之前拍攝《殺人一舉》、跟當權者有良好的關係。在訪問幾個層級較高的人物時，他們事先規畫好逃生路線，阿迪的家人也都被帶到機場，隨時待命，準備逃亡。 片中，唯一一個可以算是成功的交流，發生阿迪和一位加害者的女兒之間。從小，父親就被全村視為反共英雄，但她從來不知道，「反共」的真正意思。當她聽到父親親口敘述「我提著女人的頭顱去嚇他們」，還有，劃開敵人的脖子、裝滿一杯鮮血喝下肚，她震驚不已，覺得好殘忍，好暴力。阿迪說，那不是妳的錯。她含著淚水說，我很抱歉，請你原諒我的父親。父親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忘記了，請把我們當成你的家人，請把我父親當成你自己的父親。在淚水中，他們互相擁抱，阿迪也擁抱了那垂垂老矣的人。 這部紀錄片在印尼首映時，剛好遇到英雄紀念日。印尼是全球推特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那兩天，印尼推特最人氣的動態是：我們的國家有了新的英雄，他的名字是Adi Rukun。阿迪，立刻收到了來自印尼各地的演講邀約，他站在浪頭上，成為真相與和解運動的代言人。（圖：阿迪和喬書雅） 當阿迪的母親知道他們的故事已經被成千上萬的印尼同胞、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們聽見時，她終於不再重複訴說愛子受難的細節了，阿迪形容，這十年來，從沒見過這麼有活力的阿母。 電影之後 這兩部電影，一前一後，改變了印尼社會對於1965屠殺的敘事方式，過去，印尼媒體對這段歷史或沉默迴避或吹捧美化，《殺人一舉》上映後，媒體開始以「反人類罪」來形容屠殺之舉，並直接點名背後的犯罪政權。有了第一部片打開的討論空間，第二部片《沉默一瞬》，在印尼獲得了更廣泛的放映機會，兩個政府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和雅加達文化委員會，都正式發行了《沉默一瞬》，回應了民間真相與和解運動的呼聲。  2015年，阿迪跟喬書雅一起到日本、英國…等地，出席放映會，2016年，《沉默一瞬》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阿迪也親自出席。 看完了《沉默一瞬》，不免擔心阿迪一家人的安危。由五個全職人員、25個兼職人員組成的團隊，為阿迪一家預備了兩條出路，一條國外，一條國內，除非必要當然盡量不離開印尼。最後，他們搬到了離家鄉數百里外的友善社區，那裡住著很多有志一同的社運工作者、人權運動者…。他計畫在那裡開一家眼鏡行。 他原本的工作就是驗光師，紀錄片中，他藉著幫老人家驗光、配眼鏡的機會，讓他們卸下心防，然後隨興地開始訪談，當對方發現他問的問題有些超過底線時，他就單純回到驗光這件事來。他總是問：「這樣，有看得比較清楚嗎？」 他們不敢直視的，並不是阿迪的雙眼；他們不敢直視的，是自己的良心。 1965年，軍事強人蘇哈托少將（支持西方陣營）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卡諾（傾向共產主義陣營），並策動全國的反共大清洗，史稱930事件。其後幾個月內，印尼共產黨員、知識分子、農民…遭到大規模屠殺，由於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被處決，死亡人數高達一百多萬人。 蘇哈托為了鞏固地位，開始借助地方的黑幫勢力，非政府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相當於蔣介石的青幫，曾刺殺孫文的頭號政敵──光復會的陶成章），在當時的屠殺行動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快速崛起，至今，已經成長到有三百多萬成員的龐大組織，雖然蘇哈托政權垮台，軍人退出政壇、正副總統改人民直選、地方自治如火如荼的開展，「五戒青年團」在地方的勢力還是屹立不搖。《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就是五戒青年團的領袖之一。  2012年，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要求政府對當年的屠殺罪行展開偵查，被當時的政府拒絕，後來新上任的Widodo，仍然排除了犯罪調查的可能性，只用「對過去事件感到懊悔」的聲明來敷衍。 延伸閱讀： 狂妄吹噓與道德恐懼症的一體兩面 專訪《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導演 約書亞歐本海默 殺戮一舉，遺緒不斷：歷史、黑幫與印尼地方社會

  在求學階段，我對馬偕的認識僅止於馬偕醫院，後來，讀到他的「福爾摩沙紀事（From Far Formosa）」，以及其他人寫的、關於馬偕的生平故事，我才變成了一個馬偕的粉絲。當然，在馬偕的時代，像他這樣到遠方的國度去傳教，最後落地生根、娶當地女子的傳教士很多，馬偕到底特別在哪裡？ 去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參加馬偕文化論壇，周婉窈老師從馬偕在台灣史上的地位切入，回答了我的疑問。 周婉窈老師說，若以人口來說，在台灣基督徒占了總人口的6%，其中，天主教教會以及長老教會各占了1%，但若從他們在慈善，原住民文化的保存，以及人才的培養等方面的貢獻來看，其重要性遠超過其人口比例。馬偕的長老教會，引進了現代化的教育、科學、音樂，開女子教育的先河，並且，讓台灣的語言羅馬字化。（其實，羅馬字化，就是文字化，就像韓文、越南文…，都是拼音文字，只不過，漢人社會對漢字非常執著，不肯承認拼音文字也是文字。） 但以上貢獻，台灣人為什麼很少知道呢？因為，教會史的研究，並不是台灣史的一部分，或者說，多年來，我們根本沒有所謂的台灣史，台灣史剛起步，我們也還在思考台灣史要怎麼寫。 戰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實施「去台灣」的政策，從教育、語言、文化、媒體、到演藝界…，鋪天蓋地的都是中國，他們所愛的不是台灣，而是中國，台灣只是鄉土、反攻大陸的跳板、國民黨向中共討利的籌碼。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馬偕，一個深愛台灣並終身奉獻的外國人，被遺忘了。 周婉窈有一次去欣賞歌劇黑鬚馬偕，第一幕演的就是馬偕臨終，舞台上，扮演馬偕妻子張聰明的演員，一開口唱，坐在她旁邊的一位中年男性觀眾，就開始哭，而且，這位先生好像哭點很低，從頭哭到尾，周婉窈說，一百多年前的馬偕，是試圖找回鄉土愛、國家愛的當代台灣人，可以溯源而上的精神泉源，馬偕儼然成為一種現象，不只是一個人。 馬偕壯年時因癌症離世，有很多未完成的遺憾，也沒有留下遺書，但是，他回加拿大述職所寫下的「福爾摩沙紀事（From Far Formosa）」，開頭第一篇中，有一首詩，描繪了他想要安葬在福爾摩沙的願望。這首詩的文字非常優美動人，周婉窈說，想像，如果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那麼，國中生或高中生的英文課本上，應該會放這首詩。 Far Formosa is dear to my heart. On that island the best of my years have been spent. There the interest of my life has been centered. I love to look up its lofty peaks, down into its yawning chasms, and away out on its surging sea. ......when my day of service is over I should like to find a resting place within sound of its surf and under the shade of its waving bamboo. 這首詩，後來被翻譯、改寫成歌曲「最後的住家」。這首歌，我每聽必哭，當聽到「我全心所疼惜e台灣」時，我疼惜台灣的不被疼惜；當聽到「我心袂通割離e台灣」時，我想起自己的心一次次被要求跟台灣割離，於是，胸口止不住地澎湃湧動，想要衝破那個傷口結痂變形的厚繭。  周婉窈說，有一天，當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我們將不用特地跟人說我們到底愛不愛台灣，因為，我們都是天然的台灣人。 在這次的馬偕文化論壇另外一個大收穫是，在詹素娟老師的講解中了解了馬偕跟宜蘭葛瑪蘭族的密切關係。我是半個宜蘭人，卻對這段歷史完全無知。 根據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的研究，葛瑪蘭Kavalan，就是平原之人的意思，早期，葛瑪蘭族生活在宜蘭濱海沙丘帶與湧泉帶之間的低濕地，是擅水的民族。19世紀下半，卻因為漢人入侵開墾，水被變成了水田，葛瑪蘭族的傳統領域逐漸消失，又無法維持原本的經濟活動，而受到很大的衝擊。 馬偕有察覺到他們的痛苦：「貪婪的漢人往往又來麻煩，以欺詐或爭吵等方法獲得立腳點，然後霸佔他們的土地。『平埔番』不識字，也不懂法律，差不多完全任憑漢人欺侮。」馬偕進出蘭陽達26次，設立了34所平埔教會。  馬偕在病痛折磨後，噶瑪蘭信徒接到消息後趕了三天三夜的路，卻在出殯的隔天才趕到他的墳前，沒能見到他最後一面。因為感念馬偕，後來改漢姓時從馬偕的「偕」姓，今日「偕」姓是噶瑪蘭的大姓。被稱為葛瑪蘭之父的偕萬來，聽從祖先偕八寶的遺願，找尋「房內親」，而有了台灣當代的平埔正名運動。不論現在的宗教信仰為何，是否曾經信仰過基督教，平埔族人都對馬偕有某種「我群感」。

  導演史蒂芬史匹柏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致詞，他跟畢業生們說到，各位接下來將要面對的選擇，在電影劇情的設定中，我們稱之為「性格決定時刻（the character-defining moment）」，就像《Star Wars：原力覺醒》中，芮（Rey）忽然發現了自己擁有原力，或像印第安納瓊斯藉著跳入蛇堆、讓心中的使命感戰勝了恐懼。在一部電影中，我們或許會看到幾個這樣的「性格決定時刻」，然而，在真實人生中，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性格決定時刻」，人的一生，基本上就是由強烈而連續不斷的「性格決定時刻」所組成。 他回憶道，1980年代之前，他的電影都有逃避現實的傾向，因為，他沉浸在大銀幕的泡泡中，他的世界觀僅限於他腦袋中可以想像的，而不是這個世界可以教導他的。 一直到他導演了《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這部電影幫他開了眼，讓他看見過去的自己從來無法想像、但卻又極為真實的人類經驗，故事中有著很深刻的痛，以及比痛還要刻骨銘心的道理，如劇中角色說的：「Everything wants to be loved.（萬事萬物都需要被愛）」就在拍這部電影的中過程，他突然意識到，一部電影，可以是一個使命。 「我希望你們所有人都能找到使命感」，而找到使命感的關鍵，就在於「不要迴避那痛苦的，要檢視它，挑戰它。」 他鼓勵大家聆聽內在的直覺，他解釋，直覺跟良心不同，雖然兩者總是一前一後地出現、彼此協助。「良心」會大聲吼叫說：「這是你應該做的！」但「直覺」會細語呢喃說：「這是你可以做的。」真正決定你性格的，是後者。而這個聲音，跟林肯、辛德勒做出正確的道德抉擇時所聽見的聲音，是同樣的。在性格決定的時刻裡，千萬不要讓方便和逼不得已，成為道德搖擺的藉口。 不過，他也提醒，當找到真正的愛之前，那些內在聲音是不可靠的，只有當我們感受到愛、支持，我們才會有真正的道德勇氣以及直覺。 「我的工作是創造一個只維持兩小時的世界，你們的工作是創造一個永恆的世界，你們是未來的開創者，激勵者，領袖和照護者。」但如果要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一定要向過去學習。如果不知道歷史，就等於什麼都不知道，就像一片葉子不知道自己曾是一棵樹。歷史中，就有著最精采動人的故事，那也就是為什麼史匹柏會有那麼多以真實事件為題材的電影。 身處在這個對少數族群（猶太、穆斯林、移民、難民、LGBT）的仇視再度興起的時代，我們更需要訴說並聆聽彼此的故事，才能用好奇心取代恐懼，用人性回應仇恨，把受詞的「我們和他們」變成主詞的「我們」，修復被仇恨撕裂的世界。 最後，他鼓勵在場畢業生，不要只停留在感覺，更要付諸行動：投票，和平抗爭，為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或是無論說得再怎麼大聲都不會被聽見的人發聲。 史匹柏是當今世界上最會說故事的人之一，演講從頭到尾都沒有冷場，讓大家又哭又笑，然而，當他說英雄和壞蛋不只存在電影、也存在實際歷史中，並鼓勵大家當英雄來打怪（種族仇恨、恐同症、政治仇恨和宗教仇恨）時，我多少感覺不安，因為，自是他非的正邪對立、過度美化的英雄主義，不就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相互指責、以暴制暴的原因嗎，甚至可能是製造希特勒專制種子的培養皿！這種敘事方式，用在電影中很容易賣座，但是若拿來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歧視與不公的資源分享，未免就過度表面化了。電影創造的是一個兩小時的世界，它是真實世界的隱喻，但真實世界要詭譎得多，英雄和壞蛋不是那麼容易分辨。 他說，當暴行發生時，我們要擔憂的，不只是何時能結束仇恨，更要問「它是怎麼開始的？」 從冷漠、歧視的非人對待開始。  

網路上看到一段中國外長王毅在記者會上當眾飆罵加拿大記者的影片。 讀了新聞報導，才知道該名記者針對銅鑼灣書店事件及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國因涉間諜罪被起訴，向加國外長迪翁質問加拿大為何要與人權記錄惹人關注的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不料王毅在一旁聽了，當場震怒，主動跳出來「回應」記者一分鐘，指責記者態度傲慢，絕不接受。王毅訪問加拿大，和迪翁首次會晤後的聯合記者會，記者提問根本不是對他，他卻回應得如此野蠻跋扈順理不成章！ 中國到現在還是不了解，什麼才能真正贏得世人的尊敬。 看著影片中王毅的嘴臉，忍不住想起了過去生命中曾出現過的訓導主任、地方長官、專家學者、權威人士、立法院警衛、黃復興黨部成員、或罵我們吃飽沒事幹發起什麼公民連署的路人甲乙丙…，他們的眼神表情都是一樣的，他們試圖讓你覺得你很糟、你很無知、你什麼都不是，他們要你自己摸摸鼻子、夾著尾巴鑽進臭水溝。 雖然，我知道，我的人格並沒有比他們低賤，我也知道，他們只是仗勢欺人，但我發現我的臉發熱了一點，胸口有滯悶感，我的身體有被恐嚇、被羞辱的記憶。 即令到今天，看到王毅飆罵的影片，我都還可以感覺到些許的情緒，對台灣人來說，被王毅們呵斥的經驗，並不陌生吧。報導都聚焦在王毅的憤怒，完全沒有提到加拿大記者的反應。我想，在西方，記者是很受尊重的，像他這樣失去控制的飆罵，恐怕只能淪為笑柄。也說明了，隨著六四的逼近，中共對自己自信全無的神經再次緊繃了。 發生六四的那一年，我小學六年級，媽媽（政工幹校畢業的）帶著我和弟弟，外加我的兩位同學，到中正紀念堂廣場去守夜靜坐，直到第二天清晨，弟弟哪裡熬得住，早就在地上睡成一個大字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所謂的「集會遊行」，第二次，卻已經是22年以後的反國光石化運動了。 現在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我在那裡抗議著中共的暴政，為中國同胞們流的血而哭泣，卻渾然不知台灣這塊土地上的血跡斑斑，渾然不知紀念堂中的那個「偉人」是怎樣冷血殘酷地踐踏了台灣人的生命，渾然不知我每天唱國歌注視升旗效忠的「中華民國」，是怎樣傲慢又狡猾地偷走原本應該屬於我的記憶，剷除我與土地自然的連結與認同。 延伸閱讀：   訪加拿大被問人權問題 王毅暴怒 (張伶銖) 提問銅鑼灣書店等人權紀錄 王毅動氣罵記者一分鐘：傲慢、不負責任… Video: ‘Totally unacceptable’: China foreignminister lashes out at Canadian reporter for asking about human rights Chinese minister vents anger when Canadian reporter asks about human rights

    當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為什麼一定必須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公權力造成的不公不義，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分裂，進行「善後」？  黃帝穎律師說，台灣因為沒有經過轉型正義，司法人員來自威權時代，嚴重缺乏現代法治國的素養，台灣因此有84.6%的民眾不信任司法。不管是人民之間的官司，或是人民跟政府的官司，而當人民不信任司法，民主必然脆弱。  他歸納當前台灣司法有三大問題：一，法官、檢察官當政治打手，二，恐龍法官、檢察官，三，貪汙法官、檢察官。必須透過司法民主化來改善。  「法官當政治打手」的部分，他舉例，郭瑤琪對照馬英九《富邦案》，一樣都有證人指控收錢、翻供的問題（郭，2萬美金，茶葉兩罐變一罐；馬，1500萬元，2008年變2004年），然而，對郭瑤琪，法官選擇不利的證詞，判刑8年，對馬英九，選擇有利的證詞，簽結。  「檢察官當政治打手」的部分，比如《林益世案》，檢察官未曾搜索他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的辦公室，特偵組還特別發新聞稿解釋，那是公家機關，但是，嘉義縣政府，同樣是公家機關，卻可以400人大搜索。賴素如也是另一個例子，涉嫌貪汙時，檢察官卻沒有去搜索她的辦公室（她當時是馬英九黨主席的辦公室主任）。  檢察官辦案的雙重標準，例子不勝枚舉，玆舉幾個：  林益世的父親林仙保從未被約談，檢察官宣稱林仙保重聽，無須約談，但是扁案時，從老母親到孫子都不放過。  特偵組照法律只能辦「重大貪瀆案件」，但為了起訴阿扁「隱匿公文」，就解釋說「貪瀆」包括貪污和瀆職，把公文帶回家，所以要辦；後來等到劉憶如在《宇昌案》中變造文書，後來被抓包，她也承認，當時她是經建會主委、部長等級，照前例，應該可以解釋說她是「瀆職」，但特偵組回函說，只辦「貪汙」案件，而簽結。  其實，當《特偵組》一字排開說《扁案》一定要辦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嚴重傷害了檢察官的威信，完全是以「有罪推定」的鬥爭原則在對付陳水扁。  類似特偵組這樣的組織，在其他國家有嗎？有的，美國曾經有「獨立檢察官」，但是後來發現有功能不彰、介入政爭之虞，在1999廢除；南韓的「中央搜查部」，介入政爭，成為御用打手，在2013年4月廢除；德國，基於過去慘痛的歷史教訓，直接規定司法體系不能設置非常法院；日本有特搜部，但是本身沒有權力集中的問題。  在「恐龍法官」的部分，例如《頂新案》，彰化地院法官擅自加上《食管法》所無之要件（致生健康損害），所以，才得以判魏應充一審無罪，卻無視於《食管法》第15條第7款，「禁止攙偽或假冒」的規定。  在「恐龍檢察官」的部分，例如，2014年，台南地檢署以刑法第160條的「侮辱國旗、國徽及國父遺像罪」起訴公投盟總召蔡丁貴，然而，美國最高聯邦法院早在1989年，基於保障言論自由，就判決德州州法限制人民不得焚燒、毀壞國旗的規定違憲；隔年（1990）亦宣布國會甫通過的「國旗保護法」違憲。台灣落後了至少26年。  在「貪汙法官、檢察官」的部分，例如，2010年，臺灣高等法院司法官集體收賄案，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陳榮和、李春地、蔡光治、板橋地檢署檢察官邱茂榮等四名司法官都被判刑定讞。2015年，前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井天博，被最高法院判11年6月有期徒刑全案定讞，但全家人早就出境，名下市值千萬元的房產都已售出，外界盛傳他早已流亡加拿大。  以上司法的問題，當然跟台灣未經過轉型正義有密切關係，不但造成了不公平的政黨競爭，馬政府期間，也因為中國因素的威脅，使台灣民主弱化，法治倒退。  必須透過實質法治國的落實，以及防衛性民主的原則，做出以下司法改革：1，修改政黨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2，修正法官法，確立檢察官地位，3，司法民主化。  司法民主化是解決以上問題的重要步驟，作法很多，例如陪審團，法官檢察官民選…等等，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觀念：人民有各種的實際生活經驗，雖然法官是法律的專家，但人民才是事實認定的專家。當然，這不是一蹴可及的，必須經過漫長的教育，比如，日本當初為了實施參審制，就花了10年去準備，包括用偶像劇來教育人民。「司法民主化」的內涵也包括了審判的透明化，比如說，美國法庭有直播，但在台灣，律師要申請法庭錄音，都很困難。另外，還有裁判費的減少，照顧弱勢者的需求等等。  轉型正義的程序包括，1，還原歷史真相，2，追究加害者之法律及政治責任，3，賠償以及損害補償，4，道歉、原諒、和解。有了這個程序，國家才能繼續走下去。  面對不堪的歷史有很多分裂與掙扎，德國從經驗中建立了一個「防衛性民主」的理念，並寫入憲法中，簡單地說就是，民主不能毀滅民主，當初威瑪共和也是透過民主機制選出了希特勒，但他卻利用這個機制將德國變成一個獨裁國家。  在台灣，《大法官釋憲》第499號引用了「防衛性民主」之概念，形成我國修憲之界線：國家行為乃至人民行使修憲權力，皆不能違背「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原則」、「保障人民權利」、及「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等民主制度之底限。 

邁克爾·特頓（Michael Turton）昨天一篇網誌質問《經濟學人》辦公室裡沒有網路嗎？MEDIAFAIL: Is there no Internet in the Economist's Offices? 特頓寫道：「當媒體說謊時，通常是用刻意漏掉重點的方式達成。經濟學人也不例外。」經濟學人關於台灣的最新文章 Sizing Tsai Up，剛好就用了這個伎倆，充滿了那些常見的、卻經不起查證的陳腔濫調，所以，他忍不住寫文章來打臉一下。 他舉例，經濟學人寫道：「As for trade with China itself, it ballooned under the outgoing president, Ma Ying-jeou (as did Chinese tourism to the island). 在即將卸任的馬英九總統執政下，跟中國的貿易激增（中國來台觀光客也是）。」 這句話，大家當然都可以同意，但是，《經濟學人》的記者們怎麼會剛好都沒發現陳水扁執政期間，台灣跟中國的貿易成長得其實更快，而且，台商形勢也更為有利，馬政府代表的其實是台灣和中國之間黃金時代的終結。 這些數據都是公開的，在經濟部國貿局的網站上就可以查詢，經濟學人的每位記者應該都會使用這些功能才對。以下，是2000年以來，和中國（不包括香港和澳門）的年度貿易總值及成長率。 2000 10,440,540,918 47.82 2001 10,798,076,970 3.424 2002 18,495,033,007 71.281 2003 33,907,784,754 83.335 2004 53,140,562,278 56.721 2005 63,736,408,872 19.939 2006 76,590,504,462 20.168 2007 90,430,526,782 18.07 2008 98,273,497,890 8.673 2009 78,670,764,058 -19.947 2010 112,879,654,027 43.484 2011 127,555,177,571 13.001 2012 121,621,186,471 -4.652 2013 124,376,057,324 2.265 2014 130,158,219,397 4.649 2015 115,392,430,915 -11.344 扁政府八年，跟中國貿易額從104億激增到982億，多了880億，馬政府呢？如果從2008年的982億到最高點2014年的1300億，只成長了318億，還不到扁政府時期的一半，如果繼續看到2015年，那馬執政的七年期間，成長額只有171億而已。扁時代跟中國貿易總額不但逐年成長，而且任兩年間的成長量，幾乎都大於或接近整個馬執政時代成長的171億。 眼尖的讀者一定會發現，自從2011年ECFA簽訂以後，到2014年，總貿易額只有上升了30億而已，而且之後就下降了，這難道就是經濟學人所謂的「激增」嗎？ 下一句《經濟學人》寫道：「Indeed, Taiwan is one of very few countries to run a trade surplus with China, thanks mainly to contract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of capital equipment. 的確，台灣是世界上極少數幾個和中國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主要來自於委外製造業和資本設備的外銷。」 這裡，經濟學人又刻意忽略了什麼呢？來看看數據： 2000 -2,005,682,704 0.819 2001 -1,007,492,002 -49.768 2002 2,558,443,421 -353.942 2003 11,872,821,076 364.064 2004 19,557,486,938 64.725 2005 23,550,236,834 20.415 2006 27,025,853,070 14.758 2007 34,402,295,404 27.294 2008 35,492,565,742 3.169 2009 29,825,438,414 -15.967 2010 40,989,496,995 37.431 2011 40,363,622,351 -1.527 2012 39,806,327,025 -1.381 2013 39,199,232,438 -1.525 2014 34,080,427,333 -13.058 2015 27,026,406,849 -20.698 《經濟學人》忽略的是，自從ECFA簽訂後，貿易順差就開始下滑，而且，2015年的順差，幾乎回到2006年的規模。如果一篇報導只提到馬執政期間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卻絕口不提馬最引以為傲的ECFA簽訂後順差就開始減少，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經濟學人》這篇報導戮力將馬政府經濟上定位得很成功，只是被某些堅定台獨分子以政治理由給反對了，刻意忽視其負面的經濟影響，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反ECFA和反服貿的理由。 特頓結論，因為經濟學人決心編織這個貿易很讚的謊言，所以只好將所有反對聲音都歸因於台獨政治了，不意外，但很悲哀。 最後還諷刺地跟《經濟學人》致謝，「正是因為像你們這樣懶惰、充滿陳腔濫調的傾中報導，讓我的網誌和其他有台灣主體性的網站，繼續受學者、分析家、媒體工作者的歡迎，並且對他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