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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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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雙城記」
看新聞挖挖哇談到韓劇《太陽的後裔》,來賓許常德說,整個南韓都「過度整形」了,現實生活中的南韓男人是很大男人,粗裡粗氣的,才不會像劇中男主角那樣溫柔浪漫,這些偶像劇中所呈現的,幾乎都是南韓上流社會或「首爾天龍國」的生活,從影集中根本無從得知普通南韓人的真實處境,所以,看韓劇,可以說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補償與慰藉吧。有位女來賓說,一天忙碌工作回到家,看到韓劇那麼美麗的場景,就是很舒服,不像台灣的影集,都是一些婆媳問題、吵吵鬧鬧的,看了就很煩。然而,那麼精美的場景,是因為南韓政府和大企業願意投資,像這部片,就是去希臘拍的,連帶創造的產值也相當可觀吧。 好奇上網跳著看了幾集,發現劇中隨處可見商品的置入性行銷,而政府也透過男主角軍人的身分,順理成章地置入了很柔性的「愛國情操」。不過,劇中的一切,從劇情、對白、造型到演技,感覺男女主角近似無懈可擊的帥跟美都是劇情烘托出來的,總覺得假假的。這些韓劇的男女主角,在我看來,都長得差不多,但是,他們在劇中的髮型、化妝、衣服、飾品…,往往成了時下年輕人爭相效仿的對象,我的設計師上次就說她一位哈韓的男性客人說要剪宋仲基頭,她趕緊上網搜尋,作點功課。想到自己年輕時也會跟流行,但現在的我很難理解那是什麼樣的邏輯,怎麼會推理出只要剪了跟明星一樣的髮型,自己就會跟她一樣美呢? 真正的南韓呢?去年南韓人口出生率每千人8.19,生育率為1.25,是世界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中青壯年勞動力人口每年以1.2%遞減,是OECD國家中青壯年勞動力人口減少最快的國家。出生率世界倒數、自殺率世界排前端、補習教育費用世界第一、青少年與國民幸福指數在OECD墊底、青年失業率史上最高(政府同時提供優惠措施輸入百萬名外勞,益發排擠了南韓20、30歲世代的就業機會)、失業給付申請人數史上最多、法定破產清償企業數最多、勞動所得分配比例OECD國家中最低、貧富差距史上最嚴重⋯⋯向來講究面子自尊並熱衷與外國人比高低的韓國人在國際舞台上再也抬不起頭來! 生育率低,核心家庭瓦解,社會快速步入高齡化、卻沒有相關配套措施,造成了老年人口的貧困化。南韓今年有部電影《神女觀音(죽여주는 여자)》(英文片名The Bacchus Lady),在柏林影展頗受矚目,就是在描述生活艱難的南韓年老的性工作者,面對她的老主顧及身邊各種底層的鄰居,並伸出援手的故事。一般稱老年性工作者為「Bacchus 小姐」,Bacchus也是一款南韓能量飲品的標誌,她們假裝在街頭或公園裡兜售飲料,「要喝一瓶 Bacchus 嗎?」在南韓首爾市中心的宗廟公園(Jongmyo Park),就有估計400位「Bacchus 小姐」,她們收取的費用大概1萬韓元 (約300元台幣)不等,摩鐵的費用也是她們出的。 這些南韓老人曾經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在下一代的教育,因為,南韓跟台灣很像,都有傳宗接代的觀念,下一代的成功就是她們對祖先有交待,然而,近年來,韓國社會的快速變動、高度競爭,讓年輕人根本都自顧不暇,更別說撫養上一代了,南韓政府雖然意識到老年安養制度的重要,但起步得太晚,緩不濟急。「Bacchus 小姐」的存在尖銳地挑戰了南韓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更赤裸裸呈現了南韓「雙城記」經濟成功下被犧牲和遺忘的族群。 延伸閱讀:The Korean grandmothers who sell sex By Lucy Williamson
一心
2016-05-03
殺童案的媒體煙幕
媒體有啟蒙責任,是掀開原本被蒙蔽的,不是只有言論自由。 比如說,殺童案發生後,那些名嘴在電視中告訴我們什麼?沒有!什麼都沒有,以盲導盲,對台灣已經簽了兩公約完全當做不存在,不承認廢死已經是不可擋的世界潮流,台灣人悍拒與世界接軌,如八國聯軍前的清國人。我們到現在還是沒有法治的觀念,還是缺乏公共性,不知道,治安跟政治息息相關,會去殺人,是因為活著沒有尊嚴、被踩在腳底下的絕望,殺人讓他誤以為自己有了某種權力,可以決定一個生命的生死。 有權有勢的人,是不會被死刑的,因為司法碰到權勢就會轉彎,被判死刑的都是社會的邊緣人、無權無勢者,我們卻以「正義(恐怖壓制恐怖)」之名,默許這樣子的制度性歧視。因江翠護樹案而入獄三個月的王鐘銘觀察到,在監獄裡過的最爽,最受人尊敬的是貪污犯,不只是犯人們對貪污犯很尊敬,連獄政人員也對他們很客氣,就因為他們最有錢,社會上的階級被完全複製到了監獄裏面。 為什麼警方會默許群眾上前毆打殺童案的王景玉?因為,我們不相信法治,我們相信以暴制暴,有的人還寄望黑道大哥可以幫忙在獄中照三餐來「照顧」王嫌,一副希望黑道治國的樣子。黑道治國,我們會更幸福嗎?然而,奇怪的是,頂新黑心油害死的人會比較少嗎?為什麼當魏應充出現在白沙屯媽祖繞境的公共場合時,機會那麼多,卻沒有人上前毆打他了呢?因為台灣人柿子挑軟的吃,只敢打無權無勢的王景玉發洩,卻不敢挑戰那些經濟犯罪,黑幫組織,或結合以上兩者的黨國組織。如果素樸的正義感能夠標準一致,還比較說得過去,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採取不一致的標準,這樣的正義感沒有說服力,更缺乏道德高度。 打開世界幾大新聞媒體的首頁,快速瀏覽,看看今天全球正在發生的主要問題,不只表面,更要去看背後深層的問題。人類主要的問題當然都是貪嗔癡,但是,我們要呈現出貪嗔癡的結構/政治/制度面。 比如說,今天最大的新聞,就是巴拿馬一間名為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的法律公司,1100多萬份的機密文件被洩露給了德國的《南德日報》,這些文件顯示,該公司如何協助其客戶洗錢、避開制裁以及逃避稅賦。 文件的內容涉及了全球12位現任或卸任領導人,包括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敘利亞現任總統阿薩德家人或其心腹有關的秘密岸外企業,俄國總統普丁親信的洗錢操作,冰島總理西格蒙杜爾·貢勞格松未申報的利益…等等。 我們要問,為什麼政府會允許境外公司這樣被用來避稅的制度?要為這些犯罪者開大門?為什麼大企業大財團享用公共資源,卻把成本都外部化,讓全民來承擔環境汙染的代價,而其中,又以經濟弱勢群體所受到的健康風險為最高? 左派或右派或許對於「財富重分配」持有不同的意見,然而,大家都同意「發展的機會要均等」,然而,一個含金湯匙出生,跟一個三級貧戶出生的孩子,怎麼可能機會均等呢?政府干預再小,都不可能把「教育機會均等」的責任留給自由市場機制,政府必須把財政支出優先用在機會均等,而不是製造階級對立。 針對中國學生納入健保,日前,馬英九調侃說:「台灣人不要那麼小氣。」我們就來看看台灣人對誰小氣了?台灣人對專程來看病的海外華僑如黃安等不小氣啊,台灣健保已經變成了全球健保;台灣人對日月光不小氣啊,讓他們把汙染的成本都留給大地,留給地方弱勢的人民,即使罰款,也動不了日月光幾根寒毛;台灣人對國民黨不小氣啊,國庫通黨庫,國產變黨產,公有地或賤賣或賤租給國民黨外圍組織,都可以不再追究呢。台灣人對誰最小氣呢?繳不出健保費被鎖卡的人,無家可歸的街友,住在石化管線不定時炸彈上方的高雄人,與核廢料輻射汙染共存的蘭嶼人。馬英九提醒台灣人不要那麼小氣,那我們的「大方」是否也該有些一致性?我們對中國學生與4000萬「華僑」如此大方,是不是也該對外籍移工一樣大氣呢? 延伸閱讀:巴拿馬蛻變成逃稅天堂嗎 (法廣RFI) 震驚世界的-panama-papers-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巴拿馬文件: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一心
2016-04-05
兩蔣統治讓社會信任崩壞
這一集基進政治Bar的主題是「轉型正義再思考」。雖然,「轉型正義」這個詞,目前在台灣非常熱門,但是,很多論述似是而非,甚至刻意模糊焦點,透過這一集節目,陳奕齊分享了一些他的觀察,希望大家能夠主動思考、提前防備,到時候,當牛鬼蛇神的言論出現時,才會有洞察力和抵抗力。 第一,小心「平凡的邪惡」一詞的誤用 近年,隨著電影《為愛朗讀》(2009)以及《漢娜鄂蘭:真理無懼》(2013)在台灣上映,以及漢娜鄂蘭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出版,「平凡的邪惡」一詞,在台灣越來常聽見,然而,在台灣使用這個詞時,我們必須注意台灣的歷史脈絡,小心不要誤用。 「平凡的邪惡」是在說,像希特勒那樣的邪惡之徒,非常少,大部分為納粹工作的德國人,只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他們在家庭中,可能是好爸爸,在鄰居眼中,可能是好好先生,然而,卻因為不思考地服從命令,而成了殺人機器的螺絲釘、種族屠殺的參與者。漢娜寫下這些觀察,是為了提醒世人,當我們讓渡了自己的主權及獨立思考的判斷力,都有可能成為「平凡的邪惡」。 這個概念,拿到台灣這個「對無權無勢者嚴苛、對有權有勢者輕縱」、「只有道德控制、不懂權力制衡」的階級社會,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結果,很可能就會對上位者的責任輕輕帶過、美化、或歸因於「歷史共業」,然後對平民百姓的責任,無限上綱地強調說:「每個冷眼旁觀、配合政府的人都有罪。切勿以為自己無足輕重就能少些邪惡。」如果每個人都有罪等同是每個人都沒罪,大家都反省自己就好了,不需要什麼結構性的改革或清算。 然而,在德國,犯下反人類罪的納粹首腦們可都是經過了國際審判,比如說鄂蘭書中的主角艾希曼雖然逃到了阿根廷,後來還是被以色列特務給抓回了耶路薩冷受審,在台灣,加害人可曾受審?我們連「加害者」都找不到呢,當那「不平凡」的「大奸大惡」都還沒有處理,哪裡輪得到處理什麼「平凡的邪惡」呢?我們離鄂蘭的理論,還太遠了! 所以,使用西方理論時,要注意脈絡,他們可能已經從60分要進展到80分,但我們還是0分,正要開始而已,不能這樣隨便拿來套用。 另一位主持人張小博說,當他說要先處理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時,一位朋友說,即使處理掉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黨還是會靠正常黨產來競爭,對小黨不公平!他回對方說,如果連不當黨產都無法清除,還談什麼正常黨產?(所謂正常的黨產,應該就只有黨員繳的黨費,政黨補助金和政治獻金而已。) 這樣推理也是犯了同樣的邏輯謬誤,要先處理明顯可見的惡,才能討論更細緻的、每個人的罪咎感,而不是順序顛倒。如果連大惡都無法反省了,根本就是非不分,怎麼有能力反省什麼平凡的惡? 第二,主動積極地爭取業績的特務、抓耙子,並不是「平凡的邪惡」 在白色恐怖期間,有很多人並不只是被動接受指令的公務員而已,而是非常主動、積極地爭取「業績」,以升遷、致富。陳奕齊推薦大家閱讀全面真軍發表的文章:您所不知道的白色恐怖時代-「抓匪諜,賺大錢」的產業鏈,文中有很詳細的說明。 當時國民黨政府提供了一套非常誘人的獎勵制度,比如說,匪諜案的告密者可以分得「抄家」所得的30%,相關的承辦人員可以分35%。也就是說,如果我看某人很有錢又很不順眼,只要去檢舉他是「匪諜」,「按規矩」就能分個30%;而辦案人員只要「讓他承認自己是匪諜」,就可以分35%。這種利潤破錶的綁架分贓「服務業」到哪去找啊! 遭警總羅織罪名以涉「花旗銀行、台南美新聞處爆炸案 (1971/2/5爆炸事件)」而遭到逮捕判刑的政治受難者劉辰旦就曾分享說,如果是二條三,檢舉者一人拿300萬,如果成案,辦案人員一人500萬。所以,他看到那些特務手上戴的都是勞力士,在審問刑求犯人期間,休息聊天的內容是彼此工廠的狀況,可見,很多人都是財力雄厚,有投資、置產的,兒女都送出國發展的。 最荒謬的是,當這些人退休了,還可以移民到國外,並享受豐厚的退休金和18趴,這豈是平凡的邪惡!不,這是主動積極經濟理性計算之下的結果,而非身在體制中奉命行事、身不由己的依法行政。 如果說所有公務員都只是不思考的依法行政機器,那也不符合實情,台灣舊官僚都是黨國威權意識形態的堅定支持者,是抗拒文官中立、阻礙台灣進步的絆腳石。比如說,在陳水扁上任時他有說過一句話「新政府、舊官僚」,意思就是政務官雖然都換人了,但那些事務官都是舊的,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每個人都可以扯你後腿,這些事務官絕對不是缺乏思考、服從命令的中立行政機器。又比如說,柯P要辦大巨蛋、美河市,政風處處長劉明武反對,還跟柯P嗆聲說:我的老闆是法務部耶!意思是,你動不了我的,這些官僚沒有要聽。 第三,國民黨兩蔣統治時期最大的惡:扭曲人性,讓台灣社會的信任崩壞 最近,檔案公開這件事情,為什麼會那麼麻煩?正因為那時候有很多主動積極的抓耙子,所以,很多罪名是羅織的,為了成案而刑求製造的自白也是假的。如果我們不知道歷史脈絡,只看了局部檔案,就有可能先入為主地認為某人無良心地受不了誘惑,供出別人,陷害別人。 比如說,先前提到的劉辰旦一向認為自己被判刑一定與吳忠信認罪有關,對吳一直不諒解。一次機會,他當面問了吳,吳說國民黨抓了他的母親與女友到他面前,說要他認罪,不然要找人在他面前強姦她們給他看,不得已,他把所有的案都認了。 這其實就是兩蔣威權統治最大的惡:扭曲人性,讓台灣社會的信任崩壞。 過去,台灣的「轉型正義」都是民間在做,除了要求調查真相,也會進行一些所謂修復式的正義,然而,從一個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的角度來說,最大的寬慰往往來自於加害者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後悔。當加害者沒有悔意,不願承認,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修復式正義如何可能? 日本在修復式正義方面,還有成立所謂的「謝罪文銀行」,當加害者寫了「謝罪文」,受害者家屬卻還沒有準備好接受時,就可以先存到這裡,等家屬準備好時再來提領。在台灣,那些「抓匪諜,賺大錢」產業鏈中的人,可曾道歉、謝罪? 有些國家會採用特赦的方式來處裡前威權時期的這些打手,但是,在台灣,我們連要特赦誰都不知道! 延伸閱讀:您所不知道的白色恐怖時代-「抓匪諜,賺大錢」的產業鏈
一心
2016-03-18
「紫色大稻埕」那樣的年代
喝茶互動,言談間,友人A兩度使用了「這就是島國思想」來評論台灣人,我了解她想說的是台灣人心胸狹窄、目光如豆、沒有國際觀,但我覺得,用這個詞罵台灣人就跟動不動說台灣「鎖國」一樣,是脫離脈絡的。想想看,台灣人數十年活在戒嚴體制下,海邊不能隨便接近,山區是軍事基地,參加讀書會有可能無緣無故被抓去槍斃,在海外資助台灣民主運動的人要不就是被列為黑名單回不來,要不就是回得來、出不去、然後「被自殺」,試問,這樣的恐怖氛圍下,誰敢發展國際觀?誰不是覺得保命要緊、賺錢最可靠? 如果要罵台灣人沒有世界觀,只關心自己的小確幸,那起碼也要看看這種性格是怎麼養成的,那絕對跟「島國思想」比較沒關係,跟「威權統治」比較有關係。 如果對台灣戰前的社會狀況有一點點基本的了解,就會知道,那時候的台灣人,是跟世界接軌的。講到這裡,另一位朋友B就很有感觸地說,她最近看了「紫色大稻埕」,好驚訝,原來台灣曾經有過那樣的年代! 友人A第一次用島國思想這個詞,是說到台灣媒體,我提醒她台灣媒體背後是黨政軍勢力耶,講到這,她倒是很有敏感度地說,一開始,她覺得「文茜世界周報」很不錯,心想,台灣終於有個節目是有全球格局的,不過,後來她越看越不對,怎麼每週六晚上一定是在講中國有多好?怎麼「文茜世界周報」好像變成「文茜中國周報」了?所以,後來她就不看了! 第二次,是談到台灣2300萬人要服務全球4000萬「僑胞」的荒謬,A說這就是島國思想,我說,這怎麼會是島國思想,這是大中國思想吧,是在台灣島上硬是套了一個大中國的幻想,且看中華民國跟多少國家有「領土爭議」,就知道我們打腫臉充胖子的大頭症已病入膏肓。台北市到處是中國的地名,中華民國會稱自己是中國的台北,也就理所當然了。 國民黨把台灣人關在籠中數十年,當台灣人久而久之不會飛了,就反過來罵台灣人「島國思想」也異想天開、想飛?國民黨花了數十年想把台灣人改造成中國人,現在,台灣人要做台灣人、不做中國人了,想面向世界、不想被鎖入跟中國的依賴關係,就被罵是「鎖國」。如果我們不去思考這類的批評從何而來,就很難看清問題的根源,然後對症下藥。 其實,「連結」是人類自然的本能,當一個人對外面的事情沒有興趣、無法向外連結,主要是因為缺乏獨立健康的人格,我們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長年被綁架,後來即使重獲自由,還會感謝綁架者,對綁架者念念不忘,腳筋早已經被抽斷了,即使去掉了腳銬,也沒有行動力。 我們不應該小看黨國體制、恩庇侍從主義長年下來對人格所造成的扭曲與傷害,回想起自己成長的歲月,看似甜蜜安詳,但現在看起來,就跟活在北韓社會中沒有兩樣。要「治療」此種性格的扭曲,我們需要的是更公平的制度,更平等的發展機會,然而,在國民黨黨產重新變成台灣社會關注焦點的今天,我們看到,包山包海的黨營事業、子孫公司、附隨組織,一直傳承、變形,無孔不入穿透台灣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國民黨侵占國家土地、侵占平民財產、用政策製造階級分化的不公不義,仍舊是現在進行式, 如果不點出這隻房間裡的大象,卻一味歸咎台灣人的「島國性格」,實在是有失公允。 想想杜正勝當年把台灣地圖躺下來改成面向太平洋的時候,受到了多少的阻力,這個阻力完全不是來自於台灣人的島國思想吧!到底是誰不肯換個角度看台灣、看世界呢?真正的島國精神,應該是冒險進取,多元開放,對新知識充滿好奇,對外來者擁抱歡迎的。我們之所以「身處於海洋之中,卻沒有海洋文化的思維與涵養」(借用郝明義的話),主要是因為某個佔地為王的流亡政府,把番薯形狀的海島台灣當成狀如秋海棠的中華民國來統治,長達近70年的後果。 我們的問題不是島國思想,是脫離現實! 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席間我們談到陳文成事件,她們兩位都沒有聽過,然而,如果不知道陳文成事件,我們有可能理解最近發生的憲兵事件嗎?我們有可能理解2013年發生的洪仲丘案嗎? 當然,我們不需要通通都是歷史專家,我們需要的只是常識的直覺:當我們發現自己對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屠殺、或納粹集中營的歷史,比對白色恐怖的歷史更熟悉,當我們聽見新聞主播說出「陳澄波本人也十分緊張」的話,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
一心
2016-03-16
外來統治者的優越感
前幾天和友人們一起用餐,席間聊到「女權之聲」、「謊言迷宮」…等等描繪歷史事件的電影,不知不覺話題就來到了228,惠華說,她一直到最近才第一次讀到228的來龍去脈,想像,如果身在當時,自己一定也會跟著群情激憤的,因為,政府實在太過分了,搞得通貨膨脹,民生凋蔽,然後那些官員還仗勢欺人,把人民踩在腳底。寶拉說:「但至少那是對自己人。」回應她說:「其實,二次大戰後來台灣的中國政府並不覺得台灣人是自己人喔!」中國人不都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她:「喔?怎麼說?」我:「當時的台灣,已經被日本統治了50年,大部分人的母語是日語和台語,北京話根本不通。想想,那些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政府官員和軍人,才在中國結束了跟日本的抗戰,來到台灣,他們應該覺得台灣人全身上下都充滿了日本味吧。」其他人聽到了,也頗為驚訝的,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角度。 228已經過去69年了,台灣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感覺還有好多好多的不完整。我也忍不住想,人之所以會犯下大屠殺的罪行,究竟是為了什麼?是或不是「自己人」,會影響我們的決定嗎?或者只要將對方貼上「暴民」標籤即可名正言順! 四年前,剛開始接觸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時,在一場哲五座談中收看了以1980年的518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事件背景是,1979年底,獨裁統治多年的朴正熙總統被暗殺,國家宣布戒嚴,一波波的民主運動、工人及學生的遊行示威,開始席捲全國,陸軍少將全斗煥趁亂發動雙十二政變,取得最高軍權,並擴大戒嚴令,然而,在以民主、思想開放進步人士的孕育地著稱的光州,大規模的示威行動仍然持續進行,全斗煥派軍隊以暴力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幾千人受傷。諷刺的是,當時鎮暴的軍事行動代號,就叫做「華麗的假期」,這也是電影片名的由來。 電影中最難忘的,是軍隊和人民在市政大廳前廣場對峙的那一幕,當時,人民已經聽到政府宣布說戒嚴令將取消,所以很開心地前去見證軍隊撤離,突然,國歌響起,群眾們自然而然地將掌心貼在胸前、大聲齊唱:「直到東海水枯,白頭山岩石朽爛,神保佑我疆土!願我大韓萬萬歲…」,大家的臉上露出了驕傲的神情,以身為這個國家的一份子為榮,然而,萬萬沒想到,「愛國歌」還未播完,軍隊就開始對著群眾開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平民、學生,在驚嚇之中倉皇奔逃… 看到那一幕時,我很難接受,為什麼軍隊可以對自己國家的人民做出這樣的事情?殺一儆百以免後患無窮!他們都失心瘋了嗎?他們都喝酒、嗑藥、麻痺了自己嗎?曾經是職業軍人的一三告訴我,在中華民國國軍的養成教育中,有所謂的三合一敵人,只要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國家除害,就沒有下不了手的。 看到這段歷史很感慨,因為,雖然當時下令震壓的全斗煥當上了總統,但16年後,全斗煥及盧泰愚等人被起訴、判刑,這段歷史,以及被公權力侵害的千萬個平民百姓的人權,獲得了正視與平反。對比台灣,當時派兵來鎮壓台灣的蔣介石,至今仍然在台灣各地被膜拜著。 記得那場座談會後,有位在台的韓國交換學生分享說,他們在韓國上課時就已經讀了不少關於台灣228的資料了,但沒想到一來台灣,機場是「中正」國際機場,換了錢幣,有蔣介石的肖像,到了台北,竟然還有「中正」路和「中正」紀念堂!而且,人民還繼續投票給國民黨!他不斷重覆說著:「難以置信」、「不可思議」! 或許,從外人的角度,更容易看清楚事實。在台灣,這段記憶被屏蔽了整整三十多年,歷史的消逝,造成了見證的困難,許多史料尚待挖掘,我們還在拚湊全貌。 解嚴後,這段歷史雖然出現在教科書上,但卻被刻意淡化為228「事件」,彷彿這只是一個偶發而不幸的擦槍走火,但按照國際上一般的認定,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絕對可以被定義為大屠殺,雖然那些比較不同情當時台灣人處境的人,會以人數不夠多來反駁,但其實,歷史上很多被認定的大屠殺,死亡人數遠遠低於228,例如,美國獨立前的波士頓大屠殺Boston Massacre只有五死六傷。 解嚴後,官方的定義有稍微讓步,變成「官逼民反」的起義(riot),然而,此一定義假設了官民之間有統轄的關係,也就是假設了國民政府有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但其實,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我們甚至還可以討論228是不是genocide種族屠殺。所謂種族屠殺,就是企圖將某個族裔文化、或種族、宗教的整個或部分群體進行消滅的行為,「基於意識形態或階級地位進行的集體迫害」應該也可以包括在內,不過,當時蘇聯一直阻擋這個部分進入國際法中,因為,若按照此定義,蘇共的很多行為都可以被認定為種族屠殺的國際罪行。 從事件(incident)、起義(riot)、大屠殺(massacre)到種族屠殺(genocide),我們選擇用什麼字眼來定義這段歷史,視角也就隨之改變。我喜歡共生音樂節的創辦人藍士博說的,這跟我們的想像有關,大屠殺究竟是一個畫面,或是一扇窗?畫面,是靜止的,窗戶,則會讓我們去思考,我們究竟想要透過這扇窗看見什麼樣的未來?並刺激我們在此刻有所行動,好去實現那樣的未來。 對於歷史的探究,從來就不僅止於對事實的理解,而是去理解這個歷史事實在人的生命中會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如英國歷史學者羅賓.克林烏(Robin Collingwood)所說的,所有歷史都是思想史。真正的讀歷史,就要進入對方的思想裏,進入對方的心情,要把對方的身口意看成自己的身口意,把對方的思想看成自己的思想,當「所有的歷史都是我家的歷史」,才會有真正的「接納」,不管過去有多少的不堪,多少的恥辱,我都願意去承擔,去學習,甚至去改過。 有本書叫做「為什麼不殺光?《政治大屠殺的祕思》」,試著以政治科學分析結構性因素、而不是從道德批判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性集體謀殺的動機,因為,犯下屠殺罪行的人,不見得是邪惡變態的人,只要客觀條件滿足,誰都有可能參與屠殺,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根源,才能夠防止這類悲劇再度發生。 書中提到,屠殺發生的先決條件是,有絕對優勢和絕對弱勢的群體存在。在這個前提之下,有幾個屠殺的原因: 一,考量現實利益。比如說,北美新移民驅趕印地安人,正是因為他們評估如果要跟原住民買土地,成本太高。又比如說,蒙古帝國對於遊牧民族會採用結盟的方式,對城市居民就有可能採用屠殺的方式,因為按照成本效益算一算,這樣處理比較方便,這是現實利益的考量。 二,威嚇報復,通常是弱勢族權挑戰到優勢族群(或掌權者)那一方的榮譽或面子。比如:「大明帝國」時,燕王本來要篡位,設法爭取讀書人的支持,當時,方孝儒不服,所以,他後來登基後,就滅了方的十族,這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屠殺。 三,恐懼這個地方的人會報復他橫加的傷害,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衝突勢力之間,屠殺的停止很困難,因為,只要有一方動手了,如果不做到底,會害怕對方報復,所以乾脆斬草除根的屠殺。 四,怕意識型態污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納粹把猶太人非人化,認為猶太人是動物,是病毒,同時,想像日耳曼民族是最完美的,當有一個強勢的民族對於自己的出身存在著相對的自我優越感、認為該民族本質上具有神聖性,就會擔心沒有神聖性的民族會污染它。 以上這些原因,可能存在族群對族群之間,但也可能在人與人之間,當我們把人當成方便自己生存的工具,當我們要靠著壓縮他人權益來膨脹自己,當我們的出發點不是愛而是恐懼,當我們有自貴他賤的優越感…一旦結合了權力財勢,我們都可能犯下傷害別人的罪行。
一心
2016-02-25
香港公務員淪為政治工具
年初一深夜,香港旺角發生了激烈的警民衝突,導火線是警察取締過年期間出來做生意的流動攤販和客人,美國媒體Vice News在第一時間將之取名為「魚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取自香港的平價小吃「魚蛋」。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魚蛋」,至少有兩層意義,一,它是最典型的香港街頭小吃,在文化上代表了香港的勞工階級,二,街頭小吃和魚蛋也象徵著白手起家的創業精神,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就人類學而言,魚蛋的意義絕對超過一串沾著咖哩沙嗲醬的五元肉串。 這些年來,魚蛋、街頭小攤販…等等香港人所認同的獨特文化,因為都市更新逐漸消失,辦公大樓和高級公寓取代了原本的生活方式,香港變得越來越像另一個中國城市,在此一官商聯手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趨勢中,街道狹小擁擠的旺角,至今仍抵抗著推土機。 法廣(RFI)試著分析,「魚蛋革命」和兩年前的佔中運動看似沒有直接的關聯,因為這次大多數的抗爭者主要是呼應「本土民主前線」的號召,「本土民主前線」並非佔中的主要團體,他們的成員是佔領期間在旺角認識的。然而,佔領運動的失敗情緒,卻間接促成了這股更激進的本土運動的興起,有很多人親眼目睹警方用警棍攻擊和平示威者,於是不再寄望和平抗爭會有什麼結果,他們下定決心,下次運動若警方主動以暴力相向,他們不會再高舉雙手以示和平,他們一定會還擊。 雖然社群媒體上很多人用#fishballfevolution來表達支持,但據中國微博屏蔽觀察家Jason Ng研究,香港社會的反應趨向兩極化,一邊認為這些示威者太超過,是麻煩製造者,違反了和平抗爭的理想,另一邊卻認為香港終於從沉睡中覺醒,跟上了國際社會的抗爭標準,抗爭者在被鎮壓時反擊,而不是走退。 其實2014年佔中運動結束不久,普遍就預測,接下來的抗爭只會越來越激烈,如果不去面對問題的根源──政府沒有問責性、也不是由人民投票選舉出來的──那麼,這種滑向暴力的趨勢,不會停止。 政治學者多指社會日趨暴力與特首梁振英的管治有關,認為他施政常與民意相違,以致社會認為不可能透過制度遊說政府,對制度失去信心。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方誌恆表示,過往民主派期望以民意影響港府施政,故採取溫和立場,以獲取最多市民支持,但現時年輕人已不著重爭取主流民意,認為喚醒關鍵少數才有用,於是「暴力邊緣論」逐漸流行,主張不斷以暴力升級的方法去迫使政府妥協。 對香港來說,這次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見的,警方對空鳴槍後,人們以投擲玻璃罐、磚頭、木板回應,這次是磚頭,下次會變成丟什麼呢? 華人社會最怕亂,認為人權與法治相悖、無法並存,缺乏最基本的法治常識,他們不知道社會之所以亂是因為政府或朝廷濫權侵權,反而怪罪人民向政府要了太多「人權」。友人全家聚在一塊在討論維冠的問題,說燦坤的主樑柱及牆壁全被打掉,這是很危險的,但主要因素應該還是筋箍結構的問題,友人的妹妹竟然說:「問題都在台灣太注重人權,才會讓不肖商人更名三次,每蓋一棟就改一次名…」。建商違法並賄賂政府、黑金民代太多、檢調瀆職,也叫太多「人權」?天啊!這個國家不從小學教人權與法治,只教孝順與服從,種下了多少惡因! 黑金民代多、政府濫權瀆職多,叫做「公民沒在管政府」,叫做民眾只知順服,不知監督,不叫做「社會太自由」。問責機制不健全,才是將社會推向混亂、將人民置於險境的主要原因。香港公務員由遵守法治淪為政治工具因而「法治倒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旺角事發的那晚,消息一傳開,很多人馬上聯想到了1947年2月27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因為專賣局取締私菸鬧出「林江邁事件」,而引發了228事件,更近一點,也讓人聯想到2010年,在突尼西亞南部的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26歲的蔬果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為沒有申請擺攤執照而被警察沒收攤車,以自焚點燃了茉莉花革命。茉莉花革命,也被稱為尊嚴革命,因為爭取的是做人最基本的尊嚴。不論是魚蛋革命,二二八起義,或茉莉花革命,我們都必須回到這個最基本的提問:怎麼活,才會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什麼是千金不換、甚至讓人願意付出生命拚搏的核心價值? 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不把人性尊嚴放在心上的社會,一個只「顧肚腹、不顧佛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這一點都不是高談理想,這是很單純地基於對人性的理解。
一心
2016-02-12
我只投過一次票
早上去剪頭髮,設計師說:「哇~妳這次忍很久才來剪喔!照理應該十二月就來的。」因為我通常很快就受不了劉海遮住眼睛、歁頭歁面的,定期兩三個月就來一次。我回說:「沒辦法,之前實在忙不過來。」她說:「忙著拉票齁~~」我:「唉呦,我怎麼拉,都比不過周子瑜!」 既然她提起,我就順勢問她這次有沒有回鶯歌投票,她說:「沒有啊,投票太累了,要起個大早,然後趕回來上班。三更半夜的時候,我叔叔看到周子瑜的新聞,還說要幫我出車票錢,叫我回家投票,我說,我神經病啊,除非你來接我啦!我投了這一票,候選人又不會知道,也不會因此就對我好一點,那我還不如留下來賺錢比較實在!」 這恐怕是很多離鄉背井、到都市裡從事服務業的年輕人共同的心聲。我問說那其他同事呢?她說,都跟她一樣沒有回鄉投票,唯一可以投票、戶籍在本地的少數幾個反而沒有去投,那一天,店裡的生意還特別好! 剪完頭髮,我們躺下來洗頭,她聊到說,其實這次投票率本來就不會高,如果不是因為周子瑜,呼喚了一些年輕人,投票率會更低;她又說,「很多地方的開票結果令人意外,居然都翻盤了」,還有「其實蔡英文這次選的副手很加分,形象實在太好了,不過,她也很倒楣,這個時候選上,是台灣經濟最糟糕的時候,要收一堆爛攤子…」感覺她這邊講講那邊講講,內容都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二手評論,可能她知道我很關心政治,沒話找話聊。 我主動問她:「從有投票權以來,妳投過幾次票?」她說:「只有一次投票選里長,就是前年底的九合一大選,那次家中支持的里長伯選情緊張,我爸叫我一定要回家投票,所以,我前一晚就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投完票趕回來工作,累死了!結果,他還是沒有選上!」 今天剛好身體有點虛弱,畏寒,所以沒有接話,靜靜地感覺她雙手的力道,她一手稍微托著我的頭,另一手伸到脖子下方,利用我整個頭下沉的重量、往上紮實地按壓肩頸後方的肌肉,如是重複幾遍,然後把頭放下,按摩頭皮,她十隻手指頭的指節,就像是戰車的輪子一樣,輾過我的整個頭皮。 洗完頭,我也好像充分休息過,清醒多了。吹頭髮的時候,我說:「其實,這次蔡英文當選,國際上是一件大事,因為,在亞洲國家中,女性的地位本來就比較低,雖然有些國家的領導人物是女性,但是,她們通常都是出自政治世家,繼承了父親或先生的政治勢力,但蔡英文不一樣,她的出頭,完全是靠自己,《時代雜誌》有說,她是一個自立的女人,就像台灣,雖然有強權為鄰,在國際上不被看好,但卻靠自己的力量站了起來。」 設計師有去過韓國,很欣賞她們的文創產業,也會注意韓流,所以她問:「那朴槿惠呢?」我說:「她的父親是獨裁者朴正熙,就好比在台灣,她父親是蔣介石或蔣經國的意思啦!」她很驚訝,以前並不知道這樣的訊息。我說:「所以,這次蔡英文當選,在台灣的妳,或許會感覺沒有什麼,但對國際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還有,妳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的人…」她突然打斷我的話,接著說:「連投票權都沒有,對不對?」我說:「是啊~」我在她的眼神裡,看到了那一點點不一樣的神采。我想,點到為止,夠了,就沒有再說下去。 店裡,每一個座位旁,都有一個螢幕,今天我特別去注意,有一台播《中天》,有一台播《三立》,有一台播TVBS,後來《中天》那台被換成了《東森》… 我可以想像,如果我是她,每天看的都是這些螢幕,還有一面面照著客人的鏡子,我可能也會忘記,這個島上的人民,已經在人類文明進展上,走了很長很長的一段路,他們流了淚,流了血,甚至失去了生命,只為換來那神聖的一票,只為換來那早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呼吸、戀愛、追求幸福的自由。 我們不是專事採集的蟻民,我們是頂天立地的人。
一心
2016-01-30
低投票率在等待真命天子?
這回大選,台灣人民選擇了屬於台灣的政黨、不再支持主張一中的中國黨,看到好多友人都有去投票所監票,或參與選務工作,非常感動! 這場選舉,攸關美日中等大國在南海的戰略布局和區域勢力的平衡,因而受到全球媒體關注。我最喜歡時代雜誌報導中的一句話:"Tsai is a self-made woman for a self-made people." 「self-made」通常是在形容一個人不被看好、沒有先天優勢,卻憑藉著自身的努力而翻轉命運,獲得成功,《民報》用的翻譯是「自立的人民,自立的女人」,日本話通譯為「自作(じさく)」,但我覺得都不夠傳神,應該要有那種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命運自己開創的感覺,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裡去?正在開創中! 值得關注的是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沒去投票,他們是不是認為三個總統候選人與113席立委,還有分屬18個團體的政黨票,沒有一個值得他去投票?投票率66.26%代表政治冷感,或公權力前世命定,或宗教團體對公共資源分配的冷漠? 有了新的總統,新的國會,就會有新的國家、新的自己了嗎?我們的問題好像沒有解決。 新的國家,新的自己,需要有新的觀念,新的關係,要願意去想像:50年後,我們的親子關係、婆媳關係、親密關係、主雇關係、師生關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將會是何等的樣貌? 可以想像每個人都使用臉書,可以自由交換信息,甚至自由對話討論,台灣會不會因此形成有獨立思考的公民社會,不再是余英時說的等待真命天子出現的老百姓? 如果願意對話討論,並去交流想像激盪,本來要50年才會實現的美好未來,可能25年就實現了!
一心
2016-01-25
馬習會在買賣什麼
(1945年蔣介石和毛澤東在重慶的《雙十協定》期間,杯斛交錯之際, 劉伯承、鄧小平共軍在山西悍然發起「上黨戰役」,據稱殲滅閻錫山國軍11個師3.5萬人。) 在《時代雜誌》上讀到美國加州大學艾爾文(Irvine)分校歷史系教授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的評論文,Taiwan’s Meeting With China Is the Latest Chapter in Their History of Intermittent Cooperation,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兩個中國黨的首領上次相見,是在70年前,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和代表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之所以會同意見面,是因為他們剛結束「聯合抗日」。70年後,兩個中國黨的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又相見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又有了新的共同敵人,民進黨。 民進黨是兩個中國黨的敵人?這句話的詮釋並不精準,兩個中國黨害怕的是台灣人日益覺醒的自由民主意識,是讓民進黨可能執政背後的因素──在台灣越來越普遍、想要有別於中國的主體性自我認同,以及對兩個中國黨的腐敗顢頇越來越強烈的無法忍受。 記得1995年出國留學時,在海外遇到的「老中」,包括台灣來的和中國來的留學生,彼此爭論不休的是「誰才是真正的中國」,但是,對今日的台灣人民來說,爭取中國的正統代表權,顯得可笑又荒謬,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天經地義!只不過,今天,台灣學生和中國學生的爭論,變成了「台灣是/不是中國的」。 然而,馬總統最喜歡拿來說嘴的就是,一中,是遵循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不但無視於解嚴後、逐漸強大的台灣認同,更刻意掩飾「一中」必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現實。 華志堅教授寫道:「對習來說,這備受國際關注的會面可以幫他分散掉一些中國人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例如最近對修改一胎政策的複雜反應,以及趨緩的經濟成長。雖然,在這場象徵性的會面中,預期不會產生任何正式協議,但是,他可以巧妙地藉此來強化中國共產黨為全球華裔人士代言的論述。 對馬來說,因台灣總統兩任限制他即將下台,不管明年選舉結果如何都不會受到影響,這場會面代表的是在他可能從公眾視線永遠消失之前,有個具體的、可以被記得的最後的印象。」 為了習近平可以強化對中國的統治,為了馬英九可以留下一個歷史定位,這場習馬會,左看又看都看不出對中國人和台灣人有什麼好處,當兩岸和平,成了兩個不能代表民意的中國黨私相授受的華麗藉口,被暗中犧牲的,必然是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尊嚴。 延伸閱讀: 馬習會前,天下把我的文章「河蟹」了?(黃丞儀) 陶儀芬:習近平為什麼要見馬英九? 習近平為什麼願意見馬英九?(劉世忠) 在國際讓利 在台灣收割(陳奕齊) 北京回心轉意 習馬破鏡重圓(林保華) 習近平會送臺灣什麼禮?(長平)
一心
2015-11-07
西門町看《灣生回家》
前天晚上和友人約好去西門町看《灣生回家》。 我特地提早到西門町,獨自一個人,走一走,晃一晃,因為,這裡,有我從出生一直到青少年時期的回憶。要看灣生爺爺奶奶回鄉之前,我也應景回鄉一下。我很好奇,當我重新回到那些熟悉的巷弄裡,我的身體是否能夠進入時光隧道,重新體驗那個無憂無慮的小學生、那個侷促不安的少女…,曾有過的感覺。 我先從捷運五號出口走去中山堂。 高中時曾在這邊社團表演,如果當時的我知道,1947年三月初,王添灯等人在這裡開會討論出的「四十二條要求」,竟成為日後陳儀屠殺台灣菁英分子的主要藉口,我對當時身處的台灣社會,會不會有不同的解讀?然而,我卻一直到年過30才認識王添灯。 中山堂外的廣場,有一個很大的「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如果不是因為幾年前讀到了台北大空襲的史料,我還會傻傻以為當時的台北是被日本人轟炸的呢!知道了這段歷史,再來看這個紀念碑,不勝唏噓,台灣人對台灣的無知,是被系統性地製造出來的,而時至今日,這些殖民式的資訊植入,還是隨處可見,繼續時空錯置、餵養霸凌著我們的下一代。 接著,經過成都路的天后宮,記憶中,我從來沒有踏進去過,只是模擬著大人們的動作,經過時,轉身,合十,拜一下。今晚,第一次走進去,一踏進去,一切聲音都消失了,好安靜。我爬到二樓,從陽台往下看,在夜色中,屋瓦、飛簷都漆上了一層古銅的光澤,神像,浮雕、水池、池裡的鯉魚,散發出異國的風情,連拿香拜拜的、擲茭的、點蠟燭的男人、女人,都像是國家地理頻道照片裡的人物。 走出了天后宮,又是人聲鼎沸,空氣中飄散著各種濃郁的氣味。想起小時候,媽媽常會在診所關門後,帶我們去吃宵夜、看午夜場電影,我總是很容易沉浸在電影的角色和劇情裡,所以,電影結束後,我總是悵然若失。週末假日或段考後,我會跟同學逛街、跟男友約會,在擁擠的人潮中,邊走邊吃,眼睛還隨時瞄準最新款式的衣服,從溜冰、電動、夾娃娃、聽民歌、撞球、保齡球、到MTV、KTV…,這裡提供了各種娛樂,應有盡有,然而,就像我喜歡看電影,也害怕電影結束後的空虛,在西門町長大的我曾經以為,空虛是自然的,需要不斷填補空虛,也是自然的。我隱約知道,這裡之所以熱鬧,就是因為她利用了人們的空虛,她靠著提供立即而虛幻的滿足感來獲利。 如果我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我出生、成長的地方,我想,我會選擇「空虛」。 吃了點東西,時間已不早,接到友人的電話,友人來自法國,大概被那麼多人嚇到昏頭、迷路了,我叫她停在原地不動等我。接到她以後,我們經過獅子林,我告訴她獅子林過去是日治時期的東本願寺,後來,被國民黨改建成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又名高級戰犯看守所),用來審訊及拷問可疑的政治犯,白色恐怖期間,充當臨時監獄,關了不少政治犯,還經常在半夜處決犯人…。 我對她說:「妳相信嗎?我從小在這裡長大,來這裡飲茶、看電影,卻從來不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我很高興我現在終於知道了。」 我想,過去的生命之所以如此空虛,就是因為少了歷史的縱深,我並不知道,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曾經因為挑戰了這個政權的正當性,而付出了生命。我並沒有意識到,我生活在一個鋪天蓋地的黨國網絡中,不知道過去,不知道現在,不知道未來,不認識自己是誰。 到了戲院,我去換票劃位,好險,搶到最後兩個位置。排隊進場時,我再跟她簡介一下歷史背景,她聽了以後說,法國其實也有一種人叫做Pied Noir(黑腳),就是在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期間在那裡出生、生活的法國人,大名鼎鼎的作家卡繆就是,而這群「黑腳」的歷史,也是一直被壓抑的,法國政府不喜歡談,經過激烈戰鬥而爭取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政府也不喜歡談,卡繆會寫出「異鄉人」,不是偶然的。 我一開始還有點擔心她會看不懂,但是發現,她跟我的笑點都一樣,她哭得沒有我慘,但也是頻頻拭淚。 忘記是誰說過,愛鄉愛土是自然的,我們之所以會一直聽到有人強調「愛台灣」,是因為我們跟這塊土地的關係太不正常了,我們從小被教導忽略她,我們在她身上冠上種種中國的名字,好像她的存在,完全是為了封凍那個中國的臆想,好像有一天如果我們可以重新擁有中國,她的利用價值就消失了。 而這群灣生爺爺奶奶們,只是用他們的笑、他們的淚、他們對台灣的思念、他們對台灣的感謝,解放了我們本來就有的深情,那種對生養自己的土地,自然而然的深情。 在一個無心建設台灣、把台灣當提款機、掌控國會68年的威權政黨的長期統治下,這份情感被壓得好深好深,也因此才會有後來反彈式的「愛台灣」的吶喊,那是懺悔的吶喊啊,因為,我們曾經是看不起自己的母語、看不起自己父母的孩子。 走出戲院,友人告訴我,二戰的歷史,其實並不遠,我們到現在都還在試著理解,她很喜歡這樣以平凡人的故事為主軸的敘事,帶來了不同的理解角度。我說,在台灣社會,不同的族群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詮釋,如果去爭辯史觀,很容易造成分裂、對立,只有從無法否認的個人的情感記憶出發,我們才能夠回到人性共通的部份,創造理解和對話的空間。
一心
2015-10-19
《一九八四》的中正廟
跟朋友約了吃午餐,她不久前轉到一個不同的單位上班。本來以為,只是承辦文化活動,應該很單純,沒想到,卻是一場惡夢的開始,在那裡,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傳承,也沒有可以同心同事的夥伴,她的主管總是在揣摩上意,沒有自己的想法,非常焦慮,一下要這樣一下要那樣,讓她無所適從。 但最難以想像的恐怕是,每天早上上班時,都要重聽一次「先總統蔣公紀念歌」~總統蔣公,您是人類的救星,您是世界的偉人。總統蔣公,您是自由的燈塔,您是民族的長城…。這個單位裡有許多人彷彿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跟台灣社會完全脫節。 我想,她之所以會感覺到那麼大的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這裡只有法西斯的邏輯與謊言,《一九八四》的三句幽靈口號「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滿天飄著…沒有任何呼應普世價值與轉型正義的歷史詮釋,台灣人繳稅給中國人洗腦。 看了一下他們的網頁,所辦的活動,主要有兩類,一個就是與紀念堂本質完全無關的藝文教育活動,包括一些把場地出借給其他策展公司的展覽,另一類,就是與紀念館本質相關的文物展、紀念展,比如說,「對日抗戰真相特展」,但所謂的「真相」,基本上跟「史實」無關。 還記得兩年前,文化部所屬的這個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準備要舉辦獎金高達十萬元的「台灣設計蔣──中正紀念堂文創商品設計競賽」,此競賽要求參賽者:「以蔣中正夫婦的生活故事作為創意發想重點設計,藉以紀念民國102年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逝世十周年,並表達蔣中正總統與蔣夫人伉儷情深;透過文創商品之開發,提升全民夫妻恩愛、家庭和樂,以達社會教育之功能。」消息一出,網友立刻積極投稿,但是投稿內容跟管理處的想像完全不一樣,最後,由龍應台出面承認這個競賽確實不妥,管理處公告「經研議暫緩辦理」。那之後,文化部大概不太敢再給管理處太多經費,免得這個活在中古世紀、未經啟蒙的單位又凸槌,還得要文化部出面收拾。 這個紀念館到底要紀念什麼?如果這個單位不改名、不轉型,憑什麼繼續浪費公共資源?然而,這個紀念館不是唯一的,我們有好多未轉型不正義的公立館所。記得有位朋友說過,國家兩廳院在去年移撥到文化部之前,舊名是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每次外賓來要翻譯,她都會覺得很心痛,我們國家最高的藝文中心,竟然是以殺人無數的獨裁者來命名的。 看看德國柏林的恐怖地帶博物館,那裡,曾經是蓋世太保的基地,如今,卻透過歷史性的照片、文獻,來提醒人們對國家恐怖主義縱容的後果,該館於2005年開幕時,總統科勒強調,這個展覽對年輕人尤為重要,因為瞭解歷史是瞭解這個民族的基石。那麼,在我國首都的精華地段,這麼一大片土地上,紀念的不是民主、人權,而是侵犯人權的獨裁者,我們到底要告訴我們下一代什麼道理? 告訴朋友說,當我們的工作,跟自己的核心價值牴觸,我們很容易會覺得所做所為根本沒有意義。短期內,我們或許可以靠一些外在的事物來轉移注意力,或是在每個月薪水入帳的時候,稍稍自我安慰一下,然而,只要我們賴以為生的工作,不忠於自己的靈魂,無法跟普世價值呼應結合,我們一定會感到虛無空洞,最後,連早晨醒來的動力都會消失! 她說沒錯,因為空虛,出於一種補償心態,她把賺的錢都花在買東西了,所以,都存不到錢。同時,她也質疑自己的能力,批判自己一事無成,空閒時,逼自己去上好多課,但是,上過就忘,因為,她身心沒有空間,什麼都吸收不了。她知道這樣下去不行,所以,她現在每天都會讓自己沉澱一下,也不再把空閒時間排得滿滿的。 鼓勵她離職,休息一陣子,不一定要急著銜接下一份工作。停下來,想一想,自己到底要什麼。工作就像談戀愛,如果不配對,是學不到什麼東西的,只是浪費時間而已。更何況,在這個與自己核心價值如此悖離的單位中,長期下來,身心一定會出狀況的,值得嗎?想一想,如果妳生病了,不是也會被迫休息嗎?把無常放在心上,才不會以為自己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虛擲在與真心無關的作為上。 她說她的一生,都是照著安排走的,所以,她從來沒有問過自己喜歡什麼,真正想做的是什麼。她問我為什麼可以從以前到現在都做自己喜歡的事?我說,就是看到生命很短暫,真的沒有時間浪費在沒有熱情、無關緊要的東西上! 其實,大學畢業後,去南美洲的那兩年,對我一生影響很大,身處在一個全然陌生的文化中,原本的社會安全網絡都切斷了,我誰都不是,什麼都不是,那才發現,其實,「我是誰」並不是像學校或社會灌輸我們的那樣理所當然。因為前方沒有任何一條既定的道路,所以,每一天睜開眼睛,我都得要誠實地問自己:我在這裡做什麼?我要怎麼對自己的生命交代? 此刻的她,經濟上沒有安全感,又怕離職要面對母親的嘮叨、責難、怒罵。我問她:即使妳沒有辭職,母親不也是天天煩躁焦慮嗎?她說:也沒錯。我說:母親身心的燥熱,必須透過言語來發洩,那是她的不由自主,就像土石流颳風颱,沒有對象,不是衝著妳來的,只是自然調節的現象。她一定也不喜歡自己這樣,妳看母親,就要看到她的喜歡。她喜歡的是妳的開心、健康,她以為鐵飯碗會讓妳開心,她擔心失去鐵飯碗的妳,沒有能力照顧自己。懂得她的角度以後,就比較不會受她外在的言行影響。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母親也是。 最後她說,其實到哪裡都差不多,整個結構扭曲,造成資源浪費,大家都在瞎忙,鼓勵她說:這個社會還是有很多人在努力的,民間其實很有活力,如果善的力量沒有大於惡的力量,地球早就毀滅了,因為破壞比建設容易。不是要否認問題存在,而是,注意力要放對,要放在大家的嚮往,而不是放在大家的無能為力。不然,會真的連起床的動力都沒有啊! 把視角放寬,看到眼前的困難,是六十多年來黨國不分的專制體制和酬庸政治造成的,雖然,公民社會的覺醒正在鬆動這個結構,然而,這個社會已經被扭曲太久了,百廢待舉,改革的過程,必然痛苦而漫長。一定要有人先開始。現在不做,要等下一代來做嗎?下一代不做,要等下下一代來做嗎?
一心
2015-09-17
值得起立的司法
早上穿了徐自強的T恤出門,要去陪徐自強一起聽更九審宣判。20年前的九月一日,是這起影響了他一生的綁票殺人案發生的日子,法官選在這個日子宣判,別具深意。 出了捷運不久,就遇到一綸還有一止,路上,遇到一位迷路的年輕人,也穿著粉紅色的徐自強T,我們相視而笑,然後,一起走到濟南教會。他就讀清大三年級,今天特地從新竹上來。 三年前,徐自強因為速審法獲釋,結束了17年的監獄人生。出獄後,他在司改會做志工,全台灣走透透,現身說法,說明案情,幫助大學生們理解司法改革之必要。今天的他,跟三年前的他,早已判若兩人,「人隨時都可以歸零重生」,他是最有力的證明。我想,這個案件之所以獲得那麼多支持,跟他的個性有很大的關係,阿強、阿強,大家都這樣親切地叫他,好像在叫自己親愛的家人。 今天,他神情比較往常凝重一點,但身為「司改會救援當事人」,即令在這個決定生死的大日子裡,遇到活動現場出了器材問題,他還是回到工作人員身分協助處理。 十點,我們一起走,刻意繞了一些路,經過自由廣場,連續兩年的共生音樂節,司改會都在這裡擺攤,介紹徐案,招募志工。 20年前的今天,是兒子的開學日,那是個大日子,他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也有許多不在場的人證、物證,但台灣司法卻偏要用另兩位已落網嫌犯破綻百出的口供,把他判了死刑。幾次上訴,又都是死刑,到了2011、2012年,判了兩次「死刑+無罪÷2」的「無期徒刑」,只因為,法官沒有勇氣推翻前面學長姐的判決。台灣法官和檢察官的養成方式和升遷制度,讓顧人情顧飯碗勝過顧真理。 走到高等法院,看到前來聲援人數眾多,法院臨時安排了較大的法庭,即便如此,聽眾席還是塞得滿滿,很多人進不去。 聽到「起立!」審判長謝靜恒、受命法官吳祚承、陪席法官林怡秀進場。 我的雙腳問我:這三位法官是否值得我們起立? 我想,我是對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起立,我是對司法所依止的普世價值、天公地道起立。起立,是致敬,更是謙卑,承認人為司法系統的侷限,一刻不能忘記,只有上天,可以做出最後的裁判。 「本案撤銷,徐自強無罪!」 20年的沉重與輕盈,荒謬與道理,絕望與希望,就濃縮在法官簡短的這句話。 我們失聲尖叫,被法警制止,但豆大的淚珠、粉紅色玫瑰花一般的笑容,繼續滾動著、綻放著,我們規規矩矩地走出法庭,只剩徐媽媽無法抑制的嚎哭,幾位好友的擁抱,在空間裡迴盪。 高等法院外記者會,林永頌律師說:「司法的威信,不是建立在不會犯錯,而是建立在有錯願意改。」人不也都是這樣? 推翻前人的判決需要勇氣,我後來看新聞報導才知道,其中陪席法官林怡秀的父親林增福,15年前擔任最高法院審判長時,曾判處徐自強死刑定讞,法官父女相隔15年,一判死、一判生,象徵著台灣司法15年來許多方面的進展。 報導指出,審判長謝靜恒要其他2位法官把此案當作被告不是「徐自強」,一切依法律程序審理,法官一定要有對抗輿論的壓力。全案宣判完後,林怡秀不願回應,據她的同事透露,林怡秀在法庭上一向只相信證據。 司改會的蕭逸民在臉書上寫道:「緬懷本案起死回生的關鍵,是當年許玉秀大法官對憲法人權的堅持,將徐自強案從不受理案件中救出,說服多數大法官,做成劃時代的釋字582號解釋。回顧這段憲政史,感嘆為何現今的大法官,學經歷顯赫者眾多,但對憲法人權有所堅持者,不知何在?」 釋字582號:「共同被告的自白必須經過證人詰問對質程序,且不能將自白當成有罪認定的唯一證據。」 科學辦案,無罪推定,在威權籠罩數十年、無法治觀念、更無人權信仰的台灣,才剛開始立足而已。要穩住腳步,還需要更多人的醒轉。 延伸閱讀:徐自強被偷走的二十年(簡立人)
一心
2015-09-07
投票權只是起點
2004年HBO發行的《女權天使》(Iron Jawed Angels),是一部關於美國女性爭取投票權運動的電影,聚焦於兩位女權人士愛莉絲‧保羅(Alice Paul)和露西‧伯恩斯(Lucy Burns)「不自由毋寧死」的故事。 片名用鋼鐵般的下巴(Iron Jawed)是當時的大男人們對這些女性的嘲諷用語,意思是我看你們還能「硬頸」多久。 在監獄中,她們曾採取絕食的非暴力抗爭手段。她們緊閉的下巴,被殘酷地撬開,以塑膠管插入灌食蛋液,使她們鼻骨受傷、不斷嘔吐…,我不敢相信,這一切都只是為了阻止女性擁有平等的投票權。然而,她們的心志卻未曾動搖分毫。那鋼鐵般的堅毅承擔,更襯出了她們天使羽翼的輕盈純淨。 電影中呈現的年代,是婦女投票權爭取運動黎明前的暗夜,因為,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參戰,愛國主義高漲,非常不利於國內任何的政治運動,尤其,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男性,需要女性在後方做為堅實的後盾,戰爭創造的保守氛圍,把兩性推入既定的傳統角色中。這群女性,甘冒不愛國不愛家的指控,也不肯停止發聲。 電影中的參議員太太是虛構的角色,她代表的就是運動中所有的母親,當她被捕、並拒絕交保時說:「美國女性是不自由的,不論在監獄內或外。」不允許女人主體性的婚姻,是一個更大的牢籠,她寧可入獄服刑,爭取真正的自由。 要自由,要平等,是這些運動者們不斷呼喊的口號。不只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女兒的未來。 她的先生Leighton參議員,則代表當時大多數男性對婦女投票權的態度,一開始他們認為,女性的生命重心本來就應該要放在家庭,女性的智慧要拿來相夫教子,跟他們男人搶什麼政治呢?政治交給懂得的人就好了,不然社會一定會亂!(郝貝勒說,若總統直選,台灣會變成菲律賓?) 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馬克吐溫一開始也是反對婦女投票權的。 1867年,馬克吐溫在給密蘇里州民主黨員的信中寫道:「我是可以寫出支持女性投票權的強力論述,但我從來就不想看見女性投票、嘰嘰呱呱地討論政治或競選拉票。這個想法令我作嘔。如果一個天使下凡來要我跟他喝一杯,我會感到無可言喻地震驚(雖然我會無疑地同意)。但是,如果看見一位我們地上的天使(指女性),在她素昧平生、衣衫襤褸的無賴之間兜售著選票,我會更震驚。」擔心婦女去投票所可能遭受的攻擊,是當時反對者的主要理由之一。 然而,後來馬克吐溫成了公開而堅定的支持者。他說:我希望看見每位女人手中都有一張選票。 因為人性一定是嚮往公平的,公平是最基本的要求。小朋友天生就會很自然地問:這樣公平嗎?長大後,因為遇到了太多的不公平擺不平,失望了,不再問了,以為這就是現實,開始接受,開始屈服,把現實當真理,不再反抗也不再問。當一個社會面對前人留下來不公不義的體制,不再質疑也不再反抗時,這個社會就沈淪了。 一個真正的公民會不斷自問:我們的政府真的民有民治民享還是少數人有少數人治少數人享? 片中有些段落,讓我想起了最近在台灣發生的事情。比如說,她們在白宮前舉標語沉默抗議,警方想要逮捕她們,卻找不到違法事證,最後是用「違規交通」的理由把她們抓起來。那不就像學生衝進教育部,卻被檢方以「刑法侵入住居、毀損、妨害公務罪」的法律條文來起訴,牛頭不對馬嘴? 她們堅持自己無罪,不付保釋金,前後共有218位女性選擇入獄服刑,不過,後來法官宣判警方此舉不合憲,還給歷史公道。這又讓我想起了最近三位進入教育部採訪而被捕的記者拒絕交保,後來檢方給自己台階下,改裁限制住居、無保請回。 歷史真的一直在重演呢。 今日美國,一人一票變成一元一票,資金雄厚的遊說團體,政商集團,壟斷了政治,大多數的選民是失望的,不再相信手中一張選票可以改變什麼。如果知道今天會演變成這樣,那些女性運動者們還會為了選票,不惜犧牲生命嗎?我相信會的,因為她們知道,得到投票權不是運動的終點,而是起點。 投票並不足以代表民主,希特勒的威瑪共和也是投票選出來的。民主是每個人都有主體性,每個人可以決定自己的事,而不是多數人來為我決定,這需要一般人普遍的覺醒。否則,不知「人權」為何物,被鼓動起來的多數,也會是很恐怖的、暴力的多數。 延伸閱讀:Suffragists: The Fight to Vote 電影IronJawed Angles 2004
一心
2015-08-22
反課綱環島學生的大愛
1957年,金恩博士曾以「非暴力與種族正義(“Nonviolence and Racial Justice”)」為標題,投書《Christian Century(一個開明的宗教週刊)》,文章中他截取了之前許多演講中的重點,梳理出一篇簡明扼要的、以非暴力對抗種族隔離的論述。 針對非暴力抗爭,他提出五個要點: 一,這不是為懦弱者所設計的方法。非暴力抗爭者雖然在肢體上採取被動,但是,他的情感與心靈是永遠主動的,不斷試著說服對手去認清其本身的謬誤。 二,非暴力抗爭者並沒有要打敗或者是羞辱他的對手,而是要贏得對方的友誼與理解。雖然必須採取不合作或者是杯葛的方式,但非暴力抗爭者知道那都只是為了喚醒對手道德羞恥感的手段,而非目標本身。真正的目標是救贖以及和解。非暴力之後所誕生的是一個相愛的社會,暴力的後果則是悲劇的苦澀。 三,非暴力抗爭所攻擊的對象是邪惡的力量,而非被邪惡力量所占據的人們;要打敗的是邪惡,而非深受邪惡之害的人們。致力於對抗族群不正義的我們必須認清最根本的張力並不存在族群之間,而是存在正義與不正義,光明與黑暗力量之間。(如果勝利了,也不會只是五萬名黑人的勝利,而是正義與光明力量的勝利。) 第四,非暴力不只是避免外在肢體的暴力,也避免內在靈魂的暴力。非暴力的核心原則是愛。受壓迫者在爭取人性尊嚴的過程中,絕對不可耽溺於苦澀或仇恨的鼓動。以苦澀和仇恨來報復,除了增強這個世界的仇恨之外,沒有任何用處。 此處,金恩博士特別強調,所謂的「愛」,是神的愛,不是情感上要被壓迫者去愛壓迫者,那根本是矯情的無稽之談。神的愛指的是對完全包容接納的悲憫,完全包容接納壓迫者對真愛的無能,包容接納不是縱容姑息,慈善不能取代正義(Charity is no substitute for justice),真的要少苦離苦,惟有訴諸正義的大愛(Justice as God’s Agape Love in action) ,這才是完全包容接納的悲憫。 希臘文中有四個字,都代表愛。 第一個字是Eros,在柏拉圖哲學中,其含義是:魂想要回到靈的渴望,古羅馬時代稱為丘比特(Cupid),專指有性吸引力的愛,新約時代對這個字略有壓縮與貶義,偏指感性肉體之愛,所以eros這個愛字並沒有出現在希臘文的新約聖經中。3000年前舊約時代所羅門王的《雅歌(Song-of-Solomon)》,歌頌的就是這種男女身心相許的愛情,現代人也用來形容那種具美感、浪漫的愛。 第二個希臘字是Storge,指的是親子間的愛。希臘文的新約聖經也沒採用這個字。 第三個希臘字是philia,指的是朋友間的友愛與情誼,是互惠的,甚至是親密的。一種交心交重的愛。 第四個希臘字是Agapé。它是老天賦予的,它不可能感情用事、不是對待式的相親相愛,它是理解,是對所有人釋出的救贖善意,是不求回報的滿溢的愛。 當我們說要「愛」抗爭的對手或犯人或敵人時,這個愛不可能是eros也不可能是philia,而是agapé。Agapé是神的愛在人的身上作工。當我們在Agapé的層次上愛,我們愛人不是因為我們喜歡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的態度或行事作風吸引我們,而是因為「我們都是人」,都同有上天給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悲憫(Mercy) 與大愛(Agapé) ,因為神愛我們。如此,才能到達一種高度,去愛那些行邪惡之舉的人,但是恨(God’s wrath)他們所犯下的罪行。 最後,第五點,非暴力的基礎來自於「宇宙站在正義一方」的堅信。因為這份堅信,非暴力抗爭者才能夠接受痛苦煎熬而不訴諸報復,他深知,在追求正義的路上,必然有宇宙的守護。神站在真理與正義的一方,是基督信仰的悠久傳統。 非暴力抗爭的方法,挑戰了正在追求正義與自由的所有人,以尊嚴和原則進行抗爭的權利,是神賦予我們的,願世上所有受壓迫之苦的人們,都有勇氣拒絕那會自我毀滅、報復性的暴力手段,選擇那尋求救贖的非暴力之道,配以智慧與勇氣,我們必然能夠從泯滅人性、反人類的絕望暗夜中,來到自由與正義的破曉。 讀這篇文章時,反課綱環島的學生,快要走回到起點了。這個世代的年輕人,面對國民黨政權,用的就是這樣一種非暴力抗爭的方式,而且,用得那麼純淨天然。他們不會把「縱容政府官員」當作愛,不會把「天朝主義」當作民族大義,他們要用對這塊土地最單純的愛,讓那些思考封建僵滯、情感扭曲的大人們,生出一些慚愧心來,他們要用行動展現對核心價值的堅持,讓大人們那些敷衍塞責、毫無原則、天怒人怨的暴政,原形畢露。
一心
2015-08-18
一味清高的第三勢力
友人在臉書上看到徐世榮教授對於賴清德市長不進議會,不遵守程序正義,大力批評,最後說「支持民進黨的人士該冷靜想一想,以後如果民進黨執政,國民黨的縣市首長也如法炮製,屆時民進黨又當如何自處呢?」 於是,在徐教授臉書留言:「誰來對付國民黨?第三勢力嗎?只剩下半年的時間,是不是要面對一下現實?到時候立法院國民黨又過半怎麼辦?」 徐教授回說:「我們絕不能夠因為目標的正確,由此來合理化及正當化程序上的瑕疵或是不足,這一點非常的重要,盼請你一定要瞭解,因為你的說詞正是獨裁及威權的溫床!再者,縱然我們都不喜歡國民黨,但盼請注意,它的黨員依舊是我們的同胞,我們還是要生活在一起,他們也絕非是要予以殲滅的敵人。」 我們當然都尊敬徐教授在土地正義方面的努力,但是,他以上的言論,似是而非,如果照他這麼說,我們也可以說「反納粹就是獨裁及威權的溫床」?「納粹也是我們的同胞」?「納粹黨員只是奉命行事,他們都沒有錯,錯的只有希特勒」?甚至,「希特勒也沒有錯,希特勒只是時代的悲劇」? Mia剛從德國回來,在柏林時,她特別去參觀了「伯林猶太博物館(Jüdisches Museum Berlin)」,和「恐怖地帶(Topographie des Terrors)博物館」,這兩個展館史料之齊全,還有德國人面對這段歷史的決心和勇氣,是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成長的我們,難以想像的。 「恐怖地帶」博物館,是在2010年、紀念二戰結束65週年之際才開幕的,就豎立在當年的權力中心——原納粹警察恐怖行動和大屠殺策劃地、黨衛軍、蓋世太保的總部。 Mia說,牆上的照片,清楚呈現了一個個納粹黨員的臉孔,以及他們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一直到最近,我們還在新聞上讀到德國94歲前納粹份子葛洛因(Oskar Groening)因涉入奧斯威辛集中營種族屠殺,被判刑4年:法官在判決中指出,葛洛因欣然接受在一個殺人機制內的文書工作…葛洛因也把握最後機會向法官表示,他為過去的作為感到抱歉,並語帶顫抖地說「任何人都不該參與奧斯威辛集中營」。 可以想像在台灣,也有一個「恐怖地帶博物館」嗎?館址要選在哪裡?舊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警備總部?蔣介石官邸?「中正紀念堂」? 可以想像在台灣,司法系統誠實面對那段獨裁高壓恐怖統治的過去,並做出公正的判決嗎?那麼,厲行本土語言文化壓迫政策的前新聞局長(思想言論管制局局長)宋楚瑜、或是特務馬英九,他們會被判多少年?他們還有資格角逐這個國家的總統嗎? 這樣的想像,在台灣,彷彿遙不可及。 Mia特別強調,德國政府本來也不是很積極,是因為民間排山倒海的聲浪,才爭取來的,而且,也是花了數十年才有進展!所以,我們也不應灰心,只有更努力地去推動觀念的翻轉。 徐世榮教授,絕對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好人,但是,許多像徐教授這樣、國立編譯館教科書培養出的中華民國體制內的優秀人才,思考就是這樣充滿了漏洞與盲點,把按照國民黨的遊戲規則走當做正當程序,把「縱容國民黨」當作愛,這樣子就公正清高了。 KMT向來就是中國的、一元的,但是台灣社會卻要包容KMT的去本土、去台灣、去多元,才叫多元?KMT行政立法司法一把抓,但我們卻要遵守KMT定義下的程序正義,才能夠顯示出自己的道德正當性? 賴清德被彈劾,但是黃世銘、張通榮、劉政鴻如此惡形惡狀都沒有被彈劾,不正是因人設事、雙重標準嗎?監察院與大法官不都是直屬馬英九管轄下?不敢說賴犯了哪條法律,不敢把賴依法撤職,因為,那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國民黨監察院彈劾賴清德,完全是為了抹黑賴清德、汙衊他的人格而已。而且,前幾天,法務部長羅瑩雪才圈選調動了3名偵辦李全教雙重涉賄案的檢察官,為什麼連這麼明顯的陽謀,徐世榮教授都可以視而不見呢?連三歲小孩都看得見國王沒有穿衣服,為什麼超越藍綠的清流,腦筋就不輪轉了? 台灣從來就不是藍綠惡鬥,而是所有資源一手抓的中國黨在阻止台灣本土化、多元化、民主化的自然發展。環保人士可以抨擊說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是右派、都是開發至上主義,但請問,兩黨之間,那一黨比較能夠受監督?哪一黨比較有開放討論的空間?環保團體在立法院中,可以跟那一黨的委員合作? 目前,新興的第三勢力的立法委員候選人,除了時代力量,都沒有清楚表態跟誰結盟。不表態,有幾種可能性: 一,跟國民黨結盟。但這樣的第三勢力,我們要選他們嗎? 二,跟民進黨結盟。那為什麼選前不表態?這是機會主義。 三,都不結盟。那選這個立委進國會要幹什麼?不跟人結盟的立委,根本沒有任何功能,充其量只能罵罵人,像李敖。 四,看議題結盟,這其實只是不表態的藉口。因為,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各項議題上的立場都很清楚,國民黨一定是站在保守的、反動反多元反民主去台灣的那一方,即使是比較爭議性的同性婚姻和廢死,民進黨立委站在進步價值的比例也比較高。 這樣標榜清高的第三勢力,好像住在象牙塔裡,到底是要把台灣帶向哪裡? 台灣是世界的,中國從來就不屬於世界。中國的世界只有「別人屬於我」,中國不屑於普世價值,只有「中國價值」。我們為什麼不能大聲的說出本土的、台灣的立場,讓台灣屬於世界? 德國人是如何對待納粹法西斯的?中國國民黨過去所有侵犯人權的暴行,我們又是如何看待的?民進黨曾有侵犯人權的暴行? 屬於中國的台灣,永遠會姑息執政者,因為執政者是當家的,是父母,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屬於世界的台灣,會以人權的高度,來追究政權犯下的暴行,以歷史為師、不再重蹈覆,建立一個人人有尊嚴、多元、平等的幸福國度。 我們要哪一種台灣?
一心
2015-08-13
先救經濟的政治口水
去年美國電影塞爾瑪(Selma)沒等看完,眼睛已哭腫了。50年前發生的事,彷彿離我很近。 雖然對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史,並不全然陌生,但跟隨著電影情節,進入了當時的美國社會,身心還是被巨大的苦難衝撞開來。 電影的開始不久,就看到歐普拉扮演的民權運動者安妮‧李‧庫珀,試圖登記投票,白人公務員收了她的申請表,惡狠狠地看著她說:「成不成我說了算!」接著,開始百般刁難,先要她背誦憲法,她不但背誦了出來,她的每一個字、每一個發音,都有著紮紮實實的力道,是在呼喚對方蒙蔽已久的良知?抑或凸顯這個違背憲法精神、濫權瀆職的公務員? 那位公務員很快地打斷了她,改問她全國有幾個法官,她答出67。他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把他們的名字一個個給我背出來。 她沉默了。又一次失敗的嘗試。 憲法雖然保障了黑人的公民權,但是,在南方各州,黑人的登記投票,卻被政府「依法行政」系統性、技術性的阻擋。他們不斷被恐嚇,被攻擊,但是傷害他們的白人,永遠逍遙法外,因為,政府官員、警察、法官,通通是白人。連想幫助黑人的白人或猶太人,都會被白人視為過街老鼠。 這樣的狀況,離我們並不遙遠,我想到去年的割闌尾計畫,遭到中選會「依法行政」的技術性刁難,一次又一次的公投,都有九成左右投票的人贊成,卻因為門檻過高而無效,或是,剛剛又被擋下的投票年齡下修到18歲的法案,18歲的公民已經有納稅和服兵役的義務,若觸法,也要接受法律制裁,但是,他們卻不能投票選出捍衛自己權益的代表! 這部電影要告訴我們的就是:在上位者,絕不會拱手把權力奉還人民,我們必須主動爭取。 當時,詹森總統想先「搞好黑人的經濟」,請求溫和派的金恩博士(相對於激進派的麥爾坎·X)說服爭取投票權的民眾暫緩行動,換句話說,金恩博士是權力者選擇的反對者領袖。(即便如此,他還是日夜被中情局監控,當他不聽話時,特務頭子胡佛就可以拿出讓他身敗名裂的黑資料來汙衊。) 「搞好黑人的經濟」,「民主不能當飯吃」!多麼熟悉的政治口水!先救經濟的意思是馬英九說的「薪水不能加,是廠商覺得錢賺不夠」,是鄧小平說的「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然而,人民根本已經無法再等待,南部各州,天天都有人因為無明的仇恨與歧視而死去,群情悲憤。只要政治的遊戲規則不變,貧富不均只會愈演愈烈。 金恩博士的睿智在於,過去很多草根組織,都只是在呼喚黑人勇敢站出來,反抗,但他意識到,那是不夠的,他要呼喚的是有良知有信仰的白人同胞一起站出來。那也就是為什麼,塞爾瑪(Selma)被選擇做為下一波行動的場景,一個歧視黑人、宣稱此遊行為非法的州長,一個性情兇殘冷血的警長,加上手無寸鐵、和平遊行的群眾,正是凸顯非人道、不公不義體制的完美組合。 然而,那慘烈的程度,遠遠超乎期待。許多看著電視轉播的人,都流下了眼淚。 幾天後,全國各地、不分種族的人,被金恩博士號召走出來,準備一起完成這趟遊行。 在曾經被催淚瓦斯及棍棒聲淹沒的大橋上,他們停了下來,與大橋尾端的警察,遙遙相對,他們的面容,有擔心,有無畏,也有憂愁。幾天前的苦難,還要重來一次嗎? 突然,傳來了撤退的命令,橋的尾端,淨空了。警察退到兩邊,與來自各地的記者們,一同成了旁觀者。隊伍裡,傳來了鼓掌聲。那是個令人振奮的時刻。 引領隊伍的金恩博士,眼神卻閃過了一絲困惑。 他下跪。 大家面面相覷,但很快就隨著他一起下跪,因為,對大多數是基督徒的遊行群眾來說,那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祈禱姿勢。 就這樣,所有人都跪下來,閉者眼睛禱告。 那短短幾十秒,有時空凝住的力道。 這是整部電影最令我感動的一幕,如果金恩博士被順利的表象沖昏了頭、如果他在乎的是能不能免於同胞誤解,他或許就會帶著隊伍繼續往前走了。 金恩起身,從他的表情和肢體可以看出,他正在做一件極度困難的抉擇,他違反了所有人的感受和期待,決定調頭,不完成這趟遊行。當下,大家雖然跟隨了他,但事後有許多質疑和抱怨。 金恩說,我寧願大家生我的氣,也不要大家流血或死亡。 然而,還是有人犧牲了,就在那天夜裡,一位來自波士頓、參與遊行的白人牧師,被3K黨打死。 當時,沒有人知道警長的退讓是不是在「設局」,因為這場遊行仍是非法的,如果繼續走,然後被攻擊,警方的行為最終會被合理化,造成無謂的流血犧牲。金恩知道,不能執著於完成遊行本身,更重要的是爭取投票權。 正因為這個關鍵的決定,「南方基督教協」跟州政府打官司,才得以勝訴。法官裁決從塞爾瑪到蒙哥馬利的五天遊行合法,要州長喬治‧華勒斯撤回阻擋遊行的命令。電影的最終,參雜了這場歷史性大遊行的資料畫面,以金恩博士在遊行終點的演講作結,畫面上交代了幾位重要人物的後來發展,一位叫做白人女性民權運動者39歲的薇奧菈‧路易佐(Viola Liuzzo),在這場演講的5個小時後,被3K黨員謀殺身亡。提醒了我們,爭取自由,爭取人性的尊嚴,是一場前仆後繼、永無止盡的奮鬥。 有一幕,金恩博士的妻子柯瑞塔問一位從事運動的女性友人說:妳要怎麼知道妳準備好了?友人回答說:我會想到我的體內流淌著前人的血液,他們的經驗與我同在。是他們把妳準備好的,妳已經準備好了。(They prepared you. You're already prepared.) 差別只在於,妳有沒有連上那條靈魂的臍帶。
一心
2015-05-27
宣導片耗呆的反思
讀黃哲斌:婉君不可怕,經濟部宣導片才可怕,想到兩天前,我也看到了這部宣導片,看得很不舒服,覺得這影片真的是集刻板印象、性別歧視、勞工壓榨、和用假客觀形象包裝錯誤資訊之大成,拍影片的人一而再的裝可愛,把閱聽人都當成呆子餵養。 黃哲斌講到主管經濟的大員,缺乏性別意識、缺乏勞工意識,也缺乏能源政策的溝通誠意。在充滿惡意歧視的短片中,我也看見這些大員,只擅長避重就輕的障眼法,什麼都不會做,台塑六輕一年的碳排量,該管的不管,卻有臉在臉書大談中秋烤肉碳排量。 剛好,就在同一天,看到朋友在臉書上轉貼一個澳洲風力發電公司的廣告,這部片淡淡的,訴說著W先生的故事。一開始你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怪,會做一些很討人厭的事情,比如說,掀女人的裙子,朝小孩身上潑沙子,嚴重一點,從陽台把盆栽丟下來,但是,你覺得他完全沒有惡意,也完全不知道他的舉動帶給人的傷害,他說,他覺得自己總是被人誤解,或許,是他動作太大力了,或許,是寂寞吧…人們的反應也很怪,都沒有對他發脾氣,甚至,好像無視他的存在。 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改變了,有一個人,一個坐在公園椅子上看報的男人,正視了他,完全接納了他怪異的行為舉止,還給了他一份工作,從此,他覺得自己有用,他變得好開心。 原來這個W先生是個暗喻,就是風的化身啊。這樣的廣告,不把人當耗呆,才會讓人反思啊。 W先生是法國演員德勞內(Guillaume Delaunay),對他很陌生,只知道他在2014年電影《地獄醫院》(Stonehearst Asylum)演過精神病患,戲份不重。
一心
2015-05-16
強暴來的黨產怎能還原
聆聽陳奕齊和顏銘緯一起主持的「基進政治bar」,這一集談的是中國國民黨黨產的問題,首先,講到一個基本觀念:正常民主國家中的政黨,本來就不應該經營營利事業,理由至明,因為,政黨一旦取得政治權力,就可以靠政策扭曲資源分配,圖利自己。 奇怪的是,台灣人對國民黨經營「營利事業」大都無感,主因是習慣成自然,生米煑成熟飯,強暴已久,大多數人不認為有還原的可能。台灣曾經六十多年都由國民黨統治強暴,黨即國家,國庫通黨庫。且黨庫又通內褲,連幾代公務員可以累積上百億家產的世界奇觀,也見怪不怪了。 黨產問題,就像台灣政治的一顆毒瘤,讓台灣的民主體質孱弱,發展不健全,表面上雖然已經有總統和民意代表直選的形式,實際上,卻是球賽門框大小差異極大的不公平競爭,讓參與政治的門檻極高,使得一般有理念、卻無政黨奧援的年輕公民、公民社團、新興政黨,幾乎沒有勝選的機會,讓台灣政治落入惡性循環。 如果把民主過程當作是台灣這個國家要學習的課題,國民黨黨產,應該是小學階段就要完成的,但因為李登輝時代權力和平轉移,跳過了黨產沒有去處理,現在不回頭補做,就不可能處理國中、高中的習題。 國民黨黨產的這只魔戒到底長什麼樣子?值多少錢?根據長期追蹤國民黨黨產議題的《今週刊》社長梁永煌,由國民黨股利來推算,至少有800億。不過,從兩百多億到上千億的說法都有,如果這次黨產公投成功,這個謎題或許就可以揭曉。(※ 為避免公投審議委員會針對題目進行技術性刁難,公投連署的題目跟2008年黨產公投題目一致:你是否同意依下列原則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將中國國民黨黨產還給全民: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的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及競選補助金外,均推定為不當取得的財產,應還給人民。已處分者,應償還價額。) 黨產可以拿來買票、買名嘴、買學者、買黨工、買網軍,這都比較容易理解,但黨產可以殺人,很多人不知道。 去年夏天,高雄發生令人痛心的氣爆事件,石化管線爆炸,在其他先進國家也都發生過,然而,發生的地點無一例外都是在工業區,石化管線在人口密集的住商混合區爆炸,是前所未聞的,因為,沒有先進國家會讓石化管線通過住宅區或商業區。 台灣社會對這起事件的追蹤,止於李長榮化工,卻沒有繼續往上回溯,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因緣,讓一個私人公司的石化管線竟可以通過人口密集區? 「李長榮化工」的前身,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營的「福聚石化公司」,2006年,扁政府時期,國民黨為了脫產,才將黨營的「福聚」轉手賣給了「李長榮」。但,「福聚」又怎麼可以擁有這些石化管線呢?這就要回溯到1990年代,吳敦義當高雄市長時,中油要埋柴油管線,向高雄市申請,申請通過後,中油卻把管線交給黨營的「福聚」來使用。這個轉手的中間,都沒有人去追究其合法性。 1990年代初許甘霖教授就研究過,台灣的石化業,是國民黨黨資本的主要代表。早期,台灣的石化產品都是從美日進口,但是,1970年代,西方國家反公害運動興起,環保標準提高,開始終結石化產業,國民黨政府就利用這個時機,制定了石化業的經濟發展方向,國民黨順勢大量投資這個前景看好的產業。 去年高雄氣爆,「李長榮化工」是罪魁禍首沒有錯,但早在黨營事業入主石化業之時,石化管線通過住宅區的禍因就已埋下,日後高雄市民和救火弟兄們自然要承擔這個不定時地雷。 越深入了解這塊土地的歷史,就越清楚台灣社會資源分配被壟斷被扭曲的源頭,正是這個一黨獨大、不受監督的最大營利團體啊。這也就是為什麼一旦他們重返執政,就急著要修改歷史課綱和「公民與社會」教材的原因。
一心
2015-05-01
欺世盜名的「文化園區」
讀英文版《台北時報》記者 David Frazier Live Wire: Fighting fake culture,從都發局林洲民的臉書po文談起,講到台灣畸形的「文化園區」現象。剛好,昨天拜訪了其中的兩個:華山和松菸。這是松菸誠品開幕後,我第一次造訪,這棟在黑夜裡燈火通明的建築物,坐落在古蹟旁,比在新聞照片上看到的更突兀,而緊鄰園區的大巨蛋,也比在新聞報導中看到的更令人有壓迫感。更別說那原本蓊鬱的一片綠,現在被硬舖面所取代,看了只讓人神傷。經過一群被移植的椰子樹,尚未栽進土裡,看來淒涼。 Frazier在文中提到,政府所引導的文創產業,讓台灣的大企業大財團得以低價使用國有土地,搶奪政府編列的大筆大筆的文創產業預算。例如三創數位生活園區,其承包者就是台灣最富有的企業之一鴻海,只需要搖著「文化」的旗子,就可以不花分毫地取得蓋大樓的土地,幾個月後,這個園區即將開幕,屆時,台北人就會看到,這只不過是一個高級的購物中心罷了。 過去十年來,政府推動的「文創」之所以變成「文化創傷」,問題就出在政府和產業的心態是:任何產業都應該馬上可以賺錢,任何活動都應該產生直接銷售。在這個只懂營利事業的國家中(連宗教團體也要經營營利事業),人們很難理解創意需要空間和自由,才能夠孕育並成長,這也是台灣仍然落後於南韓和日本的原因。 1990和2000年代,台灣曾經有過活躍的音樂、電影、實驗劇場、藝術家經營的展場、咖啡店、live house等等,當時台灣比起新加坡和香港,有房價較便宜的優勢。而中國,雖然曾因高壓政權而在1990年代落後於台灣,但經過過去15年、即便只是溫和的開放,也在當代藝術和獨立音樂的部分,逐漸超越台灣。一部分的原因是人口和市場規模,但另一個原因是,有類似北京798藝術園區的存在。 798一開始跟華山很類似,都是由藝術家發覺並且占領的工廠空間,不同的是,現在的798仍然非常聚焦在當代藝術,主要是藝術家的工作室和展場,非常專業,即便在很多方面是商業化的、甚至充斥露骨的觀光意圖。而今天的華山呢?即使,有一個獨立電影院和一個音樂表演場地,但其主要是一個以文化為名的購物中心,把文化當成可販售的商品,而不是一個被經驗的氛圍。 在華山走來走去,看到的都是商店和餐廳,正前方那片草原,出租給飲料商、旅遊業者辦活動,展場也大多是一次性的展覽,完全沒有所謂的藝術家所形成的社群,也看不出本地藝文團隊有任何有意義的投注或參與。 以上是Frazier 的觀察,對我來說,台北人假日多一個比較有質感、有戶外空間的去處,其實也不錯,但是,就名正言順地說是購物中心、是休閒中心嘛,誠品商場就是商場,不要以「文創」的名義爭取政府補助,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地掠取了本來應該留給非營利藝術創作者的空間和資源。
一心
2015-04-21
年夜飯的台灣史桌遊
與往年一樣,在哥嫂家吃年夜飯。我們家過年,沒有習俗規矩,大夥只是藉機相聚,姪子放寒假在家,弟弟也只有這個時候會回家來。家中沒有長輩,沒有人會說教、給壓力、或問一些侵犯隱私的白目問題,就是簡簡單單吃一頓飯,聊一聊。飯後,把桌子收乾淨,我開始教大家玩「走過台灣」的桌上遊戲。姪子念小學時,正是阿扁執政的時代,對於台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就算不熟悉,但至少有聽過,我、弟、和哥嫂所受的學校教育,則是以中國史為主,要不是因為賽德克‧巴萊、KANO等電影,還有台北市長選舉時郝柏村、連戰等人批評柯文哲的皇民說,大家恐怕對日治時代的歷史,還不會那麼有親切感呢。玩遊戲時,弟弟習慣性地用日「據」時期,我說,應該用日「治」比較精確。他問為什麼,我解釋說:「據」,有非法占據的意思,但明明就是清國簽了合約割讓的,之後,台灣就正式成了日本統治下的領土。之所以用「據」,是因為我們以前學的歷史,都是從中國黨的角度來詮釋的歷史,中國黨不論是政治軍事都大輸日本,就只能「阿Q精神勝利法」醜化日本,完全抹滅日本對台灣的貢獻。桌上遊戲的玩法之一是,我們要判斷桌上攤開的事件卡,是在台灣近400年歷史的七大時期(荷西,鄭氏,清領前期,清領後期,日治,中華民國解嚴前,中華民國解嚴後)中,哪一個時期發生的。翻到《開羅宣言》那張卡,弟認為那屬於中華民國解嚴前,我說,這又是一個中國史觀的例子,當時的台灣人是日本國民呢,二次大戰期間,在台灣上空轟炸的是美軍,而不是日軍,但我們在學校所讀的歷史,卻讓我們誤以為自己在中國打對日八年抗戰。為什麼我們的歷史觀那麼錯亂?因為,我們接受了整套從中國移植過來的土地歷史文化認同,在一個海島上,卻有著大陸的思考模式,不錯亂才奇怪。台灣史,應該有台灣的主體性,這塊土地的歷史,可是從舊石器時代就開始了,距今約五萬年至一萬五千年前,在今天的台東縣長濱鄉就已經有「長濱文化」存在了,而在台南左鎮發現的左鎮人化石,則是台灣境內發現年代最久遠的史前人類。立足台灣,從這塊土地所有居民的角度、而不是特定政權的角度,來詮釋台灣歷史,那麼,對於所有曾發生過的,就應該如實面對,無須扭曲或抹滅;對於各時期的統治者,就應該持平而論,不需要特別美化或醜化;而面對所有的文化,從原住民、漢移民、到新住民,都應視為台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在這個脈絡下思考,很容易理解: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分支,而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元素之一。就在台灣史桌遊的下注、搶答、接龍…聲中,我和家人共渡了馬年的最後時光。嫂嫂說:要是我唸書時也有這種遊戲,該多好!
一心
201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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