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有人邀請我加入臉書活動頁「推動復興機師入忠烈祠」。那時候就覺得很怪，忠烈祠代表什麼？然後，失事原因都不明，就開始「死者為大」了嗎？ 發現，台灣真的是一個不斷逃避現實的社會，而之所以會如此，是大眾在潛意識中，還是處於一種被動的、他者的角色，靠轉移注意力、靠安慰劑來舒緩悲慟，因為還沒有長大，所以，就不用負起責任、面對這個社會結構失靈的現實。這幾天來陸續看了很多關於空難的分析，其實，我發現台灣近年來發生的所有重大公安事件，暴露的問題本質都是一樣的——不實事求是，不尊重專業的威權式家父長文化，凡事都要揣摩上意、唯上是從，讓人無法做最真的自己。想像：飛機的機件運作很正常，所有的維修、保養與紀錄皆遵守規定，沒有一絲一毫的因循或馬虎。機師的專業與飛行技術一流，飛得穩、飛得安全，即便出現亂流或機械故障，也能發揮專業本能，從容應付。最重要的是，他們遵守SOP，從來不會做出違反規定（技術命令）或出現信心超過能力的舉動。機師難道不希望先確認發動機OK再起飛嗎？想像：機師與空服員很親切，他們的精神狀況非常好，每一個人都有充分的睡眠與休息，絕對不會疲勞工作。空服員難道不希望有合理的班表、能夠精神狀況良好地服務乘客嗎？   回頭看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的1549號航班的「哈德遜河迫降奇跡」的紀錄片，該航班從紐約­拉瓜迪亞機場起飛爬升後3分鐘，遭加拿大黑雁撞擊，導致兩具引擎同時熄火，飛機完全失去動力，機長確認執飛本次航班的空中巴士A320-214無法飛到任何附近機場後，決定於哈德遜河面進行迫降。不但避開紐約林立的高樓地帶，降­落在西城哈德遜河畔，也使得機上155名乘客全部獲救，而機長蘇倫伯格三世(Chesley Sullenberger III)也成為英雄。記錄片中，播放了機長當時跟無線電台的通報，聲音沉穩，一點都沒有急迫感。機長說，其實當時他的胃部有非常強烈的緊張反應，但是，他努力讓自己的專業判斷凌駕一切。在他身上，我看到，做一個機長，是很有主體性，很有尊嚴的。他因為此事件聲名大噪，突然成為公眾人物，他說自己也在適應和學習，但至少可以借用這個光環，來推動他最在意的飛航安全。另外，也很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救援系統的迅速，可能因為當時美國才發生過九一一，大家都很警醒。反觀台灣，處在地震帶上的我們，到現在連核災來了要如何疏散，都沒有個譜，高雄氣爆心悸猶存，我們還是不知道自己家地下到底埋了什麼管。延伸閱讀：長榮、復興航空　少主接班命運大不同「對航空產業來說，飛行安全是一，其他的經營與行銷，都只是後面的零。不論公司擴展多快，沒有飛安的基礎，都是枉然。」復興航空空難其實是制度殺人？  (2015-02-07 新公民議會)「航空公司機務部門為了圖利公司討好長官，粉飾自己績效，不按規定執行檢修程序，卻在業務文書上登載不實，歷年來就算被民航局查獲，民航也只是行政罰鍰，從來沒有移送，這些被查獲的都是民航局事後稽核查出來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還有更多等著引爆下一次空難。」

 什麼是伊斯蘭「政教合一」？「政」的意思是「保障個人獨立自主等普世價值」的治權，「教」是「不容許獨立自主的種種教條，他們稱之伊斯蘭價值」。伊斯蘭「政教合一」主張教權高於治權，父權的伊斯蘭價值高於平權的普世價值。如果包頭巾出自於自己選擇，應該不會有人反對，但如果個人的意志必須屈服在宗教社區的壓力下，規定女人必須包頭巾，個人沒有說不的權利，那就叫做「政教合一」了。儘管法國穆斯林目前沒掌權，但女人自行決定不包頭巾，可能會被人身攻擊，與其說法國政府禁止穆斯林包頭巾，不如說法國社會主張「政教分離」：教權不可以高於治權。「政教分離」，在確保每個領域公民的獨立自主。廣義而言，只要不捍衛個人獨立自主的權利，都叫做「教條」。唯有在「政教分離」的精神之下，我們的教育，才可能脫離政黨、特定宗教和特定意識型態的掌控。你的宗教信仰，你的政黨或特定意識型態，再怎麼虔誠、神聖、偉大，只要是抽象的存在，都可以接受激烈的批評。教堂建築物不是抽象的存在，你不可以攻擊建築物本身，但你可以燒燬對方的聖經，只要對方沒有所有權。在一個政教分離的社會，如果被侮辱的是你個人，被侵犯的是你的隱私，你可以走法律途徑，告上法庭，但絕不可以動用私刑。如果被侮辱的是你的信仰，你可以筆戰捍衛，你也可以畫漫畫、諷刺回去，但你不能限制對方創作的內容，更不能以此為由，以暴力傷害對方。「法國應該包容異文化和異宗教，不然就是雙重標準」。多元是好事，但穆斯林社區容許多元嗎？如果穆斯林社區根本不容許多元，那法國想捍衛穆斯林社區的公民自由，就算不包容異文化和異宗教嗎？這不就像中共封鎖臉書、Google、Gmail，「你不尊重我一元，就是不包容異文化和異政權」，「台灣應該開放中國資金、商品、服務業，甚至允許中國移民，不然就是鎖國」？誤以為穆斯林國家的文化、宗教對內多元，和誤以為中國的資金、人流、物流，背後完全沒有政治議程（agenda）是一樣的。一旦讓父權取代平權，讓主權霸凌人權，讓宗教信仰凌駕公民教育，讓財團與媒體結合，甚至讓媒體變成中共傳聲筒，這時候還叫做媒體多元嗎？公民教育為的是自由、平等，如果你的宗教信仰侵犯個人隱私或私生活，不允許不同的宗教信仰與實踐，一味要求別人包容卻不包容別人，或一味要求外人包容卻不包容自己人，這與提倡家暴已經沒有不同。說我公開不同意穆罕默德，就是侮辱褻瀆，只因你認定穆罕默德比你的親生父母還親。說我畫穆罕默德光屁股的卡通，就等於公開穆罕默德的裸照，這樣子無限上綱的認定，乃至展開人身攻擊與恐怖襲擊，人們就不可能自由往來，不可能沒有恐懼，不可能做真正的自己，不可能互相理解認識。如果都不敢發表，不能討論，怎麼知道誤解了什麼？冒犯了什麼？講出來，才有討論的機會。歐美社會因此認為言論自由很重要，專制社會不允許每個人做最真的自己，就不知道討論的可貴。沒有思辨過，就容易似是而非，人云亦云。就像這次《查理週報》的恐襲事件，台灣會出現「法國多元是雙重標準，不包容異文化異宗教」的論述，根本沒有看清楚到底是治權在干涉教權，還是教條在干涉自由。正常的移民，是因為認同。移民歐洲的穆斯林，主要是因為非洲或中東的母國戰亂，他們是被迫出逃的難民，他們逃難來，不是因為認同。不像移民美國的穆斯林多半是留學生與貴族富賈，加入美國籍要經過歸化(naturalization)，要認同美國憲法與美國文化。歐洲要吸納這麼大量的難民人口，本來就有一定難度，加上這些難民多屬於比較社會底層，較守舊，相當抗拒融入學習當地文化與語言，還有很多傳統生活方式的堅持──不喜歡與法國人住在同一個社區、不喜歡進出同一個餐廳（因為不吃豬肉）、不喜歡上同一個學校，不喜歡接受法國的法律和學習公民素養，這簡直像是要在法國建立租界區，自己社區要有自己的「領事裁判權」，享受「治外法權(免除本地法律司法權)」。對於這次事件，教宗回應說：「當你辱罵我的父母或好友，你就要有被我揍的準備。」這種不符比例原則的比喻，有點不倫不類。《查理週報》的事件，不妨看成是1989年《魯西迪事件》的延續。1989年，印度裔的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在作品《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或譯《魔鬼詩篇》）中批判伊斯蘭教，而遭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Khomeini)下達全球追殺令，西方國家的穆斯林社群上街抗議並焚書，幾位跟該書的翻譯和出版有關的人，遭受攻擊，甚至傷亡，有些書店被炸彈攻擊，在一些國家的暴動中，也有人因而喪生。魯西迪在公開回應中，稱穆罕默德為「世界史中偉大天才之一」，但指出伊斯蘭教義本來就認定稱穆罕默德為人類，因此，不可能完美。他也說，該書並不是一本反宗教的小說，而是一種書寫移民、其壓力和轉變的嘗試。追殺令由何梅尼於1989年2月14日宣布，英國在與伊朗交涉失敗後，於3月7日宣布與伊朗斷決外交關係。1998年兩國恢復外交關係，作為復交的前提，以穆罕默德·哈塔米總統為首的伊朗政府宣布「既不支持也不阻止對魯西迪的刺殺」。掌權近26年的伊朗現任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 ，卻在2005年重申追殺令仍然有效，每年的情人節，魯西迪仍會收到伊朗政府的提醒說他們還沒忘記要殺他的誓言。殺他的賞金，高達330萬美金。到底是誰在干涉誰？真正的宗教價值在包容、在無諍、在超越世間的對立。一個宗教，不論多麼神聖、偉大，只要少了包容，就不再神聖、偉大。無諍不是沒有是非，無諍是看到每個人都嚮往神的性情、嚮往真理的公義和聖潔。宗教的價值在比普世價值更懂獨立自主、更懂什麼是愛。

 早上打開臉書，就看到巴黎「Charlie Hebdo查理週報」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網路上#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的主題標籤迅速擴散，各大城市都有人聚集在街頭，為受難者守夜。「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活。（Je préfère mourir debout que vivre à genoux.）」這是不幸受難的總編輯Stéphane Charbonnier曾說過的話，如今，卻應驗了。這起攻擊行動的導火線雖然是週報所刊登的諷刺漫畫，然而，法國社會與穆斯林移民人口間的張力，早已累積多時。根據時代雜誌的分析報導，今日，全球有超過五千萬人口因為暴力因素被迫流離失所，這個數字，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而這些難民人口移動的衝擊，幾乎全由歐洲邊境國家所承受，歐盟的邊境管理Frontex估計，去年有270,000人試著非法入境歐洲，這比《阿拉伯之春》發生的2011年的141,000人還要多。法國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24%，而法國人普遍認為國內穆斯林人口佔了31%，其實，只有佔7.7%（但仍是全歐洲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因為這樣的誤解，認同法國極右派「民族陣線」（反歐盟、反移民的民族主義政黨）想法的人，也在最近創下34%的歷史新高。截至2013年八月，法國境內尋求歸化的移民，平均必須等待14年，這是歐洲第三高的。取得身分曠日廢時，失業率高，加上法國國內反移民情緒高漲，都有可能是促成此次攻擊事件的長遠因素。每次一個重大事件發生，全世界都在思考，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我看到巴黎共和廣場上有標語寫著：「NOT AFRAID」。當你恐懼，你一定會落入以暴制暴的輪迴。我們都希望悲劇不要重演，不要再輪迴了。法國人說，這是我們的911。911之後，美國政府出兵伊拉克，恐怖主義沒有因此消失，反而變本加厲，出現了ISIS。每一個人，追求的都是尊嚴，是榮譽感，恐怖主義者也是。只不過，他們用錯了手段。他們用踐踏他人尊嚴的方式，來建立自己的尊嚴。很像中國共產黨拿來誘惑中國人民的中國夢，以為只要經濟超過美國，戰場上打敗日本，就會被世界看得起，卻完全不懂只有「對自己的人民更好」，才會受世人尊敬。 如果今天你有機會跟恐怖主義者對話，你能跟他說什麼？你有沒有可能在跟他的互動中，呼喚他心中真正的夢想？任何一個政府對自己人民不好，都是危險的政權，因為，你不讓人民做最真的自己，隨時會招來更強烈的反抗，催生《伊斯蘭國ISIS》的，不只是英國美國，更是與英國美國沆瀣一氣的全世界的專制獨裁者吧。不讓言論、新聞自由，也就不可能清楚自己國家真正的狀況。就像中國，連一個跨年踩踏事件的消息都要嚴密控制，難怪友人的小女兒（國中二年級）說：「中國更恐怖，自己人就可互相踩踏，死傷比法國的恐怖攻擊更多。」當一個國家變成一個政權的禁臠，這個國家不可能安全，也不可能強盛。沒有人權，等同主權不在民，政權就只是權貴的武裝工具。能保護國家的，不是武器，不是暴力，而是信息自由與獨立思考。這正是全球各地的守夜者所要傳達的：侵犯查理，就是侵犯我。你要我跪下，我更要站起。延伸閱讀：今晚法國人上街拿著布條寫著「Je suis Charlie 我是查理」…(蔣皓任)

  季菁說她從小生長在台北大安區，加上父母都是公教人員，不曾聽過買票行為。直到上高中，才從來自不同區的同學口中得知，他們社區每逢選舉時間，都是幾百元的買。後來嫁到彰化，頭一回親眼看見有人大剌剌的拿錢給公公做走路錢，公公持的理由是大家都拿，他一個人不拿會被當異類，不如拿了不要去投那人就好了。更後來又搬到雲林的鄉下住，變成有樁腳拿錢給她了，她拒絕了兩次，樁腳警告她可能會有人找麻煩。儘管後來沒給人找麻煩，但她卻成了社區裡不好相處的人…。在台北都會區長大的我，也從未聽聞過買票，不過，隨著選舉逼近，賄選的問題再度被拿出來討論，最近剛出版的「買來的政權」一書中，收集了詳細的資料，讀了真是大開眼界。開頭引用了《維基解密》公布的《美國在台協會》分析台灣2009年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的電文(09TAIPEI1412)報告，指出，「買票」是台灣選舉的核心現象。然後談到，其實在「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就曾出現「賄選總統曹錕」。1923年，曹錕，以每票五千到一萬大洋收買或恐嚇參眾兩院國會議員，而順利當選了中華民國大總統。同時間，由孫中山與奉系、皖系軍閥結成的三角同盟積極反制曹錕當選總統，然而，他們所用的方式，也是以「利誘」讓國會議員離開北京不投票。「票價」決定了這場選舉的勝負，曹以一票五千大洋壓倒孫中山三角同盟的三千大洋而獲勝。反觀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持續14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換得了1935和1939年的兩次地方自治選舉，《楊肇嘉回憶錄》描述了1935年第一次選舉辦理的情形：「競選期間，候選人發表政見時，民眾多靜靜細聽，候選人除政見外也不涉及其他；辦理選舉的人，多能公正依法從事，監選的人也都有自動檢舉的精神；由於規定每一候選人助選員的名額及競選經費，監選的人多隨時到候選人處查察，因此候選人與助選員絕無宴客或賄選的情況發生…投票是寫姓名而非圈選，只要能辨認即不以廢票論，但選民仍多於公告後，練習書寫他打算選舉的某一候選人姓名，由此可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珍視那神聖的一票。競選者志在代表人民，競選過程中根本談不上用金錢換取選票，這種精神是競選者與選民雙方必須有的共同體認，競選者固必以賄選為恥，有權投票者也必以受賄為辱。」楊肇嘉的這段回憶，透露了台灣人反抗殖民者、爭取選舉權的理想美好。然而，戰後，隨著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逃台灣，「選舉無師傅，用錢買就有」的文化，也隨之而來。戒嚴時期，買票、作票猖獗，國民黨老黨工詹碧霞的《買票懺悔錄》，台中代理市長邱家洪的《打造亮麗人生》，都揭露了他們長年在基層為國民黨作票、買票，以確保國民黨勝選的種種手法。從1950年代《自由中國》到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也有很多深入的報導與評論。即使到了1990年代初期全面改選，國民黨立委林明義也坦言：「現在國民黨越來越背離民意，選舉不買票根本不行。」時間來到了21世紀，買票並沒有消失，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黨務系統仍透過各縣市地方行政體系進行買票，投票日前夕員林鎮爆發賄選醜聞，創下213人被判刑的司法紀錄。自2007到2013年底，國民黨因為提名的候選人涉及賄選、違反規定而遭連坐裁罰的案件有57件，佔總件數68件的百分之84，累計罰款金額高達四千五百多萬元，黨中央編了預備金三千萬都不夠繳法院罰款。國民黨連坐罰款的件數和金額都遙遙領先各政黨。如果不是檢察官私心包庇，賄選遠不止這個數字呢！與其說買票是台灣文化，不如說，買票是中國國民黨文化，比較貼切！也只有堪稱全球首富政黨的中國國民黨，才有能力買啊。在台灣，法律對賄選的處罰其實並不輕，不論是自己或透過樁腳去向選民買票，不管買幾票，被抓到、判刑的，至少要被判三年，且刑度無法用罰錢來取代被關（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跟其他犯罪行為比較起來，詐騙別人幾百萬、幾千萬，刑法規定是判兩個月以上到五年之間，比買票的處罰強度還低。而強制性交罪，處罰刑度也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跟買票的處罰強度相當。然而，社會上一般觀念，對買票的人，和對強制性交的行為人的評價，差異卻很大，也就是說，賄選買票的法律刑責雖重，但社會道德評價卻沒那麼重。這也反應在法院判決的刑度，大多是從輕再從輕，甚至處以緩刑，讓買票者無事，繼續經營政治事業。緩刑的理由千奇百怪，例如：「被告有悔意」，「本件顯非有計畫性，大規模之買票行為」，「顯可憐恕」，「犯罪所生損害尚屬輕微，且其犯後坦承犯行，深具悔意」，「擔任鄉民代表多年」，「在偵查、審理中自白，沒有前科」，「選情告急而誤罹刑典」，「丈夫幫忙妻子及坦白犯行」，「夫妻情義，所以可以減輕刑度」…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這樣的司法品質，是否造就了台灣人對「誠實」的不在乎，對靈魂骯髒的容忍？最近，金門爆發20名金門大學學生涉嫌被買票的事件，在台灣本島的各大學不太可能發生的事，在金門卻早就已經習以為常了。連國民黨一直掌控的金門，最純真的大學生也被汙染了。拒絕國民黨，是為了靈魂的乾淨，為了還給台灣一片乾淨的天空。

 生命之歌最後一堂課。主題是絕苦與絕美的宗教情操。下星期就是選舉了，直接從這裡切入：「談到政治，會能量流失嗎？有無力感嗎？」其實，能量流失是因為注意力不當；看表象，沒有看到核心，就很容易被議題帶著跑，流失能量。而無力感，就是生命力（氣力）的管理不當，只要怕被打擾，怕煩，怕沒有能量，就會花太多的力氣去阻隔，反而讓力氣盡失。注意力要怎麼擺才會對？才能夠吸收得到能量？我放了姚立明解釋他加入柯Ｐ競選團隊始末的演講影片，因為是現場觀眾用手機錄的，鏡頭晃來晃去，我請大家可以閉上眼睛聽。聽完這四分鐘，大家都感覺很感動。問大家對哪句話最有感覺？「我們倆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可是，我們可以有共同的現在，也可以有共同的未來。」「我被認為是深綠，你被認為是深藍。我們倆只要站在一起，我們倆可以理性的交談。我們倆可以合作。全台北的市民都知道，藍綠就可以和解。」他們傾聽了彼此父親的故事，願意去理解，去感同身受，那似乎觸及了民主的核心精神： 民主不是多數決，也不是只有投票，民主是「都可以談」，你家的歷史就是我家的歷史；民主是「我不同意的人，都活在我的世界裡面。世界的問題，都在我身體裡面，我願意由衷面對。」所以，民主其實是一種很大的心量。不是眼睛遮起來，耳朵不聽，眼睛不看，假裝問題不存在。而是「世間所有的聲音我都聽進去，我就是觀世音菩薩」，而是｢有能量的人幫助沒能量的人」，「上帝」的意思就是真愛沒有對象。民主是一種「沒有別人」的宗教情操。是德蕾莎修女的「神啊！求你將我的心完全破碎，好讓我的心中能有整個世界。」我們往往把民主講得是一種西方文明的產物，但其實，民主根植於對人性的深深的相信，因為相信每個人都有那顆最美麗的、想要對人好的真心，所以，我們才會願意用愛和和平來互相對待，才會喜歡自由、平等，不喜歡特權、階級，也才會注重含容差異，不害怕跟對立、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見。當我們這樣去看待民主政治背後的精神，就不會被吵吵鬧鬧的表象搞得心浮氣躁，也不會去追求表面和諧的假像。每一個衝突的背後，其實都有「守護彼此做最真的自己」的心願。我們手中的一票為何神聖？因為，是用生命換來的！不要看英國的民主好像理所當然，英國女人的投票權，是用自己的身體去衝撞來的！跟大家介紹了二十世紀初的婦女參政運動，放了一張Emily Davison在賽馬場肉身衝撞國王喬治五世的馬而倒下的照片。四天後她不治身亡。五年後，才爭取到30歲的女人有選舉權，又過了10年後，21歲的女人才有選舉權。 古希臘政治家伯里克利：「沒有勇敢，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幸福。」這是將近兩千五百年前的格言，大部分的台灣人，卻不曾聽聞。純君說，她本來是對政治冷漠的，但是，從大埔案、洪仲丘，她開始比較關心，不過，到了今年，應該是她有生以來最關心政治的一年了，因為，太陽花的年輕世代，感動了她，看到他們對這塊土地的熱情，也讓她問自己，我為什麼會那麼冷漠？於是，她雖然不是站在第一線，卻開始用自己可以的方式去支持這個運動。也覺得，年底這場選戰，將會是台灣公民社會力的一個總檢驗。芊瑜說，她在國中時就覺得很不解，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念中國史地，而台灣史只有半學期，她好想要多了解腳下的這塊土地，為此，她就常跟淑芬老師（一寂）討論。綉亭說，兒子對台灣的史前文化，以及平埔族文化，都有很多好奇，主動找她討論，她才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的資源極度缺乏。同時她也發現到，在教育體制中，老師受到政治力的干預，幾乎都沒有教學內容的自主權。其實，關心生養我們的這塊土地，是很自然的啊，但是，卻被某些政客污衊成「去中國化」，實在是難以理解。缺乏安全感的政權，才會那麼需要控制。因為缺乏對人性的相信，沒有心量去面對問題、含容差異，才會想辦法打壓、阻絕溝通，不讓人做最真的自己。碧玉說，上週六去參加《人民做主》的行腳，每位志工身口意展現出來的認真與莊嚴，其實就是台灣民間力量的底蘊，然而，過去，她的眼睛卻看不見這樣的質地。但這樣的驚喜，卻是越發掘越多，越感覺到充滿力量。當我們心中只有一個心願：「願世間的喜樂由我開始，願世間的苦難由我來結束。」還會有無力感嗎？不可能的！然後，我們體驗兩兩一組的經行，輪流閉上眼睛。芊瑜說，閉上眼睛時她好害怕，這樣的體驗讓她有機會去體驗，在恐懼中的人，感覺無助的人，有什麼感覺。她很感謝這樣的體驗。其實，學宗教是在打開，打開我們原本就有的深情，用最深的感情呼吸。面對世間的苦難，內心不會受到一絲一毫的干擾，寂靜的面對，寂靜的攝受，寂靜的內化，寂靜的呼喚，呼喚每一個人內心的最真、最善、最美。「對別人的苦，沒有感覺嗎？」有感覺了，自然就會尊重，就會重新把愛放在心裡。 

 看汪潔民接受鄭弘儀專訪，汪潔民說他之所以會「偏聽」，是因為他從小生長在一個被保護的環境中，從幼稚園到國、高中，讀的都是中油員工子弟的學校，社區有游泳池、保齡球場…等娛樂設施，也因為一直有校車接送，他到很晚才有坐公車的經驗。所以，在他心目中，國民黨根本就是萬能的神，他自己和身邊的人，都心甘情願會去投國民黨，從不相信國民黨會買票，覺得是那些民進黨的人在抹黑。曾經，後勁人在抗爭五輕的汙染，新聞報導有人因為點煙、點個蚊香，就引起爆炸，他們對這些新聞嗤之以鼻，只因為，半屏山地勢形成的風向，剛好把污染的臭氣通通吹往後勁，他所住的眷村，根本都聞不到，加上，他們喝的水是山上拉下來的，很甘甜，不像後勁居民喝的是點火會燃燒的地下水。聽到這裡，覺得好心痛，這個國民黨政府，從中國敗退到台灣以來，就強調省藉身份，刻意製造不同族群，形塑人與人之間難以跨越的藩籬，分而治之，才好加以控制，維持政權的穩固。聯想到最近柯文哲上公視《有話好說》的專訪，他說，「KANO」和「軍中樂園」這兩部電影他都去看了，看「軍中樂園」時，坐在他旁邊的兩位（其中一位是姚立明），都哭得稀哩嘩啦，他覺得奇怪，有那麼感動嗎？姚立明說，那就是他父親那一輩的故事啊！然後，看「KANO」時，很多外省第二代，就覺得很驚訝，台灣人以前是說日語啊？柯文哲說他都不好意思講他小時候聽得懂日語，是大了以後才聽不懂的。所以，怎麼辦呢？他說：我們有不同的過去，但我們有共同的現在，然後，我們要不要共同的未來呢？有些人批評柯文哲對蔣經國的評價，他回應說：如果連一個死去那麼多年的前總統的功過，都不能討論，那現在還被關在牢裡的那一個，要怎麼談？當然，如果我們都帶著成見，守著僵固的意識形態，一碰到某個敏感議題，就情緒失控，那當然很難對話。但是，如果我們對過去事實的認知差太多，我們怎麼可能形塑共同的現在和未來呢？還好，年輕的一代，慢慢找出詮釋歷史的不同方式，比如說，一年一度的228紀念活動，轉型為共生音樂節，由青年社團主導策劃；比如說，旅法漫畫家林莉菁用「我的青春、我的福爾摩沙」來詮釋她個人接觸到另一面的台灣歷史時，所受到的驚嚇與震撼；又比如說，台灣兒童繪本推手幸佳慧所寫的「希望小提琴」，試著讓讀者對主角的遭遇感同身受，從感性的投入再進入理性的探索。最近，更有在網路大受好評的Taiwan-Bar，用符合新世代的語氣、節奏，讓認識台灣歷史變成一件很愉快、甚至很「潮」的事。Taiwan-Bar的創辦人DJ Hauer說：「從野草莓、洪仲丘到反服貿，台灣公民運動越燒越旺，也越來越多調查指出台灣人認同正移轉中，紛亂之中越來越多人回頭看，台灣吧將『引起對台灣史的興趣』作為目標，正好抓住了市場空缺。」負責歷史文本的蕭宇辰，在政大附中當老師，過去兩年半的教學經驗，讓他感嘆臺灣歷史教材的缺乏。受訪時說：「我們都在談翻轉教育，但沒有足夠的教材怎麼翻轉？」不只要合適的歷史素材，還要生動活潑夠吸睛才能吸引學生回家自習、才能引發討論的興趣。感覺，那曾經被黨國禁錮的台灣心靈，在經過了解嚴後的情緒釋放，現在，正在形成一個感性與理性兼具的表達方式，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精彩的電影、繪本、小說、動畫，重新演活那段被失聲、被空白的歷史，讓往後世世代代的台灣人，可以從中獲得當下生命的滋養，並且循線索驥，找到靈魂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