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不只是一般民眾而已，連政治嗅覺最靈敏的美國主流媒體，同樣栽在「二選一」的賭盤。以事後諸葛來評斷的話，其實要預測這次大選結果並不像表面上那麽容易，主因之一在於選舉過程最大的「看點」或「爭點」，不在候選人的競選政見，而在候選人本身的人格特質；客氣一點的把兩人說成是「商人vs政客」，一個是在商言商、一個是口是心非；刻薄一點的則說成是「真小人vs偽君子」，一個是唯利是圖、另一個是表裡不一。明明要選出的是國家元首，卻被迫在「兩害」中「取其輕」，的確有些棘手。       但我們台灣人在嘲笑美國人之先，也應該要反省自己：八年前我們不是也曾選出一個既是偽君子、又是真小人的馬英九總統，而且落選者的水準還遠遠在他之上。這位總統從學生時代就充當獨裁政黨的海外「職業學生」，專門以打小報告、製造黑名單為能事，這不是小人行徑的話，什麽才是？在他回台之後，立即成為獨裁者重點栽培的樣板人物，也由真小人順利晉升到偽君子。風光歷任了各種黨政要職，毫無建樹，卻扶搖直上。一朝羽翼既豐，就反噬起同黨的黨主席與總統，更不用說打著「反貪腐」旗幟，道貌岸然地羅織種種罪名，對反對黨前總統趕盡殺絕。直到他也下台了，大家才看清他本身在位期間的違法亂政，這若不是偽君子的話，什麽才是？這樣的貨色會贏得多數選票、當選總統，是台灣民主歷程上無可磨滅的恥辱。       藉機罵罵馬英九；再回到美國大選。       最後雖然多數美國人民還是選擇支持外在形象較佳的希拉蕊，但因為採用了「選舉人制」的間接選舉方式，反而被言詞粗鄙的川普拿下勝利，以致引起後續若干騷動抗議。不過遊戲規則老早已訂下，美國人民應該會有「願打服輸」的基本民主素養，不至於像2004年連戰與馬英九的無賴罵街。       藉機再罵罵馬英九；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台灣人而言，誰比較適合做下一任的美國總統，最重要的考量當然是：誰對台灣未來的生存與安全比較有利。這個觀察角度固然與美國民眾不同，但在兩位候選人就這個議題都少有著墨的情況下，我們也只好仿傚美國民眾，依照兩人的人格特質來做判斷；也就是說，商人與政客、或真小人與偽君子，哪一種人容易應付些？當台灣的國際處境有求於人時，哪一種人可能較有著力點？       最近一位朋友在他臉書上感歎說：「在我記憶中的美好世界逐漸崩解的今天…」，是的，但在我們記憶中做為自由世界守護者的美好美國，不等到今天就早已崩解。當我們回顧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就發現美國政府早已由二戰後期創設聯合國時所強調的「普世價值」，轉向為「美國利益」，以致台灣在過去近半個世紀，受盡了美國的擺佈。       自尼克森總統在1970年上台，就是台灣命運逆轉的開始，這位典型政客是在越戰中期接替發動越戰的詹森，他的就職演說表示：「歷史所能賞賜的最高榮譽就是和平製造者 (peacemaker)」，公開打臉他的前任。之後他就與季辛吉國務卿親訪中國，向毛匪澤東伸出橄欖枝，這時毛所策動的「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最經典的一段畫面是，尼克森刻意安排與當時的中國總理周匪恩來握手合照，因為十多年前美國的杜勒斯國務卿曾公開拒絕與周握手，尼克森在表達歉意。1972年「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此成為美國的外交定調，不但表示「台海兩邊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尼克森真的是想做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和平使者嗎？當然不是。他只是想利用中俄之間的緊張關係，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並進而自越戰的泥淖中抽身，完全沒有把中國正在上演的人權浩刼放在心上，更別說台灣前途了。不幾年，尼克森陷入「水門案」醜聞，偽君子的面目被掀開，但對台灣的傷害已無可挽回。其後卡特總統宣布美中建交，終止前後25年的「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成了真正的國際孤兒。       希拉蕊的先生柯林頓總統對台灣也相當不友善，1999年李登輝總統提出「特殊兩國論」時，被他與江匪澤民指責為「麻煩製造者 (troublemaker)」公然羞辱，好像協助防衛台灣，就有權力把台灣當「細漢的」，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都要看他臉色。2000年阿扁總統當選，他有見於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居然獲得相當民意的支持，心中不滿、但又不便公然否認台灣的民意取向與民主選舉，只好給阿扁穿小鞋，阿扁總統還未就職，美方就傳達「四不」的說法，做為安排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前提，結果阿扁「迫於形勢」說了，對方卻毫無反應。次一任的小布希總統，一般認為對台灣不錯，但只是相對於之前的幾任；他對阿扁2003年「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宣告，也極度不滿，據說當年在APEC與胡匪錦濤會面時，也用了「麻煩製造者」一詞。美國總統棄友求榮就叫「和平製造者」，台灣總統捍衛國格就叫「麻煩製造者」，這不是政客才會有的嘴臉嗎？       什麽，扯太遠了？好的，那就來看看這次力挺希拉蕊的歐巴馬總統，他任內對台灣有什麽「善意」。這可不是扯太遠，因為希拉蕊競選陣營的外交政策顧問都承認，她會「延續歐巴馬的對台政策」。       2008年底歐巴馬勝選，胡匪錦濤以元首熱線表達祝賀，在交談中兩人一致認為，發展美中關係不僅是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而且是全球整體的利益，這是歐巴馬的初試啼聲，也是他不久推動「美中峰會」(G-2) 的預告。2009年11月他訪問中國時以台灣為伴手禮，重申「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2012年2月在白宮接見習匪近平時，明說他「拒絕任何台獨主張」。或許有人會說，歐巴馬政府一再表明遵守美國國會在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要出售防禦性武器結台灣。但他就任時國會通過的對台軍售，一拖再拖。又因為中國發出警告，若售予台灣要求的66架F-16C/D新機，「是冒著中美兩國誤判對方的風險，可能導致意外的全面攤牌」，美國趕緊宣布只幫台灣提昇既有的145架F-16A/B戰機雷達性能。《經濟學人》評論說：「這讓台灣完全不能感受到安全有所提高」。但即使這個打折後的方案，最後也遭到刪除，所以不久又有美國軍事專家指出，中國軍備不斷擴張，台海均勢無以維持，2014年國會友台議員再度呼籲軍售台灣時，歐巴馬明知中國軍力已非台灣能抗衡，仍然選擇裝聾作啞，有人判斷原因之一竟然是中國國家主席習匪近平將於2015年訪美，必須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總統如此，國務院當然上行下傚。目前AIT的梅建華 (Kin Moy) 處長在2014年3月仍擔任國務院「東亞與亞太事務副助卿」時，曾被指派接受眾議院「台灣關係法35週年公聽會」的質詢，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亞太小組主席夏波 (Steve Chabot) 及其他多位眾議員提出各種對歐巴馬政府的要求，包括放寬兩邊高層官員互訪的限制、准許台灣加入區域聯合軍演、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等，梅建華從頭到尾實問虛答、支吾其詞，把困難全推給「一中政策」，好像「一中政策」等於是規範猶太人生活言行的十誡與律法，美方任何行政措施或執行細節都有規定一樣。當會議主席要求國務院根據東亞情勢發展來檢討「一中政策」本身的存廢時，他回答：「中台關係從來沒有像目前這麽好」。這個說法的始作俑者，當然就是我們自己那位沒出息的馬英九，但由美國人口中說出，更覺刺耳。       最後再罵一次馬英九，最好他聽到。       我們不是想批評梅建華對台灣不懷好意，但這種只知聽命行事的官員，對台灣實在沒三小路用：今年9月他和蔡英文總統共同出席一場研討會時，信誓旦旦地表示：「台灣在亞洲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對於區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美國肯定這些貢獻，並且將繼續支持台灣發展更多的國際空間。」言猶在耳，9月底「國際民航組織」(ICAO) 在中國籍秘書長柳芳主導下，不但拒發邀請函給台灣、並且警告各國代表發言不得提議聲援「第三國」，否則麥克風消音。我們對中國人的小鼻小眼作風可以理解，怪的是美國代表有做出任何支持台灣的動作嗎？一點都沒有。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11月初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台灣希望以觀察員身份受邀，但同樣遭到封殺。該組織更過份地選出一個中國籍的孟宏偉為新秘書長，此人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黨性堅強、罔顧人權、敵視台灣。我們對中國會推出這種鷹派來爭取國際組織的領導職位，不感意外，但美國如果真想讓台灣有機會發揮對國際社會的實質貢獻，對中國的野心會完全束手無策嗎？不能聯合其他會員尋求替代人選嗎？是不能還是不為呢？       台諺有謂：「一隻嘴、唬纍纍」，用來形容美國傳統政治人物頗為傳神；這些人有口慧而實不至，公開承諾變成虛應故事，甚至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心裡沒有一絲不安。難怪這幾年屢屢傳出「棄台論」的主張，《經濟學人》老早在2011年就指出：「美國可能考慮台灣已經是一個戰略上的負債，…與其因而招惹中國，不如把台灣當做一塊碎肉丟去安撫他」。我們不敢說美國政府真的會如此無情無義，但我們心知肚明這些政治人物─包括希拉蕊─早已以所謂的「核心利益」取代了「共同價值」，做為美國對外政策─包括對台政策─的準則，我們如果還是相信長期浸淫在「建制」(establishment) 以內的希拉蕊會有利於台灣，最好要有「我以真心換絕情」的心理準備。       但川普的商人本性不是更像梁惠王嗎？「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台灣難道不會更慘？       的確，川普很可能是梁惠王同一掛的，但和生意人做生意至少有一點好處：只要價錢談妥，生意就做得成；和政客談生意的麻煩是，他不會告訴你價碼，你以為成交了也不能保證生意做得成，無論結果如何，他都說得出一番道理，讓你拿他莫可奈何。川普10月底在賓州蓋蒂斯堡 (Gettysburg) 提出他當選後的「百日維新」藍圖，臚列了多項對外政策，是他覺得美國做了「冤大頭」，他不能容忍下去；這些多半是事實，所以只要「價碼」談好，並非無解。譬如川普不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佔了美國的便宜，因此只要這些國家肯提高國防預算，問題不就解決了。同樣，川普揚言自日本撤出駐軍，因為三萬美軍駐日的費用太高，而租用機場軍港又招致民間抗議，這也是實情，因此只要日本肯分擔經費，擺平民怨，也不難解決。川普考慮中止「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因為美國降低關稅換到的只是一些「智財權保護」等空洞的承諾，所以這些國家只要提出更具體實質的交換條件，並非不能再議。川普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一向對加、墨更有利，主張重新協商，也沒有超出一種做生意的常規，長期的生意往來若自覺吃虧，當然可以重談。至於川普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從事不公平的貿易競爭，這一項倒是希望永遠不得解決。       為台灣計，我們應該改變與美國互動的模式，不要再想用「普世價值」、「民主理念」、「反共陣營」之類的意識型態符號，做為台美關係的黏著劑，而多思考與川普「在商言商」的方案，譬如高薪聘用美國退伍軍人來台成為「傭兵」，進入軍中擔任軍校教官、三軍部隊教練、或後勤軍事顧問，甚至可以像1950年代聘請日本軍官組成「白團」，訓練高階將領一樣；軍中長官素質的提升，可以成為台灣募兵制的成功關鍵。另如一位工程界的朋友所建議，對全美各州數以千計極待進行的橋樑更新工程，提出物超所值的報價與貸款計畫，提供台灣具有「比較利益」的零組件設計與製造，派出優秀的工程專家，結合美國的在地勞工，一舉解決美國地方財政困窘的難題。再如主動將南海樞紐的太平島讓給美軍使用，讓美國在南海獲得一處就地保護航權的基地。在菲律賓與美國漸行漸遠的當下，無疑多了些誘因。這些建議在希拉蕊手中，都可能因為對中國的顧忌而胎死腹中，川普卻可能會仔細打打算盤。       說了一大篇，最後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麽連美國這種民主老大哥，用的是選舉的民主方式，還不能選出真正的聖賢來當總統呢？       二戰期間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有一句名言：「除了歷來所有曾經試用過的政府體制之外，民主是最壞的一種」，乍聽之下，這好像在說選舉制度也不過爾爾，只是目前還沒想到更好的實踐民主的辦法。但其實他這句話的前半段是：「在這個罪惡苦難 (sin and woe) 的世界，沒有人會假裝民主是全知全能的 (perfect and all-wise)」。所以，我們在責怪投票制度之前，應該先檢討何以這是一個「罪惡苦難」的世界，以致於「選賢與能」變成「兩害相權」或「劣幣驅良幣」？再引用一次我那位朋友的感歎：「記憶中的美好世界逐漸崩解」，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惡苦難」、「美好崩解」的根源，民主又能如何？

          中國國民黨初到台灣人生地不熟如何賺錢呢？       第一步是自行立法，以取得「合法性」與「正當性」。1946年9月來台接收時，行政院立即公布「台灣省接收日人財產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一款就明訂：「日人的公私財產…經指定機關接受者，由日產處理委員會會同該接收機關處理運用」；神奇的是，指定接收機關沒有任何條件限制，只要行政長官公署報請行政院核定就算。果不其然，在前引《台灣省統計要覽》裡，同年7月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指定機關接收日產起數」一表中，「台灣省黨部」先已毫不客氣地列在接收機關的第一位，比中央通訊社、台灣大學、以及長官公署所屬各局處室等等都優先。就是靠這個「指定接收」，國民黨「合法」笑納百餘筆精華區「國有特種房地」，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遍及全台的19家戲院，由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黨中央財委會；其實財委會主委就是行政院長、副主委為財政部長，都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頂頭上司，所以這樣的「指定」不只是「左手給右手」、還是「下手給上手」。 (圖/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函送台灣省接收日人財產處理準則及接收日資企業房地產動產處理實施辦法三種暨日產標售清算兩委員會組織規程等。轉自典藏台灣)       更可笑的是，事後財委會還很有禮貌地致函行政院：「本省黨費所需甚鉅，經一再向陳（儀）長官洽商，現已允將接收日人公私產業項下所有電影戲院撥歸本會經營，…，台灣全省黨費已可自給…」。這封信等於是行政院長函謝自己，連郵票都可以省下。不出意料之外的，前述那一位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有樣學樣，公然行文給台北市政府，要求撥給他轄下的台北市黨部「必需之房地產業與工礦農田」，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的最佳詮釋。       該黨僅憑一紙命令，就將國庫財產私吞，並大言不慚「已可自給」，其實所謂「自給」，不是「自己供給自己」，而是「自己送給自己」；但更可惡的是，明明宣稱「已可自給」了，國民黨並沒有就此滿足，仍然繼續強取豪奪全民財產。證諸2001年4月2日「監察院財經及內政兩委員會第三屆第41次聯席會議」的決議可知，自1958年至1988年間各級政府將其管有之公有土地及建物陸續贈與或轉帳撥歸中國國民黨及救國團，明確有案可查者有百餘筆、無案可查或賤價購得者更不計其數，可見所謂「募集」、「買賣」、「投資」，其實都是「國庫黨庫不分」的同義字。       對不勞而獲的不義之財，國民黨不可能知足，所以在「合法」取得不動產之餘，覺得還需要有其他流動資金的來源，以填飽越來越大的胃口。一般民主國家的政黨是靠黨員繳費或捐輸來維持運作所需，但國民黨的黨員不外逃難而來的殘兵游勇與基層公教，收入「生吃」尚且不夠，那來閒錢「曬乾」繳黨費？於是國民黨就像章回小說中的「惡向膽邊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靠國庫直接以現金補助、獎助自己。我們可以舉三個經典範例，看看國民黨如何「募集」黨產。       第一，1958年《自由中國》有一篇社論：〈從滿街蘋果談到外匯管制的弊端〉。當時由於外匯短缺，官定匯率雖是 $1美元兌$24.78新台幣，蘋果之類的管制進口品卻必須申購「特種外匯」，亦即 $1美元兌$60-80新台幣，這種規定是合理的；但離譜的是，不但申請進口蘋果的貿易商僅限國民黨籍，而且經該黨中央財委會核准才能買匯。在國民黨一貫作業之下，匯兌差價全歸財委會所有。所以僅蘋果進口一項，一年為該黨賺取 $2,000萬現金，估計是現在幣值的 $50億以上。       第二，蔣宋美齡於1950年成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幹部由三軍將領夫人組成，和救國團一樣，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也就是比「外圍組織」更寄生蟲似的團體。1955年蔣宋美齡也把歪腦筋動到匯兌業務上，規定進出口貿易每結匯 $1美元就必須繳納台幣五角「勞軍捐」，以當時軍事情勢緊張，這種規定勉強可以接受；但離譜的是，勞軍捐不是繳給國防部、而是繳給婦聯會。直至1989年為止，婦聯會在三十多年間就收到 $969億元，但婦聯會至今拒絕向主管人民團體的內政部交待資金去向與資產負債。       第三，1960年《自由中國》有另一篇社論：〈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讚同民社黨拒受「反共抗俄宣傳費」，痛斥國民黨仍厚顏照領不誤。這件事緣自1949年中國民主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隨中國國民黨遷台，成為台灣僅存能公開活動的兩個在野黨，但在一黨獨大的環境中，經營困難可以想見。國民黨乘機在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的年度預算下，為三個政黨編列一筆「反共抗俄宣傳費」，表面上是好心補貼這兩個「花瓶黨」，其實自己才是領最多的受益者。到1960年5月，民社黨不願再被利用，發表書面聲明拒絕再向國庫支領該筆宣傳費，〈省議會公報〉記載省議員鄭宋柳與李秋遠據此連續兩年在議會質詢時，要求國民黨見賢思齊、刪除預算編列，不料社會處長傅雲卻回答：「每年照數編列，… 領取與否，這是他們的事」。 (圖/自由中國社論《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轉自台灣賦格)       至於其他林林總總的「募集」招式，都很有「創意」，但也都有「犯意」；張人傑教授的「黨產的定位與評價 ─ 幾個案例的適法性探討」（《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學術討論會》，國史館，2007年），曾就15個黨產取得的實際案例為分析，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編列「公務預算」給近400處「民眾服務站」；鐵路黨部占用車站公產營利；源自日產的省屬「學產基金」例行性補助「知青黨部」；財政部開徵影劇歌舞場所「隨票附勸大陸救濟捐」補貼黨職人員掌控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教育部開徵「收音機執照費」挹注中廣公司；外交部及僑委會補助海外黨部、行政院與立法院補助革命實踐研究院；各政府單位編列「大陸工作協款」，每年委託陸工會、海工會辦理對大陸與海外的「心戰、政戰、宣傳、訓練」工作；各級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化身「人民團體」的黨部及外圍組織，如婦工會的「婦女之家」、社工會的「民眾活動中心」、救國團的「青年服務社」、軍友社的「國軍英雄館」等等。該文結論是：「各類型黨產和利益…其取得的程序和條件，幾乎都有明顯的法律瑕疵和問題」。該文並引述不同法律與財經學者對黨產取得的法律見解，有人指出：「渉及白領犯罪與經濟犯罪」、有人認為：「類似刑法上的背信罪」、還有人表示：「權力濫用，…損害第三者之自由與財產權」等，簡直是對犯罪組織的起訴罪狀，但國民黨一貫自稱黨產來自「募集」，一付無賴模樣。 (圖/「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建請恢復各娛樂場所隨票附勸」公文，轉自典藏台灣)       除此之外，國民黨喜好以執政黨的身份藉政策圖利自己，明顯游走於灰色地帶：最可議的就是每逢金融市場解除管制、開放業務時，總是黨營事業拔得頭籌、取得獨寡占地位。譬如1959年的中華開發信託是當時唯一的中長期貸款機構，舉凡美援相對基金、中美經社發展基金、中央銀行與經合會的轉貸或特別帳戶貸款，都是由該公司包辦。1962年成立的證券交易所、1968年的中央再保公司、1980年的復華證券金融公司等，都是黨營獨占事業；而1962年中央產物保險公司，在「國防機密」的大帽子下，包攬國防部及國軍各軍種的水險、火險、產險、運輸險、眷宅險、軍車第三人意外險等等，是特權壟斷。再者，1971年的中聯信託、1976年的中興票券與中華票券、1986年的中華、光華兩家基金公司，都是黨營寡占事業。甚至1990年開放民營商業銀行時，時任財政部長的王建瑄居然以「不宜公布評分」的荒誕說辭，為申辦過程發生重大瑕疵的黨營大華銀行保障一席。另外，國民黨利用執政特權，屢次向央行申辦長期、無息、「自我擔保」的無擔保貸款，在1960年代是以「對匪鬥爭週轉需要」為透支理由，在1970年代以後就以「敵後策反工作」為由，最高額一筆 $8,000萬，自1965年貸放直到1982年才還清；至於其他黨營事業獲得公營行庫優利貸款，也不計其數。金融版圖之外，其他在石化、天然氣、公共工程、軍品採購、限制進口品、特許外銷品等非完全競爭市場上，處處可見國民黨操弄市場進入障礙、掩護黨營事業的痕跡。       凡此種種，都是「黨庫國庫不分」的實踐，也就是國民黨從赤貧到鉅富的秘辛。這樣一個不知亷恥為何物的政黨，唯一的歸宿就是共產中國與歷史的垃圾場。

          1945年國民政府應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之命接收台灣，照說與中國國民黨並不相干，但當初在台北的受降典禮上有一個不速之客，就是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這是一個不祥之兆，預示國民政府遷台之時，一個法西斯政黨如影隨形而來，更可怕的是，它一開始就明目張膽地站在台上，讓人民產生「黨國不分」的錯覺，再用黨旗做國旗、黨歌做國歌、黨軍做國軍、總裁做總統，進一步強化為「黨即是國」的刻板印象。此所以在蔣家政權來台的半世紀，數不清的官方文獻公然顯示政府機關對中國國民黨的唯命是從。       這個現象在國民政府初來時最為嚴重，例如行政院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年編印的《台灣省統計要覽》中，在「接收後本省宣傳業務概況」一欄，就有十件「新聞紙什誌登記案」註記有：「本署核准、送省黨部徵求同意中」，長官公署的行政權還低於國民黨的省黨部，是典型的以黨干政。再如財政部在1952年3月編印的《財政金融資料輯要》中，在全部九大類法規之前，都列出若干「政策綱領」為立法依據，但一半以上的綱領若不是「節錄總裁訓示」、就是出自「中國國民黨第X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文」或「節錄X屆X中全會決定」等。好不容易見到一則印有「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字樣，卻又附加上「遵照八中全會決議案」而來，都是擺明以黨領政。 (圖/《財政金融輯要》1952年，作者提供)       中國國民黨肆無忌憚在政府背後下指導棋的作風，多年後依舊如此，譬如1954年1月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發函轄下「有關首長」，包括當時台灣經濟重建的最關鍵機構「美援運用委員會」，要求參照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轉送的「黨員社會調查報告」辦理，這份報告開宗明義表達對政府各機關的不滿，因為「邇來各機關多以外籍顧問之意志為意志」；也就是說，美國給我們美援是多多益善的，但如何使用美援，則要由國民黨中央來主導，行政院與各級機關不要聽外籍顧問的意見，要以國民黨的意志為意志才可以。 （圖/《財政金融輯要》金融類之政策綱領篇，作者提供）       不過以上由「黨國不分」到「黨即是國」，只是國民黨在台灣專制統治的一小步，更厲害的是由「黨庫國庫不分」到「國庫即是黨庫」，以私通手段來歛財，這才是構築萬年統治基礎的一大步。       從國共內戰情勢不利開始，中國國民黨就已經處心積慮要私接黨庫與國庫之間的引流管。始作俑者就是蔣介石下野期間用來發號施令的「總裁辦公室」。根據坊間一本《黃金往事》的記載，這個開始設在溪口總裁故鄉、後來又搬到台北草山的「黑機關」，員額近百人，雖然不是編制內，沒有政府薪水可拿，可是一有需要就找聯勤總部財務署「照撥」；而且至少曾得到軍統局長毛人鳳的4萬銀圓及財務署吳崇慶署長以「軍費節餘」的16萬美金相贈。另外最大的一筆是在當年兵慌馬亂中，國庫帳外莫明其妙多出的9萬兩黃金，在1949年蔣介石引退後送到總裁辦公室，名義上做為三軍「獎恤金」，其實是總裁「小金庫」，讓總裁比總統李宗仁更闊綽，譬如原任官邸侍衛團團長的王惕吾，1949年9月領到其中2,000兩黃金及數千萬美元外匯，部分用來進口印刷機與紙張，創辦了「聯合報」的前身「民族報」；後來老闆成了國民黨中常委，而報紙竟成了父死女繼的私人產業。目前民進黨政府在清理不當黨產，其實聯合報當初的「第一桶金」也是來自國庫，該報應是不拆不扣的「國民黨喉舌」或「附隨組織」。       再舉一例：在1947年國民政府頒布一個「民國三十六年美金公債條例」，發行額 $1億美元，以美金購買、也以美金償付本息。這批公債是以美金市價五分之一的官價賣出，根據漢娜．巴古拉 (Hannah Pakula) 在《末代皇太后》(The Last Empress，2009) 一書的記載，宋子文、孔祥熙與孔妻宋靄齡、以及央行相關人員吃下了其中四分之三，以孔宋家族善於發國難財而觀，這不令人意外，但令人吃驚的是，我在研究黨產時發現，另外的四分之一竟是在不知不覺中由國民黨吃下。姑且不管國民黨的這筆本錢從何而來，重點是國民黨購買這筆公債的動機何在。       答案在一年之後揭曉：1948年8月「金圓券」幣制改革開始，蔣介石頒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以「金圓券發行法」及「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把民間的金銀外幣盡收國庫，做為金圓券的十足準備。但明眼人對金圓券這個「戰爭嬰兒」從開始就不看好，為了支應那些付也付不完的軍費與管也管不住的物價，不到三個月政府就將自己訂定的發行上限取消，財政部長王雲五與行政院長翁文灝相繼辭職避責，不到一年金圓券就因過度發行而崩潰。絕大多數的老實平民都血本無歸、求償無門，怪的是這時只有國民黨老神在在。納悶之餘，這才注意到上面那個「處理辦法」有個第四條：「購買民國三十六年美金公債，…得以美金存儲（於中央銀行）」；意思就是，一年前沒有購買這批美金公債的老百姓，如今美金變壁紙，而買到這批美金公債的孔宋家族及國民黨，美金還是美金。       就是這個特別預留的逃生門，讓國民黨可以在其2006年8月「中國國民黨黨產總說明」中，驕傲地宣告有一筆面額 $2,416萬美元（應是扣除第一年的還本計息後的金額）的美金公債，是「自大陸攜來台灣」，現值新台幣 $6億餘。但由於這些國民政府遷台之前所發行的公債，都要等到「反攻大陸」之後才能要求償兌，以目前「進度」而言，恐怕到國民黨宣布倒閉也等不到，所以國民黨可說是「偷雞不成蝕把米」，活該。       可笑的是，這是2006年國民黨自行招認的 $277億總資產中，唯一有「中國出生證」的一筆。既然其他絕大部份的黨產不是「自大陸攜來台灣」，那麽由何而來？國民黨不敢否認取之於台灣，但自認取之有道：其中黨務發展基金是「募集而來」、土地房產是「買賣而來」、黨營事業是「投資而來」。堂堂一個政黨卻像極了奸商的口吻，所有財產都說是賺來的，就是不肯承認來源不公不義，所以以下我們還須好好分析國民黨在台灣就地取「財」的手法。

        日前在小英總統親自指示下，立法院的衛環委員會把遲遲無法定案的勞基法修正草案送出了委員會，讓各黨版本進入政黨協商的次一階段。由於小英在競選期間曾允諾七天的國定假日會保留，但如今在民進黨的版本中卻成為「只紀念、不放假」，引發勞工團體的不滿抗議。復以中國國民黨唯恐天下不亂，一改執政時的反勞方立場，在會場群聚叫囂支持勞團訴求，民進黨籍的召委遂在人牆保護下，以一刻鐘的時間完成一讀，把會議「合法」結束。       整個混亂的審查過程中，依稀有一兩聲「荒野的呼喊」，原來是來自「時代力量黨」的立委。他們既嫌惡國民黨的藉故鬧場、也不滿民進黨草率闖關，當天他們的策略是要求主席同意召開國會聽證會，仔細質詢主管機關的官員、公開辯論各黨版本的優劣，以做為委員會逐條實質審查的根據；他們認為這樣的話，即使最後表決輸掉，對選民才有所交待。但在小英總統的「急急如律令」之下，執政黨那來閒工夫和你們窮磨菇，要囉嗦就到政黨協商的密室去進行吧，協商不成的話，表決誰怕你？ (圖/取自東森新聞雲)       當然執政黨表面上不會這樣蠻橫，他們在媒體上強調，要不是國民黨由講好的「文鬥」突然改為「武鬥」，他們原本也是想要認真逐條審查的。但這樣講不太有說服力，因為從頭到尾一刻鐘就走完全部程序，若非事前已有劇本，只靠臨場見招拆招，恐怕不會這麽「井然有序」。對於召開國會聽證會的要求，他們的回應是，從馬英九執政時期，主管的勞動部已經辦過二、三十場的公聽會，加上新政府上台後，也有民進黨立委個人辦過一場，這又不是江蕙的告別演唱，一再增加場次只是歹戲拖棚。時代力量黨在現場大聲疾呼，難道是想要和中國國民黨分進合擊民進黨？你看，同屬藍營的親民黨反而沒有任何動作，小英請該黨宋主席代表出席APEC領袖會議，看來還真找對人了。       我們無法苟同執政黨的做法與說法。       先看時代力量呼籲召開國會聽證會，是否多此一舉？假設勞動部確已辦過多場公聽會讓各方表示意見，或許會懷疑「時代力量」再加碼一場又有何意義呢？但是如果我們注意黃國昌委員在媒體上一再使用「國會聽證會」而非「公聽會」，就不難知道他的用意、也不難認同他的主張了。台灣在過去威權時代的強人政治，獨裁者何曾需要徵詢別人的意見？不但一般民意奈我何，就算專業意見也是聊備一格而已。最傳頌一時的就是太子蔣經國的「十大建設計畫」與軍頭郝柏村的「六年國建計畫」，前者被時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在其回憶錄打臉是「好大喜功」，後者雖在時任經建會主委的郭婉容護航下推動，但最後也因為規劃草率，不得不半途而廢。所以台灣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下，根本沒有聽取民意、尊重專業的傳統。       直到1980年代反對運動風起雲湧，人民對天賦人權有所覺醒，政府當局才赫然體會到民智已開、民意不可操控，於是開始在一些「行政程序法」裡明訂舉辦政策說明會的規定，民意代表也開始在各級議會召開公聽會，擺出傾聽民意的樣子。不過公共政策或政府法規總有受益與受損的兩方，難以皆大歡喜，所以這些說明會或公聽會往往是各持己見、火爆收場。但不論如何，讓各方發抒己見、表達立場，即使無法獲得解決方案，總是已經符合了法律要求的程序、或是滿足了選民對民意代表的期待。       過去主管機關或民意機關舉辦的公聽會或説明會，大致不脫這種模式，由於主要目的只在對選民交差，所以有辦就好，至於會中受到哪些批評、聽到哪些建議，既沒有接受的義務，也沒有答覆辯駁的必要；立法院雖是最高民意機關，也好不到那裡去。以本人參加過的立法院公聽會為例，一般都是枱上坐著三三兩兩該委員會的立委諸公，枱下則是一打以上的專家學者等待輪流發言，通常每人10分鐘以內，時間有剩的話，可以補充個兩三分鐘；如果是熱門話題，在過程中，不時會有其他委員到場向主席要求插隊發言，因為「另有要務必須趕往」，所以講完拍拍屁股就走人，完全忘記來的目的在「聽」別人的、不是「講」自己的。這種模式最容易造成惡性循環，講的人知道聽的人無心學習、就不會用心準備，聽的人知道講的人請裁（襯採）講講、也就隨便聽聽，結果彼此浪費時間而已。       我們雖然不覺得外國的月亮都比較圓，但是不能否認，美國國會的聽證會是我們望塵莫及的。留學時的指導教授常常受邀到國會做證，與台灣立法院的公聽會最大不同，就是「講者」與「聽者」分得清清楚楚：聽證會全場就教授一個人端坐枱下正中央，帶來的研究生或助理只能坐在會場後方，十多位委員會的議員則一整排從頭到尾坐在枱上，輪流提問，由他一人回答。國會議員不是來發表自己的高論，而是把握機會仔細請益，把自己不甚瞭解的所在問出一個所以然來，直到做證者對這個問題的見解「全盤招出」才罷。會不會因此偏聽呢？不必擔心，若這次請的是「正方」的、下次就請「反方」的；今天是凱因斯學派的、明天再請個古典學派的來問。那一方的意見對國會議員較有說服力，面對質疑能夠應答如流，當然對法案或政策的釐定就有較大的影響力。這就是國會舉辦聽證會的用意，也應該是黃委員希望樹立的常規。 (圖/維基百科，美國國會聽證會)       新政府如果有心推動國會改革，提升民意代表問政品質，這絶對是必要的一步；如果把馬政府所辦的公聽會也拿來濫竽充數，進而責怪時代力量黨想找麻煩，那是民進黨自曝其短。       做為綠營的支持者，我們很遺憾地說，這次時代力量黨顯示的無力感，其實早就注定了。當今年初大選結束，小英順利當選總統、而民進黨的立委席次又大幅過半時，台灣人民就該領悟到，這種「我說了算」的現象，日後縱使不是國會常態，也會不時發生，絕無可能完全避免。因為一個全面執政的政黨、一個同時掌握行政與立法兩權的政黨，就是一個不受制衡的政黨；任何缺乏制衡的政黨，不論叫中國國民黨或是民主進步黨，遲早都會展現出某種的專制獨裁，這是美國開國時，「聯邦論者」(Federalists) 三傑之一的麥迪遜 (James Madison) 早已警告過的：「若把立法、行政、司法所包含的所有權力完全託付在相同的手中，不管這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也不論是世襲的、自封的、或民選的，都大可宣稱這就是暴君的定義」。 (圖/James Madison麥迪遜名言)       這是何以我們在選前打算籌組一個綠營的新政黨，瓜分民進黨的國會席次，希望讓民進黨在國會不過半，迫使其必須與其他小黨結盟，才能壓過藍營，通過各項改革法案。這是唯一避免民進黨步向一黨獨大、進而一黨獨裁的不得已手段。其後因為種種原因組黨不成，我們仍然基於同樣的理念，呼籲民進黨支持者將「政黨票」投給同屬綠營的時代力量黨，使成為國會的「關鍵少數」，以達到綠營內部制衡的作用。無奈許多台派意見領袖未能體察這個用意，直覺地主張集中所有選票於民進黨，使其全面執政，才能全面改革；有些甚至還誇下海口，若民進黨選後執政不力，再發動街頭抗爭也不遲，這種不知防患於未然、亡羊才補牢的想法，其實只是一廂情願、自欺欺人：有誰會對自己才剛選出的新政府進行體制外的抗爭？不怕藍營笑掉大牙？       時至今日，小英總統的民意認同不斷下滑，不少綠色選民對於「轉型正義」的牛步化，私下抱怨不已。尤其是郭瑤琪的寃案，民間儘管用盡全力營救，法務部、司法院迄無任何平反的作為可言。設若國會有關鍵少數採取杯葛預算或杯葛大法官與監察委員的任命，新政府想必不致於充耳不聞、不動如山。       所以，回到本文的題目：是誰沒收了「時代力量」的力量？答案是：把綠營與民進黨畫上等號的選民。期待四年後，台灣選民更成熟。

          近來在媒體上有兩則看似不相干的新聞，頗值得我們思考：      其一是挪威總理索柏 (Erna Solberg) 表示，為了慶祝明年芬蘭從蘇俄獨立一百週年，打算把在北極圈內兩國邊界的一座海拔1,331公尺的山峰送給鄰國當做賀禮。這座山峰目前在挪威境內約40公尺處，當初因為邊界採取直線劃分，完全不管地形地貎，所以落在挪威一邊，是多湖少山的芬蘭長久以來的遺憾。若是邊境依地形稍做重劃，挪威只減少0.015平方公里的領土，就能改變這座山的國籍，且將成為芬蘭的第一高峰，所以兩國的民意對這件事都樂觀其成。       目前唯一的阻礙是挪威憲法的第1條，宣示其領土「不可分割、不可轉讓」，有些政治人物據以反對這個提議。但該國「極地大學」一位法律教授公開反駁，認為憲法的領土主張對邊界的「微調」並不適用，否則的話，近世芬蘭與俄羅斯之間屢因大自然造成的河道改變或海岸沖刷而進行邊界微調，豈不都是違憲？       另一則新聞是中俄在本月12日舉行8天的南海軍演，演習總指揮由中共南海艦隊副司令擔任。中俄雙方就「立體奪控島礁」做演練；一些軍事專家指出，島礁區的攻防作戰應該是此次演習的重要內容，只有互信程度很高的國家間才舉行這一類的演習項目。中俄聯合軍演自2012年以來，每年舉行一次，以往地點包括黃海、日本海、東海和地中海，以中共北海艦隊、東海艦隊為主參加演習，今年則以南海艦隊為主。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天美國也在西太平洋關島附近舉行「勇敢之盾」大規模海上軍演，對嗆意味十足。 (圖/中俄聯合軍演)       回到我們的主題「太平島」，我們略做回顧。今年七月海牙國際仲裁庭宣布，南海所有陸地都是「礁」，不能宣稱200海哩的「專屬經濟海域」(EEZ)，太平島也不例外；該法庭更明確指出，中國基於「歷史權利說」在南海劃設的「九段線」領海範圍，根本不成立，南海基本上是公海。       我們一再強調，這兩個判決都對台灣極其有利：就經濟利益而言，南海目前有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國都佔有若干人造島礁，據以宣稱享有週邊 EEZ，但在這個判決下全部失效。太平島雖然同樣喪失EEZ的權利，但這個權利原本就是喊爽的，一方面因為南海諸島的200哩海域彼此高度重疊，20海哩內就有菲律賓佔領的中業島、中國佔領的南薰礁、與越南佔領的敦謙沙洲，遑論200海哩；二方面太平島又距離台灣約830海哩，是以若他國漁船侵入我們海域，根本無從制止，反倒是我國漁船進入他國海域，被就近扣押的機會不小。既然太平島是島或是礁，我們都無法享受EEZ的好處，那麽「大家都不是島」當然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結果。       再就國際政治的考量而言，中國的歷史權利說被仲裁庭斬釘截鐵地否定，對台灣更有重大意義，因為這個論點既然在南海被判定不合法，當然也不能合法用在台灣；也就是說，五、六百年前鄭和七度下南洋，路過南海，但南海不因此歸中國所有，那麽老共宣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份」，同樣說破嘴也沒有用。依國際法，所謂「自古」不代表擁有領土主權，其理甚明。這個判決意外地提供台灣一個「脫中」的國際法判例，可以援引。       該仲裁案唯一對台灣極其不利的，是稱呼我們為「中國的台灣當局」(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但這是目前聯合國及其附隨組織對台灣的共同認知，其實要怪也只能怪我們政府自始堅持是「中華民國」，做繭自縛，無法責怪仲裁庭。       不料仲裁判決一出爐，我們的國安高層竟然大驚失色、手足無措，一方面不知細察上述對台灣前途發展有利的論點，二方面又不知反駁對台灣名稱的誤用，所做的反應竟然是要蔡總統登上軍艦，強力主張太平島是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等於仿傚中國才被打臉的歷史權利說，與國際仲裁庭唱反調。事實上，若非二次大戰日本投降交出在南海佔領的地物，而由太平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委由蔣介石代管，再由老蔣指派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列入行政區範圍，太平島根本就與台灣毫無歷史淵源，怎麽會是台灣的固有領土？第一個踏上太平島的中華民國海軍軍官是在1946年底乘美國提供的軍艦「太平號」到達的，在他為太平島命名之前，該島早已有了英文與日文名字，南海其他島礁也大多如此。最近當中國外交部去函《經濟學人》(2016.08.20) 要求澄清南海自古就是中國的，該期刊只回了一句：「空嘴哺舌」(“bunkum”)，台灣也想和中國沆瀸一氣、自取其辱嗎？ （截圖/韋氏線上詞典定義BUNKUM）       今天中國仍然在南海興風作浪，在人造島礁上不斷增建軍事設施，包括戰鬥機的機堡與跑道，一旦中國在南海滋事挑釁，我們再如何加速太平島的作戰能力，也不可能對中國產生一丁點遏阻作用。不僅如此，中國目前是因為一廂情願把台灣視為自己的一部份，所以對太平島由誰佔領並不在意；有朝一日台灣逐漸獲得了自己的國際身份，中國勢必會以太平島做為下手警告或懲罰的對象。再說，美國國會於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中，對台灣的界定並不包括太平島等南海諸地，所以沒有協防的義務。試問若中國真的有意奪取太平島，就像俄羅斯奪取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一樣，我們的海巡部隊除了乖乖撤離，還能怎樣？一言以蔽之，太平島是我們對抗中國侵略的一個明顯弱點，也是我們爭取國際認同的一個潛在顧慮。       另一方面美國有見於中國的霸權崛起，早有「重返亞洲」的政策，但美國要在南海維持有效的軍事嚇阻，光是靠千里迢迢而來的航母並不容易，沒有在地落腳的話，當然毫無「主場優勢」可言，「周邊有事」時，一方面可能緩不濟急，另一方面也可能欠缺軍事介入的名義。這或可解釋，仲裁案之後何以美國仍然選擇息事寧人、任憑中國繼續囂張。但由「陰謀論」的角度看，或許美國還沒有下定與中國在南海攤牌的決心，故意保留「不在場」的藉口，提供未來可進可退的彈性空間。       如果我們以上的瞭解無誤，則一個對台灣兩全其美的方案自然浮現，那就是：結束半世紀以來中華民國在太平島的託管任務，讓該島回歸美國代管，透過美軍在南海的具體「呈現」(presence)，讓美國名正言順站上最前線，做為維護南海和平的中流砥柱，直接面對中國。假如美國不願單獨承擔重任，次佳方案是將太平島交給聯合國常設的「託管委員會」(UN Trusteeship Council)，該委員會儘管早已處理完畢二戰結束後的11處託管地，但依憲章規定目前並未解散，且其宗旨是在促進「託管地居民的福祉以及國際的和平與安全」，所以有充份的正當性接管太平島，監控南海水域的自由航權與漁權。或許有人會擔心該委員會是由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組成，中國也是其中之一，但中國在這個委員會並無否決權，所以不可能主導，更不可能私吞太平島。 (圖/位於紐約的聯合國託管委員會)       從1946年接收之後到今天，我們確實在太平島上做了不少人力物力的投資，島上有了碼頭、跑道、營區、醫院、氣象站等等，但這些投資比起交出太平島對台灣的戰略價值，就微不足道了。政府存在的意義在為人民謀求最大福利，而不是為人民死守「固有領土」；不問領土對國家發展的意義、只重領土的大小，則與歷史上或現今世界的野心帝國何異？挪威可以主動讓出國土以表達對鄰邦的友誼，台灣難道不能讓出不到小琉球十分之一大的太平島，以減少本身的風險、增進南海各國的安全？       有報導指出，蔡總統最近表示，台灣過去努力於在國際社會「做有意義的參與」，今後要努力對國際社會「做有意義的貢獻」，雖然我們不很瞭解什麽樣的貢獻是沒有意義的，但我們認為貢獻與參與的最大不同在於，貢獻必然要付出一些代價。我們把太平島交還國際民主陣營，國人不免感到有所損失或犧牲，但也因為如此，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國際貢獻，蔡總統以為然否？

      就在大家還搞不清楚中國國民黨到底有哪些黨產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怪事：該黨主席洪秀柱公開表示，當年蔣介石下令運來台灣的故宮文物與黃金，也是黨產的一部份。依照她的歪理，這些物品移轉來台前老蔣已經自行宣布下野，所以他是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下達的命令，既然命令不是出自蔣總統而是出自蔣總裁，表示運來的東西不屬國家而屬政黨所有，也就因此變成今日的黨產。       這段話出自中國國民黨黨主席之口，真是讓人悲喜交加；悲的是我當年若不退出國民黨，今天說什麽也比洪女士更有資格當黨主席，喜的是國民黨竟然選出這種貨色承擔再起的大任，也真是氣數該盡。洪主席既無知又無恥：所以說無知，因為身為黨主席竟然昧於黨史，對老蔣下野與下令的時間都搞不清楚；所以謂無恥，則是老蔣都不敢明目張膽違逆的政黨分際，她卻視若無睹，還大吹大擂、自以為得計。 (圖/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翻攝自網路)       先看些歷史事實：蔣介石是在1949年1月21日在共軍節節進逼下自行引退，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間隔一年多。這些日期很關鍵，因為不論故宮文物或黃金來台的日期，一加比對，就可以知道老蔣當時的身份究竟是總統還是總裁，也就可以確認洪秀柱對該黨黨史的認識及不及格。       先說故宮國寶，1948年11月10日行政院院長兼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的翁文灝召開理事會，眼見大勢已去，決議將故宮最精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文物、中央圖書館繕本書與外交部重要條約檔案，運到台灣。第一批772箱文物在12月26日抵台，隨後第二批3,502箱文物於1949年1月6日運到，第三批1,248箱文物則在2月抵達，最終計有5,522箱文物由中國運到台灣。隔年6月，日本歸還的105箱古物先後六批也運來臺灣。除第三批外，有超過四分之三（77.4%）的文物來台時，老蔣尚未引退或已經復出，身份乃是總統，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符合洪秀柱的觀察，在蔣總裁時期運來。       黃金運台的資料雖然較有爭議，但大致上也是同樣的狀況；我們依據的是吳興鏞所著《黃金往事》(2013) 一書，作者的父親是前國防部聯勤總部財務署少將署長吳嵩慶，正是實際執行運金任務的關鍵人物。該書將運台黃金分批計算：第一批是1948年12月4日由上海海運抵台的200.4萬兩，這批無疑是在老蔣下野之前運出，也是最大的一批。第二批是1949年2月7-9日由上海與南京空運來台的55.4萬兩，第三批是同年5月下旬上海陷共前海運扺台的19.2萬兩，第四批是在1949年8月直接由美國運台的19.8萬兩，屬美援的一部份，但吳嵩慶私下把其中5萬兩運回廣州，給李宗仁象徵性的一絲支援。最後一批則是1949年8月16日共軍逼近廈門時，聯勤署再奉蔣之命將其控管的剩餘軍費22萬兩黃金運台；但該年「央行運台保管黃金」裡又有61萬兩用在「大陸軍政費用」，應自運台黃金中扣除。另外還有一筆8.7萬兩的「總裁特支費」，也在此時送到人在草山的老蔣手中，這應是「國庫通黨庫」有明確記錄的第一筆，應該列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清查的對象，但這是題外話。       總計以上各批運台與離台黃金數，加減之後應是260萬兩。唯「維基百科」對運台黃金有兩筆額外記載，一是1949年1月1日由上海海運50萬兩來台、10萬兩到廈，二是同年10月將廈門僅剩的12.5萬兩運台，但這兩項未有任何佐證資料，在此存疑。 (圖/1950年，中央社曾虛白與移存中央銀行之放版黃金的木桶，翻攝自網路)       令人訝異的是，中國國民黨在2006年8月24日公布的黨產報告中，突如其來指稱國府當年運到台灣227萬兩黃金，之後該黨各高階主管屢次重複這個數字。若這個數字出自該黨黨史記錄，則一方面證明該黨有黨國不分的傾向，二方面也證明應該解密的不只是政府史料而已，更是黨史資料，獨裁政黨的透明化，是轉型正義重要的一環，這又是另一個題外話。       不過究竟有多少黃金運台不是重點，在此我們關心是運台日期。稍做回顧可知，若以總數260萬兩為準，則也是有超過四分之三 (77.0%) 的黃金是在老蔣下野之前就運抵台灣。洪秀柱可能又在心中暗喜，好險還有四分之一是在總裁任內運來的，沒有全錯。       但是問題是：老蔣為什麽不把全部文物與黃金都留待下野的一年之間運來台灣？依洪秀柱的邏輯，這樣豈不是更可以為國民黨鞏固統治台灣的基業？更奇怪的是，似乎老蔣非但不打算這麽做，而且處心積慮地想要在其下野之前，對黃金運台找到一個法律依據，避免其後以總裁的身份下命令；換句話說，洪主席與老蔣的想法正好背道而馳。       理由其實很簡單，因為老蔣深知如果自己只是一個政黨的總裁，根本無權下令搬運國庫黃金，否則竊國的罪行豈不太昭然若揭！？而那一票聽命取「金」的人，包括太子蔣經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與在台接應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及省財政廳長嚴家淦等人，則明顯是協助竊占國庫資金，豈不都是共犯？！老蔣不愧老奸巨滑、詭計多端，所以他在1949年1月10日下野前不到兩星期，秘密安排央行與軍方簽約，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合法」地把國庫存金撥交給財務署長吳嵩慶，就此黃金流向完全聽命於他一人的支配，這就是一般所稱的「黃金草約」。至於這個草約有無濫用職權圖利自己、是否符合施政的常理常情，已經顧不得了，反正有了這個草約做掩護，東西何時到手、他是不是總統，都已經無關緊要。就像一件若有若無的國王新衣穿在身上，別人就算不說漂亮，也不敢拆穿。 (圖/著長袍的蔣介石、著軍服的李宗仁，翻攝自網路)       之後，當真正有權下令的李宗仁總統親自致函老蔣，要求將黃金再運回南京做為扺抗共軍的軍費，老蔣老神在在於回信中先強調：「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產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表示下令時還是在任的總統，下野後就沒有越權，用以自清；繼而裝瘋賣傻地說：「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干涉，妄支分文」，好像把李宗仁總統當做「路人甲」看待，又好像先講先贏，先前的命令不得變更、永遠有效，更好像拿黃金打老共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被老共拿走。蔣介石其實對「戰既無望、和亦不能」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他的下野只是想找個替死鬼，全不顧惜國府猶在苦撐之際，把做為信心基礎的黃金準備席捲一空，搬來做自己東山再起的老本，卻讓接手者毫無化險為夷的機會，手段不可謂不狠。       不過話說回來，老蔣就算心狠手辣，表面工夫還是要顧，還是要把自己霸佔國庫黃金的行為合法化；先拿到了草約，才好把國庫黃金當成自己囊中之物。不料洪秀柱不但不知道幫著老蔣圓謊遮羞，避開總統變總裁這段尷尬場景，反而大聲嚷嚷東西是總裁下令運到台灣的，以為這樣可以把黃金國寶變黨產。老蔣絞盡腦汁編織的國王新衣，她自己看不見也就罷了，卻偏要硬抝國王光屁股更有看頭。我可以想像，老蔣地下有知，對洪主席絕對難以原諒，說不定還會悄悄對本文按個「讚」。       洪秀柱一心以為前幾任的黨主席都疏忽掉的「好糠」，只有她發現，而事實卻是她連政黨與政府之間應有的分際都毫無警覺。阿輝伯、戰哥哥、 阿雄、阿九、阿倫，你們看得下去嗎？

         日前，蔡英文總統撤回司法院正副院長的「謝林配」，準備另提人選，法學界及其他民間團體多表肯定，因為威權時期嶄露頭角的謝文定與林錦芳，和台灣近三十年的民主發展歷程不但格格不入，而且各有被起底的「黑資料」，謝文定是中國國民黨政府過去鎮壓反對運動時，許多重大政治案件的受命檢察官，儘管還有其他更為惡性重大的司法打手，但他的幫凶身份是斑斑可考的；林錦芳也被掀出在司法院秘書長的職位上，配合馬政府迫害對阿扁總統仗義直言的洪英花法官，儘管她的頂頭上司更是「拍馬屁」的高手，但她做為馬英九眼前「紅人」，毫無疑問也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對這些劣蹟，小英總統先前可能有所不知，誤以為這兩位是司法界的人中龍鳳；但經媒體群起批露、學者當面直諫之後，小英總統在立法院下會期開議之前總算決定換將，化解掉立法院綠營立委是否「選擇服從威權（總統）」的兩難。        小英總統撤回咨文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代表她經過月餘的長考，終於不再固執己見。但政治行為是一回事、背後的意涵往往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要想瞭解這次事件是否代表小英總統明瞭自己犯了識人不明的錯誤、而引為日後施政的鑑戒，是否給那些仍然存有威權遺緒的官僚一記當頭棒喝，是否足以讓全民對未來的司法改革重燃信心，則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究，在撤回提名當下，兩位當事人及小英總統對外發表的聲明所傳達出的訊息，只有如此才能明瞭當事人之所以主動求去、以及小英總統之所以首肯的真正理由。否則有如危機一解除，大家就「舞照跳、馬照跑」，不知回頭檢討危機從何形成，那麽只怕很快就會重蹈覆轍，要面對更多、更大的危機；只有從過去的錯誤汲取教訓，才能真正產生「化危機為轉機」的效果。        因此當謝林兩位辭去提名後，我們並不會因為「不做官的人最大」，就選擇事過境遷，不再議論此事；也不會像某些八面玲瓏的政客覺得「他們兩位是委屈了」，就選擇息事寧人，任憑他們發發牢騷。對他們臨去秋波的書面「聲明」，我們還是要慎重其事地回應，不容許真相陷入各說各話的迷離狀態，否則理虧的一方會有僥倖的心理、理直的一方則有不平的心理，其他第三者則是非不明、滿頭霧水，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圖翻攝自網路)        謝文定的聲明主要在回應外界指控他「為虎作倀」，在戒嚴時期重大政治案件甘為威權幫凶，尤其在「美麗島案」是承辦檢察官之一，更是罪無可逭。謝辯稱自己「辦案一向秉持良知，絕無違法濫權」，又表示「美麗島案」雖有對警方刑求的指控，但因警方否認，又無具體証據，故無從追究。我們想反問的是，在秉持良知辦案以先，有沒有秉持良知檢討台灣一黨獨裁、軍事戒嚴三十年的合理性？有沒有秉持良知反省黨禁、報禁對民主發展的斵傷？更具體說，這些案子是不是「官逼民反」？是不是「先鎮後暴」？如果辦案時先切開事件的政治背景與威權成份於不顧、僅就事件的後果做死板的法律究責，則所謂「辦案絕無違法濫權」等語，只是坐實自己充當統治工具的意義而已。調查警方刑求也是如此，找不到証據是意料中事，但請回答：有沒有秉持良知追究政府動用制式武力來對付一般民眾的責任？總之，由謝文定的自我辯解可知，他的官僚良知與人民主張的良知，顯然存在極大差距。       林錦芳在退出後的聲明中，更是火力全開地指責外界口水泛濫，破壞名譽，「各項指控與事實全然不符」云云。她把洪法官被拔除庭長與審判長一事全推給士林地院，自己只是在簽呈上依法承轉發回，與我何干？推動不倫不類的「觀審制」，是因為「替上級的政策辯護，是秘書長職責所在」，難道可以扯長官後腿嗎？把團隊的研究報告列為個人的著作，因為計劃是由她主導，怎麽能算抄襲？我們也要反問：在依法批示之時，有沒有想想下級提出的處理意見對當事人是否公正？在為無良政策辯護之時，有沒有想想這些上級定下的政策是否存有一己之私、還是真正符合公眾利益？在把團隊成果壟斷之前，有沒有想想這對其他成員的貢獻是否佔了便宜？        因此，謝文定沒有違法濫權，不足以稱秉持良知，林錦芳依法行事、聽命上級，也不能算忠於職守；法律只是人類行事的最低準則，很多道德律與價值觀遠遠超越法律的規範，這些更不容輕忽。我們從他們為自己抱不平的說詞中，很遺憾地發覺，他們儘管打消了問鼎司法龍頭之意，似乎仍然對外界所指出的盲點無法坦然接受，始終不明白自己有何不適任。村上春樹接受耶路撤冷文學獎所說的：「一顆雞蛋砸向一堵石牆，就算雞蛋再不對，我仍然選擇站在雞蛋這一邊」，這些話對他們兩位只怕是「鴨子聽雷」吧；我幾乎可以想像他們會滿臉不以為然地問：「明知雞蛋不對，怎麽可以去站在錯的一方？」        接著，也是最重要的，我們要對小英總統在撤回「謝林配」時所發表的感想，做一番仔細檢驗；謝林兩位沒有從挫拆中得到焠煉，是他們自己的事，因為他們即將放手公權力、遠離公領域，此後人生禍福都由自己負責、與別人無涉。小英總統則不然，她要繼續領導國家，為全民謀福，這個事件對她的治國理念有任何影響、也將是對你我的影響，不可掉以輕心。        其實小英在撤回提名時，對外可以提出三種不同層次的「理由」：最上策是乾脆一句「我錯了」，可以展現她知錯能改的勇氣，也讓人對她恢復期待；中策是略為婉轉的「為了尊重反對意見」，至少可以証明她不偏聽，另一方面也為謝林保留一些退路；最下策則是語帶不滿的「我沒錯，這次我認栽，下次走著瞧」，顯露的是威權被侵犯時的傲慢。實際上呢？我們忠實地記錄她對媒體的講話： (圖翻攝自公視) 「謝林兩位的操守與表現值得信賴，為司法體系的付出更值得肯定。對外界的不同意見，被提名人理應虛心接受外界最嚴格的檢驗，但許多批評不盡公平、也並非事實，讓兩位過去在司法專業上的貢獻遭到抹殺，這絕非我所樂見。我支持兩位捍衛自己的名譽。」 「對被提名後遭受批評與誤解，我深感歉意，也理解兩位辭意甚堅。為尊重當事人意願，避免兩位繼續成為攻擊焦點，我同意撤回咨文。」 「司法改革應有全民參與，也應有熟悉司法實務的人來落實。未來所提的正副院長，仍會兼顧實務經驗與學術聲望，確保司法體系能務實改革。」 「我願意誠懇與各界交換意見，也期待司法改革過程中，能呈現多元的聲音，避免不必要的相互標籤與對立。」        小英這一席話毫不含糊地表示：第一、她提名的人選無論操守表現都很傑出，專業貢獻也值得肯定；第二、外界「許多」批評都不公平、不實在；第三、所以她對原來的提名絲毫沒有悔意，如果有悔意的話，是不捨兩位當事人成為攻擊焦點，這也是她撤回重提的直接理由；第四、未來提名仍將是與謝林同一類型的「務實改革」人才；第五、下次會多和外界交換意見，以免人選再被中傷或被貼標籤。        但是我們不能瞭解，如果小英總統確實獨具慧眼、見人所未見，何以至今沒有提出謝林兩位過去究竟有什麽具體建樹 ─ 對弱勢人權的維護嗎？對民主體制的推動嗎 ? 在憲法理論上的發揚嗎？在司法實務上的創見嗎？如果他們確實不是極品也是奇才，又何至於連司法官獨立自主的起碼要求還需要費力攻防、連抗拒威權的基本素養都需要總統代打救援？小英對他們的欣賞，似乎建立在他們沒有外界說得那麽「壞」，彷彿剔除外界的許多負面質疑之後，他們就符合小英的標準了。但即使他們對外界的指控都是無辜，大法官人選有完美無瑕的記錄只不過是剛剛跨過門檻而已，總不能說沒有「負面」就等於「正面」，難道這也可以套用西諺說的「沒有壞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們可以拿美國最近一次任命的大法官索托梅爾 (Sonia Sotomayor) 為借鏡，她的學歷傲人不說，經歷更是顯赫：除了當過法學院教授、律師、與檢察官之外，1992年被老布希總統提名為紐約市地院法官，1997年被克林頓總統提名為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庭法官，都經過參議院全面肯定；2009年被歐巴馬總統提名為大法官，在參議院認同過程中，雖然兩黨參議員在許多爭議性議題上各有堅持，不願因支持她被質疑改變立場，但她最後仍是以超過2/3的多數票過關，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拉丁（波多黎各）裔的女性大法官。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對她的任命進行了連續4天的質詢，「考題」包括她過去做出的司法判決與表達的政治理念，更廣泛質問她的憲法見解，包括種族歧視、兩性平權、墮胎、持有槍枝等課題，可以說把候選人徹底「透明化」，讓社會公評她是否適任。        眾所周知，美國憲法本文僅七條、增修案中人權法案十條、其他十七條，所以僅是綱領性的精簡表述，語義常有多元的詮釋與引伸，也因此美國的大法官會議經常要面對極端困難的釋憲挑戰與哲理論辯。但不論最後大法官會議裁決如何，兩造都乖乖接受，沒人會表示司法不公或法院是哪一黨開的。何以如此？大法官的任命過程就是令人不得不服氣的主要原因，這些司法菁英無一不是千錘百鍊、領袖群倫，此所以稱呼一般法院的法官是「施行裁判」(judge)，只有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才是「施行正義」(justice)。回頭看謝、林兩人不但配不上「正義」的稱呼，甚至到了國會殿堂可能還得「重溫」一些不堪的過去，若真坐上大法官與司法院龍頭的位子，只怕不但自己被人看扁，連帶也使司法院與大法官會議被人看輕。 (圖翻攝自網路)        最後，我們只能報告總統，妳換人的決定是對的，妳的理由「一面倒」袒護謝林，卻是大錯特錯。如果妳至今仍然把他們視為當然的首選，外界的指控多屬無中生有、無理取鬧，妳決定換人不是察覺人選不對、而是出於對外界反彈的無奈，那麽我們覺得妳的讓步是更大的錯誤，因為這顯示妳在壓力之下，不能堅持是非、維護正義，完全失去了總統的高度。妳一方面沒有要求「對」的一方絕不輕易妥協，另一方面也沒有要求「錯」的一方停止不實攻擊，妳只想圖個方便拋開問題、而不是追根究柢解決問題，這豈是我們期待的領袖？請妳想想上台不過百日，在諸多人事任命上何以屢屢引起支持者的怨聲載道，是這些支持者才半年時間，都變成了妳口中愛貼標籤的對立面？還是妳的用人哲學的確到了應該檢討的時候？        做為一個泛綠的民間社團，我們必須自我警惕，這次社會對小英政府的監督批評，看似達成了預期的目標，讓小英總統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但這可能只是表象，因為似乎當事人沒有學到教訓、總統也只是被激怒、沒有被說服，只是被迫讓步、不是自反而縮。        未來三年半，同志仍須努力。

        「南海仲裁案」掀起一場國際大風暴，不但牽涉到在南海不斷DIY礁岩的被告中國，以及因而受到威脅的南海周邊國家，包括原告菲律賓，還有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等，更擴及數千海哩外的台灣，以及近年來誓言「重返亞洲」的美國，當然還有中國的盟邦俄羅斯。如果再加上被中國點名的「海牙常設國際仲裁庭」庭長所來自的日本，和那五位專家仲裁員所來自的法國、德國、波蘭、荷蘭、迦納等，都差一點「公親變事主」，算起來有十多國捲入此案。       仲裁庭最後的判決指出兩項重點，其一有關主權：中國自行宣稱對南海的「歷史性權利」全屬無稽，不符國際法；其二有關專屬經濟區：南海中所有地物無一可維持人類群居，也因此是海洋法公約定義的「礁」，無一國可將12 海哩的領海上綱到200海哩的專屬經濟區，整個南海是公海，所有漁權與航權各國都可共享。       這個判決斬釘截鐵，尤其是第一點針對中國毫不含糊，與一般常見的國際組織「和事佬作風」大相逕庭。中國一向仗勢欺人成了習慣，原以為每個國家多少都要買他的帳，結果大聲嚷嚷的「九段線神聖海域」，卻被人當成放屁；仲裁庭等於是教訓中國：如果依你的說法領域權利來自歷史，你又宣稱中國有五千年歷史，那麽只要你想要，全世界恐怕沒有一處不是中國的，這樣合理嗎？ (圖取材自網路)       於是上演了一場「霸凌者大喊被霸凌」的閙劇，依照中國當局的 SOP，事出意料之後，一定先是惱羞成怒、怪東怪西，除了說仲裁書是「一張廢紙」，還怪菲律賓不肯「私了」、怎麽跑去對簿公堂？接著又把仲裁庭的日籍庭長醜化為美國的傀儡，而那五位專家仲裁員所來自的國家，都視為是對中國「不友善、有成見」的國家。再接下來的慣用技倆，就是煽動國內弱智的愛國主義者發動拒買菲國香蕉與美國炸雞，無奈成效不彰，官方媒體自找台階，趕緊要大家「理性」收場。以往演完這種標準戲碼，大家懶得看也就算了；唯這次大概輸到脫褲，老臉擺不下，非得歹戲拖棚不可：中共當局不但加緊在南沙一些人造礁嶼上佈建軍事設施、而且7月中宣布為了從事海上實彈演習，將鄰近航道封閉三天；官方新華社並對外發表消息說，中國已經派出一個包括戰鬥機與轟炸機的空中作戰部隊，負責南海巡邏任務，是否有意要在南海劃設一個「航空識別區」以限制外國飛航，不無可能。更新的消息，則是將在9月與老大哥俄羅斯實施聯合海空演習，地點呢？答對了，就在南海水域。       整體事件本來就是中國引發的：早在2002年中國與「東南亞國協」(ASEAN) 十國就曾簽訂聯合宣言，相約對南海眾多無人島礁不進行佔領行動。但三年前中國卻出爾反爾侵入黃岩嶼開始造島，打算裝備雷達、飛彈發射架等軍事設施，該地離菲國首都馬尼拉不到200海哩、離蘇比克灣軍港更只有約100海哩，嚴重威脅到菲律賓與美軍基地的安全。菲國遂提出雙邊談判的要求，中國對此不理不睬，這是鬧上仲裁庭的直接理由。荒唐的是，仲裁成案之後，中國明明是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會員國，卻又悍拒出庭辯解，反而要求菲國撤案、進行談判，菲國當然不從。現在在全世界面前被打臉，則擺出一幅「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的樣子，這種「能搶就搶、能騙就騙、能賴就賴」的嘴臉，有人形容是阿Q、 有人形容是痞子，不論何者，封之為「可恥之最」，應該沒有人會認為不公平。       美國雖然在仲裁階段是局外人，但一方面是菲國盟邦，另一方面此案判決對其「重返亞洲」的政策當然有深遠的影響，因為中國若獲判擁有南海主權，可以把勢力擴展到台灣、東南亞、中南半島諸國的大門口，美國企圖以第一島鏈圍堵中國霸權的戰略佈局，等於完全破功。如今仲裁庭不留情面地把中國拿不上檯面的「証據」徹厎駁回，美國當然受益良多。也因此，對中國事後的無賴言行與一錯再錯，美國理應表達強烈不滿的立場，甚至在聯合國大會提案譴責中國，或者杯葛9月在中國舉行的G20峰會，也不為過。       不料美方卻似覺得中國已經丟了面子，想要見好就收，所以這半個月來盡是一些「不痛不癢」的表態。譬如日昨國務院發言人回答中俄南海軍演：「軍演的目的是磨練能力，不必然提升緊張局勢」，這種息事寧人的語彙，不怕把習近平和普丁笑死！更離譜的是，美國最近正在夏威夷主辦兩年一度的「泛太平洋軍演」(RIMPAC)，共有二十多國參加；你知道嗎，中國海軍依舊喜孜孜地受邀「磨練能力」，好像剛在南海興風作浪的是世界上另外一個「一個中國」。還有一些美方學者則表示，中國雖然公開宣稱「不承認」仲裁結果，而且喊打喊殺狠話一籮筐，但如果仔細推敲，其實他們已經軟化不少。譬如今年五月當美國軍艦軍機進入南海時，中國外交部使用了強硬的「侵犯中國領海、領空」，但在仲裁之後，則「侵犯」改成了「威脅」、「領海」也改成「鄰近海域」。但我們要問一句：So what？難道這代表中國放棄獨霸南海的野心了嗎？對仲裁結果有一絲善意的行動嗎？ (圖取材自網路)       美國當初為了台海爭議所發明的所謂「策略性模糊」，早已被中國運用得爐火純青，情勢不利時就搬出一些可以做各種詮釋的說法，讓天真的老美以為中國已經學到教訓，其實中國正在臥薪嚐膽，準備來個絕地大反攻呢。最可笑的是，美國海軍總司令理察遜上將到北京進行會談時，中國海軍司令員吳勝利當面一陣搶白：「不論有任何壓力，我們在南沙群島的工事不會半途而廢」，事後一些國際媒體報導說：「至少持續對話中」，好像對話重要、說些什麽不重要。所以，儘管美國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盟邦，但被中國在手掌裡耍弄而猶以為得計，不得不封之為「可笑之最」。       然而，南海仲裁中「可悲之最」乃是我們台灣自己。台灣的悲哀有三個層次：       第一、仲裁庭根本不理會我們政府自稱是「中華民國」，一逕叫我們是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也就是「中國的台灣當局」，換句話說，台灣被指認是中國的一個地區或一個部份。對台灣而言，這真可謂無妄之災：太平島明明不是仲裁標的，卻因為屬於「中華民國」，而把台灣的國際定位扯進仲裁案；台灣明明不是菲律賓的訴訟對象，也因為自稱「中華民國」，而在仲裁案中被矮化為中國的地方當局。老實說，不到半平方公里大的太平島被「降級」，對我們應是利大於弊、或至少是損益兩平，但承載2,350萬台灣人的台灣被「降格」，則是國恥。可悲的是，我們的政府卻只會登艦做做「護島」的樣子，對維護台灣的國格，毫無具體作為可言。       第二、我們更可悲的還不只是這句「中國的台灣當局」，而是這個稱呼竟然是整個仲裁案裡，滿臉豆花的中國所獲得的唯一「勝利」，而且是莫名其妙贏得的重大勝利、是不費吹灰之力到手的意外收穫。中國做夢也不會想到，仲裁庭的判決竟然會出現「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弦外之音；很清楚的，台灣地位和這次仲裁主題根本八桿子打不到一起，不料卻被仲裁庭再三認肯台灣屬於中國。不同於以往各國政府或一些國際組織，常常依照本身的政治算計而出言不遜、貶抑台灣，這次是一個以國際法為運作基礎、以各國專業學者為裁判員的國際公信機構，所做的裁決當然份量非同小可，因此對台灣與中國相對關係的定調，不能不說是台灣的重大挫損、中國的莫大獎賞。       但我們最深層的悲哀乃是，民進黨政府甚至還沒有覺悟到，南海仲裁惹出的飛來橫禍，根本是自找的。過去因為是專制愚蠢的中國國民黨執政，多費唇舌無益，但今天已經改朝換代，我們無需也不能再緊抱「中華民國」的神主牌，還口口聲聲「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今天如果新政府停止對外自稱「中華民國」，不要再妄想在國際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謀求「一中各表」就能苟且偷安，那麽其他國家縱使仍然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縱使仍然使用「台灣當局」來稱呼我們，至少不能在「台灣當局」之前硬加上「中國的」這三個髒字眼，至少我們可以像「巴勒斯坦當局」(PA) 一樣，名實相符、心安理得，在完成法理建國之前，不至於被污名化。在我們不滿於國際仲裁法庭對我們的稱呼時，應該反躬自省，這個法庭既然並非畏懼中國的惡勢力而把我們歸屬於中國，那麽必定是我們自己主張的名稱在國際法上站不住腳。所以千萬不要學中國的壞榜樣，自己不對、還遷怒別人。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我們期待小英政府開大門、走大路，莫讓台灣長留險境、永遠悲情。   作者：陳師孟  綠色逗陣之友會理事長

      大英 (Great Britain) 公投在6月23日結果出爐，至今還不到一個月，但在台灣輿論界已經像是船過水無痕，幾乎不再有人討論。這一方面是因為台英雙方的經貿關係並不特別突出，無論是透過歐盟 (EU) 或是單獨與英國往來，差異有限得很；另一個原因是英國「脫歐」與台灣「脫中」還是無法直接做連結，因為英國自1973年元旦公投加入歐洲共同體 (EEC) 以迄於今，都是歐盟的一個會員國，所以這次用「脫離」(Brexit) 是名符其實的，但台灣自始就不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份」、至今也不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份」，所以無所謂「脫中」公投，最多是舉行「正名公投」，把強加在台灣人民頭上的「中華民國」魔咒去除。既然經濟與政治兩方面似乎都與台灣的關聯性不大，難怪在新聞版面只能維持三分鐘熱度。       但是大英公投對台灣真的意義有限嗎？當我們深入探討這個公投的來龍去脈，不難發現它所蘊含的重要啟示 ─ 尤其是對新上任的小英總統而言。我們先做一個概略的回顧。       毫無疑問，這次公投結果對大英執政當局是一大挫敗，首相卡麥隆 (David Cameron) 所領導的保守黨主流以及企業界、勞工界等，基於由歐盟可獲取的龐大經濟利益，都主張脫歐會帶來貿易與投資的損失與不確定性，當然希望「照舊」(Remain) 留在歐盟；另外大英王國內的蘇格蘭、愛爾蘭等國也不願脫歐，利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來制衡大英首都倫敦，讓他們保有周旋於「兩大」之間的政治操作空間。所以當卡麥隆首相在2013年初宣稱，將在2016年以公投來決定英國去留時，大家都不看好「脫歐」一方；甚至到今年投票前四個月，民調仍然顯示兩位數的差距。不料進入最後三個月差距急速縮小，結果執政所在的英格蘭開出大宗「脫歐」票，逆轉大局。       一些主流的國際媒體評論這是「民粹選民」(populists) 造成的結果，直白一點的說法就是這些年紀偏大、教育偏低的選民有點「不可理喻」，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他們不知吸收新知、與時俱進，反而容易被國家主義、保護主義、分離主義、孤立主義等過時又自私的想法所煽惑，明明應該從貿易利益的考量來做決定，他們偏偏去談一些國家主權的問題，明明移民對英國財政的利大於弊，他們又偏偏強調社會安全，甚至還有些人直到投票時，仍然搞不清楚脫歐的嚴重後果。而卡麥隆明知民粹當道，卻仍然舉辦無法掌握的公民投票，若不是自找苦吃，至少也是自作聰明。       雖然我們承認這次公投確實有相當的民粹成份，但這不代表公投的結論本身有何不妥；全球化或經濟整合對一國的千萬庶民必然會有程度不等的利益或損失，如果政府沒有顧及分配正義的補救原則，當然不能期待全民都樂意穿同一雙鞋，何況在經濟利益與主權伸張之間的取捨，本來就可能人各有志。如果留歐不成，就把不以經濟掛帥的多數民意指責為民粹，反而是濫用民粹做為攻擊對方的武器，墮入菁英主義者  (elitists) 的另一個極端。       我們要指出一個普遍被誤解的觀念，那就是民粹與否並非在於投票後的結果，而是在於投票前的宣導階段；投票過程如果缺乏正確的資訊提供與意見交流，以致於多數選民只能「跟著感覺走」，則不論結果多麽值得肯定，嚴格說這樣的投票都是民粹、不是民主。換句話說，民主與民粹都是尋求多數認同，但前者不只「重量」也「重質」，歷史上獨裁政權可以獲得萬民擁戴、劣質政客可以連選連任，都是愚弄人民、操弄民粹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支持者得不到真正的民主教育，沒有獨立思考的自由。       卡麥隆首相自2013年宣稱在2016年舉辦公投以來，此後三年似乎把公投一事拋諸腦後、毫無動靜，直到半年前英國本地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期刊才開始刊登一系列有關的評論，而卡麥隆首相則到今年2月中旬之後才定調反對脫歐。這樣的過程當然有利於民粹展現，因為民粹就是比較容易受情緒渲染、憑直覺判斷；相反的，主打經濟理性的一方，則必須要準備充分的數據，靠「勞力密集」的時間投入，才能讓主張發酵、移轉選民傾向。由此可見，這次執政當局的急就章式公投，才是民粹勝出的最大原因，責怪選民民粹，不如責怪自己為何不及早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讓大眾信服。       至於卡麥隆首相為何會事到臨頭才緊張起來，說來很難相信，因為他本身對歐盟的看法始終搖擺不定，難怪有人形容他「開著一台馬力十足但駕駛盤鬆掉的跑車」：除了歷史上英國與主導歐盟的德法雙雄本來就有的競合關係之外，喀麥隆個人更不「好逗陣」。幾乎十年前他還是反對黨的主席時，就站在大英本位立場，表態要把歐盟「邊緣化」；2009年又率該黨退出歐盟各國共組的「人民黨」聯盟；2011年他否決歐盟一項「挽救歐元區」的提案，2014年企圖自行在歐盟分配的難民人數上設限，緊接著2015年甚至曾揚言要帶頭倡議「脫歐」。歷來這些舉動在在顯示他對歐盟興趣缺缺。直到今年2月19日出現大轉彎，他在歐盟高峰會上要求給英國特殊待遇的談判得逞之後，他突然表示參與歐盟對大英王國各方面都有利，呼籲續留；其後4月18日財政部也才匆匆發布一份「做為歐盟會員的成本效益研究」，表示脫歐有損英國的GDP成長，來配合他的宣示。但是一般人對這位首相已經有「朝三暮四」的印象，許多同黨的政治領袖以往跟著喊脫歐，現在陷入兩難：如果留下真的那麽有利，當初主張「不留」是頭殼壞去？所以330位同黨國會議員之中，有150位仍然支持脫歐，29位內閣成員中也有6位公然唱反調。我們認為這是卡麥隆「聰明反被聰明誤」，不是怪他讓大英王國成了「孤獨美食家」，而是怪他事前沒有提供英國選民充分的論辯思考機會，讓公投決定國家前途的民主美事，蒙上了民粹陰影。       現在我們可以回頭看，小英總統能從大英公投學習到什麽教訓？       首先，大英公投的結果不符合執政當局的期待，不代表舉辦公投事屬不智、更不代表以直接民主補強議會民主，必然會導致民粹政治的後果。公民投票是一種最高級的「參與式」(participatory) 民主，不假手民意代表，而是讓人民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直接做出一個明確的選擇，少數服從多數，神羅政府服從人民頭家，可說是民主政治的極致。一方面最會使人民產生「當家做主」的自覺，另一方面又養成對集體決議「願打服輸」的氣度，將服從多數視為一種參與權利的同步義務，久而久之演進為自主、負責、尊重他人、反對威權的現代公民。但近代民主理論又指出更關鍵的「思辯式」(deliberative) 民主，強調集體決策前的意見溝通與論辯，更是尋求民意共識、達到民主境界的必經途徑，其重要性絕不下於參與投票；投票只是民意的外在表達，但溝通論辯卻有助於民意的內在型塑；僅只參與而無思辯，就有淪為民粹的風險。因此公投提案的主文與說明、公投前的公辦政見會或公聽會，可以讓訴諸情緒或誤引資訊的民粹成份減到最低，甚至可以讓蓄意模糊真相或造謠生事的有心人士原形畢露。民主機制由投票本身進階到一個尋求真相、辨別是非的辯証平台或對話論壇，這才是成熟的民主。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一向把公民投票視為洪水猛獸，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好眼力」；但如今民進黨全面執政，如果對公投也畏首畏尾，連日前黃昭順委員在立院主動以公投為題進行質詢時，新政府都不敢將計就計、借力使力，促成「鳥籠公投法」的翻修，那與國民黨的鴕鳥心態何異？       其次，台灣前途的決定不容淪為民粹。小英總統選前選後都指出她的基本國策是「維持現狀」，再具體一點的說法是：「尊重現行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我們最無法容忍的不是「維持現狀」主張本身、而是她一再強調「這是台灣的主流民意」、「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八十的民意都主張維持現狀」，所以做為一個全民總統，她不能違背這樣的主張；說句不客氣的話，如果這不叫民粹政治，就沒有民粹政治可言了。我們不免想到在大英公投一星期前被刺殺的那位年輕女性國會議員考克斯 (Jo Cox)，《經濟學人》為她寫的「訃聞」提到，她不久前曾就難民議題質詢態度模稜的卡麥隆首相：「你到底是在引領民意、還是只會跟著民意走？」卡麥隆首相因而改變了政策。我們也想請問小英總統，妳是要引領民意、還是隨民意起舞？如果在中國國民黨洗腦統治台灣半世紀之後，在隔海的中國霸權威迫利誘無日無之的壓力下，在美國自己承認一切外交政策都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情況下，妳還認為台灣人民不必重新接受民主教育，目前的主流民意就值得照單全收，那麽我們懷疑總統府是否乾脆改為一家民調公司就好。       再次，或許我們誤解了小英總統，她擁抱主流民意不是出於獲取多數選票的功利策略，而是認為「維持現狀」本該如此，自稱「中華民國」本來就是好主意。但問題是這些說法無不徹底推翻了民進黨一貫的「獨立建國」招牌，甚至連較溫和的「正名、制憲、入聯」決議文，都有明顯抵觸。做為民進黨籍的總統「打著綠旗反綠旗」，當然是政黨內部發生裂解的開端，目前基於執政利益或可暫且按耐，等到下次選舉一到，就可能因分配不均而表面化。這星期舉辦的「全代會」就是現成的例子，一些心懷不軌的代表已經企圖以「維持現狀決議文」取代以往凝聚意志的「台獨黨綱」與二個決議文。身兼黨主席的小英總統應該警覺，民進黨其實是綠營的縮影，若始終不把「維持現狀」與「中華民國等於台灣」的立論基礎闡明清楚，若始終只是把諮議對象限於親民黨的高層，閉耳不聽其他獨派團體的聲音，日後必然導致綠營的分裂，也危及台灣的前途。就如卡麥隆首相在大英公投前的三心兩意，使得黨內意見領袖分裂投票，儘管最後努力想要扭轉局面，只是為時已晚。小英總統千萬不要用「可以做、不可以說」來合理化她的作為，來推諉與質疑者的公開思辯，因為在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民主社會，一個不能見光的主張，不可能是福國利民的。怕激怒中國？怕得罪美國？怕惹惱藍營？都不是「講不出口」的理由，讓台灣人民有機會自己判斷好嗎？小英總統就任之後，已經發生多次讓我們這些台獨「基本教義派」傻眼的事，除了一波波人事任命的泛藍化，還包括世衛大會的「中華台北說」、老榮民事件的「認同無罪說」、南海仲裁的「護島不護台」等，如果小英總統對外界提出的政策異議，總是敷衍一句「尊重個人看法」就算，不思做為闡述理念、教育大眾、型塑民意的絕佳機會，只怕有朝一日被迫要做出一個不討好的選擇時，再想解釋為時已晚。       最後，我們想提醒小英總統，「維持現狀」是一個很爛的選舉口號，就和大英公投的「照舊」一樣，給人一種沒有作為、不求進步的印象；說句不吉利的話，如果小英下回選連任延用這個口號，只怕會失分。我們看各國各黨各次選舉的標語口號，若不是「改變」、「向前」、「是的，我們能」、也會是「新政」、「新境界」、「再出發」，最保守的俄羅斯共黨至少也喊喊「做正確選擇」─ 儘管人民根本無可選擇。其實，我們不但希望小英總統今後不要再用「維持現狀」當選舉口號，我們更希望小英總統今後的治國心態，也不要再只圖「維持現狀」。       天佑台灣。

  以下是本會特派記者成思夢於6月28日在立法院傳回的特別報導，如有屬實，純屬巧合。 黃昭順委員（以下簡稱委員）：請媒體朋友注意，今天我要質詢林全院長的問題十分重大，各位要聽仔細了。本席前次質詢「台三缐」是哪三條，大家瘋狂報導，但是還是沒有回答是哪三條；幾天後本席再提質詢「客家鈴聲響」怎麽唱，大家又瘋狂報導，但是連是「四句聯」還是「黃梅調」都沒有人知道。這就是媒體配合官員模糊焦點的結果，所以今天林院長應該好好回答本席的質詢，院長，可以嗎？ 林全院長（以下簡稱院長）：蔡總統早在出訪巴拿馬之前，就再三叮嚀我們要謙卑、謙卑、再謙卑，對委員的質詢聽懂的要回答、聽不懂的也要想辦法回答。 委員：你亂說，小英是叫民進黨的立委質詢時要對官員客氣、客氣、再客氣。但是你不要搞錯，我是國民黨的，她管不到我們。 院長：蔡總統要做全民的總統，不分黨派…。 委員：那好，院長知不知道什麽叫「偷─」？ 院長：偷─？妳是說把人家的東西…， 委員：蛤？「脫歐」，你都不懂吼！上星期英國舉辦全民公投，結果決定要從歐盟脫離，放棄歐盟會員國的身份，簡稱「脫歐」。 院長：這我清楚，委員是要問我英國脫歐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嗎？ 委員：你不要自做聰明，那個我已經向央行要了一份簡報，你以為只有你有？我要質詢的是更重大的問題啦。我問你，民進黨執政後，先是衛福部長在世衛大會的致詞中，完全不提台灣，但是這次蔡總統在巴拿馬卻又自稱是台灣總統，自己國家的名稱都搞不清楚，搞得2,300萬人民不知所措，非常的可笑。院長，你怎麽都不笑？難道你覺得不可笑？ 院長：（擠出一個尷尬的笑容） 委員：還有，昨天本院排審《兩岸關係條例》時，民進黨立委甚至把「兩岸兩國」的文字都放進立法院的正式文書裡，以後還有什麽不可以的！本席一夜無眠，深感兩岸關係是台灣2,300萬人民必須面對的問題，與其遮遮掩掩下去，不如大方面對，所以… 院長：（笑容消失，顯出面臨重大挑戰時的嚴肅神情） 委員：所以決定今天在此呼籲院長效法英國舉辦公投，對我國的名稱與兩岸的定位做一個徹底解決。院長，你同意嗎？ （此時採訪記者禁不住要衝上前去擁抱委員，但似乎看到她四周排有拒馬；事後查証並無拒馬在議事廳，只是記者情緒太激動，眼眶有淚水之故。） 院長（如釋重負）：委員英明。這個建議可以抵銷委員以往所有的口誤，啊對不起，是我的口誤。我是說，台灣以公投來顯示人民對國家名稱的偏好，以及做為中國政策的基礎，應該是正確的一條路，只不過… 委員：怎樣？ 院長：委員記不記得2008年3 月22日的事？ 委員：現在是你在質詢我、還是我在質詢你？ 院長：對不起。我是說2008年總統選舉的同一天，台灣舉行了一次公民投票，當時民進黨提的是「公投入聯」案，主張「以『台灣』名義申請進入聯合國」，貴黨為了杯葛，瓜分投票人數讓該公投案達不到人數門檻，匆忙推出「公投返聯」案來打對台，主張「『我國』應以有彈性的策略重返聯合國」。對照起來，好像是貴黨對實施公投比較神經緊張，對國家名稱則比較無所謂呢，何況黃委員那時好像也是… （此時擔任主席的國民黨籍賴士葆委員急忙打斷林全發言，指出黃委員的質詢時間已經超過；但台下時代力量黨的林昶佐委員馬上表示，要把他的質詢時間讓給黃委員，主席只好讓質詢繼續。） 委員：已經快十年前的事，你還記得這麽清楚，難怪頭髮快掉光了。 院長：謝謝委員誇獎。我想如果我們來舉辦一次「正名公投」的話，只要貴黨以君子之爭，保証不像上次… （此時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林德福委員面色凝重，一個箭步衝向黃昭順咬耳朵，語氣好像在責怪她，記者只隱約聽到：「做秀…弄假成真…柱柱姐…我可不負責…」。） 委員：院長，不好意思，我們洪主席好像有急事找我，我的質詢到此為止。 院長：我們下午或明天可以繼續… 委員：我下午要去視察台三缐。明天要去欣賞客家歌謠，沒空。 （記者趁著院長退席時，上前堵嘜：「請院長談談今天的感想。」） 院長：真可惜，很少和國民黨委員談得這麽投機。只除了說我頭髮太少不太正確，我又不像邱毅委員，我頭上的都是真的。  

         在1950年1月8日有一位女士說了這麽一段話：「一個人做出正義之舉，一定要出自他的良心，而不是出自別人的請求或要求。」我先不說這是誰說的話，以免大家因人廢言。我覺得這段話很耐人尋味，因為在人類「西瓜倚大邊」的社會裡，正義通常不是垂手可得的，為弱者主持正義常要付出一些代價。所以一般人做出正義之舉，往往是因為受害者的請求或是第三者的要求，讓他衡量利弊之後才答應去做，不是自動自發的行為，這是人之常情。但這段話若是對社會菁英或知識份子而言，應是帶有一種警惕的意味：伸張正義如果還需要別人三催四請才勉強出手，或甚至在千呼萬喚之後，仍然對世間的不義視而不見、無動於衷，那麽這個人心中有沒有起碼的正義感，是否有能力引領社會向上向善，恐怕就要打上一個問號。        當2016年大選民進黨大獲全勝時，忍受中國國民黨政權八年之久的台灣人民，期待新政府為台灣社會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應該莫過於啟動「轉型正義」的工程。因為馬英九的兩任總統期間，最「膾炙人口」的，就是濫用完全執政的機會，對內黨同伐異、對外傾中賣台，把台灣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好不容易獲得的民主初體驗，徹底打回為一個獨裁統治。細數這八年，先是指揮司法追殺卸任的阿扁總統與幕僚、以及前朝眾多政務官，接著密謀清算黨內的本土派人士，下手毫不留情；不只如此，在國會豢養一批目中無人、舉止囂張的禁衛軍，護航北京需索的法案與政策不遺餘力，半分鐘就想通過全面顛覆台灣經濟的「服貿協議」，成為太陽花運動的導火缐。馬英九自己則藉著手中不受制衡的公權力，多次賤賣公產、放水大財團，曲解法規、圖利執政黨，這些都還不算，最可惡的是一再與野心中國唱和「九二共識」，卻故意在釣魚台與太平島的爭議上，與美日民主盟邦唱反調，身為國家領袖不只不顧國家尊嚴、更到了不顧國家安全的地步。所以再次政黨輪替的最大意義，當然就是政權再次由專制轉回民主、追究濫權集團、還諸社會正義，也就是轉型正義的落實。        我們對新政府的期待既然如此之高，新政府到目前為止在轉型正義方面的作為，難免令人大失所望，其中最具體的一件事，就是對阿扁總統的處理態度。從好的方面想，小英是法律人，或許認為阿扁既然被司法判刑確定，就必須尊重；但我們對扁案的立場則是由「程序正義」著眼。坦白說，阿扁實際上有罪無罪不是我們所能斷言，即使扁案的委任律師都替阿扁抱屈，我們仍然願意接受這有可以質疑的空間；但可以確定的是，馬英九在扁案的審理上，處處顯示他當年充當「職業學生」的本性與本事，表裡不一、借刀殺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以致於上自大法官會議做政治釋憲、下至特偵組集體做政治表態，前有受教唆做偽証的証人、後有違法換法官的法院，凡此種種官場現形，無不在馬英九「不介入司法」的幌子下，忠實地執行他「要讓扁死得很難看」的初衷。我們甚至可以說，有相當一部份綠營選民，就是忍不下這些不公不義，才抱著「 拯救阿扁」的期待，投票支持小英當選總統，這些升斗小民能瞭解「程序正義」的優位性，小英不能嗎？        綠逗在五月底舉辦了一個座談會，以「轉型正義怎樣做才有效 ─ 兼論扁案的解套」為題，建議小英總統即刻補提名監察委員，以憲法賦與監察院的彈劾權，做為剷除司法敗類、重建司法正義的起步；尤其應用在扁案涉及的大法官、法官、與檢察官身上，至少應可讓阿扁洗刷「貪瀆確定」的罪名，恢復「無罪推定」的清白。我們原以為小英總統既然對「特赦」、「大赦」等過於政治裁量的方式有所顧慮，對這種符合正義原則的做法應會慎重考慮。不料總統府發言人的回應只是：「尊重陳教授的個人意見」，口說尊重、其實是拿典型的官僚敷衍辭句來表達對對方的不尊重。我們也曾試圖自我安慰，想說小英可能事情太忙，沒有注意及此；但在老榮民受辱罵的事件裡，卻發現蔡總統在百忙中，還抽空把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的聲明按讚轉貼，並寫了一大段「認同無罪、和諧第一」的感想，讓我們不得不承認，她對阿扁的關心遠少於對三位不知姓名的老榮民。        但更值得注意的發展是，當年阿扁創辦的「凱達格蘭基金會」本月初舉辦一場募款餐會，代表蔡總統出席的民進黨副秘書長意外地上台表示，小英會「在法律上與政治上，幫阿扁恢復名譽」。這個宣示非同小可，因為是小英對阿扁受到八年委屈第一次採取聲援的明確立場，值得為她喝采，也讓我們鬆一口氣。只不過事情又經過半個多月，我們沒有見到任何後續的具體發展，事實上總統府或民進黨連進一步的口頭說明都吝於透露。勉強有所相關的是，與小英關係匪淺的高雄市長陳菊在議會答詢時表示，小英會在「適當時機」採取行動。        回頭看蔣宋美齡在六十六年前說的那幾句話，背景是那時她正代表國民政府第二次赴美尋求美援，結果新任的杜魯門總統不但不像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一樣，親自到車站相迎，又款待她在白宮下榻，而且竟公然譏諷孔宋家族侵吞美援，對她極盡奚落之能事，讓她長達一年只能住在孔祥熙家裡生悶氣。終於老蔣由中國退敗來台「復行視事」，她在空手離美之前發表了這篇告別演說， 由「國家廣播公司」(NBC) 對全美民眾全程轉播，內容重點就是：美國要老蔣孤立無援去對抗共產主義是不公平的，不過她絕不會再「求」美國政府了，因為正義之舉不該是求來的。        我們不知道對小英而言，何時才是平反扁案的「適當時機」；但對阿扁而言，八年過去了還在日復一日等待「適當時機」，未免太殘忍些，對我們這些期盼轉型正義的老百姓而言，政權已經贏回半年了還在等待「適當時機」，也未免落差太大。不過就如蔣宋美齡所說的，正義之舉應該出自個人的良心，而不是別人的苦苦哀求，否則即使最後做了，也不是味道。或許我們也該言盡於此，希望小英的「適當時機」早日到來。

去年有一期《紐約客》(New Yorker, May 4, 2015) 刊載一篇書評，引介一本絕版書的再出版，是十二世紀英國民間流傳的一個長篇「寓言故事」，叫著《雷納狐》(Reynard the Fox)，給成年人看的。不要想歪了，不是限制級的意思，而是諷刺成人世界才有的爾虞我詐、欺上暪下、唯利是圖、口蜜腹劍等等，不是兒童不宜看，而是兒童看不懂。據說這本書也影響了另一本政治名著 ─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可能是因為該書也提到，一個君王該同時顯示狐狸的精明與獅子的勇猛。不論如何，兩本書都可以說是政治厚黑學的經典。 書中的主人公叫著雷納，是一隻狡猾成性、毫無亷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狐狸；他有一回要長途旅行，就邀了一隻老實的兔子古渥結伴同往。古渥剛開始有些疑慮，怕雷納心懷不軌，但雷納擺出「吳副」的樣子、歪著頭、縐著眉誠懇地說：「你有什麽好擔心的呢？你想想看，你是草食性的、我是肉食性的，我們吃的東西完全不同，所以在一起絕不會為了爭奪食物而起衝突啦，你說是不是啊」。IQ不如柯P的古渥一想，這話蠻有道理，我們各吃各的、相安無事，路上還有照應，就歡歡喜喜地跟去了；但還沒到目的地，雷納肚子一餓，就把這個「自走餐」吃下肚去。可憐的古渥再也沒料到，雷納不會搶他的食物吃，但是會把他當食物吃。 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是從落後經濟竄升為開發中經濟的一個異數；其他東南亞、中南美洲、或東歐的國家，要跨進開發中國家的門檻，無不顯得舉步維艱，障礙重重，唯獨中國好像輕而易舉、一蹴而及；即使是當年我們台灣的「經濟奇蹟」，至少也是經過三、四十年人力資源的持續累積與生產技術的逐步升級，才進入亞洲小龍之列，似中國過去每年持續兩位數的所得成長率，幾乎古今全球絕無僅有。當然最近這一、兩年，中國經濟開始露出疲態，原因也不難理解，不過本文所關注的，不是中國經濟在高速衝剌之後的放緩，而是在於中國從起步到時速百哩，何以能夠像超跑一般，比別人快這麽多。 有些人會把中國特殊的發展動能，歸功於其勞動人口眾多、消費市場非同小可，其他國家當然望塵莫及；這種理由經不起分析，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倒因為果的說法。光是比人口的話，印度不見得差多少、一些非洲國家也沒有在怕；但是對他們而言，人口數所代表的意義，乃是耗費糧食、耗用能源、耗損公共資源的一種沈重負擔，對經濟成長反而是一種下墜的拉力，成為無法擺脫貧窮的主因。同樣的道理，人口眾多也不等於消費市場享有規模經濟，因為在人口成為勞動力之前，一般人民沒有勞動所得，何來消費能力？沒有消費能力，何以支撐起一個呑吐快速的消費市場？所以用膝蓋想也知道，一開始如何讓嗷嗷待哺的上億人口，轉化為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與用之不竭的消費能力，才是問題所在。 我們若檢視中國經濟的起飛，不難發現在這件事情上，台灣人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也就是台商大舉西進所提供的資金、人才、技術、行銷能力，正是中國這隻狐狸的養分來源。中國自1978年底與美國建交後，就想把台灣一口吞下；1979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裡面指出「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就是要推動「三通四流」，也就此開啟了台商投資的大門，而且自此以後，中國外經貿部、國務院、對台工作會報、全國人代大會、中央與地方的國台辦等「匪偽機關」，以及葉劍英、李鵬、楊尚昆、江澤民等「匪酋」，無不卯足全力對台招商，果真中國對台灣的招手有如雷納對古渥的邀請，統戰陽謀完全奏效。李登輝總統雖然提出「戒急用忍」政策，規定赴中國投資要申請核准並需經由第三地「間接三通」，以為可以技術干擾打消國人投資熱，結果大家若不是直接偷跑、就是先赴避稅天堂，進了「巴拿馬文件」，再轉往中國。陳水扁總統時祭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更只是喊話性質，反而更多科技業者也絡驛於途，台灣數十年建立的產業聚落與供應鏈，幾乎完全移出斷裂。就這樣，推動台灣當年經濟起飛的功臣，在中國推動了另一次更驚人的經濟起飛。十年前在新加坡參加一次國際經濟研討會，聽到一位外國經濟學者說：「沒有台商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不知是該笑、還是該哭。 今天台灣經濟被中國「磁吸」二十年，已經呈現嚴重的虛脫，做為台灣老百姓，唯一能讓我們稍稍「苦中作樂」的，就是馬英九的「六三三」因此而跳票，但是真正要受苦的是我們老百姓，而且連他馬的說要捐的半薪都還拿不到。近來不少產官學大人物紛紛大聲警告「紅色供應鍊崛起」，他們指出台灣與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角色已經由「互補」轉變為「競爭」，而台灣在人力、技術、資金、市場等各種先天條件上都喪盡優勢，在國際政治經濟胍絡上也被中國成功孤立或邊緣化，所以未來台灣經濟帶給新政府的挑戰，令人難以樂觀。我們對這種慢了二十年的後見之明，實在忍不住要吐槽一下：就是同樣這批人當初編造出各種「政治正確」的理由，為台商投資中國聲援，什麽「政經分離說」啦、「和平演變說」啦、「比較利益說」啦、「和平紅利說」啦，遇有反對聲音則拋出「違背自由經濟」、「閉關鎖國」等大帽子，不去中國是大逆不道。如今這些人都默不吭聲了，他們不可以用「此一時、彼一時」來正當化他們過去的振振有辭，因為「此一時」收的果正是來自「彼一時」種的因。紅色供應鍊的崛起不是一朝一夕，紅色供應鍊的崛起也不會自動自發，若不是二十年來台灣人猶如「一江春水向西流」，中國如何由生產上的生手學徒，一躍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強敵？若不是台灣政府與業界欠缺經濟上的「敵我意識」與戰略規畫，誤信大膽西進、互利互惠的短視謬論，那裡有今天全球對之束手無策的紅色供應鍊？換個說法，若不是有天真無邪的台灣兔，那來不可一世的中國狐？很遺憾，新政府無視於中國狐的吃人夠夠，仍然選出一批台灣兔為內閣的財經官員。琥碧戈柏在一部電影裡說：「如果我們不懂得從今天學習，明天有什麽用呢？」同樣地，如果我們連昨天的教訓都學不會，明天又能怎樣？

「綠色逗陣」成立於2008年大選綠營慘敗之後，當時籠罩在台灣上空的紅色幽靈，以及充斥在台灣社會的藍色迷霧，讓許多綠營人士心灰意冷、茫然無措。回首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執政八年的民進黨怎麽會如此不堪一擊？展望未來，我們安身立命的母土台灣難道真要陷入萬刼不復的境地？ 當時那種椎心之痛，雖然現在想來仍心有餘悸，但也催逼我們立即咬緊牙根、捲起衣袖，幾個媒體的外行人加上一群素昧平生的支持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民主前輩蔣渭水「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啟發下，就這樣打著「綠色逗陣」的名號，毅然投入一個陌生領域。自2009年元旦電台節目開播以來，口中所講的都是「為台灣前途代言、為社會正義發聲」，心裡所想的只有「外爭主權、內挺人權」，我們從不八面玲瓏掩飾政治立場，不屑於走中間路線求討資源，我們自認為盡了台灣社會一份子的心力。 倏忽八年，慘澹經營，幾度彈盡糧絕，靠著眾多不棄不離的支持者，終能度過難關；也有與民進黨關係緊張的時候，走在「顧全大局」與「堅持原則」之間，幸而有眾多聽友不時提供建言、勉勵有加，伴隨我們成長。 天佑台灣，今年初總統大選傾中勢力全面潰敗，我們一方面固然欣喜於中國國民黨自作孽不可活、中國共產黨「地動山搖」的恐嚇牌完全無效，但另一方面卻不免要自問：民進黨大獲全勝之時，就是綠逗任務結束或功成身退的時候嗎？ 著名心理學大師弗洛姆 (Eric Fromm) 在《逃避自由》書中有一段話，大意是：民主體制所保障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其實是沒有什麽意義的 ─ 除非我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信念；換句話說，不做思考、不願表態、不敢行動、沒有主張的人，這些自由對他是多餘的。 自由對信念堅定、敢做敢當的人才有意義，勝利何嘗不是如此。唯有當我們是為著一個理想而戰、向著一個目標前進，最終的勝利才有意義、勝利的到來才覺甜蜜。所以問題是，我們過去「八年抗戰」的理念何在、目標何在？爭取勝利所為何來？如果選舉勝利對綠營來說，只不過是把中國國民黨拉下台，再度獲得執政權力而已，至於新政權未來要把台灣帶向何方？嗯，看情形再說；要如何面對中國？嗯，維持現狀就好，那麽我們要很遺憾地說：這次勝利是空洞的，因為這是一場沒有目的的勝利。 我們不想讓綠營掃興，所以只能期許自己再接再厲。綠色逗陣要求的，不是享受執政過程，而是更接近過程盡頭的標竿，那就是經過「正名、制憲」與「國家正常化」，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國。也許這樣的理想困難重重、曲高和寡，但是我們相信目標正確要比過程輕鬆重要，理念堅定要比選舉勝利重要；民主的真諦不是凡事附和主流民意的現狀，而是啟發民眾獨立思考、同心追尋正確的未來。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我們的責任不是已了，反而更重更大了。 所以綠逗的朋友們，期待大家來歸隊，我們一起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