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北上，正要排隊下車，前方，一個年輕母親，穿著帥氣，帶著兩個長得很像的男孩，大約小學一年級。） 弟弟: 肚子好餓喔，媽媽，我們有便當嗎? 媽媽: 我沒有買便當。 弟弟: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吃? 媽媽: 看你們啊，你們想吃什麼? 咱等一下去地下街看看有什麼，還是你們想吃素食? （提起沈重包包，弟弟們想要搭手幫忙） 媽媽: 不用不用，媽媽來就好，這很重，你們提不動。因為已經很重，所以我才沒有再買便當。你們注意自己安全就好，來，左邊，注意安全，看著弟弟。 我走在他們身後，聽著聽著，不禁微笑起來，有點感動。 不要劃錯重點喔。我感動，不是因為弟弟要幫媽媽提重物，而是，他們全程都使用台語，幾乎沒有摻雜一個華語，而且，母子的語氣都非常清晰溫柔。 大約20年前，我曾在中部海線普快火車上，看見一個年輕母親，帶著大約兩三歲，正在學說話的小女孩，每到一站，母親就用母語，教孩子這一站的名字，孩子就一次次地複誦著，苑裡，通霄，後龍……。 很溫柔的母語，很溫柔的聲音，所以，教成了這麼溫柔想幫母親提重物的小弟弟們。

2019年，台灣出現《返校》這部電影，它的時代意義是什麼？我認為它精準地描繪了我們此時此刻所面對的課題：對於這些傷痛與恐怖的歷史，我們到底要不要記得？要如何記得？ 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還停留在最初的階段，喬治．歐威爾所描繪的「一個真相常在、既往也不能被抹殺的時代」，遠遠還未到來。

這是白色恐怖時期，一個台灣作家與一個外省軍人的故事。 1983年4月12日，楊逵接受王麗華訪問，首度講出當年自己因為「和平宣言案」 被逮捕、偵訊、審判的歷程。他特別提到幾個經歷，一方面感恩自己的運氣，受到許多權力體制內部成員的同情，給予一些溫暖 (或者是陪審的一句話，或者是監獄管理員多給他幾十分鐘去洗澡)，一方面慨嘆當年政權對人民的嚴酷整肅，是不分族群、不分陣營的。 楊逵回憶，1949年4月被逮捕後，在許多偵訊單位轉來轉去。曾在警務處陽明山招待所，接受日以繼夜、強光襲照的疲勞審訊，仍堅持不肯承認參加組織（當時只要受不了逼供，接受誘導，自白畫押，承認有參與組織，死刑的機率極高）。一回他被允許稍事休息，因為累極，站在樹下半睡半醒，有一位警備總部的陪審「米上校」，輕輕從背後拍了拍他，只說一句「你有甘地的風度」，就走了。後來，楊逵被轉到軍法處，有兩個朋友也從保密局被送到軍法處，「米上校」託他們向楊逵傳話，說自己也正被關在保密局，將以「洩露情報」罪名被槍斃。 楊逵一直記得這個「米上校」，即使只是拍拍背，說一句話，在獄中，這彷彿就成為親友一般。在一九八○年代幾次受訪中，楊逵都提及這位「米上校」，念記不忘。兩個人身處異陣營，卻都被國家視為「罪人」，在那個詭譎的年代，「米上校」給了楊逵永生難忘的溫暖。2016年，我出版楊逵生命史《永不放棄》，特別在180頁，寫下楊逵與「米上校」的短暫交會。 然而，我們一直沒能弄清楚，這「米上校」究竟是誰？他是因為什麼案子被指控「洩露情報」？是不是真的被槍斃了？何時被槍斃的？ 這兩日，因為在查閱其他資料，意外地發現了「米上校」的真實身份。 「米上校」，其實是米少校。米蔭庭，河北臨城縣，楊逵被逮捕偵訊當時，他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少校。1949年9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改組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而米蔭庭後來轉任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少校參謀，在這個工作任內，被指控洩露保安司令部的偵查情報給葉敏新等人。葉敏新被指為「北峰區工作委員會案」案首，這個案子牽連到31人，米蔭庭與葉敏新等四人被判死刑，1953年5月15日，執行槍決。 當時，已成囚犯的楊逵，應該不太能了解國民黨政府情治系統的改組變化，也不知道米蔭庭的真正背景，只是聽人轉述，將他記成「米上校」，就這樣記一輩子。「米上校」是那個曾經給他溫暖的人，也跟他一樣，都被國家視為「罪人」，「米上校」比楊逵更慘，他被槍決，死在台灣，孤獨埋在六張犁，然後被整個世界遺忘。 威權統治時期，受害的人民，不分族群、階級、性別，也不分政治意識型態、政黨派系，黨政軍特「自己人」被抓被殺被關的也非常多，我們以目前所掌握的已申請補償基金會的補償案件 (9千多人)來計算，軍籍人士佔了15-18％ (有些還待準確釐清)，然而，還有很多人未曾提出申請(許多外省來台軍人，因為在台灣沒有親人)，因而沒有計算在裡面。 那個年代，有傷痛的故事，也有溫暖的故事，所有這些光與影，都是我們歷史的一部份。楊逵與米蔭庭，在特定時空交會，相互給予溫暖，念記一生，這是傷痛記憶，也是超越族群與身份，動人的人性光亮。

〈關於聯合報的假新聞〉 純粹個人身份發言，不是促轉會意見。 912事件爆發，臨危接任發言人以來，我不曾拒絕任何媒體的採訪與詢問，即使是置身一波波危機處理的會議中，未能接到電話，但只要對方以簡訊詢問，我也都會以簡訊答覆。同時，我也不曾因為個別媒體的立場差異，而有選擇性的資訊給予，沒有任何差別待遇，因為，我尊重所有媒體的採訪權。 然而，媒體是否同樣尊重促轉會的發言主體性，同樣尊重我的發言真實性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你尊重他們，他們未必尊重你，也不尊重他們自己的專業。此次刻意刊載錯誤新聞的聯合報，正是如此。 聯合報昨日至少出席3位記者（據我們的記錄表），他們不僅在記者會中攜走14頁專報、兩頁半的新聞稿，合計逾一萬字的紙本資料，而且在記者會之後，一直不斷打電話詢問我各種細節。電話中，他也確實禮貌地向我道歉，說抱歉一直打擾。基於他的禮貌，我真心地信任，即使當時正在會議中，我一接到電話，都是不厭其煩地回應他，有一次還遇到我正移動中，手邊尚無資料，我告知晚一點會確認資料細節，並且回覆他。 但是，今天聯合報的頭版頭條，卻以斗大標題，說促轉會的調查僅有「一頁半報告」，雖說這是國民黨的說法，但是，內文中卻完全沒有任何平衡報導，沒有提及其實是16頁半。同樣是數字，記者明明拿到總計16頁半的資料，也一再追問我細節，卻不肯寫出正確的頁數，而故意寫出國民黨的錯誤說法。難道3位記者都失憶了嗎 ? 我不知道這是基於什麼心態、思考與目的。 雖然若干媒體不尊重事實，也不尊重他們自己的專業，但是，未來我還是會和善、平等、耐心地接受各家媒體詢問，我會尊重媒體的採訪權，不會有任何拒絕，盡到發言人應盡的責任。但是，對於類似的刻意誤導扭曲，並因此影響促轉會及轉型正義的價值，造成社會誤解、深化社會對立的報導，我也同樣會不厭其煩地以自己的身份發言澄清，這是我的責任。

〈我們不會輕言放棄〉 今天，國民黨10名立委，到促轉會侵門踏戶，大貼封條、嚴辭辱罵，說促轉會打擊異己，滿手沾染鮮血。一個過去手染無數鮮血的政黨，竟然可以如此狂言，指控別人手染鮮血。但促轉會手上究竟染了「誰」的鮮血，他們真的杜撰得出來嗎？ 事件發生後，我們深怕累及轉型正義，立即決定集體道歉。連日來，我們確實受到很大衝擊，各種無理的、荒謬的、毫無憑據的攻擊齊出，會內年輕同仁也受到很大傷害。我們之所以鞠躬道歉，並不是因為做了任何不正確的事，而是體認到，我們身為委員，必須為這個事件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害，對轉型正義工程所受到的重創，深摯道歉。就此而言，我們沒有半點委屈，只覺得萬分歉疚，尤其當我看到無理者到我臉書來謾罵，竟然有受難者家屬為了維護我，與他們打起筆戰時，更是難過不忍。 9月16日的台中場說明會，近80名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參加，很多人說，他們來，是為了給我們打氣。80幾歲的蔡寬裕前輩，事件發生後，好幾天徹夜難眠，他激動地說，因為一個事件、幾個人的不當言論，斲傷促轉工作，這讓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情以何堪。二二八事件台中「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今年98歲了，他說：「我今天必須說，如果我現在不說，明天可能就不能說了。」 我們真正的愧疚在此，而不是一次根本沒有成為決議的會議。會議中的發言確實非常輕佻不妥，但我困惑的是，所有的輿論都刻意迴避這個問題：這個會議是否已成委員會的正式決議？ 做為發言人，沒有記者問過我這個問題。但我可以清楚地告訴大家，在促轉會的最高決議層級委員會中，從未有人提出「打侯論」，當然更沒有任何討論與決議。根據錄音，張天欽這組在824的會議中出現「打侯論」之說，然而，在829的第7次委員會、912第8次委員會中，都沒有做成議案提送為工作規劃。兩次會議中，該組的報告都是說，關於促轉條例中所必須完成的工作「規劃人事清查制度」，未來將委託學者專家，對於國外各種「人事清查辦法」進行研究，並規劃出適合台灣的人事清查制度，之後再提交委員會討論（關於此點，委員會會議紀錄都可受公評）。 回到法規層面，人事清查辦法確實是促轉條例賦予促轉會的職責，在立法院通過的促轉條例第四條、第六條中，都有明確規定。了解政府機關招標流程的人都知道，從完成招標、進行委辦、研究團隊進行研究、繳交結案報告、會內進行整理、提交委員會討論、委員會決議，再送行政院，最後送到立法院審議，這樣一輪下來，起碼一年以上，到時候選舉早就結束了，能發揮什麼「操作選舉」的效果？ 促轉會當然應該受到社會大眾的監督，如果「選舉操作打侯論」確實已成委員會決議，並且付諸執行，我們都應受到嚴厲譴責。但是，為了一場根本沒有成為決議的會議，說這是「系統性」之罪，指控整個委員會都是共犯，甚至要求裁撤促轉會，那就是完全不理性、毫無依據的指控。 國民黨今天指控，內部工作會議刻意繞過主委，促轉會業務分成四組，成立將近四個月，會內年輕人都兢兢業業，各種工作會議很多，主委不可能一一參與，就如大學分系所，校長不可能參加每個系所的內部會議一樣。就我們這組而言，至今已開過18次正式組內工作會議，會議前都有議程、工作報告、討論事項，會後都有會議紀錄，全會歷次的行政會議、委員會議也都一樣。 促轉會確實應該面見大眾，向社會負責，通過這次事件，我們會學習更公開透明，會議紀錄、決議內容，都可以訴諸社會大眾，但願如此可以消除社會疑慮，讓社會真正有感，讓轉型正義可以正向推動，不辜負政治受難者前輩、家屬以及台灣社會的深摯期待。最後，感謝這幾日透過各種管道給我們鼓勵打氣的識與不識的友人，在大家急於切割我們的時候伸出援手，溫心暖意我們會銘記，更會轉化為堅持的動力，持續努力，我們絕對不會輕言放棄。

今天學生報告楊德昌的《恐怖分子》。打出一張PPT，有著楊德昌照片，寫著簡單生平，他報告說，楊德昌病逝時60歲。我看著聽著，突然一念竄出，心想，啊，所以我還有5年。這個心念，超出我自己的思維意志，連我自己當時都嚇一跳。 最近可能真的是太倦累了，身心都是，有點價值崩毀，覺得自己過去20多年努力在台灣文史教學、推廣，最高時候有大約有30個指導生，一年來一年去，把自己的學術拋在一邊，以致今日陷身困局，實在毫無價值。應該說是近來對許多人、許多事都覺傷感，無論校內、校外，總覺近來整個局勢，想做事的人好累，好沒價值感與意義感。反而有些原來明明不關心這些議題的人，( 無論社會議題人權議題 )，卻在別人以漫長艱苦的社會運動努力撐出的空間裡，如魚得水，轉身成為專家或代言人。我雖一點也不想做那條魚，但對這樣的現象總覺感傷。許多朋友交換意見，也都有相同感受。 近來總覺得過去那種什麼都沒有的時代，那種做點什麼都可能危及自己生活與前途的時代，那種純粹的行動美學，好值得懷念。

台北高鐵站，自動售票機前，準備買票。一個年輕人靠近我，含含糊糊說話。 青年1：我可以跟你要180元嗎? 我：蛤? 青年1：你可以給我180元嗎?今天剛好沒帶夠錢。 我：你說多少? 青年1：180元。 我:（拉開背包，找錢包，拿出200元）諾，給你。 青年1：謝謝，謝謝。（話沒說完 ，快速走了） 我繼續買車票。隔壁的青年側頭看我，笑著提醒： 青年2：阿姨，他是騙人的，你上當了。他每個人都去跟他要。 我：（沮喪）我知道他是在騙人啊，可是我沒辦法拒絕…… 青年2：（已買完車票，往外走出去，笑著再提醒我）以後你就不要理他就好。 青年走遠，我也買完車票。可是心理覺得好沮喪。覺得好受傷。 不是因為被騙，而是………… 幹嘛喊人家阿姨啦，你也有魚尾紋啊。嗚嗚。

高中國文課本文言文比例調降的方案，終於無一通過，讓人難過。主張文言文比例不能減少、只能增加的人們，思考理路各不相同，而我們支持調降的，當然也是各有想法，非僅一端。只要是真正嚴肅認真的思考路徑，都是可以好好對話的。然而，當前的爭議，幾乎大多是將對方的意見扁平化、去脈絡化，不是胡亂酸，就是貼標籤，以曲解對方，來成就自己的論述。媒體記者來訪，問我意見，因為我實在經歷太多太多次了，意見總是被任意簡化、拼貼、扭曲，有點失望，而且當時我正在除草，滿頭大汗，所以拒絕了。看了臉書上玉蕙被酸，決心還是必須說一說。 我們支持調降文言文，我們期望108課綱下的高中國文課本，能夠以現代、在地的文學為主，而後擴延到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與世界許多國家的做法相同。當然，我們當中，確實有人主張台獨、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但那又如何？「主張調降文言文」，與我們是不是台獨、喜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更何況，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也並非一個固定的社群，而是複雜差異、變動不居的，不同的議題，便有不同的「我們」群體結盟關係。 所以，將「主張調降文言文者」，都想像為：「主張調降文言文」＝「反文言文」＝「反中國」，是明顯的邏輯謬誤。身為主張文言文比例調降者，我觀察到幾個反對調降的論述，都是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如果這樣談問題，大家只有陷入死胡同，難以對話。 1. 論述一：「主張調降文言文」＝「反文言文」 　　 「主張調降」和「反」，明明是兩個不同意義的語詞，卻被某些人偷換概念， 直接等同。事實上，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支持調降文言文者，不乏文言文造詣極佳的中國古典文學專業研究者。以自行偷換的概念，來指點、批評對方，論斷是非，這樣如何對話？　　 2. 論述二：強調「文言文」代表「中國文化」，並認為主張調降文言文者，即是「脫中國」、背祖忘宗，是「文化台獨」，如今日中國時報對廖玉蕙的攻擊。 （1）姑且不論「文化台獨」又怎麼了？每個人認同的祖與宗不同，又怎麼了？單是認為「文言文」代表「中國文化」，就有問題。不知這樣談論的人是否想過，恰恰是你們這樣的論述，對「中國文化」的時間線與內容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前近代，是你們自己窄化、縮化、單調化「中國文化」的幅員與內涵。 （2）挪用「文言文」，做為「中華文化／中國國族認同」的符碼，事實上，既不尊重「語文」，也不尊重「文化」，更不尊重「文學」。 （3）關於「主張調降『文言文』，即是『文化台獨』」：這個論述的邏輯，更是不堪一擊。我也不說什麼，只請大家去找找中國的中學課本，算一算其中的「文言文」比例，你肯定會愕然發現，原來中國比我們這些人更「文化台獨」。將「主張調降」視為「被某種特定政治意識型態所驅使」的人，自己本身又何嘗不是也可能「被某種特定政治意識型態所驅使」？而且，還是一個更大敘事、更威權的政治意識型態。 ( 4 ) 事實上，主張調降文言文比例的朋友，也有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的共通點，是認為高中文學教育應該基於「現代社會」的溝通、表達的需求，以現代文學為主，加入一些古典文學、外國文學，增進多元修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思考路徑。說穿了，設若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統／獨論爭的國家，你還會主張「文言文」一定要多過「現代文學」嗎？ 3. 論述三：「文言文」是「語文／文學」的至高美學指標，學「文言文」可以提升「語文／文學」能力，減少「文言文」，學生的「語文／文學」能力會降低。 　（１）將「文言文」視為「語文／文學」的美學指標，論述邏輯不通：如果這個論述成立，現當代文學就不必存在了，除非大家都回去寫文言文、說文言文，否則這個社會永遠達不到這個「美學指標」。如果這個論述成立，那麼，那位酸廖玉蕙的張大師，又何必如此積極地以現代文學在台灣文壇占位呢？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說話、溝通方法，有不同的美學典律，是否能以「文言文」為唯一、至高典律，貴古薄今？ 　　（2）如果「文言文」代表「語文／文學」的唯一、至高美學指標的邏輯不成立，學「文言文」才能提升「語文／文學」能力，「文言文」減少，學生的「語文／文學」能力就會降低，這個說法也是不成立的。「能力指標」的檢驗標準，不是先驗的，是社會賦予的，不是絕對的。如果這個社會期望高中生擁有的是「古文能力」，那自然要以古文為主，如果期望高中生擁有能在現代社會流暢使用的「語文／文學能力」，那 麼，這與他們是否多學「文言文」，並無直接的、充分必要關係。更別提許多憂慮「文言文減少，孩子語文能力會降低」的家長，真的有那麼在乎「語文」、「文學」嗎？真是想讓孩子以「語文」、「文學」為志業嗎？還是在乎考試而已呢？ 我們支持調降文言文，期望108課綱下的高中國文課本，能夠以現代、在地的文學為主，而後擴延到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考試內容與方式，當然也要因應變革。任何學生因為課文的引領，想擴充自己的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認識地圖，做為志趣，或甚至成為某種專業，都值得鼓勵。 要求降至30％的古文比例，既不惡毒、也不誇張，在我所知道的一些國家，都還是更少的，我相信這也沒有影響他們學子的「語文／文學能力」。因此，至少降至30％的古文比例，為何不能成為政府、課審會、學者專家、社會大眾，無論是什麼政治意識型態的人共同努力的目標呢？

〈「自己的世代自己說」〉 這學期的「台灣文學」課程，雖是選修課，但同學的表現讓我感動。我的指定作業繁多，每週要交課堂札記、10篇書摘及心得、考一個期中考，還要進行兩次分組報告。第一次分組報告的主題是「作家訪談」，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從選擇作家、聯繫作家、繳交訪談大綱，到進行面對面訪談，然後寫成逐字稿、訪談稿、訪談心得、會議紀錄、剪輯訪談影像，最後還要上台報告30-40分鐘。五組分別進行了廖鴻基、陳黎、甘曜明、蔣竹山、任明信的訪談，每一組都很深刻精彩，都觸及了作家的靈魂。 昨天，第二次分組報告，期末主題討論會，我將它定題為「自己的世代自己說」，研擬幾個子題，讓各組選擇，每個子題由一組主講，各組交互討論。結果大家分別選了這些子題： 「我們『天然獨』嗎？」 「我們世代的『關鍵詞』」 「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我們世代的『感覺結構』」 我原想，只是當個期末遊戲而已，這學期我把台灣文學的課上得太嚴肅，歷史感太厚重，期末就輕鬆一下，讓他們離開歷史，談談自己的世代。沒想到各組都卯足全力，成果令人感動，即使是最後一堂課了，仍然激盪出很多火花，三節課之間只休息五分鐘，時間都不夠用。他們「自己的世代自己說」，說出了很多我沒料想到的內容，也讓我這早已跨入五十的五年級生，更了解青年世代的想法、焦慮、理想。這個期末討論會的點子真不錯，我以後還要繼續辦下去。  :) 附記: 「自己的世代自己說」討論會，各組都針對所選子題，做了大綱或PPT，我自己也都全程做筆記，今天太累了，日後再慢慢整理，分享大家，比如他們所提出的「世代關鍵詞」是什麼？還有他們怎麼看「天然獨」一說？都非常有趣喔。

  〈何事該怒？〉 我做為1996年撰寫過《彰化文學史》，今年又即將完成出版《彰化縣志。文化志。文學篇》的作者，事件發生之初，雖然當時資料都在花蓮，無法翻查，但我第一時間就向吾家的魏老大說，應該是當初《賴和全集》打字錯誤，把自自由由打成自自冉冉。 我選擇不發言，是因為我了解，那是《賴和全集》打字錯誤造成，也肯定總總府援用賴和詩作的心意，而廖館長是我好友，我深知他的個性，不想為他添亂。《賴和全集》的總編輯與校訂是林瑞明老師，是我的碩論指導老師，他以一生精力，默默從事台灣文學研究，單單賴和研究，就耗去他20年，他是在台灣文學研究的路途中病倒的。整理、編輯賴和手稿時，他的身體還在病中，《賴和全集》中，「冉」沒被校訂出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出版的書中，真的沒有一個、兩個錯字？我就不相信！我不想說，因為不想讓這些滿島狂舞的言論擴及、傷及我的老師。台灣社會就是這樣，他努力了一輩子，沒人聞問，被找出一個小錯誤，就可能全數抹消。 想到一些可能從未研究過賴和的人，2017年突然成了賴和的代言人，還有作家和教授，雲淡風輕地指責，就是因為《賴和全集》的編輯「一開始就搞錯」，隨隨便便就把別人打成權力的附從者、不認真的編輯者，抹消一切，而我的老師，研究賴和20年，研究台灣文學超過30年的林瑞明，卻只能選擇安安靜靜，無言無語，你說，到底何事該怒？ 1/4中午附記: 網友意見很多元，謝謝。確實也可能是賴和以其他語言發音，而非整稿者有錯，但如今已難考證出確定的答案。福佬語發音有可能，客語發音雖音調比較接近，但史料上賴和自言已不大會說客語，至於日語， 賴和未曾發表以日語書寫的作品，依照作家的寫作習慣判斷，此篇漢詩以日語思考的可能性不大。文學有各種想像空間才是好的，我認為重點不是誰對誰錯，不必爭得頭破血流，也不必一定爭出是非，關鍵是討論問題的態度。只要是善意的討論，都是好的。附上手稿，大家各自猜想，趣味就好。謝謝 PS ·  某作家說，「『自冉』會成為台灣政治、文學界不自由的鐵證。」「是權力者與附從權力者聯手共謀……」。我看了好難過。對這件事的批評，真的有必要說到這種地步嗎？陷入事件中的好友，談及這幾日的言論與媒體反應，也深覺無奈。我們都認為，對於錯誤的批判，那當然是好的，但批判的方式，如此尖酸刻薄，如此嗆辣凶狠，如此你死我活，真的有必要嗎？這樣一件事，也能講成「權力者與附從權力者共謀」，「文學界不自由」，是不是太誇大了？把自己包裝成正義之士，把別人再現為附從者與共謀者，是不是太傲慢、也太容易了？這位作家對這件事所發的言，都已經上幾次報了，還不自由？如果他（們），在解嚴前能以這種嗆辣的批評精神，直面當時真正的威權體制，台灣早就自自由由了。  

     「國家」對人民最大的剝奪，不是讓他死亡，而是讓他活著，然後失去所有。      親情的剝奪，最能有效折磨禁錮靈魂。作為一個「缺席的父親」，楊逵時刻都想在兒女的日常生活中「在場」，書信是一個管道。然而，監獄的嚴厲控管，就連通聯的書信，也只能成為父親的獨白。      綠島時期，楊逵除了生活性散文、文藝論述、讀書札記、戲劇創作、民間文學采集之外，還有大批家信。信件寫在四本「新生筆記簿」上，楊逵離世後，神秘出土。       1986年，初春，楊逵辭世將滿一年，孫女楊翠就讀東海大學歷史所，同班女同學對她說，男友的朋友，手中有一批楊逵手稿，想要物歸原主。那人說，當年去東海花園拜訪作家，作家已搬走，鐵櫃開著，文件散落滿地，他們怕遺失，所以撿走了，還說，「不只我手中有」。      「文件散落滿地」的說法，其實不合邏輯。那座生鏽鐵櫃，放在東海花園大通鋪牆角的五斗櫃旁，平日以棉被疊在上方，裡頭放著楊逵最珍貴的物件。1981年，楊逵因病被迫走離花園，搬到兒女家，第一件事，就是帶走鐵櫃，未曾讓「文件散落滿地」。      而家書的存在，楊逵生前隻字未提，也不合他的行事邏輯。總之，家書在他死後出土，成為一個神秘謎團。子女們深信，這批家書連同其他物件，在楊逵刑滿離開綠島時，被當局沒收扣留，他辭世後，當局才輾轉循線歸還。      無論謎底如何，這是一批絕大多數未能寄達的家書。時間是楊逵牢獄生活的後期，1957年10月12日到1960年11月18日，總計107封，收信者是5個孩子、妻子葉陶，還有幼小的外孫女嬋娟和剛出世的孫子天進。      新生筆記本，25K橫格線，字跡密密麻麻，時而整齊，時而零亂，有增有刪，也有劃了增補線卻未補入的，有的寫「退回」字樣，有的註明「不發」。除了這四本家書稿本，楊逵也持續在《新生活》壁報或《新生月刊》，發表家書形式的散文，目前可見最早的一封是1954年10月15日，以〈家書〉為題，寫給長子楊資崩，發表於《新生活》壁報。      即使無法寄達，楊逵也不放棄書寫，尋找通聯網絡，抒發自我情感。這批104封的家書草稿，成為缺席父親的私語。      楊逵入獄12年，子女為了謀生，四散各地，家書的郵戳，繞行台灣島。然而，每週300字的限制，卻讓父親的話語，經常無法送達孩子耳中。12年間，孩子們接續進入青春期，面臨生命困局；然而，楊逵也許無法真切理解，剝奪他們喜樂的元凶，不只是青春期，而是貧窮，以及國家暴力所營造的恐懼，還有它的衍生物。       楊逵不能想像，獄外的台灣，竟比獄中還詭譎。社會的冷漠，平庸者的邪惡，對受難者家屬而言，是一副終生都無法解下的手鐐腳銬。       次子楊建回憶，父親被捕後，軍警不斷到家中搜查，帶走大批書籍資料，不曾留下清單。1951年，某天他生病在家，沒去上學，軍警又來翻箱倒櫃，少年楊建鼓起勇氣，要求清點數量，以向母親交代。那一次，光是書本就將近一千本，軍警離開之前，看見牆上掛著楊逵唯一的西裝，口袋裡插著一支派克鋼筆，順手也拿走了。      那支派克鋼筆，長駐少年楊建心中，成為永恆的痛。楊逵當然買不起派克鋼筆，那是朋友送的，楊逵入獄，允諾楊建接收，卻被國家暴力當面掠奪。少年很想出聲，說請別拿走，那是爸爸要給我的，但他無法出聲。他不僅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連人生也被迫改變： 他的妻兒時時要為吃的穿的問題四處奔波，在外還處處受到人的歧視欺侮。……我才放棄唸文科，改唸理工，我是因為父親的文字工作帶給他自己與他的家人太大、太深的傷害。      子女的痛苦，心思細密的楊逵，還是從他們的書信字語中感受到了。筆記本中的書信手稿，顯示他多麼希望貼近他們的痛苦，給予溫暖，提供指引。其中，長子資崩，在他青春最熾盛之際，從夢想的雲端跌落，長年抑鬱，是楊逵家書的主要收信人。      楊逵被捕時，少年資崩17歲，歷經戰後語言轉換，短暫停學，中學復學後不久，父親就入獄，他身為長子，選擇輟學，幫忙家計，終而失學，無法重回校園。資崩終其一生，都浮沉在鬱苦海域。      少年資崩也曾意氣風發，他想撰寫台灣抗日史，想創作文學，想經營農場。然而，這個世界似乎從來不屬於他。青年資崩的情緒波動與抑鬱，即使遠隔兩座島嶼與監獄圍牆，做父親的仍然深切感受： ……半年來，你的信一直充滿著憂悒與悲觀的氣氛，你是我們家的總經理，十年來替我把這個家經營得這麼美滿。好孩子！在你這樣堅強的經歷途中，發現了你半年來的憂悒與悲觀情緒，怎能叫我不擔心？      楊逵鼓勵資崩從事文學與文化工作，盼他找到自我認同。他嘉許資崩編纂「台灣抗日史」的雄心，並為他取了筆名「萌」： 為祝你有意義的工作的開始，我贈給你筆名「萌」。對於播過十多年的種子，種植過上百萬棵花木的你，這個字的意義是不必贅言的。那是多麼蓬勃有力啊！春天又到了，你理想之芽也該萌了。      楊逵想以「萌」，引渡資崩，走向陽光。「崩」與「萌」，語音相諧，意義迥異，而資崩，總是難以走渡鬱谷，無法從「崩」變成「萌」。楊逵憂心他罹患神經衰弱症，詢問醫生獄友，信中建議資崩吃漢方，或者打男性荷爾蒙，更為他擬了一套務實的生涯規劃表，積極想助他走出悲悒，並應允：「我一定會把你殷切期望的笑聲帶回去的。」他更把資崩的悲觀、自卑、消極，歸咎於自己： 你才十幾歲的時候，就讓你帶著幼小的弟妹們在冷酷的環境裡奔波，就是鋼鐵做的心也會痛的。這是我生活歷程中唯一的遺憾。……在你們正需要溫暖的時候，我的翅膀離得這麼遠，無法把你們抱在懷裡，使你們免致凍僵。在你們正在迷途上徬徨的時候，也未能帶頭指點你們，使你們避免踏上這許多陷井與險崖。      不僅父親的翅膀離得好遠，連這些書信，也都無法寄達。兒子的疼痛，父親的不捨，都踡躺在筆記本裡，熱切的字語，擱延停頓，長達30年。被迫缺席的父親，被迫離開父愛的青春，處身兩座島嶼，都成孤島。      一週300字的書信限制，使楊逵這位張老師，苦無熱線，難以相助兒子走出鬱潮，他說：「我將利用『新生月刊』同你討論。」有人困惑，《新生月刊》是監獄管理者的「訓育」平台，楊逵為什麼積極擔任編輯，寫作文章。他們不了解，對一個亟欲和兒子對話的缺席父親而言，就算是「訓育」平台，他也能讓他成為父子熱線。      不僅資崩的生命難以「萌芽」，長女秀俄的人生，也從不曾秀麗。她與資崩一起輟學，一生顛躓。因為貧窮，為了追求情愛，秀俄離家十年，輾轉台灣各地，到處幫傭打雜，一男三女陸續出生，他們一度隨著母親，與野台戲班一起流浪四方，幫忙工作，夜裡就睡在戲棚後台。1958年9月6日，秀俄的名字首度出現在家書手稿中，楊逵說： 很久很久都在想念著你們，今天突然收到來信，得悉你們都還好，又養了四個孩子了，我很高興。……好多年來一家人都吃盡了離散的苦，可是我返家之期快到了，不久我們就可以重聚，也可以給你們帶來歡樂的。      同一天，他給從未見面的外孫女嬋娟寫信，字語溫柔，彷彿正撫摸著外孫女細秀的頭髮。女兒們陸續面臨情感問題，他隔島嗅聞，敏感察覺二女兒素絹不太對勁，他不願秀俄流浪十年的苦難再發生，寫信探問。父親張老師的急切熱線，總是超過300字限制，一再遭獄方退回，無法寄出。父女通聯受阻，女兒靜默不語，父親著急難過，1959年7月11日的家書草稿： 半年來你不給我寫信，叫我亂猜一場，這不僅你一個人悶在心裡多受了苦，也加添了爸不少愁悶。我的心肝孩子們的痛苦便是爸的痛苦，唯有你們都真正快樂，爸才是快樂的。      焦急的父親，一再挑戰300字限制，國家暴力終於翻臉，處罰他停止通信三個月。即使在禁令下達當天，他都還想試著闖關，告知兒子他將有三個月不能通信，請他幫助妹妹： 建：來信一百元都收到了，你回家看了情形如何？看絹的信她情緒非常惡劣、苦悶、想不開，這是很危險的，你應時常寫信幫她解決問題。她如能來一趟更好。因給她的信超過三百字，我這次被罰停止通信三個月，暫時沒接到我的信也不必掛慮，我的身體與生活都是很好的。      然而，這封信仍被殘忍退回。10月中，他嘗試再寫，還是不能寄發。從「綠島家書」稿本中，我們讀見一個父親的溫柔與焦慮。除了這些不能寄達的書信，他再也找不到方法，可以在兒女的生命成長中，在場出席。      離島監獄的父親是溫柔的，然而，有時也因為時空隔閡，無法理解家中生活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貧窮」，貧窮到子女們的青春能量都被剝奪，他可能此生都不曾懂；因為他自己能夠面對貧窮，就認為孩子們不該被貧窮打倒。      1958年，楊逵肺結核舊疾復發，他常先向綠島的醫生獄友借藥，然後寫信請家人寄錢，或買藥來還。家人久久不見回音，楊逵最怕欠人，壓力很大，給楊建的信中，透著火氣： 我知道家裡的經濟情形是很苦的，自然不會怪他們的，不過我曾叫他們整理一些不用的書拿到古書舖去換錢來買藥，他們也置之不理，實在叫我難以諒解。也許是顧慮面目吧？我不知道把不用的書賣掉會傷害他們面子的。這樣拖下去，假如人都沒有了，留那些爛書有什麼用？      一百多封家書手稿中，楊逵大都是溫柔熱情、樂觀開朗的張老師，這是唯一一次，因為錢的問題，對家人「無法諒解」。當然，楊逵並不知道，他的「那些爛書」，早就被國家機器搜奪一空，連留給這個貧窮家庭去「換錢買藥」的機會都奪走。      家計困窘，一直等不到錢和藥的楊逵，憂慮過盛，加重病症，嚴重失眠，感冒不斷，最後併發「肝機能衰竭」。他擔心自己就要命喪綠島，無法活著回去，家書中拜託楊建快想辦法借錢： 只剩了七個月，再勉強一下很快就到了，多一點負債也是有限的，只要保持健康回去的話，再多的負債也是沒有問題的。      抑鬱、苦悶、消極、生病、負債、借錢，幾乎成為楊逵家書手稿的關鍵詞。但楊逵從黑暗幽谷發現光隙的特異功能，終於還是拯救了他，也讓他打起精神，繼續扮演張老師： 向大的看，向遠處看，生活刻苦一點是沒有關係的，那一點點負債也算不了什麼，不要為眼前的小事情迷惑了，絆住足不能向前。      某日，他還突發奇想，給楊建寄了一張設計圖，說是一種「不需燃料的原動機器」，指示兄弟倆一起研究，成功後，想辦法申請專利： 這比英人發明的蒸汽機更重要，因為它的「能」的來源是地球引力，是永遠不會缺乏的。……不過你要注意一點，因為它的效能太大，製作和原理都很簡單，容易給大資本的人搶走，一定要設法取得專利（特許）權。無論本國與外國。      綠島監獄，人才怪才鬼才齊聚，楊逵與獄友聊天，獲得靈感，想成為大發明家，一點也不稀奇。只是，楊逵想像不到的是，孩子們三餐不繼，哪有錢去買材料做實驗？      夾著「原動機器設計圖」的這封信，是確實寄達的，楊建記得。然而，其他絕大多數的家書手稿，都無法寄出。父親的溫柔與焦慮，都成為呢喃獨白。      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政治犯，在被槍決前寫下遺書，隨後被扣留，封入檔案卷宗，不見天日。他們生前被囚禁，被剝奪生命，連最終的告別，也被封錮在時間牢房中，如鬼魅般盤桓，延遲數十年，才能送達家人身旁。      而被囚禁綠島的楊逵，憂心兒女的成長痛，想扮演張老師、心理諮商師，將迷途的憂鬱青春引渡回航。然而，幽閉黑牢，沒有熱線，無法臨床，被迫不能在場的父親的家書，叨叨絮絮，被埋藏於時間囚室，長年未曾透光，直到他生命的終了。      死亡與青春，都只有一次。最後的告別，即時的諮商，都被威權掠奪。白色恐怖傷痛的無限延長，不是戒嚴取消，也不是少年長成了老人，就能輕易一筆勾消的。 （節錄自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蔚藍文化出版社）   作者簡介：楊翠 台中人，台灣大學博士，研究領域包括：原住民文化與文學、台灣史、台灣婦女史、台灣新文學、台灣女性文學、性別文化相關議題、媒體／流行文化／性別文化等。曾任教於靜宜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系所，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逵文教協會理事長。曾與施懿琳合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個人著作有《日據時代台灣婦女解放運動》、《鄉土與記憶：七○年代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最初的晚霞》、《壓不扁的玫瑰：一位母親的318運動事件簿》等。

本文發表於2014/03/23    給在行政院的學生及朋友們：   我是東華大學的楊翠老師。今晚，我看到你們攻入行政院，表達對行政權濫權擴大，干涉立法權，以及對江宜樺、馬英九執政團隊的憤怒。   （佔領行政院的學生領袖魏揚。圖：新頭殼）   我可以了解，我支持你們。既然行動了，就不必後悔。這項行動，一定會被全力抹黑，什麼樣的咒罵都會出現。也一定會有人，將你們跟立法院的學生比較，說你們是暴民。   對於所有這些抹黑、不了解，請你們不要理會，也不必抗辯，要堅定信念，堅定訴求。我們都知道，社會運動中，沒有順民，社會運動，也沒有「真正的」、「唯一的」正確手段。我知道，你們選擇了，而且你們會負責。   各位同學，你們當然不是順民，但是，我知道，你們更不是暴民。   今夜，一定會非常不平靜，國民黨可能將以各種手段，將你們強制驅離。我希望你們可以聽我的話，大家安靜坐下來，雙手緊緊勾著彼此的雙手，聯結成一道堅定的意志城牆。不要落單，互相支持。     （520農民運動檔案照片）   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學生也是如今夜一般，緊緊相靠，被警察從身上踩過，他們沒有回擊，但也沒有絲毫畏懼。   暴力的，是國民黨與國家機器，暴力的，當然不是你們。我們的革命，堅定、沉穩、無所畏懼。   稍晚，如果遭遇鎮暴，請大家手勾著手，不反抗、不回擊，即使他們把我們抓走、踩過，我們也堅定信念。這就是我們的革命風範。   加油！我們都在守望著你們。   楊翠

  318兩週年，大家都在談。對我而言，兩年，那麼遠，又那麼近，說不清什麼感覺。有時恍如隔世，有時只在昨日，風聲未歇，雨還在落。 其實一切並未退潮。我至今都還能感覺到那些時日自己的狂喜、憤怒、憂慮、困惑。當然也還念記不忘，那時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給了我最溫暖的依靠，如果不是這些暖意，我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撐過生命中最浮動低鬱的日子。謝謝所有溫柔的朋友。 我的個性應該算是溫和，情緒大波紋起伏當然有過幾次，但這輩子確實少有如此持續激動、高昂發燒不退的時刻。那些時日，台灣社會呈現一種話語爆炸的情境，我也不斷與自己說話。我們不斷相互說話，卻又經常相互錯開。 318我烙下的最深傷痛，至今無法痊癒，是曾經很親近的年輕夥伴，從運動轉折的某一個時刻開始，我們無法再親密無隔地說話，甚至無法再說話。好像突然找不到通聯線索，成為兩個平行星球的陌生人。偏偏他的位址，總是烙在我傷口最深的那一處，無法移除。有些痛，它就是不會結痂。 318並沒有了結太多事。我的工作，因為那一年的延宕，到現在還在拖沓著，老牛破車，沒有終局。而台灣的功課，我們共同的功課，也還是厚厚一本練習簿，沒寫完幾頁。 我相信短期幾年內，台灣不會再有318。我們現在的功課，是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實踐位置，安靜埋首，開發能源，積累能量，等候下一次揮擊的新高度。

最近幾起事件，都證明了在國民黨主政之下，轉型正義根本不可能。 政大發生教官撕毀海報事件後，行政院長張善政、教育部長吳思華，兩人對於立委拿出的政治事件受難者照片，幾乎都不認識。臨時上陣的看守內閣首長張善政也就算了，教育部長吳思華，在任也不少時日了，更何況事件發生在校園內，就連做個小功課都不願意，要說有多用心用力，實在讓人無法相信。 而最近這起憲兵以釣魚手段，從民眾手中取得白色恐怖時期文件一事，事件相關的法律問題，已有不少專家提出看法，我不多說，只說兩點。 其一，軍方不斷強調，魏姓民眾是「自願」的，這反而體現出「威權統治心態」的延續。在威權統治時期，軍方對民眾做什麼，不需要民眾表達「意願」，威權體制的指揮者與末稍神經，毫無顧忌，若民眾不配合，只有罪加一等。現如今，表面看來多了幾道「保護民眾」的手續，然而，從這起事件過後軍方的回應看來，民眾的「自願」，只是成為權力執行者的護身符而已。 請告訴我，在憲兵圍問的情境下，在被帶上車、「被進入」你家的情況下，民眾真的能不「自願」嗎？民眾知道自己可以不「自願」嗎？民眾敢表達「我不自願」嗎？ 其二，關於檔案「早應銷毀」一事。軍方指稱這批檔案，早應在20、30年前就該被「銷毀」。這是多麼驚爆的說法。超過年限的白色恐怖時期檔案資料，必須解密，提供歷史研究，彰顯歷史真相，而不是「銷毀」。通過這次事件，我們意外得知，原來軍方長期一直在進行著檔案銷毀的工作，至今不知已有多少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檔案，在軍方手中化為烏有。 歷史檔案被銷毀，歷史真相難以重建，轉型正義如何可能？軍方必須說明的，不僅是這一起事件的真相，更必須清楚交待，究竟已有多少歷史檔案資料已被「銷毀」？被「銷毀」的檔案所關聯的事件是哪些？是否還有檔案資料，被軍方秘藏？ 而重新審視檔案法，重新定位檔案局，重整歷史檔案，更是新政府未來的重要功課。

2016/02/29 在大學教書以來，這已經是第25個「二二八」。25年來，在大學講壇，我重複地、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地講述著二二八的歷史故事。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身歷其境，彷彿穿越到了歷史現場。 講述二二八事件，我必須要非常用力，必須全身心投入，甚至必須進入自我獨白囈語的情境，以面迎台下那些不以為然的、抵抗的，甚至鄙夷的眼睛。 早期講授台灣史，教學現場有些驚心動魄，必須時時提高警覺，要有高度的耐心與毅力，因為那是一講起「台灣」，學生就神經緊張的年代。一九九○年代初期，課程名稱還不能掛上「台灣」二字，但課程內容涉及台灣史，仍然引發緊張，曾有學生來告訴我，回家分享課程內容時，父母很緊張，認為這老師有問題，最好趕快退選，因為講「台灣史」就是台獨。那時，「獨台會事件」剛發生不到兩年，在一個「台獨」老師的課堂，學生不免有些恐慌，也有學生偷偷告訴我，另一名學生對他說，他一聽到「台灣」二字，就起雞皮疙瘩。 在台灣、聽台灣，竟然會「起雞皮疙瘩」，實在匪夷所思，但當時的確如此。不僅學生神經緊張，我自己也經常處於緊繃狀態，每次播放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女士自製的二二八紀錄片，我總是心浮氣躁地不斷回頭看，無法讓它成為學生的助眠器，看到有人瞌睡、聽到有人發笑，就感到難過，坐立不安。批閱作業與考卷，看到學生寫著：要向前看不要往後看、不要再揭歷史瘡疤、受難家屬居心叵測、憑什麼要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賠償……之類的，總是難過想哭，即使是已發不回去的期末考卷，也忍不住長篇大論與他對話，明知話語終將化為空氣變成泡沫成為鬼魂，但似乎這是一個必要的儀式。 我唯有通過這樣的對話儀式，不厭其煩地對話，才能將自己心中這張台灣地圖，愈寫愈真切。最最疲倦的時候，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教的是隋唐史或紅樓夢，精神上就不必如此疲憊了。 在大學講壇一再撞擊「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禁忌，讓我看見政治威權的洗腦成效，頑固如石。有一回，一個學生氣沖沖地在課後來告訴我，二二八受難家屬有什麼值得同情的，那些人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來，為什麼要我們關心。也曾有一次，一個向來認真、坐在前排中間、與我互動很好的學生，不能接受「二二八事件」這個單元被排入課程，對我提出質疑，他說，老師，我很喜歡你的課，但是現在很失望，二二八有什麼好講的，那就是叛亂，那些人就是該殺，國民黨剛到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多殺幾個人有什麼不對，對付共產黨，就該這樣，寧可錯殺九十九個，不可放過一個。 記得那天黃昏，課後，我與他留下來，在黑板上又寫又畫，幾乎多上了一堂課。我舉納粹屠殺猶太人、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為例，想告訴他，民主國家沒有「必要之惡」，他卻說，二二八死掉的人，既沒有南京大屠殺多，更沒有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多，不值一談。 我與他一直談著，談到日暮黃昏，談些什麼，很多細節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天暗下來，他離去，我熄燈，往山下走去，一路流著眼淚，夜風吹過，很是寒涼。我不明白，是怎樣的教育，讓一個學習者失去了原初的學習熱忱，讓一個青年失去了基本的人性關懷與溫暖。 在別人的故事裡，流下心痛的眼淚，在自己的故事裡，冷血轉身離去。這樣的事情，在現實台灣，不斷發生。 進入第25個「二二八」，漫長的心路歷程。然而，比起那些真正的傷痛，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真正的恐懼、撕裂、悲愴，這根本不算什麼。 關於創傷，大多數的論述，都是聚焦在傷痛者，指出傷痛者自我敘說的重要。確實，傷痛，必須透過反覆敘說，才能被見證，從而獲致療癒。然而，許多論述都忽略了「聆聽」、「見證」的重要性。 聆聽，最重要的，不是對傷痛者，而是對我們自身。對於我們這些不曾受過傷，沒失去過親人，沒經歷過沉積數十年恐懼的人而言，除非一再地、反覆地聆聽，否則，所有傷痛記憶，仍然只是一個事件、一條新聞、一項研究，進不了心，透不入骨。 現實臺灣確實還有很多問題，但我必須說，關切歷史正義，才是實踐現實正義的基盤與通路。任何人，如果不曾不願不能或不想聆聽，不肯認真面見、謙虛聆聽島嶼的歷史傷痛，說他有多關懷現實臺灣的課題，恕我直言，對於他的理念的真摯性，他的思想的深刻性，我只能是懷疑的。

看了許久的戲，終於還是忍不住說話。這個教育部，這些年到底都在做些什麼？簡直搞得生靈塗炭，讓大家都痛苦萬分。無論是高中或大學的升學制度、考試制度、評鑑制度、升等制度，沒有一項不是問題一大堆，但是，無論各方提出什麼樣的反應、質疑與建議，或者試圖進行溝通，都從來看不見教育部的誠意，更別說有任何具體改變。台灣教育進入黑暗時代，教育部真的不必負責任嗎？ 現在，堂堂部長竟然要告高中生，還顛倒黑白。明明自己從來不曾站出來「溝通」，卻指稱學生不好好「溝通」；明明「部定課綱」就是最大的聲音，明明是自己不聽其他的聲音，卻老是指罵反對者「不聽其他聲音」，所謂「其他聲音」，不早就是具有決定權的、最大的聲音了嗎？明明不是台灣史專業出身，卻可以大言說是「專業沒問題」、「符合史實」。 最令人生氣的是，每次都有人說，「如果有人衝進你家，你會如何」？這根本完全是兩回事啊。首先，教育部不是部長的「家」，是一個公共場域；其次，反課綱行動已進行很久，學生並不是第一時間就衝進去，學生要的是「溝通」，而不是「進入教育部」，正因為部長一直不現身「溝通」，逼到最後，只好採取這個手段，學生只是想見有決定權的人。堂堂教育部，總是不正面、積極、明確、具體回應反課綱者的訴求，表面說願意「溝通」，卻派個「副處長」，請問他能代表部長回應什麼？應允什麼？溝通什麼？他有決定權嗎？別說「副處長」了，連教育部長本人都說了，他沒有修改權力，那就應該誠實地說，「更高層」才有權力，部長無權管教育部的事。 可見，教育部根本就沒有「溝通」的誠意，派一個什麼都不了解、無法回應、無權決定的人來「溝通」，只是用來矇混媒體和社會輿論，偽裝成「理性溝通」假象而已。 而民間社會，普遍缺乏兩種歷史認識；一個是台灣史知識，另一個是「課綱微調」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具備這兩種歷史認識，如何能進行適切的判斷？你不了解台灣史，就無法判斷「課綱微調」的內容是否「符合史實」；你不了解「課綱微調」的發展過程，就不能說它是否符合「程序正義」。你只要問自己兩個問題： 第一，程序問題：2008年，「98課綱」早已經過所有程序，正式通過，預計2009年開始施行。但馬英九一上任，10月，就擱置國文科與歷史科，另組專案小組，進行修改。這符合「程序正義」嗎？強行拉下、修改前朝課綱，這不是充滿「政治性」嗎？ 第二，專業問題：除了第一線的高中老師與學生之外，為什麼國家級的研究機構，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幾乎全員反對；全台各大學中，十幾位歷史系所、台灣文史相關系所主管提出反對，全台灣超過一百四十位以上的歷史學者，也都提出反對？ 強烈建議，教育部應該把所有反對的中研院、大學中的台灣史研究者，以及反對的高中第一線教師都請來，虛心諮詢討教，不要老講一些「專業沒問題」、「符合史實」的空話。這才是「溝通」的誠意。

 台北地檢署偵辦反服貿抗議事件，昨日偵查終結，移送被告共200多人，共起訴118人。（資料照，記者陳冠備攝）2015-02-11  13:58◎楊翠馬政府的司法體系，終於還是甘為威權魔獸的政治工具。去年1129，人民已用選票，對馬政府與「318運動」進行了雙重判決。318、323、411，都是正義的行動，是人民行使公民不服從、公民抵抗權的典範。人民同時也以選票，宣判了馬江政權的不義、獨裁、暴力、無能。作家楊翠（見圖）表示，起訴118位學生與民眾的大動作，顯示國民黨原來不曾真正反省過。馬主席下台、朱主席上台，不過是換取2016選票的魔術手段而已。（資料照，記者趙世勳攝）沒有318，台灣人民的選票會覺醒嗎？沒有選票的震撼，馬江政權能聽見人民的聲音嗎？如果不是民意宏聲，國民黨會意識到要改革嗎？然而，起訴118位學生與民眾的大動作，顯示國民黨原來不曾真正反省過。馬主席下台、朱主席上台，不過是換取2016選票的魔術手段而已。無論是攻佔、侵入、破壞、煽惑等罪名，都完全抹除人民為何、如何行使公民抵抗權的基本價值。如果「合法」參加10餘場公聽會，都無法喚起重視，如果「代表民意」的機構，30秒就可以出賣民意，那麼，進入立法院，何錯之有？如果本國憲法中應該「被立法權監督」的行政機關，應該「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反而擅權越權，壓迫民意，那人民進入公共空間，對「公僕」表達意見，何錯之有？當政府率先違背憲法與民主精神，當政府關閉了人民「合法有效」表達意見的管道，人民該當如何？逆來順受嗎？對學生民眾如此積極悍然，然而，行政院事件中，下令造成人民濺血的江宜樺，沒事走人，還被歡送，當時打人的警察，有臉孔有單位，至今還說查不到，更別提偵查起訴，如果這樣還說「法律是公平的」，人民會相信嗎？日治時期台灣作家賴和，1925年前後的一篇小說〈新時代青年的一面〉中，以被逮捕的青年在法庭向警察說話的敘事方式，如此質疑「當權者的法」：「現在汝們所謂法不是汝們做的保護汝們一部份的人的嗎，所謂神聖這樣若是能無私地公正執行也還說的過去，汝們在法的後面，不是還受到一種力的支配嗎？汝們敢立誓嗎？汝們能無污了司法的神聖嗎？簡直在服務罪惡的底下。」異族統治者不能以「惡法」來壓迫人民，開口閉口「同胞」的國民黨統治者就可以嗎？此語放在今日，仍然鏗鏘有力。我願以此向118位被起訴者，以及所有運動者，包括每一名曾經到過現場、曾經鍵盤正義的朋友們致意，並對馬政府的司法暴力提出嚴正抗議。至於被起訴的青年們，我相信他們將會坦然挺然，一如賴和筆下的「新時代青年」，藉由出庭的機會，提出雄辯，深入播衍「公民不服從」的理念。正如1920年代的台灣，日本人每一次對台灣青年施加司法暴力，旁聽者擠爆法庭，都是台灣人民法律見習的好時機。（作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經作者同意轉貼自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