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溪頭行。溪頭林場霧靄煙嵐，地屬台大，讓台大得以宣稱「本校面積佔台灣百分之一」。清晨即起，走到大學池。去程走林道，回程有步道，沿途旅人互道早安，幽境有人情，老人尤多。美中不足的是，其間不乏大聲講手機、高談闊論者，在清靜環境中加倍喧嘩；還有人成群結隊，搶佔涼亭野餐桌椅。 大學池。（資料照，記者劉濱銓攝） 溪頭以生態旅遊著稱，近年更朝國際級自然教育及森林療癒發展，吸引年逾百萬遊客，特別是銀髮族。老年人喜愛溪頭，不僅景美清幽空氣好，還因入園特惠票只十元。有報導指溪頭因此成「十八趴俱樂部」，這一帽子戴得未必合適；老人湧向溪頭，卻是明顯事實。人多不是問題，出現橫躺林間、違法炊煮、佔用涼亭等欠缺公德的行為才是，也衝擊環境及旅遊品質。半年前，台大基於使用者付費，打算把老人特惠回歸半票優惠，兼以價制量，但老人強烈反彈，鬧到立委質詢，遂不了了之。 誠然，老人票提高為八十元，漲幅偏大，卻仍較全票（假日兩百、平日一百五）優惠。老人應享有什麼程度的優惠？這是值得討論的議題。在年金改革，不少老人搬出信賴保護原則，強調年金一毛錢都不能少，還有人要軍公教能撈就撈，能混就混，一起拖垮政府；無視現有各種年金都面臨破產，不改革無以為繼，更有嚴重的職業及世代不正義問題。 這種心態與主張，與「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明訓相悖，無助老年人贏得社會尊敬，以「壯士」自抬身價尤成笑話。相形之下，日本作家曾野綾子倡議晚年美學，強調老人不是「頭銜」，也非「資格」，不要認為別人替你做事是理所當然，老了不自動有權要求打擾他人；唯自立與自律，對自己負責，才能活出好品質，當個快樂老人。 台灣進入高齡少子化社會，為自己的老年負責，不把兒女、政府當提款機，減輕下一代及社會負擔，老人當更有尊嚴，台灣明天也會更好。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極大的悲劇，不僅過程殘暴慘烈，死傷人數眾多，後續衝擊也全面而深遠。七十年後回顧這一事件，「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怪象猶存，令人痛心憤慨，追究元凶尤為轉型正義重要課題。 追究元凶 轉型正義重要課題 二二八的緣起，各方論述甚多。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並未讓台灣人成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台灣所迎來的，是另一個外來政權，不但把台灣當戰利品，也把人民當被征服者。起初，有不少人對「回歸祖國」有所期盼，但從與中國接收軍隊第一次接觸，就讓台灣人失望。其後由陳儀所領導的軍政當局，倒行逆施，導致政經文化全面倒退，蒼生受害，社會怨聲載道；二二八是因此所引爆、人民要求改革、同時而全面的行動。其間，台灣人民進行政治交涉、局部武裝抗爭，卒因欠缺有力的領導，無以對抗來自中國的大軍壓境，慘遭屠殺鎮壓而以悲劇收場。 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新外來政權帶給台灣什麼？ 先是「接收」的第一次接觸。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當年到基隆碼頭迎接「國軍」，有一段現場寫真：「大家看到一群黑黑髒髒的阿兵哥穿著草鞋、揹著紙傘，腰間繫著網袋從船上走下來時，全部的人都傻住，…那些國軍就像乞丐一樣！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派這種兵來『接收』台灣，將來台灣還有前途嗎？」 這種「接收」必出問題。詩人、實業家陳逢源一語道出箇中癥結：接收官員貪污很多，大家都說「接收」為「劫收」。吳濁流小說《波茨坦科長》主角范漢智的話最傳神：「台灣真是好地方，由重慶只穿一領西裝，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或千萬長者，真好。」 於是，有如美國學者高棣民（Thomas Gold）對戰後台灣的描述︰「除了經濟與政治倒退，外來的中國投機者也導致法治蕩然、貪污、掠奪、物價膨脹、疫病及全面失序的環境，日本人留下的物質及社會基礎建設遭到極大摧殘。」「台灣人民眼見大陸人掠奪並破壞他們的經濟，降低了他們的物質及文化水準」。 狗去豬來 充分道盡民眾感受 新外來政權如此表現，台灣人民比較前此日本時代五十年，據國際知名戰地記者貝爾登（Jack Belden）報導，一張畫著「一隻從台灣島逃出去的狗和一隻跑進來的豬」的海報到處可見，海報的旁白是「狗雖吵卻能守護人，豬只管吃和睡」。「狗去豬來」，簡單明白，充分道盡民眾的感受。 對台灣人民的感受，當時的新聞媒體有不少著墨，且如實描繪。以《民報》為例，一九四六年三月，台灣「光復」後不到半年，它以社論指「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十月一日，又以社論道出社會心聲，「由外省搬入許多貪污頹廢的惡作風，把諸君的熱情吹冷了」。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它再警告，物價高漲、民生困苦、貧富懸殊已導致社會不安，「這個趨勢走到極端，便會變成整個社會的動亂」。不幸，這一社論發表當天，民怨就在台北引爆。 二二八發生之初，以報紙為主的媒體報導，大都據實陳述；俟大軍已至，陳儀變臉而大開殺戒，新聞自由旋遭壓制，真相與報人一併慘遭謀殺。最狡詐的，三月八日中午，憲兵團長張慕陶還在台北中山堂向事件處理委員會肯定其政治改革目標，並表明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調兵前來；但同日下午，大軍掩至，且從基隆一路殺到台北。陳儀向蔣介石請兵鎮壓、對台灣人民虛與委蛇的兩面手法至此圖窮匕見，與張慕陶「雙面刀鬼」的中國功夫，直令許多台灣人「祖國」夢碎。 大軍壓境之後，當局把二二八由民眾要求合理改革的社會運動，定性為「奸偽份子的陰謀暴動」，文宣隨之變調。陳儀三月十日廣播出現「搶奪軍械」、「襲擊機關倉庫」、「叛國」等指控，而隨著處理委員會被視為叛亂團體，「暴徒」、「奸黨」、「流氓」、「叛亂」、「事變」等罪名也出現在官方文宣及報導中，甚至還把共產黨拉進來，以轉移「政治腐敗」、「官逼民反」等對其失政之指摘。在重慶的官方《中央日報》還刊登「台胞死傷不足百人，外省人則死傷超過四百」等誤導新聞。 新聞媒體 淪為外來政權禁臠 官方定性定調，企圖合理化其捕殺社會菁英及濫殺無辜民眾的滔天罪行；清鄉、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繼之，台灣進入政治黑暗時代。社會經此摧殘，二二八成禁忌話題，消失於新聞報導中，不少台灣人竟不知有這一歷史。《聯合報》民調顯示，事件發生四十一年後的一九八八年，公眾不知二二八者達八十五％。 同時，新聞媒體成外來政權的禁臠。本土新聞菁英慘遭翦除，經營主導權盡落入外來族群手中，「侍從報業」或「侍從媒體」大行其道。更嚴重的，戰後長期執政的黨國當局，限制言論，扼殺異議，控制思想，集體洗腦，禁錮心靈，文化霸凌；新聞、學術、文化界以言獲罪，當事人入獄、刊物遭禁的案例層出不窮。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當局故技重施，企圖把它定位為暴亂事件，且透過其所掌控的媒體，將黃信介等黨外人士盡打成叛亂份子，卒因台灣民主力量已不可輕侮，加上美國施壓，而以失敗收場。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馬英九政府奧步重施，也慘遭民意吞噬。 就此而言，二二八是台灣進入政治黑暗時代的開端；所幸人民奮鬥不斷，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民主自由才得以光臨並扎根台灣。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一年前此時，民進黨同時贏得總統及立委選舉。一個政黨成立不到三十年即完全執政，囊括五成六總統選票、國會六成席次及多數縣市主政權，實為莫大成就。民進黨大獲全勝，既因國民黨大失民心，也凸顯台灣人民對民進黨寄望甚殷：不僅總統換人做，國會更首度政黨輪替，期待陳水扁總統任內因朝小野大而施政改革深受掣肘之憾，得以彌補。 人民殷切付託，是民進黨的重責大任，也是嚴肅考驗。檢討一年來的表現，執政團隊顯有負眾望：任官用人「走精」，施政章法紊亂，決斷掌握失準，改革步調遲緩，民調因此低落不振。誠然，新手上路，執政第一年表現不能苛責；但「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如今沒有好的開始，成功之路變得複雜，須檢討調整。 基本上，人民對民進黨的期盼，就是不一樣。戰後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難脫外來政黨結構、心態與作風，近年不論在野執政，都與對岸中國唱和，自絕台灣社會，走向自我萎縮；若不質變為「台灣國民黨」，鐵定前途無亮。民進黨做為本土政黨，黨如其名，早期以「民主進步」為宗旨，對抗威權，爭取人權；執政後要「民主」、「進步」並茂，既深化民主，也使社會進步。 具體來說，人民期盼於民進黨的，是以完全執政之力，促成台灣為正常國家社會，兼顧經濟繁榮正義；或如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的解讀：解決問題，打造團結、務實、有效率的民主。然而，完全執政第一年，民進黨促進「民主」績效不著，落實「進步」價值不得要領；前者讓廣大台派不敢恭維，後者令沉默多數不以為然。兩者相加激盪，人氣下落，事有必然。 外交內政因循陳腐 台派搖頭 在「民主」方面，人民期待主政者去除威權及黨國體制遺害，扭轉馬政府對國家社會的傷害，並抗拒中國對台灣的政經侵蝕。轉型正義是首要未竟大業，處理不當黨產為一大亮點，主其事的顧立雄靈光幹練，績效初現；若鍥而不舍，有效斬斷台灣政黨不公平競爭的毒瘤，其歷史地位足可奠定。除此之外的「民主」建樹，尚乏善可陳：台灣正名幾繳白卷，司法改革還沒啟動，主體文化教育未見進展，經濟轉型尚待落實，年金改革陷入亂局。尤有甚者，退將北京聽訓、「藍八奴」乞憐求利、黑衣人滋擾、網軍造謠生事…幕後中國黑影幢幢，當局姑息養奸，對岸乃加緊滲透，頻頻出招。 其中，主政者拒絕國共聯手編造的「九二共識」，維護了台灣基本尊嚴，但在國家正常化之路，諸多瞻前顧後，以不讓對岸「感冒」為能事；用台灣之名走向世界，是以「適當有尊嚴的名稱代表國家與人民」，卻出現日本友人比台灣積極熱心的怪象，就是一例。這一「維持現狀」保守心態，加上用人偏愛「老藍男」，從「財金幫」霸佔金融山頭到外交內政因循陳腐，很令台派搖頭。 勞基法陷進步迷思 廣招民怨 「民主」表現有待加油，落實「進步」卻顯得躁進無章。一例一休最足以說明執政黨落入「進步」迷思而廣招民怨。 週休二日、減少工時，眾人都說讚。但先進國家經驗顯示，勞動法令要彈性靈活，管制不能嚴苛，方能實質有益勞工及經濟社會；無視經濟條件，強訂休假規定試圖改善工作條件，是典型的「進步」迷思，必定使命不達。實務上，各行各業工作型態、需求不同，「一套衣服勉強眾人穿」也不可行。但主政者聽不進建言，以致「一例一休」紛擾半年多，搞到資方不滿、勞方不樂、消費者不安、經濟社會雞飛狗跳，實在很「天才」。 其間主其事者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立法粗糙匆促；一旦問題湧現，當局或稱「新法上路一點都不亂」，或謂「漲價是必然結果」，且以官腔威嚇，揚言嚴辦重罰，勞動稽查如抓賊。政府在勞資互動本是「公親」，但因陷入「進步」迷思，「勞動部」變「勞工部」，角色偏向「事主」，且僵化嚴苛繁瑣的法規未必造福勞工，產業經濟卻飽受衝擊，執政團隊遂成眾矢之的。不過，其他政黨也沒資格「龜笑鱉無尾」﹕國民黨主張「兩例」，時代力量倡言「週休二例假」，較諸「一例一休」負面衝擊更大，都凸顯了政治算計不顧大局、加碼討好個別利益的政客本質。政客有如烏鴉，天下烏鴉一般黑，但有些烏鴉更烏黑。 「進步」的迷思也出現在同性婚姻法爭議。同性戀是少數，支持同婚者也未過半，台灣社會對同性戀其實還算包容，視為當事兩人的事，但要動到民法，反對者顯為多數。同婚要修法，少數宜理性溝通說服，爭取多數，才好實現。參考歐美先進經驗，常先經同性伴侶法，再通過同婚法，其間隔時日長短不一；歐盟二十八國有同婚法者十一，如德國有伴侶法、尚無同婚法，愛爾蘭首創以公投通過同婚法。台灣就此議題是否要「一步到位」、在同婚立法搶「亞洲第一」，如何避免落入「進步」迷思而讓社會尖銳對立，主政者都應慎思明辨、謀定而動。 亟思舉措調整人事 來者可追 完全執政至少四年，第一年表現離離落落，興利不足，做事步驟方法狀況連連。二○一七年內外挑戰更大，機會只留給有充分準備者，危機專找自以為是者下手；趁春節長假亟思開創新局必要的舉措，甚至調整人事，來者仍可追。肩負人民重大付託的民進黨，須戒慎恐懼，積極以赴。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耶誕節後，新年到來，新年帶來新形勢。一九七○年元月二日，被蔣家政權全天二十四小時監控在家的台大教授彭明敏，秘密逃離台灣，最後抵達瑞典，嚐到「自由的滋味」，事經《紐約時報》、《新聞週刊》報導，喧騰國際。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一九六四年因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當局以「意圖煽動，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判刑，後雖在國際壓力之下特赦，續遭軟禁。 星期專論 盧世祥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一九六四年發表 四十七年後重提這段往事，不僅彭明敏脫出台灣的過程，驚心動魄，有如電影「不可能的任務」；其師生所發表的〈自救宣言〉，在台灣人民對抗不公不義政治壓迫、追求獨立自主之路，多值回顧並力求實踐。特別是如今美國政黨輪替，川普即將就任總統，新年新局新挑戰，台灣思索積極因應之際。 彭明敏秘密出走事件，除了「搭船偷渡」的揣測，也盛傳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參與其事。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中國之行，中國總理周恩來還當面質疑美國協助彭明敏離開台灣，尼克森只簡單回應，美國政府與彭案無關。 彭明敏成功脫離台灣，整個行動過程可簡單描述如下：突破特務監控、變造日本護照、易容變裝改型、松山機場出境、外國友人義助、輾轉抵達目標。所有這些，都經精心策劃、秘密從事、有效執行。 當事人彭明敏對此有一段回顧：「一個單臂人，無任何證件，要從台灣輾轉到瑞典，當時國際旅遊尚未盛行，飛機班次少，航程也短，…每一站都要停下加油或換飛機，其複雜難度好像要飛到月球。」參與其事的傳教士唐秋詩（Judith Thomas）今年六月在台灣說，彭案進行的過程困難驚險，也有趣味十足的細節，但「直到任務順利完成，蔣家政權仍一無所知，才是整件事最有意思的。」 除了逃亡策劃及過程無比精彩，彭明敏師生的〈自救宣言〉，半個多世紀以後審視，歷久而彌新，令人不能不讚服其先知先覺，為建立正常國家社會所指出的道路。 必須強調，〈自救宣言〉在蔣家專制時代提出，倡議建立新國家新政府，不見容當局，彭明敏師生因此鋃鐺入獄。當時，蔣家政權仍以「反攻大陸」愚民，延續威權統治，也讓中國的內戰糾葛禍延台灣。同時，台灣與美國仍有邦交，美軍進駐台灣；彭明敏奔向自由出發之日，正逢美國副總統安格紐（Spiro Agnew）訪問台灣之時。 自救宣言：一中一台 鐵的事實 〈自救宣言〉開宗明義，直言「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它強調，台灣要建立一個民主、工業化國家，進而號召團結人民的力量，自己的台灣自己救，「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有別於蔣家政權，它楬櫫三大目標：實行民主政治，制定新憲法，重新加入聯合國。 有如彭明敏當時所說，提出〈自救宣言〉，是要以「事實而非虛構，實際而非迷思」為基礎，激發對台灣前途「大辯論」。事實是，國民黨當局以一個「沒有中國的中國政府」、「反攻大陸」等神話，由少數大陸人以未經民主程序高壓統治台灣多數人民，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同時，台灣人民有追求建國與實施民主的願望，不管名稱叫什麼，一旦台灣新地位建立，與共產中國建立某種臨時協議，至最後建立非敵對關係，並非不可能。 〈自救宣言〉提出五十多年來，國際環境丕變，台灣社會政治也發生重大變化。它所主張的總統普選、政黨政治、廢除特務、保障人民自由權利、開放社會、裁減軍隊、發展經濟等，大都實現。但在司法獨立、廉能政治、人民守法等，仍待推進。另一方面，國共雖從鬥爭走向和解，中國內戰餘緒仍透過「一中」糾纏危脅台灣，台灣至今仍非正常國家。 川普質疑一中 與自救宣言不謀而合 二○一四年，年輕世代反對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而有「太陽花運動」，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回應五十年前〈自救宣言〉的召喚。如今川普質疑「一個中國」原則，與〈自救宣言〉「事實而非虛構，實際而非迷思」的基礎，也不謀而合。 一中虛幻口號 台灣人斷難接受 事實上，按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對台灣主權，但未明言歸屬；身為簽署國的美國，立場一直是「台灣地位未定」，從未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中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所指「一個中國」，依美方宣示，雖是「台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主張，美國僅「認知」（acknowledge）而非「承認」（recognize）或接受。更重要的，民主化之後的台灣，人民決定國家主權，現今民意自認「中國人」者比率只個位數，難怪「一中」在台灣「敗市」。現實上，不論「一中原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一如當年「反攻大陸」，都屬迷思而不現實；假的真不了，也難持久。在抗拒中國併吞之路，台灣人民斷難接受以虛幻口號，強迫決定國家未來。 至於彭明敏，不論在海內外，為台灣獨立自主奔走、提出真知灼見，長年如一，維持知識份子一貫格調，樹立台灣社會典範。（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南市新興國中最近成新聞焦點。由於校長和家長通力合作，它創造了「台灣最整齊的放學景象」。有別於一般國中小學放學的亂象，這所面對大馬路的學校，家長等待接載孩子時機車在校門口人行道旁排列成一線，且車頭一律向著馬路，車尾對準校區，整齊畫一有如待發的賽車線。這一放學校門景象，既便於學子找到家長，行車動線流暢安全，也有效利用空間，備受各方讚賞，咸認家長以身作則，守秩序且知禮讓，是孩子生活教育最佳示範，已有學校打算見賢思齊。 機車是台灣最普及的交通工具之一，全台灣有一千三百六十八萬輛機車，即每一百人有六十輛，普及率甚高。機車大行其道，因其便捷、靈活、對個人而言經濟又省時，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過程中，機車取代腳踏車，成為最普羅的通勤及日常生活交通工具。特別是台北市以外的地方，捷運及公車未能蔚成網絡有效運作，北中南五個都會區皆然，昔日肩負鄉間大眾運輸的客運、小火車尤成絕響，機車乃成最普遍的代步工具。即使台北市，仍有至少九十五萬輛機車穿梭街頭，既凸顯機車廣受人們倚重，也襯托台北尚待蛻變為先進國家的首善之都；連越南河內都打算十年內市中心全面禁行機車。 機車廣受歡迎之際，社會也付出相當的成本。台北市長柯文哲為機車族提供另一通勤選擇，打算推出捷運月票，以「兩千五百元吃到飽」為招徠，但被嫌「太貴」。誠然，兩千五是否合宜，既是試辦，未來自有調整空間。 不過，嫌「太貴」的立論，似僅從個別成本著眼，亦即只試算油費、保養、折舊、稅費等個人支出，但對空氣污染、交通壅塞等社會成本並未列入考慮；尤其機車的空污更甚於汽車，行動排放細懸浮微粒（PM2.5）等污染物於大街小巷，是主要污染源。負面反應者也未列入捷運的安全、舒適及非上班日搭乘形同免費等效益。事實上，機車是舉世公認最危險的交通工具，台灣近年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中，機車族占了六成，年輕族群尤為主要受害者，每年奪去不少年輕的生命。 機車如此普及，自然反映了社會文化和國民性。街頭上，台灣人重個人甚於群體、無視他人的特性展現無遺：為了搶快，蛇行、鑽車縫、爭先恐後、違規左轉樣樣來；靠邊起步很隨意，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對斑馬線或行人穿越道視若無睹；機車不但常上人行道，還逆向鳴笛趕路人；停車更隨興，路邊、轉角、商店口、公車站…，處處可泊車。在傳統市場或路邊夜市，常見機車一路徐行，騎士邊騎邊看，危險且有礙人群，也搞得烏煙瘴氣，路人掩鼻戴口罩。如此這般，違規如家常便飯，禮讓絕無僅有，有人歸咎台灣道路設計對機車不友善，癥結仍在騎士自我中心，行車習性不夠文明。 在不甚理想的機車文化中，新興國中家長的表現因此值得大書特書。校門口接載區可自由行動，他們自我約束，成就眾人的自由，方便安全接載學子，利人也利己。他們妥善處理群己關係，在群體互動中不自我中心，自制自愛，不為所欲為，為他人著想，既方便他人，也方便了自己。簡單說，他們經由個人自律，表現文明社會應有的公德心。 機車文化其實只是台灣有待提升的社會文明具體一環。在我們周遭，類似現象普遍存在：搭車高談闊論講手機、亂丟垃圾吐痰製造髒亂、公寓燒香焚紙污染空氣、餐廳一家烹煮「萬家香」…；乃至於台南奇美博物館內有檳榔汁，館前草坪被踐踏，台中新社花海屢傳遊客踩花草，台鐵太魯閣彩繪列車Hello Kitty座位枕巾大量遭順手牽羊。 社會公德匱乏，是台灣戰後一直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三年，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以「狄仁華」為名，在報章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指台灣人情味濃厚，但欠缺公德心，激起漣漪。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雖非毫無長進，但公德是文化問題，戰後一直籠罩台灣的中國文化鮮少公德成分，公德要成台灣公民普遍氣質，仍待努力。 事實上，台灣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本時代生長的一輩，或「多桑世代」，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修身」教導並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並實踐守時、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守法等德行。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自我要求，也為他人著想，因為人不只活在個人世界，也與社會互動；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 人際互動頻密且重群己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透過教育，落實公德於國民日常生活，台灣在日本時代受其影響，形成了「多桑世代」的個人及集體特質。然而，戰後中國文化罩頂，多桑世代的「修身」見棄，國民修養下降，且隨著未受生活教育的世代為人父母或師表，更難扭轉，以致公眾行為水準，至今遠不如歐美日先進社會，只比中國文明一些。這一現象凸顯戰後文化的「脫日入華」，與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台灣的不幸。評論家曹長青因此呼籲，要振興台灣文化，其實不假外求，請從重現台灣「多桑世代」的公民氣質做起。新興國中放學景象，正是這方面良善而可喜的進展。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跌破許多人眼鏡。先見之明難求，網路時代評論家特別多，事後孔明乃紛紛出籠，且言人人殊。 先是「川普現象」。一位從無公職或軍職經歷的商人，《紐約時報》給他戴上「性掠食者、商業詐欺者、騙子、無知魯莽獨斷者」的帽子，對手稱他「可悲之人」，更多人把他當「痟人」。其能勝出，各方解讀甚多。英國BBC列出五大原因︰「掌握白人民怨」、「百毒不侵」、「保持政治局外人」、「電郵門事件」、「相信直覺」，雖屬後見之明，但旁觀者清，佐證民調，堪稱中肯。 「川普總統」較難論斷。政治人物選前選後兩個樣，舉世皆然；「候選人川普」與「總統川普」絕對難以畫上等號，選後入白宮「歐川會」已謹言慎行，就是例證。其次，政府機器龐大，未必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且有層層節制，美國也不是中、俄這種國家；「川普總統」縱然獨斷獨行，仍受制約。最根本的是個性作風，選戰中，他的立場游移不定，政策主張不一，不按牌理出牌，都使「川普總統」未來施政難測。 從而，現在論斷「川普總統」如何如何，臆測成分較多，且易過度解讀。台灣金融市場從大選開票至今，行情暴起暴落，即此一例。可嘆的是，台灣政媒繼選前論斷摃龜之後，聳動與鬥爭的作風不改；「川普政經四核彈台灣將是第一個祭品」、「蔡政府押錯寶聯美制中沒轍」、「川普勝選開展兩岸融合好時機」等，均此之屬。 川普的「美國優先」，是否導致經貿保護主義及外交孤立主義，亞太政策及台美關係如何演變，是我國關切的議題；執政者做好應變工作，應為要務。至於媒體、政客及名嘴，發揮專業角色，多做準確深入報導評析，減少危言聳聽借題爭鬥，以免公信力一再流失，也很重要。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施政滿意度在短暫「蜜月期」後，即一路下滑。日前雖有一家民調指其聲望已回升，但或因機構效應明顯，尚不足為憑。五個月前受到萬眾殷殷期盼的她，民調何以拉抬不上來？ 受閣揆拖累 總統民調滑落 從數字看，總統民調滑落，顯係受閣揆拖累。幾乎所有民調都顯示，林全的施政滿意度從未過半，且在七月底出現不滿意高於滿意的「死亡交叉」後，不滿意度走高逾五成，滿意度卻跌破三成，差距還曾高達二十五趴。閣揆站在施政前線，面對民意直接檢驗，公眾不滿意的閣揆，勢必殃及總統聲望。 另一方面，蔡英文面對中國「九二共識」的攻勢不斷，仍守住「不會在壓力下屈服」底線。這一立場，使得她的執政滿意度雖直直落，信任她的民眾仍遠高於不信任者，這在台灣主體派尤為明顯。換言之，台派對蔡英文施政表現雖不恭維，但對中國政策怨言相對較少，才是造成她民調一路下滑，仍保有相當信任度的主因。 這就突出總統人氣的癥結。總統要得民心，其關鍵一言以蔽之：用對人，做對事，把國家社會帶向正途，令台灣人民滿意。 用人是蔡英文表現最弱的一環，也是執政問題的根源。林全近年與她共事，論默契、聽話、為人都堪為親信，但擔任閣揆所需的政治性格偏弱，與她的互補性不足，也欠缺突破現狀與改革的雄才大略及魄力。 內閣老藍男 用人顯有問題 閣揆之外，蔡政府其他用人也多爭議。以總統府為例，秘書長日前突去職懸缺，國安團隊至今建構不全，資政國策顧問籌組不順；總統身邊人事已近半年仍喬不定，用人顯有問題。其次，內閣人事偏愛「老藍男」，一開始就遭批評，近數月來也禁不起政績實際檢驗。閣員之外，駐外使節、公營事業及官股代表的任命或明顯酬庸，或所用非人，或遲遲定案，或竟難產，凸顯用人亂無章法，無助把事情做好。 用人不當之餘，還鬧風波。台派普遍對偏用「老藍男」有意見，因為綠營的專業幹練之士也濟濟多矣，何以見棄？在基層憤懣、大老開砲之後，又傳出係因「搶位子」未遂而口出怨言。這不僅以小人之心，度台派之量，也荒誕不經。 台派大老之中，吳澧培勇於針砭時政，於是，為其姪輩吳釗燮開路、為己謀央行總裁之說，先後傳出。另一位大老辜寬敏也經謠傳「力薦」兒子辜朝明任官，謀取央行總裁一職。這些傳言，顯係有心人放話，意在護航保位，不值識者一哂。以辜朝明為例，事實正好相反，是新政府有意延攬，經當事人婉謝；求官與不入公門，竟可顛倒是非，平添人事波濤。 事實上，吳、辜兩位前資政，都已耄耋之齡，義正詞嚴，無非企盼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國家社會邁向正常化軌道，台灣明天更好，別無他求，這其實也是台派基層普遍心聲。正因如此，人民集中選票讓民進黨首次兼有執政權及國會多數，期待其前次執政因朝小野大而未竟的大業，這次得以積極推進。有如大法官在提名答詢所言，舉凡國號、國歌、固有疆域、與中國關係、憲法脫離現實，台灣都不是正常國家。若憂讒畏譏，一切維持現狀，哪個黨、誰人執政都一個樣，台派為什麼要獨鍾民進黨或蔡英文？ 台派期待 以台灣之名走向國際 用人出問題的蔡政府，在做事方面也未孚眾望。振興經濟、改革突破、轉型正義、以台灣之名走向國際，是台派對蔡政府的基本期待。五個多月來，蔡政府令人失望的比滿意的多，民調當然下跌。 振興經濟需長期以赴，今年經濟勉強保一非戰之罪，其咎在以「六三三」空頭支票、全面傾中誤國的前政府，但蔡政府處理勞資爭議的角色失衡、抗壓不足，失分不少。改革突破也非短期可以有功，惟各方寄望最殷的司法及年金改革、打破鳥籠公投都未見進展，最讓台派不耐。對於轉型正義，僅處置不當黨產值得按讚，其他破除黨國體制緒餘惡跡都乏善可陳。至於以台灣之名走向國際，在世衛大會自稱「中華台北」，南海仲裁案未與中國劃清界限，很令台派搖頭。 兆豐樂陞案偵辦蹩腳 台派跳腳 偵辦兆豐、樂陞等金融大案的蹩腳無能，尤使台派跳腳。兆豐案既有違反洗錢申報之實，也有涉及洗錢的合理懷疑，但查來查去，馬政府的惡事竟由新政府攬禍上身，也暴露「老藍男」在財金界結幫成派，出事官官相護，長年「官大學問大」，遲滯官股銀行改革。林全身為財政幫龍頭，民調大為減分。 對待陳水扁前總統一事，更讓台派怒氣沖天。扁案集司法不正義之大成，人也已被關到病痛纏身，形同柯文哲口中的「廢人」，特赦是台派普遍期待。但蔡政府反其道而行，雙十慶典對他禁足，卻讓多案在身的馬英九趴趴走，甚至出國，進一步激怒台派。 歸結來說，人氣跌落，當事人最應檢討；尤其執政數月就讓台派怨聲載道、放砲連連，實在很「天才」。總統一職非個人所能獨善，須知人善任，建構並帶領幹練智囊及執政團隊，活絡政府機器，以改革向上激勵人心，方足以把事做好，突破台灣重重困境。蔡英文集黨政大權於一身，民進黨也完全執政，如果用人做事及掌握大局都狀況頻頻，台灣前景不免令人憂心。總統一職，萬眾之上，幹不好不僅誤國殃民，罵名四起，自身能耐個性缺點也全都露，九趴前任殷鑑不遠。執政才五個多月，改弦更張，為時未晚；甚至下定決心，把事情做好比追求連任重要。台灣好不容易出現第一位女總統，千萬不能「漏氣」。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談一中各表 無藥可救 一個月前，中國國民黨舉行全代會，通過沒有「一中各表」的「和平政綱」，至今餘波盪漾，反彈四起。「一中各表」是欺騙台灣人民的漫天大謊，已被馬英九在「馬習會」親自以行動證明，但該黨的「中華民國派」仍把它當神主牌，乃有異議。台灣近兩年最大的政治鬧劇，就是人民已透過選票表達明確訊息，終結國民黨的執政及國會多數，這個百年老店不但不知悔改，還執迷不悟，恣意與人民站在對立面。事已至此，「一中各表」、「一中不表」或「一中同表」仍廣見於其黨內，真是無可救藥。 全代會還有一個新鬧劇，只因其屬口號政治而未受注意，見諸黨主席洪秀柱的講話。她打出「蔣經國牌」，強調要學習蔣經國「用生命擁抱台灣，以民為本、無私奉獻」，國民黨應「徹底經國化」。 「經國化」 吃蔣的豆腐 要把國民黨「經國化」，十分離奇；包括洪秀柱在內的近幾任黨主席，連喊這個口號的資格都沒有。蔣經國直到去世，對共黨政權厲行「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國民黨從二○○五年連戰前去北京叩頭，鬧出「連爺爺你回來了」醜劇，與胡錦濤「聯共制台」，已嚴重背離蔣經國路線。如今高喊要「徹底經國化」，實在是吃蔣經國的豆腐；由倡言「和平協議」、揚棄「一中各表」的洪秀柱來喊，這個豆腐吃得更過分。洪秀柱將來去九泉之下見蔣經國，不怕大吃排頭？ 蔣經國的功過褒貶不一，但洪秀柱所言，絕對是溢美之詞。國民黨要有前景，一生奉獻台灣的巴克禮（Thomas Barclay,1849-1935）牧師，才是真正值得學習的對象，週三（十月五日）適逢他的紀念日。 蘇格蘭出生的巴克禮，一八七五年來到洋人稱為福爾摩沙的台灣之前，先在福建學了一年廈門話，亦即通稱的閩南話或福建話，既為傳播基督福音，也決心走入群眾、深入社會、融入台灣。在他八十六歲的人生，有六十年無私地奉獻給台灣人民，且終老於他所鍾愛的這塊土地，化為台灣魂。 國民黨是外來政黨。外來其實不是問題，問題出在不願認同台灣：戰後以統治者之勢霸凌台灣，民主化之後又與共產黨聯手處心積慮要把台灣併為對岸中國的一部分。政黨不認同台灣，台灣人民也不會接受它；國民黨到今天還未領會這一道理，政治智商低下無比。 相較於國民黨遭唾棄，台灣人民在巴克禮去世八十一年後仍感念他。在他所長期服事的台南，每年有紀念活動，有以他為名的道路及教會；巴克禮紀念公園不僅有林園花木之美，名列全國十大優良公園，還獲頒全球卓越建設獎。從巴克禮的範例可見，外國人或外來政權都不是問題，端看是否認同並貢獻斯土斯民。 巴克禮為台灣做過什麼事呢？ 他是報人。巴克禮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是台灣第一家報紙，從一八八五年至今，持續發行。它所報導的雖以教會新聞為主，但經由教會在各地活動所反映的地方風土人情及新聞事件，累積成一百五十年來台灣歷史的珍貴史料。 他是教育家。他先後創立「大學」（傳教師養成班）、台南神學院，也是台灣第一所中學長榮中學的創校者之一。他所創立的學校，不只傳授神學，注重品格培養，還首創科學教育。舉凡物理、地理、地質、天文、攝影…，盡入課程。學生除了做實驗，還透過大型望遠鏡觀察土星、木星、月球等天文景觀，大開知識與心胸視野，突破一百五十年前只重背誦的漢人教育窠臼。巴克禮宗教與科學兼備，開啟了台灣現代化教育先河。 他是語言學家。透過白話字（台語羅馬字）系統，巴克禮翻譯並出版至今沿用的聖經，讓當時眾多不識字民眾得以在短期內學會讀、說、寫母語，有助掃除文盲，也是學習台灣母語最佳教材。在戰後國民黨禁絕母語教育前後，白話字是台灣老輩通信所用文字之一，如今仍是有效保留母語的工具。 他也是危機處理者。一八九五年清廷把台灣割讓日本，當年十月日本軍隊進佔府城台南之際，奉清廷為正朔的台灣民主國分崩離析，他受府城仕紳懇託，冒險與宋忠堅（Duncan Ferguson）牧師出面斡旋，日軍平和進城，免去了一場生靈塗炭的場面。 巴克禮用生命擁抱台灣 一個與台灣沒有利害關係的外國人，巴克禮一生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無私奉獻」、「以台灣人為本」、「用生命擁抱台灣」，堪稱台灣的恩人。這一對於台灣有情、有義、有恩的人與事，值得大書特書，寫成傳記演義，以藝文表現傳為史詩篇章，並拍成電影或連續劇，甚至列為類似「大河劇」的題材。經由這樣的闡發演繹，包括時代、建築、衣裳、器用及藝術考據，重現一百五十年前的台灣社會，釐清「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等基本認同與價值，這才是當前台灣所需的文化振興。不此之圖，洪秀柱宣稱要「大力弘揚中華文化道統及中華民國史觀」，只會繼續失去民心，遠離台灣人民，特別是年輕人；最終有如許信良早年所言，「從地球上消失」。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蔡英文就任總統進入第四個月，她主控的黨政大局並未出現「百日維新」。整體來說，前任所留下的爛攤子尚待清理，狀況與爭議不少，改革列車緩緩開出，閣揆滿意度卻已出現「死亡交叉」。這樣的局面，相較於勝選時的人氣與期待，借用股票市場話語，是「低於平盤開出」。 坐上總統大位的人，要有基本體認：這個職位不是一個人所能獨善，即使「天縱英明」，以國政經緯萬端，也需知人善任，籌組最優秀的團隊，全力以赴。蔡英文是否有此認知，外人不得而知，宜從實際作為加以檢驗。 國安團隊僅剩文青治國 總統身邊的智囊最重要，國家安全會議成員尤為核心。台灣自總統普選以來，李登輝是公認最傑出的總統，不僅本人雄才大略，掌握新知及潮流，其國安幕僚亦多足智多謀之士；既有「老中青」三結合的完善組成，還針對與中國周旋的需要，延攬老牌共產黨員入列。 相形之下，蔡英文的國安團隊，至今籌組不全，令人不解。以成員來說，先是「愛將、文膽、策士」入列，統稱「文青治國」，較諸前此「童子軍」、「馬金鏡中人」，未必高明。八月初雖經改組，仍未見補齊國安會不可或缺的要素：如當年殷宗文、丁渝洲的軍事戰略將才。 資政國策顧問付之闕如 總統身邊的資政、國策顧問也付之闕如。這兩項職務，其儀式屬性是否大於實質功能，端視總統能否誠意請教、有效諮詢。資政、國策顧問懸缺，外界解讀的版本之一，是總統氣度不夠恢弘，面對大老直諫極不自在。是耶？非耶？但「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而總統府無資政及國策顧問，更創下令人費解的紀錄。 找「體力已走下坡」的林全組閣，也沒有加分。學者、技術官僚出身、群眾魅力不足、「歷史認知薄弱」、對本土價值信念不深的他，與蔡英文個性、屬性相近，互補作用不大，對應公眾所深切期待的突破現狀，顯非上乘之選。正因如此，蔡林組合未能提出足以振奮人心、共赴改革的有力號召；「維持現狀」、「解決問題」都失之沉悶。再者，這一如「文青治國」，把助選班底當執政人才用，「打天下的未必能治天下」是政治常識，不信邪逆向而行，代價乃現。 國營事業董總該換不換 蔡林組合的問題，同樣顯現於閣員等用人。閣揆對「老藍男」極力辯解，但說服力不足，禁不起檢驗，也讓支持者跳腳。尤有甚者，從國安會到國營事業，遷延數月，「該用不用、該換不換」，不僅招致罵聲連連，也不利實際施政與改革。 用人出此局面，固為蔡林個性使然，也因陷入政治人物常見的「勝選迷思」：把高票當選所反映的選民期盼，誤為自己天縱英明。蔡英文大選大勝三百萬票，主因中國國民黨執政太爛，也反映人民對改變現狀的渴望。上任以後，容或有「蜜月期」，民意檢驗標準已改為實際施政績效，四個月交接期卻使當事人沉迷「勝選迷思」，以致從用人到施政，在極度良好的自我感覺中，辜負了選民期望。 柯文哲已陷入勝選迷思 陷入「勝選迷思」的美麗錯誤，台北市長柯文哲尤其嚴重。政治素人把大贏對手廿四萬多票，當做選民簽發空白支票，勝選夸夸其談，加上認定全台北自己最聰明，也未體認台北市政同樣非市長一人所能幹好，身邊欠缺像樣的智囊團隊輔佐，以致施政離離落落，人氣難以挽回。 主政者要政通人和，不外用對人、做對事。三個多月來，蔡英文用人既出狀況，事情也未完全做對；其間開闢太多戰場，軟硬拿捏失當，不僅問題未解，自找麻煩，且留後患。其中，處理華航罷工、週休二日、國道收費員等爭議，溝通不足、立場失衡、慷他人之慨，最受詬病。 然而，執政表現也有不少可肯定之處。最基本的，國家走向大致正確，面對藍、紅以「九二共識」內外聯手進逼，戰線沒有失守，雖處理世衛大會及入聯不無爭議。同時，廢除了「微調課綱」，年金、黨產、新南向等改革新政列車正緩步開動，民生經濟也初現否極泰來之勢。在政策制定執行方面，傾聽、溝通及決策的周延確可加強，但「髮夾彎」之譏至少顯示執政團隊並非一意孤行。正因如此，蔡英文人氣仍維持過半。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執政百日沒有「好的開始」，也未必不能成功，端看如何檢討調整改進：堅定目標、強化智囊、充實團隊、察納諫言，至為必要。必須強調，蔡英文黨政大權在握，完全執政，掌民進黨歷來最大權柄，也有絕佳歷史機遇，成事看其造化。誠然，由於年金、黨產、轉型正義等都屬長年未解沉痾，既得利益強力抗拒反撲，改革清理不易，但考驗之所在，也是良機之所在。 可效法鐵娘子改革經濟 總統職責是關照國家社會整體利益，不討好個別利益，也不受特殊利益或民粹挾持。身為第一位女性國家元首，見賢思齊，可向她所心儀的柴契爾夫人學習，看「鐵娘子」如何以靈活勞動市場、抑制過於強勢的工會、國營事業民營化等改革經濟，並領導打贏福克蘭戰爭。她也可效法德國總理梅克爾，堅持信念，大膽決策，不畏批評，無懼反彈。她們堅定的領導魄力，最能彌補蔡英文決策行事風格的弱點。 還是借用股市話語。低於平盤開出之後，只要力求打好基本面，加上技術面適度配合，後市回穩，逐步走紅向上揚升，至少四年期間，行情在熱絡中創下高點，仍可期待。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立法院長蘇嘉全率團訪問日本，促進外交，美事一樁。但其間因若干立委表現，招來公私不分批評。其實，公私不分，台灣社會司空見慣，不少國人習以為常，若能因此而檢討改善，也是好事。 追求並維護個人自由與權利，是人類進步的目標；但個人生活在社會，不能侵擾他人，這是文明社會的基本道理。現實上，台灣人常公私不分，甚至以私害公，表現在日常生活。 信手拈來，其例不少。政治人物濫用公帑最普遍，假公濟私不以為病。社會上，濫叫救護車不是新聞，登山客把救難直升機當下山便捷工具才最「時髦」。在街上，行人穿越道形同虛設，機車、單車反向騎上人行道，左轉車很少禮讓，先走先贏是常態，路邊違停公車站卻怪車位不足。在傳統公寓，頂樓住戶佔陽台，住一樓的據地下室；新型公寓陽台外推也成常態。至於搭車喧嘩講手機，焚燒紙錢污染空氣，一家餐廳營業鄰居「萬家香」，都是以私害公的慣常行為。一八七○年代，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Joseph B. Steere）有福爾摩沙之行，感嘆此地漢人社會一如中國，「公眾權利」觀念蕩然。一百五十年後，這還是問題。 不過，台灣人並非一向如此「歹規矩」。如今已漸凋零的「多桑世代」，日本時代曾受「修身」教育，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為別人著想、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日常習慣。這一生活教育，表現自律及個人教養，展現文明社會公民素質，也形成世代特質。 可惜戰後主導的中國文化輕視這一基本面，生活教育又被升學主義打敗，且隨欠缺生活教育的一代為人父母師表，只重個人、不顧旁人言行舉止大行其道，以致公眾行為較先進社會仍有差距。台北捷運禁飲食、年輕人不搶博愛座、電梯禮讓急行者，是近年改變生活文化好的開始。 台灣要成就文明社會，自律且分辨公私份際至關緊要。「多桑世代」典範猶在，只是凋零，不假外求，改變請由此著手。

禁止勞工連上七天班的「七休一」規定，引起極大爭議，行政院踩煞車，延後兩個月實施。「七休一」旨在增進勞工福祉，但牽涉廣泛，勞動部做法又粗糙武斷，以致目標未達，撻伐之聲四起，新政府灰頭土臉。 以「民主進步」為標榜的執政團隊，矢志把台灣勞工從低薪和過勞的邊緣拉回來，這一良心美意，應該肯定。然而，勞動問題涉及勞資雙方，也牽動消費者及整體經濟社會，勞動政策因此不能只從勞工角度著眼。先進國家的經驗顯示，嚴苛僵固的勞動法規未必為勞工帶來真正福祉，靈活且合時宜的勞動機制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處理勞動問題過於偏執，良心美意不必然帶來好結果，借用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話，這需要「溫暖的心、冷靜的腦」。 七休一政策 公眾溝通明顯不足 在「七休一」爭議中，政府部門暴露不少問題。首先，勞動部官僚僵化。它名叫「勞動部」，主管勞動業務，規劃勞動政策，牽涉勞資關係，須兼顧勞資平衡。實務上，它卻偏向「勞工」角度考量政務。強推「七休一」時，它要記者出國採訪「第七天在飯店休息，不可發稿」，工商界「人力不足，就要補人力」；官腔官調，都因「勞動部」把自己當成「勞工部」而起。 其次，政策說明與公眾溝通明顯不足。爭議期間，所謂「一例一休」、「兩例」都讓公眾一頭霧水，民調指四成八公眾不清楚兩者差異何在。究其原因，不是「群眾只有十三歲」，而在溝通說明不足，官方只顧講官話，不說尋常百姓能懂的話。 經此折騰，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落實週休二日的同時，保有適當彈性，則「有彈性的週休二日」，應較簡明而易於接受。政府部會內部橫向協調也有問題。「七休一」明顯衝擊公共運輸業等行業，但勞動部對這些行業的特性顯然不瞭解、也不傾聽，未做應有的調查研究評估，只試圖以一個工時規定，全體通用。其間，與交通部等相關部會協調聯繫不足，整體觀照不夠，客運業者以假日減班、中秋不加班等回應，才驚動當局，急踩煞車。 可行勞動法令 彈性是最重要元素 就本質說，彈性是可行勞動法令最重要的元素，「七休一」卻付之闕如。所謂彈性，並非獨厚「無良」企業主，勞工其實也有此需要。對業者來說，不同產業特性不一，製造業與服務業迥異，公司有大有小，同一公司也有淡旺季之分，勞力調度都需靈活。再從勞工看，如今新型勞動出現，知識型工作者未必每天上班打卡；自願加班、休假調班、積假一次使用或「存摺式休假累積」等都因彈性可讓勞方有較大選擇權。如照「七休一」一刀切，勞方不准加班，（客運業等）資方不得減班，訂定如此僵硬霸道規定，難怪激起「這是什麼政府？」的批判。 政府機關所顯露的心態也很可議。誠然，台灣的工時、休假、薪資等勞動條件都有改善空間，但這也與台灣整體經濟不振有關，不能一味歸咎資方剝削勞工。對企業主來說，近年勞保、健保、就業保險、勞退金、職災保險，即將實施的家庭照護假、長照保險，法定勞動成本節節升高，多少排擠了加薪空間。此時推行週休二日，彈性靈活不可缺，細膩規劃溝通協調不能免，否則欲速則不達，對勞工福祉未必實質增進，窒礙整體經濟社會發展，反有惡果。 政府除了建構勞動政策機制，還要以仲裁者角色協調勞資互動，為勞工謀福祉固責無旁貸，但一項措施引發資方普遍反彈顯有問題。尤有甚者，台北市勞動局近年實施勞動檢查，銀行業高達八成七遭罰款懲處。勞動法規導致近九成業者受罰，未必業界充斥違法亂紀之徒，更可能是勞動法規失之嚴苛。政府尤應注意，台灣基本上屬於社會學者福山（Francis Fuluyama）所稱的「低信任度社會」，再經嚴苛的勞動法規攪和，把企業主盡當不知照顧員工福祉的唯利是圖之徒，包括勞資互信和諧的社會資本一旦虧空，對整體經濟社會傷害至大。 師法德英美 政策不能偏執勞資一方 德國在一九九○年代經濟衰退，儘管其勞資關係曾被視為歐洲範例，仍在本世紀之初進行勞動市場改革，進一步檢討勞資權利義務對等平衡，放寬就業規定，增進勞動市場彈性靈活，使其至今能維持技術、創新、生產力兼具的勞動力及低失業率，產業實力舉世頂尖。在此之前，柴契爾夫人的改革，包括抑制過於強勢的英國工會，使政府政策不受其挾持要脅。同樣是一九八○年代，雷根曾開除一萬一千三百多名違法罷工的美國航管員，「柴契爾主義」及「雷根經濟學」都曾帶來經濟繁榮。在更早的一九七九年，新加坡宣布大幅提高工資兩成，但事與願違，反使新加坡陷入嚴重的失業與不景氣。這些前例顯示，政府需維持勞動市場彈性靈活，政策不能偏執勞資一方，甚或越俎代庖，以免適得其反。 政府首務 建立彈性靈活勞動機制 現今主政者所應致力的，是建立彈性靈活的勞動機制運作，致力台灣經濟掙脫困境；整體經濟的餅做大了，勞資同受其益，為小確幸爭執相對減少。至於新政府自稱「最會溝通」，有「偉大的溝通者」名號的雷根之言，最應記取：「領導者的教訓是相同的：要辛勤工作，瞭解事情真相，樂於傾聽並瞭解他人，具堅強的責任感和指揮感，並替你所代表的人民做出良好的決定。」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海軍誤射雄三飛彈事件震驚各方，需要檢討的問題很多。蔡英文總統為之震怒，要求盡速查明真相，深究系統性失靈原因，確立且嚴遵標準作業程序，並指部隊紀律鬆散，強調「軍隊沒有紀律，就不叫軍隊」。 星期專論 盧世祥 紀律渙散 軍隊系統性失靈 三軍統帥所言甚是。國軍近年鬧出紕漏不少，紀律渙散問題嚴重，最近的官兵虐狗致死案、去年的「貴婦」阿帕契轟趴案，都讓國軍形象受損；而採購弊案不斷、軍中諜影幢幢、高級退將錯亂敵我立場，尤大傷國人對國軍的信心。 整飭軍紀因此是當今國防改革的要務。關於軍紀，打贏獨立戰爭、創建美國的華盛頓說得最有感︰紀律是軍隊的靈魂，軍紀嚴明可使部隊以寡擊眾，以弱勝強，攻無不克，為全軍帶來尊榮；輕忽紀律，對軍隊傷害最大。 軍紀管理之外，以士官竟可一人獨射飛彈，本案因此陰謀論四起。其中固不乏出自合理懷疑所做的推斷，軍方的應變處置及事後溝通說明也顯有缺失，但有些陰謀論已超乎事實與常識常理，危言聳聽，其心可議。 誤射案陰謀論 超乎常理其心可議 其中，「戰爭論」最荒誕。所謂「飛彈指向廈門，若大陸反擊，高雄可能毀於戰火」、「習近平指示飛彈一過海峽中線就摧毀，只差五秒共軍就回擊了」、「讓台灣陷入兩分鐘的極度危機」均屬之。事實是，雄三是防衛性武器，射程一百卅公里，不但打不到廈門，也過不了台海中線。至於政治陰謀論，或謂新政府製造事端蓄意挑釁，或稱軍方趁總統外訪故意給新政府出難題，繪聲繪影，陰謀論所常見的特色十足︰說者言之鑿鑿，不必舉證，信者自行上鉤。 誤射飛彈案凸顯軍中文過飾非文化尚待革新的同時，一如近年其他重大事件，也反映今日台灣政治與媒體亂象。除了光怪陸離的陰謀論，各種未經查證的報導充斥，由於誤射飛彈造成漁民傷亡，若干媒體處理也流於社會新聞所常見的聳動濫情。台灣如今所面對的，不僅是軍紀渙散的部隊，政媒欠缺自律及專業倫理，也正侵蝕台灣社會理性討論、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 政媒欠缺自律 侵蝕台灣理性空間 台灣自一九八八年解除報禁以來，新聞自由隨民主發展增進，國際評比在亞洲名列前茅。其間，台灣三度政黨輪替，立法權凌駕行政權，國會也朝野易位，政治爭鬥益熾，新聞媒體成為宣傳論述或輿論戰的主戰場。不過，政媒從威權體制解放而自由奔放之後，專業倫理及自律並未隨之長進。 媒體起鬨、政客瞎掰、名嘴胡扯 把媒體當政治爭鬥主戰場，既係黨政勢力操作，也因媒體只重自身立場及利益有以致之。媒體以報導事實、進行分析評論為天職，但媒體踰越旁觀者角色而成參與者，威權時代有之，自由化後更普遍。眾家媒體涇渭分明，立場影響新聞判斷，電視的談話性節目尤其泛政治︰黃金時段找來名嘴脣槍舌劍，但理性論辯探究問題本質並非電視台所關心，以聳動言語激發收視率所帶來的商業利益才是。尤其發生重大新聞事件，「媒體起鬨、政客瞎掰、名嘴胡扯」模式更成家常便飯。 在政媒惡質文化中，台灣社會每晚在電視機前進行政治爭吵惡鬥，長年累月，言論口味越來越重，社會對立分化越甚，不同意見立場者彼此看不順眼。尤有甚者，政治失敗者不惜引外敵介入，以致藍綠之外，政媒專扮紅色代言者也粉墨登場，錯亂敵我關係，出現正常民主社會罕見的怪象。 同樣在惡質文化中，基本的事實真相不是政媒興趣所在。追求真相需要時間、耐心與客觀公正；追查飛彈誤射案，不論官方調查或媒體報導，都牽涉軍事專業，也須突破軍方內控管理及封閉文化。然而，在新聞炒作熱潮過後，政客趁機鬥爭目的已達，媒體聳動嗜血效用遞減，真正在意真相者又有凡幾？ 網路酸民當道 無助實質解決問題 近年網際網路傳布資訊迅速而充足，對反映社會多元價值、打破既得利益、促進施政透明公開都有助益。另一方面，網路時代也帶來民粹主義者及「酸民」大行其道，未必明顯提升公共議題討論的品質，實質解決問題。多年來台灣的民主實踐，偏向分立爭鬥，而較少合作妥協，如今社會面對重大挑戰，最需凝聚共識共赴改革，民主也應深化轉型。   軍隊、媒體、民意機構 公信力不足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強調，「自由即自律」、「自由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讓你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實務上，康德所言至今仍是台灣政媒遙不可及的理想。有如軍紀之於軍隊榮譽，自律及專業倫理不彰的政媒，自難博取社會公信；民意代表、記者近年在社會信任調查屢吊車尾，就是其例。 這就暴露台灣民主化至今極大的問題︰軍隊、媒體、民意機構是國家社會的重要部門，但這三大部門都因紀律及專業倫理問題而致社會公信力不足。台灣外有強敵覬覦、內有諸多改革亟待進行，公信力不足的這三大部門，能在新政局的改革中善盡其責嗎？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蔡英文總統要出國訪問了。本月下旬，她將造訪友邦，並出席巴拿馬運河新工程竣工儀式。維持區域穩定發展、參與全球議題，是她就職演說所楬櫫的外交工作要項。如果說，落實轉型正義是國人對新政府的普遍期盼，台灣的外交也需要轉型。 馬政府親中 拖累台灣 就對外關係而言，年初大選是對過去八年路線的總清算，民意很清楚：馬英九政府「和中友日親美」其實只偏「親中」一味，讓國家經濟、尊嚴、前途受創；「外交休兵」鬆弛了外交團隊鬥志和紀律，不容持續。 全面「親中」路線被人民唾棄，原因很簡單，當年為此所編織的理由、所開的支票，一切攏是假，禁不起事實和實踐的檢驗。 以經濟為例。當初為與中國簽署ＥＣＦＡ，宣稱台灣將因此「也擱發」，帶動各國與我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經濟可致「六三三」榮景，如今看來全是騙選票的畫虎卵。八年來，台灣步入中國「口袋戰術」，經濟高度依賴對岸，不但人財技術產業俱失，經濟困境越陷越深，從出口、經濟成長到金融曝險損失，都飽受中國拖累。 年輕人對「親中」路線尤其反感，中國也是肇因。多年來，它總與台灣民意站在對立面，在民主化過程，敵視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決心，出手干預、出言恐嚇，在國際社會打壓從不手軟。它喊出「兩岸和平發展」，是對付台灣的「溫水煮蛙」詐騙術語，武力併吞的準備從未放緩。它對台灣「讓利」，讓政商買辦獲利，貧富懸殊最傷年輕人。 中國及台灣的「被統派」，還常把年輕世代對中國的反感或「天然獨」，歸咎李登輝、陳水扁兩任總統的「去中國化」，這是膚淺、惡意的錯估民意。李、陳兩位總統所為，只是嘗試扭轉自戰後外來政權「去台灣化」的偏差，順應台灣民主潮流。 親近美日歐 才是外交重心 與中國接觸越頻密，對它越疏離，香港亦然。香港沒有「去中國化」問題，但年輕世代繼「雨傘革命」之後，「港獨」聲勢漸起，本土認同強烈，顯示專橫不民主的北京政權、不得人心的港府當局，實為「反中國化」的催化劑。同理，國共聯手制台灣引發的普遍反感，才是促成「天然獨」的最大力量。 台灣的對外關係，因此不能再一味親中，須與它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但多關注中國人民爭取普世價值的實現。同時，整體外交要轉向親美友日重歐，積極加入ＴＰＰ，開展新南向，與南島文化各國加強連結。 以美日歐為外交重心，符合常識常理。這些國家，民主先進，對台灣沒有併吞野心，是我國追求普世價值、和平安全的夥伴。與其密切交往，國家社會整體上進，國際道義支持，攸關繁榮安全。相形之下，「親中」與虎謀皮，近墨者黑，對敵國搖尾乞憐必自取其辱，自陷險境。 此時，由於中國揚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野心勃勃，製造麻煩，各國不安；美國正以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動建立安全網，台灣積極親美友日，時勢所趨。基本上，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建立在「台海兩岸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美中關係，現實基礎顯已動搖。民調既顯示自認中國人的比率僅三趴多，年輕族群七、八成自認台灣人，當年「一個中國」論述根基已然過時。正因如此，美國學界、政界及輿論都出現重新承認台灣的主張。 對日外交也有可為。台日兩國民間往來熱絡，有難相助，台灣的「哈日族」涵括多桑世代到年輕人。蔡英文當選，安倍首相在國會表達「由衷祝賀」，台灣是日本的老朋友。安倍家從岸信介開始，祖孫三代和台灣關係密切。如今民進黨大老謝長廷駐日，至少應以推動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為目標。 耕耘南島語系 連結大洋洲 台灣坐擁南島文化寶庫，尚待化為具體的外交軟實力。國際語言學及考古人類學的研究顯示，從新石器時代起，南島語系幾千年來從台灣向外擴散，在東至南美外海的復活節島、西及非洲馬達加斯加的眾多島國，台灣是南島語系的原鄉。這一寶貴文化資產，是與大洋洲、東南亞島國的有力連結，李扁政府出力耕耘，馬政府「休兵」荒廢，如今在新南向及拓展太平洋島國關係中，宜從強化南島研究交流、培養原住民外交官、與美日澳共推國際合作計畫，而以加入太平洋島國論壇（ＰＩＦ）的對話夥伴為努力目標。 啟動新南向 拓展經貿外交 新南向除了善自發揮南島文化的關鍵優勢，來自東協各國新移民也是亮點，其第二代的新台灣人正成長茁壯，為拓展文化外交增添生力軍。蔡英文就職演說特別點出印度，相對突出外交經貿一大怪象：這一人口十二．五億的全球最大民主國家，今年經濟至少成長七．五％，超越中國，今後十年平均可逾七％，但它長年在我國對外貿易比重竟只一％。 轉型或轉向都非一蹴可幾，既需配套，也要確實著力。這方面，高英茂教授倡議的公共外交及外交資源重分配、台南賴清德市長力推英語為官方語言之一，都是範例。只有積極進取，台灣方得以真正面對海洋、走向寬廣世界。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五天後，蔡英文就要上任。台灣總統就職大典要講什麼？各方對此很有興趣，亟欲搶先知，以致總統普選以來，李登輝的講稿在印刷廠遭記者攔截先發，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美國事先首肯，馬英九的演說被外洩給中國。蔡英文是第一位女總統，又是民進黨籍，就職演說因此更受矚目。 星期專論 盧世祥 台灣女總統 國際關注 美國對此高度關切，但畢竟是民主大國，並未公然下指導棋。中國既不民主，也從不遮掩對台灣的霸橫野心，乃頻頻出言威脅，從選前的「地動山搖」到近日的「暴風雨不遠」，要台灣新總統非接受其「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不可。 國際關注，國內尤其熱鬧。「九二共識」本是國民、共產兩個「中國」黨共同炮製以制約台灣的圈套，已連續在台灣大選遭唾棄；但連戰連敗而不知悔改的國民黨仍強要新總統延續「九二共識」，否則甚至寄望中國撕破臉，給台灣「好看」，令人好奇它是否因連遭挫敗而竟頭殼壞去。 處這種政治氣氛，政媒中人不會閒著。於是，各種主意紛紛出籠。其中，出自良心善意的所在多有，但有人顯為中國當馬前卒，幫腔恐嚇新總統；有人預作想定，推算五二○講或不講什麼的後果；還有人不請自來，自任鬼影作家（ghost writer），為新總統試擬講稿，把自己的話塞進新總統嘴巴。這些人士用心迥異，有的期待新總統言所當言，大聲講出台灣人民心聲；有的旨在強調一己理念；還有人其實只是藉機向中國表忠。 民主與民意 聚焦所在 萬方矚目，人多嘴雜，新總統五二○究竟要講什麼、怎麼講？蔡英文本人似已成竹在胸，近月來已透露就職演說的基調，包含幾個要素：民主原則、普遍民意、常識常理、沒有意外；其中，常識常理應是貫穿演講的主調。 六成二民意 反對九二共識為兩岸互動前提 民主與民意，是她上月底到陸委會聽簡報後提出，係針對台灣與中國或「兩岸」關係而發，也是各方聚焦之所在。很顯然，由於民調顯示六成民意不贊同就職演說提「兩岸同屬一中」，也有六成二民眾反對以「九二共識」為雙邊互動前提，受台灣人民付託的新總統基於民主與民意，豈可能接受虛構的「九二共識」？國共愈是就此聯手相逼，台灣人民愈為反感，兩個「中國黨」一錯再錯，只會離台灣民意愈來愈遠。 再從常識常理說，在民主台灣，總統背離民意，只會自取其辱。馬英九執政八年，常站在民意對立面，以致自己從「萬人迷」淪為「眾人譙」，也葬送國民黨政權，是為現世報。同樣地，民主台灣，愛好和平，與世為善，追求普世價值；現實上只有千方百計要併吞台灣的中國，絕無對中國心懷任何野心的台灣。從而，國際間只見中國以大欺小，有如近月來從甘比亞事件到ＷＨＡ的穿小鞋，從未有台灣製造麻煩，破壞和平。如此基本常識常理，台灣人民看得清楚，國際社會公認，中國心裡有數；屈從中國片面要脅，接受「九二共識」，台灣人民絕不同意，蔡英文五二○也不會有此令人意外的講話。 更重要的，身為第一位台灣女總統，蔡英文不僅不應受單一外國、單一議題所要脅框限，還要積極掌握歷史機運，向台灣人民及國際社會演說。就職演說要令人亮眼，國內外可參考的範例甚多，放在台灣當今時空，至少有幾項可以強調。 首先是第一位女總統。「歷史第一」最易著墨，台灣首位普選總統李登輝向世人宣告，台灣「正式邁進『主權在民』的新時代」、是「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勝利」、「最應該接受喝采的」是每一位國民。美國第一位非洲裔總統歐巴馬以自己父親早年上餐館被拒，凸顯美國在種族問題的包容及進步；加上當選之夜「是的，我們可以做到！」（Yes We Can !）講話，傳誦一時。感激並恭維全民創造歷史，淡化一己勝選，懍於自身重責大任，是成熟領導者應有的謙卑。 師法小羅斯福 激勵人心 激勵人心最重要。當今國家社會面臨諸多挑戰，台灣人民普遍鬱卒，年輕世代亟需鼓舞。小羅斯福就任總統，正值美國陷於經濟大蕭條谷底，金融情勢動盪，他就職演說強調「我們唯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繼之實施新政，以「爐邊談話」與公眾溝通。甘迺迪的就職演說熱情、理想、希望、信心兼備︰「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但問你能為社稷貢獻什麼？」各方耳熟能詳；「只要團結，…幾乎沒有辦不到的；倘若分裂，我們將無所作為…」；「我們絕不因恐懼而談判，但亦無懼談判。」「只有武備充足無虞，吾人方足以確定絕不訴諸武力。」凡此都廣受讚頌，兩者並列二十世紀美國最精彩的總統就職演說。 馬攻擊前任 創撕扯族群惡例 除了說什麼，就職大典也講究不說什麼。八年前，馬英九就職演說一開頭就攻擊前任：「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如今看來，既創惡例，八年來鴉鴉烏的馬氏施政，尤成極大反諷。 就職演說不貶抑前任，道理很簡單。總統代表全民利益，經大選激烈爭鬥之後，必須號召國人，團結共創新局，就職大典是最佳場合。同時，對前任口出惡聲，未必足以凸顯自身的優越，反撕扯應極力癒合的政治社會裂痕。不消說，前任如果表現良好，新總統豈有勝出機會？況且新人新政，表現亦未必佳；馬氏惡例，如今倒打自己，愚不可及。 不攻擊前任或「前朝」，也攸關民主風度與人情義理，因為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前任也出席就職典禮。台灣尚未建立這一常態，值得努力促其實現。（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中市長林佳龍本週訪問新加坡，促銷台中特產，促進兩國產業合作。半年前，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宣告，執政後將開展新南向政策，強化與東南亞各國及印度的關係。林佳龍此行，打著「新南向政策，台中先行」旗號，率先響應。   南向是矯正西進偏差的必要調整 新南向政策廣受矚目，是因經過多年西進中國，台灣政經陷入困境，須力求突破。以經貿立國的台灣，國際化是必走之路。要國際化，就不能獨沽西進一味，應力求多方位，南向是矯正西進偏差的必要調整。同時，新南向是在早年南向的經驗基礎再出發，務實面對近年活絡發展的南方世界。 南方諸國至關緊要。印度有全球最大民主政體，印尼為舉世最大穆斯林國家，且一如我國近鄰菲律賓，人口都數以億計。另外，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大馬）人口均為台灣的數以倍計。再以去年實質經濟成長率看，印度、緬甸、寮國都比中國的六．八％高，越南、菲律賓、印尼、大馬、泰國也遠優於我國。同時，我國將近六十萬外籍勞工，幾全來自東協各國。台灣外籍配偶的國籍，中國之外，以東協各國為主。至於外籍留學生，大馬、印尼、越南、泰國、印度排在前十名。 南方諸國如此重要，我國卻長期輕忽；最具體的例子，有十二．五億人口的印度，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佔台灣外貿總額卻一直不到一％。 事實上，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都曾預見經貿產業大膽西進的禍害，但受政商買辦集團反對，台灣寧走「同文同種」的輕鬆路線，有商人甚至宣稱「到大陸包二奶也較方便」，對中國採飛蛾撲火式經貿投資，以致自貽伊戚。另一方面，兩位總統提出南向政策，雖不無績效，但受亞洲金融風暴等因素影響，終未能力挽西進狂潮；國際化只知中國化，台灣因此步入中國預設政經「融合」陽謀，難以自拔。 新南向重要性 不亞於ＴＰＰ 新南向此時出發，其重要性不亞於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不能紙上談兵，須統籌規劃，積極作為。相較於當年南向政策，如今時空環境大有不同︰中國經濟危機四伏，「世界工廠」重心轉向東協及印度，東協已非吳下阿蒙，連中國廠商都在南進。對我國而言，當年南向經貿投資帶動台商及台僑當地扎根，近年金融業打「亞洲盃」的努力，台灣日增的外籍配偶及勞工，其日漸成長的第二代，東南亞研究漸受注意，都相對有利推動新南向。 開展新南向，在觀念、做法、組織都要突破，且只許成功、不能失敗。有鑒於其攸關國家經貿安全戰略，政府推動新南向要有總負責人，類似美國的Czar，統合相關部會；學者蕭新煌主張置統籌中心於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是適切之議。另外，新政府打算為此成立國家級智庫，也有必要。 同時，新南向要「面向海洋，找到機會」，還宜考慮以高雄為中心，開展新南向。這可從幾方面說起。上一世紀，高雄在日本時代就是「南進」政策重鎮，現今高雄棋盤式寬敞市街、環狀道路網絡、航空海港建設、現代化的都市計畫，都是「南進」時期的產物。 高雄具地理、歷史、產業等優勢 「南進」或新南向從高雄出發，有明顯的地理優勢：高雄一年平均日照近三百天，比台北冬天陰雨的中國型氣候開朗許多；高雄是台灣唯一在市區即山巒、河流、港口、機場、捷運、高鐵兼備的美麗都會，足以吸引包括南方諸國的國際觀光客。最重要的，不論海空航線，高雄較台北近東南亞，如妥善規劃，往返東南亞及南亞航線改以高雄為中心，既縮短航程時間，也改善桃園機場擁擠，紓解桃園、台北間交通壅塞。 高雄還有亮點。它是台灣第一大港，上週接待世界第一大貨櫃輪、十八．四萬噸的「富蘭克林號」，水深及裝卸服務效率，游刃有餘。再從產業面看，高雄有成熟的工業體系及物流網絡，近年正朝創意、科技、數位軟體、水岸觀光等產業轉型。擴而言之，同屬南部區域的台南，以精緻歷史文化資產著稱，縣市合併後增添了科技及農業實力；中南部且係台灣主要製造業與中小企業分佈地帶。有如此深厚的產業實力，建立以高雄為中心的新南向，大有往東協及南亞積極進取的機會。 可補正南北失衡 落實轉型正義 新南向既至關緊要，不是只頒佈「工作綱領」就萬事ＯＫ，還要有軟硬體建設的配合。新政府強調要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英語溝通、新夥伴關係，這是新南向觀念的再出發。硬體方面，新南向從高雄開展，可結合區域發展及南北平衡政策，強化高雄及南台灣相關建設。不僅打造高雄、台南為港都、文化雙核國際都會，深具南國特色的屏東也可一併列入規劃。其中，高鐵向南延伸，左營站改名高雄，高捷往北往東建設，乃至於把台南到屏東四個軍民機場重做整體規劃調整。配合鼓勵南向企業設據點於高雄，相關產業群聚南台灣，加上南方諸國觀光商旅對台灣日增的興趣，都可為沉悶而陷入困境的我國經濟注入新活力。 以高雄為中心，新南向不僅有好的開始，補正戰後至今中央政府對高雄等南北失衡的偏失，也是落實轉型正義的一項具體作為。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鐵新太魯閣彩繪列車啟動，車上印有Hello Kitty的座位枕巾一再遭順手牽羊，「帶回家當紀念品」。乘客毫無公德心，引發議論。 台灣社會公德匱乏，是戰後一直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三年，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以「狄仁華」為名， 在報章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指台灣人情味濃厚，但欠缺公德心，激起漣漪。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雖非毫無長進，但公德是文化問題，戰後籠罩台灣的中國文化鮮少公德成分，公德要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公民行為準則，仍待努力。 事實上，台灣社會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本時代生長的一輩，或「多桑世代」，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修身」教導並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並實踐守時、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守法等德行。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要自我要求，也為他人著想，因為人不只活在個人世界，也與社會互動；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 人際互動頻密且重群己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過程透過教育，落實公德於國民日常生活，台灣在日本時代受其影響，形成了「多桑世代」的個人及集體特質。然而，戰後中國文化罩頂，日本時代普及的公德心受侵蝕，以致終戰半年後從日本回台灣的彭明敏，在基隆下船搭火車看到車站髒亂、旅客爭先恐後、車廂破落不潔，不禁感嘆他所熟悉「日本的台灣」，轉成「中國的台灣」，竟是如此光景。 戰後台灣公德退化，隨著未經生活教育的戰後世代為人父母或師表，至今未見扭轉：搭車高談闊論講手機、開車左轉搶先行、無視紅線路邊亂停車、斑馬線車不讓人、人行道騎車、吞雲吐霧要旁人分享、隨手丟垃圾、燒香焚紙污染空氣…，以致台灣的公眾行為水準，遠不如美日先進社會，只比中國文明一些。 Hello Kitty不見了，因而不僅反映公德問題，也凸顯戰後文化的「脫日入華」，與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台灣的不幸。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二月底的連續假期，電視記者以「二二八為何要放假？」為題，做街頭隨機訪問。年輕的路人甲一陣遲疑後說，「行憲紀念日吧！」路人乙同樣沒把握，「是不是蔣公誕辰？」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官方估計有一萬八千到兩萬八千人遭蔣介石政權殺無赦，在歷史上被稱為「台灣人國殤事件」，或「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將近七十年後的今天，官方檔案依舊不全，真相未明，元凶未究，傷痕及陰影仍在，社會上不少人卻已遺忘，甚至對它毫無所知。 偶語棄市 也曾出現台灣 不識二二八？最根本的原因，這段令人痛心的歷史被長期湮沒，人民也遭洗腦應「寬恕過去，放眼未來」。即使最近的白色恐怖時期文件爭議，還有人仍堅持二二八官方檔案不宜公開，宣稱「社會氛圍瀰漫仇恨，貿然公開恐撕裂台灣」。更傲慢而令人憤慨的，是以「沒有歷史感卻要做歷史的判官是危險的，恐怕不夠資格，『很可怕』」來教訓公眾；原來，透過官方文件判讀二二八歷史是少數人的專利，尋常百姓哪有資格！ 二二八的歷史，曾是禁忌話題。蔣介石政權在屠殺、鎮壓之後，繼之以長期白色恐怖。在威權時代，公開討論二二八根本不可能，即使私下談論，也可能招致個人極大的麻煩；「偶語棄市」不僅存在於中國秦始皇時代，二二八之後也出現台灣版。在高壓統治之下的台灣人民，普遍對政治冷漠，許多人選擇當順民，戰後出生的世代，從小被警告「囝仔人有耳無嘴」。對二二八的逐漸知悉，是民主的產物。 如今快七十年了，還有人為反對公布二二八文件逆勢操作，其為殘殺人民的當政者掩飾心態，與對岸中國御用文人並無二致。六四事件在中國一直是敏感話題，禁止討論或悼念；難道「偶語棄市」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同樣地，二二八至今，台灣人民從未見到當年的加害者，不論主其事者、奉命行事者或幫凶，出面為一己行徑認錯道歉；只由後來的李登輝、馬英九代打。台海兩岸兩個打著「中國」旗號的執政黨，戰後一直指責日本對於侵華戰爭未真誠道歉，卻極力遮掩自身犯下的鎮壓屠殺人民罪行；「雙重標準」莫非也是中華文化一貫之道！ 轉型正義 是道德是文明 六四民運領袖王丹主張，轉型正義是道德工程，做錯事的當事人承認錯誤，方足以提高社會整體文明程度；「轉型正義不僅是政治問題，更是文明問題。」就此而言，處理二二八，台灣亦唯有誠實面對，公開透明，真相大白，有正義才是真轉型，有效撫平歷史傷痕，方能成就正常而文明的國家。 從整個事件看，二二八這天，只是這一段台灣黑暗日子的開端，接下來的三月到五月屠殺、清鄉，以及長期持續的白色恐怖，才是台灣人民所遭受的最大苦難。尤其蔣介石三月初派兵前來之後，大規模濫捕、殘殺行動開始，社會精英慘遭有計畫地殺害，外來政權恐怖統治從此禁錮台灣大地，人民長年難見天日。 事實上，六十九年前的三月此時，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所遭遇的極度悲慘故事，只要翻開今年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印製的桌上型月曆簡單註記，即可大略看出︰二二八事件爆發（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事件大屠殺開始（三月六日）、林茂生紀念日（三月十一日）、陳炘紀念日（三月十一日）、湯德章律師紀念日（三月十三日）、畫家陳澄波紀念日（三月二十五日）。其中，林茂生是台灣第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創辦並主持「民報」，被害時是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陳炘也是美國哥大出身，創辦第一家台灣人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湯德章是台南最知名律師，法院判他事件中維持地方治安「無罪」，卻遭當局虐殺。陳澄波有「油彩的化身」美譽，作品是台灣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第一人，二二八被嘉義人推舉為「和平使」與官方談判。 三月屠殺 台灣精英滅絕 台灣精英慘遭殺害，或被軍警帶走一去不回，或屍骨不存；或如國寶級畫家陳澄波、湯德章律師，被害之後曝屍數日。中國素有「棄市」傳統，官方殺人之後，還要曝其屍於市場或公眾場所，以嚇阻公眾；這一傳統在二二八也照搬台灣。精英慘遭滅絕，以致經歷二二八的作家葉石濤曾告訴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我這一代，可以殘活下來的人，都屬二流以下的人才。」 台灣人民犯下什麼滔天大罪，致遭此災難？當年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項要求，堂堂正正，主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權利，也強調司法獨立，表達了台灣人民追求自治的普遍民意。但在貪腐、專制、落伍的外來政權眼中，不聽話就是造反，陳儀虛與委蛇，且向蔣介石討救兵，樸直而欠缺經驗的台灣精英，在戰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首度衝撞中，終不敵中國奸巧的鬥爭手法與大軍壓境。 二二八使台灣精英中的祖國派如林茂生喪命、林獻堂選擇老死日本，加上祖國派左翼不少人在白色恐怖中死於國民黨槍下，祖國派夢碎，要求自治不成，但台灣人追求當家作主、建立自己國家的努力不懈，前仆後繼。如今，台灣正朝著以民主方式建立正常國家邁進，只要實施反映真相的歷史課綱，把轉型正義做好，深化民主，以年輕世代的台灣認同極其顯著，前景一片光明。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首都減壓主張 台灣朝多都心發展 台南大地震，震出公眾的危機意識，也引發對相關議題熱烈討論。台中林佳龍市長日前從國土安全及分散風險角度，重申他的「首都減壓」主張，指地震如發生在台北，四千棟大樓恐將倒塌，首都受此衝擊，國家機能可能癱瘓；建議把立法院遷建台中，讓台灣朝「多都心」發展。 當過國安會諮詢委員的林佳龍這一倡議，點出台灣集首都、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於台北一地，對國家社會整體所帶來的風險。這一現狀雖有其歷史因素，它所導致的負面作用已然浮現，在台灣邁入新政治、新社會、新時代之際，值得列為嚴肅的公共議題，積極改革求變。 以人口來說，由台北市加新北市、基隆所形成的首都生活圈，人口逾七百萬，佔全國三成。住在首善之區，台北人未必都受益。由於過度擁擠，房價高不可攀、交通動輒打結、生活品質下降、市府錢多亂花等問題近年一一顯現，市民也多詬病。 除了過度擁擠，台北其實還有不少地理及人為風險。這次地震之後，市民才猛然發現，台北土壤液化嚴重，卻長年無人聞問，官府一直對此擺爛。核災疏散也是台北的潛在風險，總統府及一○一大樓距核一、核二兩電廠不到三十公里，若發生類似日本三一一福島核災，競選市長時的柯文哲，曾以「根本無解」、「疏散連想都不要想」形容這一風險。 土壤液化嚴重 官府擺爛無人聞問 整體而言，過度集中台北的後果顯而易見，而以台灣南北失衡最嚴重。主要由於中央政府長年施政偏差，以致除了台北之外，其他都會及縣市在資源分配、所得、福利都處於弱勢。尤其戰後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獨厚台北的偏頗，是南北失衡的禍首；最壞的情況，甚至出現「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景象。高雄市長陳菊上月就此告訴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南北要公平，「我要的很簡單，公平而已」；言簡意賅，一語中的。 資源獨厚台北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南電北送」是南北失衡最顯著的事例。台灣整體不缺電，卻因區域發展失衡，須長期從南部輸送電力供應北部，特別是台北，台電乃投入大量資源於輸配電系統，不僅能源效率大打折扣，每遇地震、颱風、豪雨、土石流發生，綿延過程只要一座輸電塔或變電所出事，即造成大規模停電，整體經濟社會受創。一九九九年七月台南左鎮一座輸電塔倒塌，以致全台灣八成用戶停電；同年的九二一地震，北部停電逾兩星期，產業損失六百多億元。 南北失衡的其他惡果，近年也不斷浮現。重化及污染工業，尤其國營事業的工廠設在中南部，公司總部卻在台北繳稅，是失衡且不公的長期現象。 前年高雄氣爆事件，近年中部空氣污染危及居民健康事例不斷傳出，都是這種「生雞蛋無、放雞屎有」的具體案例。 污染在中南部 總部卻在台北繳稅 中央政府集中台北的副作用也不容輕忽。主政者「從台北看天下」，傲慢而自以為是，與台灣社會嚴重脫節。政府為服務人民而存在，官署理應貼近服務對象，府院及部會群聚「天龍國」，心態、作為及服務都距人民甚遠；高雄氣爆、台南登革熱、今冬寒害漁農災後處理，在在凸顯中央政府與地方民之所欲的扞格。這些現象，「對高雄有責任」的陳菊看不下去；當過立委的台南市長賴清德、林佳龍，對國會擠在台北而無常設議場、需花鉅額公帑租屋辦公的「流浪部會」也不以為然。 南北發展失衡不是新議題，但長年未解，負面效應嚴重，以致要求南北平衡之議一出，各方響應者眾。 從台北看天下 府院部會在天龍國 選後率先提出扭轉南北失衡問題的，是賴清德。他主張把總統府搬到台南，行政院及若干部會遷移中南部，以達成「台北為經濟中心，中部行政中心，南部政治中心」為目標。陳菊也呼籲新政府，成立總統南部辦公室，啟動部會及國營事業總部南遷。中部不僅有林佳龍倡議「首都減壓，台中先行」，彰化縣府也爭取國會到當地高鐵特定區。 上述主張，都出自民進黨籍縣市長，有人乃指為選後「綠營諸侯逼宮」。這是好事者想當然耳的政治語言，廉價而不真實。事實上，總統選戰中的蔡英文去年五月就宣示，要以南北均衡做為重新執政後國土發展首要政策，還提出三項「發展南方經濟」具體做法︰以國營事業引導南部創新產業、公地整合開發、國家學術及研發人才南進。在大選投票前的一月十日，她更有針對性地告訴台南市民，如果當選，要幫賴清德優先做兩件事︰掃除黑金、解決南北失衡問題。 不是諸侯逼宮 而是解決南北失衡 南北平衡的要求，因此義正詞嚴，既為矯正區域發展偏差所必要，也是台灣邁向多元衡平永續發展的基礎。上述地方首長倡議，是在高速鐵路已帶來台灣「一日生活圈」，兼有便捷交通及廣大特定區用地之利，為改善南北失衡老問題所提的新構想與方策。 如能在新民意、新政治的改革新時代產生實效，台灣的明天會更好。 （作者盧世祥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新年伊始，要預測未來一年時勢並不容易，但今年似乎例外︰清楚有力的民意預示，二○一六必為台灣迎向新機運的大年。 在終結馬政府八年的災難統治之後，台灣這一年的最佳情況，是國會可望出現首次政黨輪替，且總統及國會都由高舉台灣主體的政黨主導。從年初起，新國會、新總統、新內閣先後就位，嶄新的政府經民意充分授權，憲政、國會、政黨改革的列車啟動，年金、經濟、司法革新的大軍開拔，這不但攸關掙脫當前政經困境而回春，也是台灣致力轉型正義、邁向正常國家社會的再出發。 終結「聯共制台」路線 民意走向如此顯著而沛然，主要是長期控制國會、近八年中央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施政無章無法無能，常站在人民的對立面；馬黨國不僅傷害台灣，也是當前問題及困境的來源。尤其主政者無心無力團結全國，視政治對手如寇讎，卻千里迢迢出國配合演出「馬習會」，大失民心。一個曾在總統大選獲取五十八％選票，也控制四分之三國會席次的政黨，八年來公信力及人氣潰散至此，實咎由自取。 以路線來說，國民黨由連戰起頭，走「聯共制台」險路，十多年來錯亂敵我關係，也導致國家尊嚴盡失，經濟被關進中國鳥籠，在國際舞台遭矮化，台灣有如中國跟班。另一方面，「聯共」所宣稱的好處，盡為紅頂商人與黨國權貴獨享，馬英九所承諾的「六三三」、「黃金十年」、「也擱發」不但落空，年輕人普遍受害，連科技產業也面臨中國鯨吞蠶食之勢。這是一條讓台灣沉淪的失敗路線，人民當然要跟國民黨算帳，果斷終結「聯共制台」路線。 馬英九的偏執與虛偽，讓他自絕於人民。馬先生的偏執，表現於「偏中」，不論經貿開放或「微調」高中課綱，凡事唯中國馬首是瞻。同樣地，紀念二戰，也只心存「抗戰」；台灣人民其間遭受空襲、疏開苦難，他毫不在意。深受意識形態左右，他跟中國很近，卻離台灣人民太遠。 「九二共識」自絕民意 馬先生的虛偽，反映在不僅自欺，還以假為真，拿來欺人。明明中國針對台灣的武力擴張不斷，他卻宣稱台海不但和平，還有「和平紅利」，間接幫助中國削弱台灣心防，以致軍中諜案頻傳。去年觀光客超過一千萬，是重量不重質、對中國客門戶洞開的結果，他卻以人數大幅成長誇示政績。國民黨政客出言恐嚇，政黨輪替將失去十八個邦交國，他卻拿免簽一百六十多國為外交休兵吹擂。台海和緩、觀光客增、外交休兵都是披著薄紗的假象，他卻要人民信以為真。 最惡質的是，馬先生與中國沆瀣一氣，拿虛構的「九二共識」強要台灣人民接受。「九二共識」用李登輝前總統的話，是蘇起「猴囡仔想製造歷史」所創，包括辜振甫等當事人都否認有此共識。且據「維基解密」，連戰、馬英九曾向美國在台協會前處長楊甦棣供稱，「九二共識」只是國共之間的密約。密約見不得人，馬英九乃故意把「一中各表」與「九二共識」相提並論，但中國唯恐「各表」表成它反對的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馬英九不敢拂逆其意，「一中各表」遂成「一中」、「不表」，等同於對岸的「一中原則」。「九二共識」被台灣人民看破手腳，因此只得廿七％民意支持；朱立倫再拿「九二共識」賣力演出，當然自絕民意。 台灣人救自己的國家 路線錯誤、馬意悖離民意之外，國民黨也怪亂之象百出，注該敗毀。台灣人民近年看到醜戲接連上演：黨副主席兼行政院秘書長索賄判刑鋃鐺入獄、總統整肅同黨國會議長鬧劇大公演、黨國大咖競逐總統提名各懷鬼胎卻怯戰、「換柱」戲碼演出荒腔走板…。一個未戰先亂、內部傾軋不斷的政黨，當然不敵團結成「英派」的對手。 馬英九主政之初，筆者曾撰文〈選錯總統，台灣是會亡國的〉，警示選錯總統，全民須付出代價；台灣面對處心積慮併吞的敵對中國，選錯總統的代價更大；選出無能又無謀的統派總統，尤有覆亡之虞。如今，經馬英九八年總統折騰，台灣只剩「半條命」；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翻轉國運，但看二○一六台灣人救自己的國家。 讓「被統派」加速萎縮 就此而言，為防選後失去執政權及國會主導權的百年老店輸不起，不容即將卸任者亂整，這次總統大選蔡英文需要大勝，也提供其上任後改革所需有的堅實民意基礎。國會在首次輪替之外，台灣主體優先的政黨不僅過半，最好要有三分之二或甚至四分之三席次。其能如此，必可有力地打破「聯共制台」這些年來所形成的政經利益共犯結構，讓台灣內部居心叵測的「被統派」加速萎縮，也促使北京當局知所尊重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決心，以及透過民主所凝聚的廣大民意。不論台灣政局或與中國關係的長治久安，二○一六都是至關緊要的一年。 迎向新機運，改變現狀，因此是這一年台灣人民須共同面對的最大挑戰。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書名：《多桑的世代》 作者：盧世祥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1日 X世代、Y世代、Z世代、千禧世代、網路世代⋯⋯。人有人格，不同世代也有各自的特色。同一時期出生的人群，經歷共同社會背景、政經變遷或歷史事件，產生集體生活經驗、意識及歷史記憶，人們慣常以各種詞語凸顯其特色。於是，有如近年各方所常聽聞的，從X、Y到Z⋯⋯各種世代名稱紛紛出籠。 美國人最喜歡為不同世代冠上名稱，既突出世代特質，區隔世代差異，也反映時代或社會變遷。不同社會，對世代有各種稱呼。歐洲有失落的一代、台灣有崩世代、香港有八十後、中國有九零後、南韓有三八六世代、亞美尼亞有獨立世代⋯⋯。這些名詞出現，從社會現象觀察，的確有助人們瞭解並討論某一世代及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 世代既有不同，比較各種世代的觀察與分析應運而生；有比較就不免有高下之分，很自然地，有些人問到：哪一個世代最偉大？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國NBC電視網新聞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書，指約出生於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壯之年為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輩，通稱「美軍世代」（G.I. Generation）或「二戰世代」，是最偉大的世代。 按布洛克的觀察，這一世代在經濟大恐慌年代成長，後來參加二戰，無分男女，或在前線出生入死，或在後方提供後勤支援，犧牲奉獻，不求聞達，為所當為。 這一世代歷經艱難險阻所表現的堅忍不拔，展現了不凡的人格特質，也是布洛克認定其為最偉大世代的理由。由於這一世代男女在戰爭及戰後卓越的作為，美國因此成就更自由、富足的美好社會。 具體言之，這一世代生長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蕭條的動盪時期，但他們在青壯之年打敗了希特勒，打造戰後美國經濟發展，開拓科學新境界，並實施醫療照顧（Medicare）等有遠見的社會保險制度。更基本的，他們樹立了「個人責任、義務、榮譽與信心」的社會價值觀。在生命的每一階段，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就，都屬空前，但他們參與創造且成為這一光輝歷史過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他們為下一代的嬰兒潮世代，帶來自由及富裕；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仍繼續受惠。有如布洛克所說，「他們為後代子孫帶來機會，累積大量經濟財富、政治力量、免於外來壓迫，並得以自由選擇。」 儘管如此，最令布洛克讚服的，這一代人不伐其能，對自身卓然成就謙卑以待，「整體而言，這一世代不因其犧牲，而對在政治、經濟、文化受益的後代，展現高人一等的態度。」他們付出極多，卻絕少要求回報。 布洛克因此以《最偉大的世代》一書，具體描繪這一世代的人物典型，論述其共同特質。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人物雷根、甘迺迪、老布希及日裔聯邦參議員井上建（Daniel Inouye）；新聞工作者克朗凱（Walter Cronkite）、盧尼（Andy Rooney）；專欄作家包可華（ Art Buchwald）；電視佈道家葛里翰（Billy Graham）；洋基球星狄馬喬（Joe DiMaggio）；學者普尼（Martha Settle Putney，黑人女兵參戰）、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以及眾多前線後方在那個時代為國家社會奉獻的男女眾生。 如果美國有最偉大的世代，那麼，台灣有哪一個世代最值得為它留下紀錄，乃至於與其他世代相比，稱得上偉大的世代？ 基本上，台灣較少以世代區隔不同時期的人群。雖然有學者以匈牙利社會學家曼罕（Karl Mannheim）的理論，分析並歸類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戰後沉默消極的一代」、「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台灣通常只有從年齡粗略區分的老、中、輕世代，或借用西方的「失落的一代」、「無根的一代」、「迷失的一代」之類名詞，或以「草莓族」、「月光族」、「網路族」指涉不同的族群行為特性。更普遍的，應是只以出生年份按每十年區分為「三年級生」、「四年級生」、「五年級生」⋯⋯的分類。 反而是對於戰前出生的世代，台灣社會頗有共識，大都以「多桑」（とうさん，日語「父親」的音譯漢字）稱呼。這一世代，跨越日本、中國兩個不同統治時期，經歷戰爭動盪、集體屠殺、專制鎮壓、歧視迫害，但他們不屈不撓，積極奮起，不但創造戰後經濟繁榮，也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要選最偉大的世代，多桑世代當之無愧。 電影《多桑》海報 對多桑世代的紀實，最有名的見諸電影。一九九四年，由吳念真編導的《多桑》，描繪在日本統治時期出生（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的多桑，一生的夢想是去日本探望小學的老師、看富士山及東京皇居，懷有子女難以理解的深厚日本情結，從未認同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經由蔡振南飾演多桑的這一部電影，吳念真嘗試從兒子的角度重現父親的一生；這是拜民主化之賜，台灣人民在電影銀幕首次看到有關老一輩身影的生動刻畫。 電影中的主人翁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從嘉義到瑞芳當礦工，結婚生子，六十二歲死於跟職業有關的肺病。多桑的勞動人民背景、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與戰後世代之間的隔閡，加上吳念真述說故事的傑出能力，都使得這一關於多桑世代的傳記式電影，引起社會各方熱烈迴響，進而喚起對戰前台灣社會及那個世代的關注。許多台灣人對自己父母或祖父母一輩、他們所生活的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社會其間所經歷的變化，開始產生興趣，嘗試瞭解，甚至認真探索。 二○○八年，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在所著《多桑的櫻花》一書，把台灣於日本時代曾接受公學校（小學）教育，戰後依舊未曾忘卻日語的「日本語族」，如今是父親或祖父輩的台灣人，定義為「多桑」。 拜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之賜，這一世代的台灣人開始普遍接受現代教育，使得禮儀、守時、整潔、守約、誠實、公義、犧牲等青少年時代所建立的生活習慣與德行，相對較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身上。 除了經由價值觀念與生活教育，這一世代成年之後，即使處於台灣從戰後全盤中國化的大環境，許多人仍繼續透過日文，接觸國際新知，加上其間美國等西洋文化大量流入，他們之中的菁英份子，甚至足以掌握兩三國語文，形成廣闊的國際觀與專業知識。有如歷史學者周婉窈所說：「臺灣的殖民地教育以日語為教育語言，由於入學率逐年提高，最後終於造就了一個說講日語的世代。日語不只是殖民者的語言，它也是積極追求西方文明的殖民者的語言，因此，日語成為通向世界的窗戶。臺灣日語世代透過日語，接觸到一個美麗新世界。」 由於歷史的變遷，來自南島、中國、日本及西洋的文化，是構成台灣文化的主要元素；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包容，在多桑世代的言行生活中，得到最具體的落實與驗證。 《跳舞時代》海報 多桑一生，經歷台灣重大變遷。日本時代，殖民地與宗主國國民待遇有別，在那個還談不上民主的時代，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常為爭取平等權利與當局周旋。同時，二十世紀初葉，西風東漸，帶來了社會風氣自由。在日本，有「大正浪漫」時代，台灣隨後也出現思想、藝術等新潮，有如二○○四年簡偉斯、郭珍弟導演紀錄片《跳舞時代》所描繪的台灣社會景況：青春男女隨著舞曲節奏翩翩起舞，追求他們所嚮往的「維新世界，自由戀愛」。 其後，多桑世代被迫參與軍國當局所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許多人因此遠征海外，甚至戰死沙場。在台灣，戰爭的衝擊也難以避免，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秋天之後對台灣轟炸，北起基隆，南到屏東，全面遭到空襲，直到終戰。其中，一九四四年的高雄岡山、一九四五年的台南及台北，受創最大；台北的「五三一大暴擊」，更造成三千人死亡，總督府、龍山寺、大稻埕天主堂，無一倖免。其間，台灣實施物資配給，民生艱困，多桑世代還須「走空襲」或「疏開」郊區鄉下山上。 終戰之後，多桑世代對轉變的新局面曾經有所期待，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多桑世代儘管歡天喜地迎「光復」，與「祖國」的第一次接觸，從接收官員到「國軍」，卻與他們所期待的相差甚遠，許多表現尤讓他們瞠目結舌。隨後，台灣不但輸入中國大陸內戰的混亂與動盪，惡性通貨膨脹尤導致民生困頓；「狗去豬來」是許多台灣人民的共同感受︰「會看門的日本狗離開了，卻來了貪吃不做事的中國豬。」 更惡劣的，二二八事件的九個月鎮壓屠殺，社會菁英慘遭滅絕；即使到今天，這一台灣史上最恐怖的政府暴力事件，仍然含冤莫白，「只有受害者，不見加害人」，不僅元凶共犯從未追究，還屢屢出現為加害者塗脂抹粉的竄改歷史逆流。 在新的外來統治之下，打著「祖國」旗號的統治者，以專制手段箝制台灣。政治上，將近五十年的白色恐怖使更多人受害，多桑這一代許多人即使逃過二二八的殘殺，也飽受白色恐怖迫害。文化上，去台灣化的洗腦工作透過教育、新聞媒體全面進行，多桑在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的過程，不但頓成文盲，還被冠上「奴化教育餘孽」，深受打壓。社會上，把台灣打成邊陲、當成跳板的政策全面籠罩，獨尊新來族群的制度措施大行其道，族群意識凌駕專業原則，多桑在職場屢遭歧視，有志難伸。 不過，在艱苦的環境中，多桑並沒有被打倒。相反地，主要由於他們的勤奮不懈，積極打拚，台灣不但於戰後重建恢復，還逐步轉型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且締造兼顧成長與均富的卓越經濟發展經驗。政治上，他們犧牲奮鬥，加上美歐國家對黨國統治當局施加的壓力，終於突破了少數統治所打造的政治社會壟斷，台灣邁向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時代。 在社會文化方面，儘管轉型正義尚未達成，長久被壓抑的台灣主體性明顯覺醒，認同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意識大為提升，多元豐富而活絡的社會力也百花齊放，台灣有機會朝建構正常國家社會的目標前進。 多桑這一代，不僅個人言行處事的「日本精神」蔚為特色，也發展出「台灣精神」。更重要的，他們經歷豐富，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總能看透外來政權的本質。許多因此多桑對日本時代的統治並不滿意，但對戰後來自中國的當局更為厭惡，這種評價或為動力，促使他們後來在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特別用心出力。多桑世代即使在戰後，特別是知識階層，也常透過日文、英文或其他外文直接吸收新知，與戰後年輕世代大多只憑質量相對較遜的中文瞭解台灣與世界，其廣闊的國際觀與紮實的本土觀，境界相差常不可以道里計。 從作者有限的親身觀察，本書以六位多桑及卡桑（かぁさん，日語「母親」的漢字音譯）為例，嘗試描繪這一個世代的種種。誠然，多桑世代有如其他世代，值得記錄的人物眾多，選這六位為描繪對象，主要是作者與他們都有長時間的接觸往來，最長的甚至超過六十年，且分屬多桑世代的不同典型，足以彰顯他們那一世代的特色。 這六位多桑或卡桑依出生時間先後是：謝氷治（一九一五、大正四年）、高騰蛟（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彭明敏（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游禮毅（一九二四 、大正十三年）、許遠東（一九二七、昭和二年）、李遠哲（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 除了出生分屬大正、昭和兩個時代，他們生長的地方也有差別：謝氷治（台南）、高騰蛟（台北）、彭明敏（大甲、台北、高雄）、游禮毅（彰化、嘉義）、許遠東（竹南、台北）、李遠哲（新竹）。從南到北，透過生長地方的不同，也可看出多桑世代不僅有共同特色，在台灣不同角落所寫下的豐富人生及其多元性。 再從他們一生所從事的事業看，謝氷治是家庭主婦，高騰蛟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彭明敏是學者及民主先知，游禮毅當過「台灣人日本兵」後從事新聞工作，許遠東是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銀行家，李遠哲為第一位台灣出生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即使以多桑世代的普遍特色而言，他們六位也有值得後來世代眼睛一亮，甚至自嘆不如的特殊之處。 語文能力是其一。多桑世代除了台灣母語之外，他們接受日本教育，對日文的掌握自不在話下；李遠哲甚至先學日語，再學台語。從而，台灣母語、日文、中文是他們都通曉的語言。這至少三種語文的能力，是多桑世代的特色，也是戰後其他世代所難以相比。 以李遠哲為例，至少通曉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俄羅斯文、德文。彭明敏的多語言造詣也不遑多讓：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法文，都在掌握之中。 誠然，這兩位多桑因曾留學外國，乃能多國語文。不過，即使未曾離開台灣的多桑世代，其所通曉的語文，也要令戰後世代自嘆不如。 高騰蛟除了台灣母語、日文、中文、英文，在戰爭期間因日本「南進政策」，他在台北也學過馬來文。而一生從少女時代身兼母職到後來相夫教子的謝氷治，除了台灣母語、日文、中文，她還因受過漢學教育，古典台語能力讓她到晚年猶能背誦《大學》、《幼學瓊林》、《千字文》，甚至《孟子》等若干章節而不忘。此外，她雖非基督教徒，由西洋宣教士為說寫台灣母語所發展的「白話字」，她也能懂。 多語文造詣不僅讓多桑世代因理解多元文化而更包容有內涵，形成相對深厚的國際觀，在國際場合也具有直接溝通的優勢。第一位台灣出生的台灣銀行董事長、銀行家許遠東在為台灣從事金融外交時，不但以流利的英語直接與各國銀行家溝通，在擔任銀行公會理事長及中央銀行總裁期間，於出席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或其他國際場合，日文也總是他增進國際觸角、為台灣發聲的另一有力工具。這一多桑世代的多語文優勢，為其後繼財金首長所明顯欠缺，以致在進行國際金融交流，擴展對外金融版圖，相形見絀。 同樣深受益於日文的，還見諸高騰蛟。這位一生把食品業當老實人、良心事業、真誠實在經營的實業家，日常天未光就閱讀四份日文報紙，外加日本放送協會（NHK）新聞節目，吸收新知，瞭解世界。不僅日文是他所熟悉，也因日文資訊在企業經營管理及產業趨勢的掌握，以日本與台灣相近，經貿產業關係密切，相較英文參考性較高而實用。終其一生，高騰蛟主要透過日文認真學習、吸收新知，並具體實踐於事業經營及生活養生，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學。 語文不只是溝通的工具，也是保存並發展人類有形、無形文化遺產最有力的載具。對個人來說，多學會一種語文，不啻打開一扇通曉另一種文化、族群的門窗，經由多瞭解其他文化或國家，多擁有一項做為地球村公民的工具，既擴大了自己的心胸和視野，豐富了人生，也對不同文化、族群更為包容。多桑世代因緣際會，不論自願或被迫，通常熟諳多種語文，其見識、胸懷、文化底蘊，較諸戰後獨尊中文，甚至連母語都見棄的晚生世代，都有顯著差異。 更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他世代所不及的，多桑世代儘管掌握多種語文，台灣母語仍是他們的最愛，既顯現了說母語的人們自然本性，更重要的是凸顯了見多識廣的多桑世代，長保堅強而不渝的台灣心。以李遠哲為例，他享有諾貝爾獎尊榮，也曾擔任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理事長，會說至少六種語言，但私下聊天或接受訪問，台灣母語，而且是帶著新竹腔調的台灣話，總自然流利地脫口而出。在戰後打壓台灣母語的惡劣政策下，說母語遭污名化，導致母語被認為與「蓋高尚」不合而式微；台灣最有學問的李遠哲，以最有力的實際行動，打破了外來政權的愚民迷思。   幼年接受「修身」教育，是多桑世代有別於其他世代的另一特質。 公學校實施的「修身」科目，經由生活教育，養成孩子們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為他人著想、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日常習慣，並實踐嚴守時間、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公德、守法等德行。這一「修身」課程，是融入生活、表現個人教養及成熟的具體守則，多桑世代因之培養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個人素質，也形成了整體世代特質。 以謝氷治為例，她接受「修身」教育，所受影響表現於個人舉止。終其一生，她注重儀表、服裝與禮節。出門之前，她一定梳理頭髮，整肅儀容，穿著得體；對她來說，這不是「愛水（漂亮）」，而是敬重別人、尊重自己。多桑世代即使是鄉下人，出席稍為正式的聚會必以「草地紳士」著裝，至少穿上西裝外套，冬季甚至還要戴上帽子。許多台灣網路世代常覺得，自己的阿公阿嬤一輩比父母親有氣質，原因在此。 紀錄片截圖 事實上，從台灣家庭所保有的上一代照片，或網路上看得到的美國赫斯特媒體集團（Hearst Corporation）所拍攝一九三○年代台灣生活（路邊市場即景、廟會）新聞記錄影片，當時台灣庶民以漢衫為多，兼有和、西服，但普遍穿衣戴帽，冬天甚至有大衣；足見注重穿著得體，是多桑世代從小養成的習慣。 高騰蛟在台灣商工學校所受禮儀教育，同樣讓他終生受益。禮儀是三年級的課程，針對即將進入社會的學生施以教育訓練，重在辦公室進退、用餐禮儀等職場應對，以實用為主。學生所受的訓練，例如︰吃西餐，喝湯時湯匙向外瓢取，不得出聲；喝茶時，端茶的手不能碰到杯口；進入室內之前，要先輕叩門扇，內有回應才進入。除了禮儀，還有生活規範，學生的儀容、服裝、帽子都有嚴格規定，在校內校外見到學長，必須行禮。 多桑世代所受的禮儀教育及言行舉止規範，是生活教育的實踐，也培養了這一世代的個人與集體特質。它具體表現於日常生活的自律自愛自重行為態度，妥善兼顧群己關係，在尊重別人的同時，也展現了個人修為與氣質。 可惜這些國民素質，在戰後隨著教育及社會丕變，不但不受重視，有時甚至反其道而行。以致就禮節、公德、守法等現代化公民的表現，出現新一代不如上一代的倒退現象；這使得多桑世代的典型，相形之下，彌足珍貴。 由於不重視生活教育，如今在台灣社會人多而互動頻密的公眾場合，不為他人著想，以致旁人困擾、迷惑、甚至受害的現象到處可見。諸如；搭車喧嘩高聲講手機、開車左轉搶先行、吞雲吐霧要旁人分享二手菸，乃至於隨手丟棄垃圾、燒香焚紙污染空氣⋯⋯，個人缺乏公德的行為充斥；台灣與日本等文明國家社會相較，公眾行為的水準仍頗有差距。 許多台灣人不解，戰後的教育也有「公民」課程，何以教導不出現代化的國民氣質？問題應在教育內容及實踐。 「修身」與戰後的「公民」課程的確有別。以內容來說，「公民」在培養現代化公民，增進公民意識；守法守紀服務等公民德行也包括在內，但較側重權利義務關係。「修身」強調個人生活管理、人格培養及妥善掌握群己關係，明顯注重德育或倫理修養。實踐造成兩者更大差異，「修身」是生活教育，孩子在人格形成時期養成的習慣與德行，落實於學校及家庭日常活動，及於終身。「公民」教育先天不足，戰後再受政治因素及升學主義影響，流於形式，近年更淪為聊備一格。 也屬於多桑世代、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的李登輝，對此有鞭辟入裡的觀察： 「日本式的教育⋯⋯重視人格、精神層面的教育，重視倫理關係，培養孩子誠實、正直的操守，要求遵守法律、秩序，公私分明。戰後的教育不能說不重視這些，但是缺乏實踐精神，教育常淪為政治口號，教科書所教導的與現實社會差異極大，學生無所適從，反而成為『雙重人格』，養成投機取巧、奔走要寵的習性」。──《慈悲與寬容》 多桑世代還有一項其他世代所未曾遭遇的經驗：戰爭與二二八事件等時勢動盪。日本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向外發動戰爭，台灣做為日本的殖民地，隨之被捲入戰爭的漩渦。 臺籍學生日本兵出征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多桑之中，游禮毅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在東京，以「學徒兵」投筆從戎。他被徵召前往南太平洋途中，船隻遭美軍潛水艇擊沉，海上漂流七天獲救。再度踏上征途，又在熱帶叢林歷經七十天行軍，死裡逃生。終戰之後，他在異鄉被關進集中營一年，才終於返回台灣。總計戰爭期間，有二十萬七千多台灣人像游禮毅這樣，自願或被徵召前去當日本兵，其中三萬零三百零四人陣亡或失蹤。不論命喪異鄉或淪落海外，他們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卻幾乎沒有電影、電視劇或暢銷書把這麼多台灣前輩的動人經歷向後人述說，許多台灣人也不知他們身邊的長輩，其實就是活生生的歷史瑰寶。 在此同時，沒當「台灣人日本兵」的多桑，同樣備受戰爭嚴重衝擊。在台北，經營義美商店的高騰蛟，為物資管制及動盪的局勢所苦惱，沒有多少生意可做。一九四五年的「五三一大爆擊」，他在淡水河畔的工廠製作糖果，美軍轟炸機來襲，他即時躲到防空洞。但當晚前往疏開的台北南郊時，一路目睹火車站、博物館被炸慘狀，以及煙火未消的總督府。如此物資缺乏、生活奔波的折磨，戰爭未了，竟使他已病倒，得了肋膜炎及瘧疾。 戰爭的衝擊，即使小學生李遠哲，也無以逃避。在新竹遭轟炸之後，他與家人往姑媽的佃農山上住家疏開。其間，他抓鳥、捕魚、向老農學做竹籃、觀察氣候變化，還遇到一位十幾歲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將近兩年期間，他不能上學，轉而「從大自然學習」。 至於戰爭期間在日本求學的彭明敏，是空襲的受害者。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往長崎與兄長會合路途遇到美國軍機炸射，左手臂關節被炸粹，雖挽回性命，卻不得不做截肢手術。這一變故，彭明敏說，「對我一生所引起的改變，是徹底而不能挽回的」。 二二八事件也是多桑一生難以忘懷的集體經驗。這一事件，造成最多可能有兩萬八千人遇害的大屠殺。一九四七（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官方人員查緝私煙，打傷婦人、旁觀者遭槍擊死一人，引發事件。事件的現場在台北太平町，正為義美商店戰後重新出發而忙碌的高騰蛟，親眼看到緝私人員被群眾追趕，朝永樂市場方向逃去。民眾為抗議這一事件而於次日群聚專賣局及行政長官公署，又遭軍警開槍，造成更多傷亡，激發社會極大公憤。 事件後來蔓延全台灣，戰後台灣人民對陳儀為首的統治當局不滿一夕爆發，卻遭從中國大陸調來軍隊以「清鄉」為名，進行屠殺及菁英滅絕。 游禮毅從廣播得知消息，到嘉義市區觀察，看到學生、市民維持治安，包括保護無辜外省人的行動，親睹事件最慘烈的嘉義機場、東門軍營攻防戰，也見證名畫家陳澄波等市民和平代表遭軍警虐殺於火車站前廣場的場面。 在台南，安平的情況較為平靜，謝氷治看到父親謝瑞以他的鄰里影響力，保護在鹽業公司工作的外省同事免於受到不必要騷擾。 彭明敏在事件發生時，就讀於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的台灣大學，生活於象牙塔之內，雖使他對時局的發展感到憤怒與憂心，卻不知道自己擔任高雄市參議會議長的父親彭清靠，熱心公義卻險遭殺身之禍。 彭清靠是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與其他委員到壽山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軍隊隨意射殺市民，卻遭逮捕，同行委員涂光明被槍殺。彭孟緝在高雄進行屠殺，尤其是眾多集會於市政府的地方仕紳，被稱「高雄屠夫」。彭清靠飽受折磨後被釋放，從此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期待破滅，甚至為自己的華人血統深以為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不再自稱華人。 不約而同，他們都認為二二八事件其來有自。在台灣人民眼中，第一次接觸的國軍，「草鞋、布鞋」，赤腳赤膊、打傘又帶鍋，不論紀律或裝備，都遠遜於戰敗的日本皇軍，既令人吃驚又失望。其次，文化衝突之外，陳儀政府貪污、腐敗、無能、歧視，以致接收變劫收，讓人民難以忍受。在這種統治之下，台灣社會生活嚴重惡化，日本時代建立的法治與秩序蕩然。 以搭火車為例。一九四六年一月，也就是終戰五個月後從日本回到台灣的彭明敏，在基隆火車站看到車站的髒亂、軍人紀律散漫、旅客乘車爭先恐後搶佔位子、破落不潔的車廂。半年之後從南洋回鄉的游禮毅，同樣見到令他難以置信的場景：士兵在崗哨亭邊抽菸、火車呢絨座位被拆只剩硬木板；年輕乘客從車窗爬進及丟行李搶位子，尤令他想起早年母親所描述的清朝時代鄉下土匪。一時間，游禮毅不敢相信這是他所熟識的家鄉台灣；彭明敏一生首次見到如此骯髒混亂的火車，感嘆他所熟悉「日本的台灣」，轉成「中國的台灣」，竟惡化成如此光景。 二二八事件讓多桑生命及心靈受創至深，緊接而至的白色恐怖，更長期禁錮多桑的思想與自由，剝奪人權，一有異議，動輒遭政治迫害。 許遠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只因參與台大同學讀書會，閱讀地下刊物，連帶追查他曾參加一次遊行，擔任掌旗者，就被抓去嚴刑逼供，關押十六個月年，且強迫接受思想教育。更令人見識白色恐怖之惡劣的，這一冤屈不僅未獲平反，在他一生卓越的金融家生涯之路，還如影隨形，不斷騷擾打擊他。 彭明敏的政治受難，甚至在台灣及國際間激起極大漣漪。一九六四年，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的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強調「反攻大陸」絕對不可能，要求制定新憲法，建立責任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並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國。但《宣言》在印刷時遭檢舉，三人被捕，他被判八年徒刑；由於國際壓力，經蔣介石特赦，但受特務全天監控。一九七○年，他經由國際友人義助，秘密出境到瑞典，獲得政治庇護；其間過程曲折驚險，表現仁智勇的高超人性，也顯見多桑與邪惡勢力鬥爭的艱辛。 在嘉義的游禮毅，明明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當局在事件之後全面鎮壓台灣菁英的行動並沒有放過他。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他與兄長半夜遭軍警押往警察局，嚴刑拷打，強要他們承認參與事件，並誣指兩人侵佔日本人所留下物資。八天之後，經家人籌措鉅款，才得釋放。經此冤屈，游禮毅決心脫離台灣，但未能如願。 即使李遠哲，雖未遭政治迫害，中學時代也經歷白色恐怖的特務到校園抓人場景。高三有一天上物理課時，一輛吉普車來到他所就讀的新竹中學，兩人進入校長辦公室。不久，校長拿了點名簿到教室，點名找某某某，這位同學一聽到自己的名字，立即起立，未發一語，就眼淚不停，哭了起來，旋遭帶上車，離開學校。害得李遠哲的母親擔心，兒子會是下一個被抓的人。 後來，李遠哲去美國留學並擔任教職，儘管他不常參加海外政治活動，尤其是美國台灣同鄉舉行的反對黨國專制統治活動，在「校園特務」布建甚廣的白色恐怖時代，李遠哲也是校園小報告的受害者。他回台灣的簽證，必須每次申辦，政府當局不准他有較長期間的停留。 然而，經歷苦難與艱困，多桑卻越戰越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高壓統治中，他們結合信守承諾、尊重禮節、尊守紀律、刻苦耐勞的「日本精神」，也發揮樸素實在、積極進取、無懼挑戰、不忘根本的「台灣精神」，不但成就戰後經濟社會的繁榮與均富，使台灣從開發中國家躋身已開發國家，也創造了活絡多元的民主自由體制，讓後生世代享有基本人權、尊嚴與富足。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有多桑世代的辛苦耕耘，才有後來世代的美好收穫。 他們這一代，出現第一位台灣出生的諾貝爾獎得主、第一位人民直選的總統、台灣銀行第一位台灣人董事長⋯⋯。不論是戰後台灣創業的第一代企業家，或曾在農田、工廠、礦坑、漁場、教室、辦公室等各種職場打拼，甚至參與政治活動或群眾運動場合，他們建構了台灣戰後政經活絡而傲視鄰邦的新形勢。如今多桑世代最年輕者也屆耄耋之年之年，更多已在天上，綜觀長期整體表現，他們無疑是台灣最偉大的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