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者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是死當，這也是為什麼侯友宜至今對鄭南榕事件仍敢大聲說他心裡坦蕩蕩。資料照片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就在紀錄片導演傅榆講出金馬獎史上最重要的得獎感言同時，一個看似不相干的西班牙紀錄片《沉默的他人》，也在爭議中於西班牙上演。這部紀錄片自年初完成以來已獲得廣泛的討論，到目前為止已得到10項國際影展的大獎與6項提名，但在西班牙仍有部分戲院拒絕上映，因為這部片探討了西班牙轉型正義最陰暗的禁忌，掀開被制度性遺忘的過去，直指加害者的責任在哪裡？ 這部片花了6年的時間，記錄人權團體與受害者向退休警官安東尼奧‧岡薩萊茲‧帕契柯（Antonio González Pacheco）聲討正義的漫長過程。兩名導演以此為主軸帶出佛朗哥政權不堪的過去，回溯的時間長達80年。帕契柯不是什麼大人物，只是在佛朗哥政權末期一名惡名昭彰的年輕警探，出生時佛朗哥已大權在握，成長在一個毫無民主思想的年代，又不思長進，甘願成為一位狐假虎威的刑警，還洋洋得意地以美國西部土匪「比利小子」自稱，無法無天。 像帕契柯這樣膚淺的人其實看不到獨裁政權已是強弩之末，虐待刑求異議份子從不軟手，以打壓正在萌芽的民主為正義之舉。但民主化之後，這種人也能立刻換一個面具成為改革者，居然成為負責改變警察形象的委員，也是政府大為宣傳從恐怖份子手中救回人質的英雄，得到許多榮譽勳章與豐富的退休俸，而被他凌虐的受害者反而成為西班牙民主轉型中無關緊要的沉默者。這是西班牙轉型正義的本質，也是《沉默的他人》探討的核心議題。 但以轉型正義為目標的人權團體自2012年起鎖定帕契柯，展開要求對帕契柯究責的一連串行動，但從釋憲到動用國際法都無功而返，連要求撤銷他溢領的退休金，政府都以「信賴保護原則」拒絕。但今年年中出現轉折，長年推動轉型正義的政黨再度執政，允諾研究帕契柯的案例。10月底內政部長宣布研究結果，認定無法律疑義，連同其他10幾位違反人權的退休警官，他們的退休優惠將被取消，但法院是否支持仍不得而知。 警官帕契柯的故事似曾相識嗎？其實我們的警界硬漢侯友宜有過之而無不及。比起侯友宜藍綠通吃而飛黃騰達，帕契柯的仕途平平，只能算是中階公務員，雖然惡形惡狀，但未鬧出人命。退休後接受國家奉養，生活愜意但不高調，也沒有聚集房產，利用關係大發暴利。以西班牙的政治現實，要送帕契柯到監牢應該是不可能，但至少社會已逐漸覺醒，他必須掩面出門，深怕被認出，餘生將活在道德的責難下，斷不可能成為大都市長候選人。 台灣呢？若西班牙的轉型正義是不及格的，台灣則是死當，西班牙不斷地試著補考，台灣則完全放棄，不然如何解釋逼死鄭南榕的侯友宜民主化後官位財富蒸蒸日上？而好不容易成立的促轉會，一起心動念就燒死自己，至今無人敢再提，這也是為什麼侯友宜至今仍敢大聲說他心裡坦蕩蕩，那只是一次失敗的救人行動，他沒說出口的是，再來一次，鄭南榕必須再死一次。 選舉很熱鬧，拼人氣、拼棄保、拼造型，但那些曾受爪牙凌辱欺負陷害的靈魂，仍然是沉默的他人。

  尋求連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中國議題上再創話題，然而出手的既不是柯粉也不是柯黑，而是中國官媒與主掌時代力量北市議員選舉總兵符的林昶佐立委。先是15日中國央視以近兩分半的時間報導柯文哲的選情「人氣遙遙領先」，引發熱議後更肆無忌憚，加碼直接炒作柯文哲與宋楚瑜結盟直攻2020大位的可能，這等規格連馬英九都不可得，搞得柯文哲既愛又怕。台灣這邊，林昶佐16日臉書發文，呼籲不要對柯文哲無效抹紅。獨派對柯文哲的怨念已深，傳統綠營與時力的摩擦也累積了不少火氣，發文後獨派一片噓聲，儘管之後林昶佐多次澄清，重申反對柯文哲「兩岸一家親」的立場，也在第二次發文中提出檢驗柯市府與中國關係的視角，但滅火的效果顯然有限。   據信時代力量與柯文哲的支持者高度重疊，兩者的曖昧關係一直被質疑，獨派與時代力量彼此的不信任感非一日之寒。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在不少獨派眼裡，柯文哲被視為國民黨式微後中國挑選的新代理人，央視兩次非比尋常的報導就是最新證據。另一方面，據信時代力量與柯文哲的支持者高度重疊，兩者的曖昧關係一直被質疑，獨派與時代力量彼此的不信任感非一日之寒。在重重的疑慮之下，中國與林昶佐幾乎同步大動作「挺柯」或許時間點只是巧合，但兩邊放出的訊息讓獨派產生無限焦慮，這兩股不被信任的力量與柯文哲合作似乎已不再是空穴來風。然而一邊是對台灣有併吞野心的中國，一邊則是自我定位為反中的年輕政黨，兩股對立的力量同時加持柯文哲，顯得十分矛盾。 持平而論，對林昶佐有一定了解的人對這兩則臉書發文的內容不至於感到意外，時代力量與柯文哲在兩岸議題上的區隔也不算模糊。林昶佐做為一個獨派政黨的重要黨員，這兩則貼文並無妥協獨派立場的跡象。若不以陰謀論看，他應不是只為了替時力議員尋找母雞的政治權謀，他有更長遠的焦慮，他極想知道為何年輕人支持柯文哲？「兩岸一家親」之後獨派對柯文哲的撻伐毫不放鬆，有時更勝於對國民黨統派，然而正如林昶佐在發文中的問號，為何「過去打中國國民黨可以打到它咳血的招，現在都變成對空揮拳」？如果柯文哲真的是中國挑選的代理人，他如何把自己從國民黨的統派形象中分離出來，而且得到新世代天然獨的支持？ 林昶佐認為，獨派需要一套新的語言與年輕人溝通，不能因溝通上的挫折而誤以為太陽花退潮後年輕人又變回統派。在這樣的理路下，林昶佐把「兩岸一家親」與「九二共識」切割開來，在直播中又把柯文哲與王炳忠、侯漢廷切割開來。但筆者以為，認定柯文哲沒有承認「九二共識」確實過於寬容，他不只一次說出「九二共識」是兩岸的基礎；然而舉王、侯兩人為例又過於極端，畢竟統派與叛國不能類比。除此之外，天然獨世代的確不可能支持「九二共識」與王侯之流，切割的目的性十足，可是柯迷與統派這樣的區隔是否只是幻想？「兩岸一家親」的解讀從來不止於柯文哲自認的一句場面話，它是比「九二共識」更為退步的宗族主義，也極可能是柯文哲潛意識裡對國族認同的基礎。對柯文哲的立場寬容，是否會實質傷害了獨派的立場？柯迷與統派的區隔真能大到包容宗族主義的「兩岸一家親」嗎？ 以上這許多問號，筆者都有直接了當的答案，但顯然不是林昶佐的確信。困境來自一個假設：這些支持柯P的年輕人大部分屬於天然獨。這個假設是否成立需要政治學家更仔細的分析，但我們時常陷入想當然耳的陷阱：天然獨支持柯文哲，天然獨不可能支持統派，故得證柯文哲不是統派。這樣的論證有意義嗎？筆者的質疑不是非要貼柯文哲統派的標籤不可，而是認為以尚未驗證的假設為前提，尋找為什麼天然獨世代能夠支持柯文哲而不牴觸台獨信仰的解釋，不管得到什麼結論，都不具意義。 然而柯文哲的磁石效果確實讓所有的人驚慌，錯亂的邏輯不時在解釋柯文哲現象的論述中出現。例如時力議員候選人黃郁芬指出，年輕世代對柯文哲的高支持度，是因為民進黨無法實踐年輕世代關心的婚姻平權與勞動權益，因此柯文哲成為年輕選民的期待。但有平權與勞動權益意識的年輕人，怎麼會跑去支持性別與勞動議題保守到不行的柯文哲而有所期待呢？是黃郁芬搞錯，還是年輕世代搞錯？我不相信這麼多年輕人會同時搞錯，這些支持者豈不清楚柯文哲的想法？我們為何不去接受一個簡單的事實：柯文哲的支持者要不本來就贊同柯文哲的保守，要不根本不關心這些反柯者自認為重要的議題？ 林昶佐做為一個獨派政黨的重要黨員，這兩則貼文並無妥協獨派立場的跡象。若不以陰謀論看，他應不是只為了替時力議員尋找母雞的政治權謀，他有更長遠的焦慮，他極想知道為何年輕人支持柯文哲？圖片來源：林昶佐Freddy Lim臉書   統獨問題也是一樣，支持柯文哲的年輕人真的是天然獨嗎？我們一廂情願希望他們是，因為如果是，那麼剩下的問題只是獨派的時代感不足，獨派只要變變裝、抱抱貓，甚或只要學習柯文哲，就是學習如何讓年輕人喜歡台獨。是這樣嗎？如果是，那獨派豈不是要感謝柯文哲，因為他填補了傳統獨派的不足，幫獨派抓住了年輕人？這顯然是錯亂的。不管是獨派將柯文哲抹紅為統派，還是林昶佐虛心想學柯迷的台獨語言，共同的目標都是讓年輕獨派歸正，但用英文的說法，這是「bark up the wrong tree」。也許我們不願承認的是另一個簡單的事實：柯文哲的支持者裡根本沒有年輕獨派，支持者要不就是贊同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要不就是根本不關心統獨議題，就算有人以「天然獨」自居，那只是一個沒有國族內涵的世代標籤。 如果上述的分析是對的，柯迷裡本來就沒有年輕獨派，那麼在選舉策略上，戳破他在統獨議題上的兩面手法只是多此一舉，因為柯迷不但早就知道，還認為這是加分。要戳破的是他零零落落的市政成績，是他與現代市政治理脫節的現場秀，而更長遠的工程則是文化的根本改變。諷刺的是，改變也是柯文哲響亮的口號，但他的改變不是要從傳統邁向現代化，而是緬懷黃金歲月，而是認為台灣民主化後的政客辜負先人。因此他要的改變是與民主化逆向而行，召喚舊價值，呼應「儒家主義」與所謂的「亞洲價值」。只要看看柯文哲的典範說，他的中心價值在哪不言可喻，他的光榮城市與認同卡上的所謂16條進步價值，與當年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與《青年12守則》何異？蔣介石有何進步之處？何況論洗腦的精緻程度，柯文哲恐怕還差了一大截。 不幸的是，儒教下的年輕人當然吃這套，當代年輕人不是特例，柯文哲無厘頭搞怪與教條式的道德口號正是過去救國團魯啦啦的翻版。獨派的責任不是從柯文哲的身上學習如何吸引年輕人，另創一救國團活動隊，拉拉小手，叫叫學姐就能成功。任何國家的獨立之路都是以血淚鋪成的，台獨的語言本來就應該嚴肅與沉重。民主化後台派基本上在沒有付出代價的情況下享受了超過20年一路攀升的台灣人認同，然而那也不是免費午餐，那是民主前輩預付的代價，讓台灣認同在2014來到高峰，但除非找到新的元素，之後將進入停滯期。獨派的責任是深化台獨論述，但深化不代表激化，而是重新創造台獨的感動與語言，改變支持柯文哲對統獨無感的年輕人、超越藍綠卻為紅作嫁的年輕人、雙重認同的年輕人，甚至是統派的年輕人。這是開源，不是節流攔阻獨派青年支持柯文哲的問題。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UA23項大學自主的項目，我國全軍覆沒，學者認為拔不拔管根本無關緊要。圖為五四部分台大師生聚集傅鐘下挺管。趙元彬攝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新任教育部長葉俊榮今天上任，管風又起，這文題或許騙到挺管人士的點閱，要葉部長移去這根稻草，既救了大學自主，也稱了爺心。然而這是對這個隱喻的誤解，一根稻草微不足道，要救這隻駱駝，不是偽善地除去這根稻草，而是要去除駱駝背上千萬斤重的垃圾。垃圾不除，卻在這根稻草上作文章，不過是要繼續虐待大學自主這隻駱駝罷了。不如將管中閔的是是非非擺一邊，先檢驗一下大學自主這個貌似神聖的概念，在台灣到底已承載了多少垃圾？ 進入本世紀後，EUA（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鑑於傳統的歐洲大學受國家的干預過多，難以因應產業與政經環境的快速變遷，分別於2005、2007年發表《格拉斯哥宣言》與《里斯本宣言》，強調大學自主的重要，並計劃對各大學的自主情況做出評鑑。目前已先後提出3份報告，十分值得大學建制接近歐陸的我國參考。 讓我們就以2017年EUA最新的歐洲大學自主報告中所歸納出的項目，來檢驗我國大學的概況。大學自主分為4大面向，每一面向又分為數項，以下依面向逐條列出。括弧內為我國國立大學該項自主的現狀，若由國家控制或無此能力，以X代表該項不符自主原則。 一、組織結構的自主7項：1. 校長產生的程序（國家規定X）；2. 校長的資格（國家規定X）；3. 解聘校長的程序（無X）；4. 校長任期（國家規定X）；5. 理事機構允許校外成員（無校董設計X）；6. 決定大學組織結構的能力（無X）；7. 設立具法人地位機構的能力（無X）。 二、財務的自主6項：1. 公共資金的總類與期限 （國家預算X）；2. 保留剩餘預算的能力（無X）；3. 借貸的能力（無X）；4. 建築物與設備的所有權（不清楚）；5. 對本國學生訂學費的能力（無X）；6. 對外國學生訂學費的能力（無X）。 三、人員的自主4項：1. 決定聘用資深學術人員或資深行政人員程序的能力（國家核准X）；2. 決定資深學術人員或資深行政人員薪資的能力（無X）；3. 決定解聘資深學術人員或資深行政人員程序的能力（無X）；4. 決定晉升資深學術人員或資深行政人員程序的能力（無X）。 四、學術的自主6項：1. 決定招收學生人數的能力（無X）；2. 選擇學生的能力（無X）；3.  設立新系所的能力（國家核准X）；4. 裁撤系所的能力（國家核准X）；5. 選擇教學語言的能力（無X），6. 選擇由外部控管學術品質的能力（統一評鑑X）。 以上括弧內為筆者初略的判定，EUA有更精確的量化評估，然而從這初略的判定，我們已清楚看到這23項大學自主的項目，我國全軍覆沒，大學自主的程度恐還停留在18世紀，拔不拔管根本無關緊要。如果我們同意更大的自主是台灣高教脫困的方向，那麼與其花那麼大力氣去挺一個問題多端的管爺，不如先去探討仍掌握在國家手裡的大學命脈如何鬆綁。 其實大學自主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概念，英美大學自主性高，歐陸大學則低，並沒有絕對的好壞。畢竟大學自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大學自治是責任，不是權利。大學的成功是國家、學界、社區、產業的共同創作，國家的政體、經濟文化的發展、歷史的演變，都是關鍵的要素。就像美國教授協會前會長Cary Nelson所說的，沒有一所大學是一座孤島，而校長是這些島嶼對外的橋梁，不是高牆內的一座銅像。台大對管爺的堅持，怎麼看都是一齣遠離時代的鬧劇。

  加泰隆尼亞公投盛況熱烈，但並未獲得國際的認可。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戰後由於《舊金山和約》對台灣主權的歸屬刻意留白，讓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出現空間，以民族自決的原則主張台灣獨立的說法，也一直是獨派的理論基礎。然而以公投的形式展現民族自決，則要等到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才浮出檯面，其中以首任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的「公民投票促進會」最為醒目，蔡同榮不遺餘力的奔走宣傳也讓他得到了「蔡公投」的封號，令人懷念。   同時1990年代初也是蘇聯解體，境內的共和國紛紛舉行公投宣布獨立的年代。這次世界盃足球驚奇連連，過關斬將進入冠軍決戰的克羅埃西亞，也是在1991年以公投宣布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同年還有近20個蘇聯與巴爾幹國家舉行獨立公投。不管這些小國獨立史背後的辛酸，以此做為新興國家追求獨立的典範，公投儼然已成為獨派建國唯一的政治手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的全體居民來做決定，即便不是鮮明主張獨立的人士，也大致同意這個原則。   再過十年，2000年民進黨首度執政，制訂法律以公民投票解決政治歧見成為可能。但在執政的考慮下，陳水扁政府訂出了日後被譏為「鳥籠公投」的《公民投票法》，過半投票率的高門檻，別說認同分歧的統獨公投，任何分裂議題幾無過關的可能。即便有執政優勢，利用大選綁住巧立名目的防衛性公投，在藍營杯葛的情況下，依然無法闖關。這也刺激了綠營另一位大老林義雄，以超過十年的苦行，要求修改《公投法》，打開鳥籠。2008重回執政的國民黨置之不理，要等到民進黨第二次執政，才在去年利用立院多數，將通過門檻降低至1/4的投票率，連同其他成案門檻全面降低，雖有「鳥籠」換「狗籠」之譏，以公民投票解決政治歧見已非不可能，目前此起彼落的公投連署案便是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執政且擁有立院多數的民進黨，仍將憲政層次的議題排除在公投之外，也就是說，變更國土、國號、國旗、制憲，等等的統獨問題仍然是公投無門，而這些議題正是近三十年來獨派起心動念，大談公投的真正原因。在完全執政與現實的落差下，無怪乎喜樂島聯盟能登高一呼，利用獨派對綠營失望的情緒，主張直接以獨立公投對決，成功集結所有的獨派團體，聲勢浩大，宣布要在明年四月六日自行舉行獨立公投。喜樂島也同時要求政府再度修改《公投法》，將憲政議題納入可公投項目。這樣的主張並無創新之處，只是延續近三十年來獨派的公投訴求，情感上大概沒有獨派會反對，但在理論與現實上沒有瑕疵嗎？獨立公投和事務性公投的門檻與功能可以混為一談嗎？   公投主義確實是主張以公投做為代議政治的備胎，但並非主要手段，事實上近代的公投往往成為民主政治的反動措施。例如核四議題，林義雄將核四與公投法捕正綁在一起，但核四之廢並沒有靠公投達成，而是靠國會阻擋與綠色執政。諷刺的是，面對廢核壓力，國民黨執政時的行政院長江宜樺甚至一度祭出公投解決，所幸沒有成真，否則結果難料。民主如美國者，公投也常成為民粹的出口，往往與菁英思考的進步思想背道而馳，如諸多關於同婚與移民問題的公投，都不意外地呈現反動結果，最後必須靠司法救濟。   至於門檻問題，有論者謂，民主政治是參與者的民主，你放棄參與、放棄發言，你就是放棄你的權利，這是事務性公投之所以接受低門檻，甚至沒有門檻的基礎，我們同意；但悠關國家主權的統獨公投，可以任由公民放棄參與嗎？或者說，低投票率的獨立公投結果有正當性嗎？這是獨派主張獨立公投時不能忽略的。縱觀世界的獨立公投，均無以低門檻大打擦邊球取得正當性的做法。1860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之前，維吉尼亞、德克薩斯、田納西，分別舉辦公投決定脫離聯邦。雖然公投通過，但非壓倒性，有超過三成的住民反對，如果主事者能謹慎以對，不宣布獨立，或能免去一場戰禍。   為討論方便，以下我們省略事務性公投，只考慮關於主權、疆域變更、制憲，特別是分離主義者的獨立公投。由於主權公投（sovereignty referendum) 的定義與形式變化極大，統計不易，不同的學者出現很大的差異。若以美國獨立戰爭算起，從最完整的統計有600多例（Micha Germann& Fernando Mendez 2014 的論文 Contested sovereignty: Mapping Referendums on the Reallocation of Sovereign Authority over Time and Space，統計出596例，加上之後著名的蘇格蘭、加泰隆尼亞、庫德族公投、波多黎哥等，則至目前為只超過600例。）到200多例（Matt Qvertrup一系列的論文，如2015的 Voting on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Issues: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Referendums 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一直採200多例的統計。），都有學者採用。然而不管如何統計，以獨立公投達成建國大業的少之又少。在眾多成功獨立建國的例子中，公投只是一種慶典，既非獨立建國的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換句話說，公投多半只是被用來當成建國的儀式，但從來就不是建國真正的武器，公投之前之後的奮鬥犧牲與國際局勢，才是決定一國否能成功獨立的關鍵。   回顧歷史，近代史上公投自決的使用源自拿破崙戰爭。當法軍征服舊帝國後，拿破崙大帝喜歡以住民公投的結果主張戰敗帝國內民族的建國希望，造就了第一波民族國家的興起。即便拿破崙最後戰敗，這些舊帝國再也召不回已獨立的民族國家了。一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與國際聯盟把民族自決喊得震天響，也確實依此原則讓新興國家大量出現，但兩次大戰之間，真正舉行獨立公投的只有兩例。菲律賓是其中之一，因不滿美國允諾其獨立的進程，在1935年舉辦公投宣布獨立。儘管如此，菲律賓以公投達到和平獨立的先決條件，還是母國美國已有打算放棄的意願在先。另一例是西澳大利亞，公投主張脫離大英國協，66%贊成，但英國拒絕，無疾而終。其他在兩次大戰之間獨立的許許多多歐洲國家，均是強權角力與授受的結果，一旦達成協議，便逕行扶持其獨立，不必舉行獨立公投，徒增不確定性。   同樣的，二戰後新興國家如雨後春筍，但根據公投學者Matt Qvertrup的分類統計，在蘇聯解體前只出現13起主權公投，10起為國土分裂的獨立公投，如蒙古分裂自中國，冰島分裂自丹麥。殖民地以公投取得獨立的只有三例， 1955年的柬普寨，1958年的幾內亞，1961年西賽摩亞(Western Samoa)，其中柬埔寨與西賽摩亞分別由母國法國與紐西蘭鼓勵發動。理由很容易理解，法紐是民主國家，他們想要向國內選民交代繼續統治該殖民地是不受歡迎的。也就是說，公投的結果不是給予獨立國在國際上的正當性，而是以母國的政治為考量，用公投的結果來加強執政者放棄殖民地的正當性。至於其他大部分的殖民地，其爭取獨立的政治菁英，並不願意冒險在複雜難測的公投中，失去主導獨立的政治能量。   法國戴高樂則有不同的策略，這位以拿破崙的政治繼承人自居的法國強人，逆向操作，以公投來解決棘手的殖民地問題。戴高樂主導1958年制憲進入法國第五共和，以因應阿爾及利亞情勢惡化，同時也讓各殖民地舉辦統獨公投。公投的結果全部高比例同意留在法國，包括阿爾及利亞，讓法國取得繼續統治的正當性。但之後獨立戰爭不曾止歇，幾年後法國無力再戰，這些殖民地紛紛不經公投宣布獨立。只有阿爾及利亞在1962舉行公投取得獨立，但那是打了快十年的獨立戰爭，法國決定放棄之後。簡單講，這些公投都只是權力者的把戲，被壓迫者只能配合演出。   真正把公投做為獨立手段的是蘇聯解體後，三年之內有超過20起獨立公投，但和平獨立成功的例子，同樣不出母國的允許與國際的支持。較著名的有波羅的海三小國、喬治亞共和國、烏克蘭等。很顯然的，絕大部分讓人津津樂道的獨立公投都是握有實力者安排出來的豪華慶典，國際自然樂意接受公投結果，而不是被壓迫的民族單方面爭取獨立的手段。   違逆局勢打亂強權秩序的公投，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要不是無效公投，白忙一場，就是以戰爭收場。如科索沃1991年舉行公投，僅管贊成獨立與投票率分別高達99%與83%，科索沃仍要面對十多年的戰爭，到2008年才宣布獨立，十年之後，至今仍未得到國際普遍的承認。其他如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波士尼亞，亦是公投之後戰事連連。並不是說公投會導致戰爭，而是獨立的戰場不在公投，建國之路的險阻與需要的智慧，不是公投能解決的。   蘇格蘭公投雖然失敗，彼此沒有怨懟，沒有報復，是分離主義者與母國更緊密的公民參與運動。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當然，魁北克和蘇格蘭的獨立公投是我們嚮往的典範，雖然失敗，彼此沒有怨懟，沒有報復，是分離主義者與母國更緊密的公民參與運動。儘管如此，在可預見得將來，兩地的獨立公投會反覆至何時，不得而知，焦慮的魁北克人甚至發明了新字Neverendum來形容這無止無盡的公投建國之路。但不要忘了，魁北克和蘇格蘭獨立公投只是六百多個故事中的兩個，而中國有一絲像文明的英國與加拿大嗎？   台灣民主化已超過二十年，許多反獨裁的直觀訴求必須重新檢討，如之前數文討論的大學自主與言論自由，本文討論的獨立公投更是茲事體大，我們對獨立公投的理解正確嗎？對它的幻想實際嗎？公投不會是台灣建國的一顆銀色子彈（silver bullet），讓中國這位狼人一槍斃命。喜樂島做為一個民間的聲音，筆者並不反對它的訴求，甚至聲援；但做為一政治實力，要求政府屈服跟進與即興的修法，筆者則認為要三思。現實很殘酷，我們或可以從世界各國的建國史與公投的關係得到一些啟發。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行政院長賴清德先前宣稱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引發討論；惟論者認為台灣政府在「正名」上始終未有主動作為，導致國際社會也無從相挺、表態。資料照片 【你贊成中華民國改名為台灣嗎】正名才是務實的台獨工作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 行政院長賴清德宣稱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對中國而言，非統即獨，但行政院長公開宣示還是刺激不小，只是無可奈何。而國民黨除了向中國表態性的譴責，在賴院長不改口的情況下，也只能不了了之。有趣的是，賴院長的宣示並沒有激起獨派更大的熱情，畢竟早在解嚴前夕，鄭南榕面對群眾高呼「我主張台灣獨立！」已撐起之後30年獨派的表態空間。在綠營前後執政的第10年，賴院長的表態其實已經太弱太晚。加上賴院長將「務實」解釋為「維持現狀」，等於直接否定這些年的正名運動，讓不少人失望。 何謂務實？不必高深的政治理論，就是面對現實而已。實用主義下，國際社會並不在乎國共的恩恩怨怨，也不在乎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統獨問題，更不管蔣家怎麼統治台灣，只是無法接受中國由台灣的政府代表。從兩蔣時代起，國際社會就三番兩次希望台北政權以台灣之名代表自己，但兩蔣為了維護其內部統治的正當性，明知可笑，非要以僅剩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不可，成為台灣戰後失去國際舞台的主因。 聯合國的代表權不必多說了，連盡量排除政治干預的奧運，國府也是自毀舞台。例如1976年蒙特婁奧會，國府托大，自認有美國與國際奧委會支持，一步不讓，和已與中國建交的地主國加拿大僵持不下。最後在美國與國際奧委會的全力斡旋之下，加拿大讓步，准許台灣在不改國歌國旗的情況下，以台灣名義參加，連下屆的主辦國蘇聯都同意協商結果。這個協議其實十分合理，原本是國府在聯合國挫敗之後重新出發的大好機會，以此建立一個有利台灣主權論述的模式。無奈剛掌權的蔣經國一聲令下，胎死腹中，國際友人的努力全部歸零。 轉眼30餘年，世界局勢已完全改觀。中國逐漸崛起，台灣開始民主化，被解釋為統獨兩股互相拉扯的力量，也提供了「維持現狀」的動力學。看似有理，其實未必。中國再強也不可能違逆國際秩序而行，它對台灣的控制完全是建立在台灣的不作為之上，而台灣的民主除了內部選舉吵吵鬧鬧，對外其實是一個無效民主，至今從未有一個民選政府，敢以民主做後盾，對外宣示台灣的國家想像與主權立場，依然用去主權的「中華台北」自欺欺人。 當然，中國絕對有能力依其需要，慢慢拔除承認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這是恫嚇台灣的心理戰，讓台灣政府失去行動意願。如果我們能克服這層障礙，要求這些邦交國以台灣之名承認台灣，即使這些全是小國，中國有能力同一時間全部拔除嗎？加上與台灣有實質往來的經貿大國，如果我們同時提出正名要求，中國會和他們全部斷交、終止貿易嗎？套用美國安全顧問波頓去年在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演講中的自問自答，「如果美國與台灣建交，中國會和美國斷交嗎？我不認為。」 可惜如果台灣一無作為，這些都不會發生。因為台灣既然是一個民主國家，國際社會就不可能對台灣的未來做指點，就如友台人士葉望輝反覆地告訴他的台灣朋友，美國不可能告訴台灣人怎麼做，台灣人必須先主張自己要什麼，努力實踐，美國乃至於世界才有可能伸出援手。政府謹小慎微，難有主動作為，但願正名公投能過關，以此做後盾，賴院長應該高興終於有機會與責任，從事台獨工作者真正務實的工作。就像子路問孔子，如何輔佐治理衛國？子曰「必也正名乎」。祭孔從不缺席的賴院長，對這段孔子的正名思想應該不陌生。

又如前台大校長李嗣涔，日前在挺管大會呼籲全國師生群起反抗。(資料照)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台灣大學前校長楊泮池因學倫問題，揮淚以不尋求連任止爭，沒想到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千挑萬選，竟選出一個爭議更大的管中閔。以校長的功能來思考，校長應是學院與社會之間溝通的橋樑，國立大學校長更是負有說服政府，爭取最大經費的責任。台大看上一個政治色彩如此極端的人物，若非托大自認反正政府奈何不了台大，就是毫無現代大學的概念。果然管中閔當選後立刻激化藍綠，加上管爺到處留小辮子，雙方各不相讓，最後終於演變成蔡政府執政以來最嚴重的藍綠對決。 固然藍綠涇渭分明，但依台灣政治正確的文化，決戰點一定要緊抓住技術面，技術面站不住腳就開始打模糊仗。針對各項爭議，過去一百多天管中閔相應不理，不顧各界殷殷期盼，從不針對爭議給個說法。這個策略其實十分成功，讓瞻前顧後的蔡政府自行失血，果然折損了一位部長，兩位次長倦勤。等到新部長上任後正式拔管，挺管者早已蓄勢待發，一場以大學自治為大纛的混戰正式上場，發動所謂「新五四運動」。 有了這面「正義之師」的大旗，管中閔一改作風，唱作俱佳，又是哽咽，又是老母的眼淚，斥責執政黨吃銅吃鐵吃台大。其實台大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真正長期吃人吃錢吃政府的是台大，原本以為只要內部搞定，政府就要買單，這次卻意外踢到鐵板，就算對管沒有看法，確實讓不少生為天之驕子的台大人不習慣，惱羞成怒，絕不退讓；而另一陣營，原本依蔡總統個性，也未必想去捅這個馬蜂窩，勢必有內部無法消解的壓力，遲遲不決，拖了四個月才做出處理。 諷刺的是，大學自治這塊招牌是綠營自黨外時期就開始扛的招牌，長期以來對抗的是黨國禁錮的思想，而為獨裁者倀，正是那些官派校長。例如七○年代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校長閻振興，打壓八○年代校園民主運動的孫震，九○年代獨台會案的清大校長劉兆玄，族繁不及備載。 其實進入九○年代後台灣社會已漸漸民主化，但仍爆發獨台會案。清大面對排山倒海的學生抗議，校長劉兆玄仍然表示學生運動已偏離原先的主題，校園不能包庇犯罪云云。如今為了挺管，竟然有臉消費獨台會案發表「清華宣言」，龍應台還興奮不已，說是捍衛學術自由的傳世文件。遠的不說，僅僅一年前爆發清華大學向中國寫下承諾書，那時這些先生們安在？恐怕中世紀的大學都不用向教皇寫承諾書吧，清大那份承諾書才是真正的傳世文件。 政治退出校園，不是監督退出校園，「教授治校」是教改落實大學自治相當重要的一環。但第一次政權輪替後，教改成為舊政權文人發洩的出口。黃光國登高一呼，揚言要終止教改，寫了一篇萬言檄文，列出教改十三大罪狀，其中壓軸的大罪就是「教授治校」，簽名連署的人士包括李家同、蔡詩萍等目前高分貝挺管的人。 又如前台大校長李嗣涔，日前在挺管大會呼籲全國師生群起反抗。校長帶頭鼓動學潮已屬特異功能，李嗣涔的大學自治是當年以校長之尊下令圖書館，不准物理系教授查閱他研究特異功能的論文，真是大發神功。昔日戕害大學自治不遺餘力的學閥，如今紛紛團結在大學自治的旗幟下挺管、鼓動學潮，台灣奇蹟耶？ 這個亂象真可比民國初年天下大亂，許多有識之士提出「聯省自治」的不錯構想。諷刺的是，最支持這個構想的是各路軍閥，毛澤東還大受啟發主張湖南獨立，各省建國，之後的發展稍懂民國史的人都知道。反省「聯省自治」失敗原因，主要的問題不在自治，問題在於這個自治不是民治，而是關起門來當皇帝的軍頭治。 大學自治的道理相同，大學的主體是教授與學生，「教授治校」與「校園民主」是大學自治的兩個基石。毀棄這兩個基石，大學自治只是學閥割據的護身符。以此檢驗，證諸這些校長過去的所作所為，如今為了挺管鼓動學潮，他們是國之祭酒，還是國之妖孽，歷史自有判斷。但我們不希望歷史重演，打敗了軍閥之後，繼之而起的是蔣介石的極權統治與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恐怕才是挺管拔管之後要全面檢討的重點。

往前閱讀：《李中志專欄》這才是記者！搏命紀錄台灣黑暗期                 〈四〉 回美後包威爾沒有改變他對中國與美中關係的看法。1954 年 9 月，參議院內政安全委員會首度傳喚包威爾聽證，調查一小撮圍繞在中國評論周圍搞陰謀的人，指控他們替紅色中國宣傳。這一小撮人除了包威爾，還包括費正清與數名駐派中國的知名外交官。包威爾對聽證會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除了確認身分與承認他對所有中國評論上的言論負責外，他援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與第五修正案─不自證犯罪，拒絕回答所有的問題，包括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他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他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會是共產黨員，但國家無權問他。 包威爾的態度惹怒了委員會，聽證會主席印第安納州參議員稱他為美國叛徒，並宣布將聽證資料移送法務部，要求檢察總長以叛國罪起訴。包威爾的妻子 Sylvia Powell 亦參與雜誌社的寫稿，她與另一編輯舒曼 (Julian Schuman) 也被委員會傳訊，兩人與包威爾採一致的態度。1956 年 4 月 25 日，舊金山大陪審團以煽動叛亂 (sedition) 罪名起訴包威爾夫妻與舒曼。此罪在台灣的戒嚴法下是家常便飯，但在美國對記者以此起訴可是天大的事。 起訴的重點在於中國評論不實指控美國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讓敵人利用宣傳，明顯傷害美國的利益，破壞軍民的團結等。 檢方試著說服包威爾認罪，交換條件是輕判與赦免妻子與舒曼。包威爾拒絕，正面挑戰 20 年徒刑的威脅。訴訟策略上，包威爾要證明其無辜有幾個選擇，他可以證明在中國的他，無法得到充分的資訊來判斷他的報導會立即且明顯傷害美國利益；或者證明他在中國評論裡的陳訴是正確的。他選擇後者，因為他必須忠於他的確信。 這是個有原則的選擇，但要證明軍方最高機密，談何容易？弔詭的是，這個策略是兩面刃，立刻讓檢方自己也陷入窘境。一方面檢方必須回應包威爾的要求，面對中國提供的證據，等於幫中國宣傳美軍確實有使用生化武器；一方面檢方必須拿到軍方與國防部的資料，以證明美國處理生化武器的實際進展與作業。前者礙於兩國關係，毫無互信可言，中國提供的證據除了政治宣傳，又有幾分可信？而後者毫無疑問是國家最高機密，檢方立刻碰釘子。 難題最後意外解決， 1959 年 1 月進入審判後不久，法官以審判過程出現瑕疵，以至包威爾無法獲得公平審判為由，宣布終止審判。法官表示，他沒注意到一個陪審員尚未進入隔離室，聽到他認為定罪包威爾證據充分的看法，此疏失足以影響陪審員獨立判斷的心證，故必須終止審判。檢方立刻另起爐灶，只是這次無法說服大陪審團起訴。但檢方還是不放棄，要拖到麥卡錫時代結束，甘迺迪上台，1961 年檢察總長羅伯甘迺迪下令撤銷所有控訴，全案才告終結。 〈五〉 包威爾雖然全身而退，但以叛國罪名纏訟多年，不管是外界的眼光或訴訟費用，對個人與家庭都是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把小孩送離不友善的環境，他與妻子也都失去工作，只好在舊金山以買賣舊屋，修理後出售賺取差價維持生計，後來也開了間舊貨店。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包威爾後悔，多年後受訪表示，如果再來一次，面對同樣的情況同樣的證據，他還是會寫出同樣的報導，維持他的看法，但他承認在法律上他的書寫可以更加小心，畢竟他沒有進入韓戰現場，直接調查證據。 審判包威爾的核心問題仍然存在，美軍到底有沒有在韓戰中使用生化物器？至今仍然無解，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証偽。包威爾想從解密的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80 年代初再度發文，證實美國政府為了取得日本 731 部隊人體實驗的結果，麥帥免除部隊指揮官石井四郎的刑責。此發現引發國際注意，也導至國會舉辦聽證會。然而，這還是無法證明美軍在韓戰使用生化武器，真相至今仍然是羅生門，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美軍確實企圖要隱藏一些事情。 圖片來源：Pixabay 作者：jessebridgewater 包威爾的記者生涯隨著他的回國畫下了休止符，定居舊金山，2008 年底過世。89 歲的長壽，人生後面一大半有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被迫離開他青年時充滿熱血一頭栽進去的新聞工作。他主持中國評論的六年，剛好跨越國共的政權轉移，見到了國民政府最腐敗的最後三年，與共產中國烏托邦式的頭三年。他的中國經驗停留在 1953 年，未經大躍進，未經文革，未經天安門，未經帝國主義退出中國後，強大的中國對新聞、人權、多元等一切自由主義價值的反動。 毫無疑問，包威爾對中國是友善的，他對中國政策的建言是正確的，但華盛頓的政客不照著他的意見走，國民政府資助的中國遊說團仍主導著美中政策，誤導美國繼續以犧牲台灣人民來支持蔣介石政權，繼續邊緣化中國直到美國驚覺已失去主動權，第二次出賣台灣人民。七十一年前，孱弱的老包威爾用最後一口氣對密蘇里大學校友演講，正是警告華盛頓的政客不要不戰而降，自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七十一年後，老包威爾的警告依然是真知灼見。 〈六〉 在包威爾不算長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有過對台灣人十分重要卻被忽略的一段，那就是接掌中國評論不久的年輕包威爾，對台灣做出一系列驚動世界的二二八事件報導。前述 1947 年 3 月 8 日發刊的中國評論，就在蔣介石對老包威爾的悼念電報之後，評論做出了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篇報導。這篇報導的標題是「在台灣的暴亂」，以下面一段話做為開始： 一位造訪斯巴達的訪客，對斯巴達能以極少數的斯巴達人維持統治人口佔絕大多數的黑勞士（helots）奴隸感到不可思議，就請斯巴達主人說明是怎麼辦到的。 主人拔出獵刀走到麥田說，「很簡單，就這樣。」說畢砍下些麥頭。 「但我還是不明白」客人說，「再看一遍」斯巴達人說，並且又砍下些麥頭。但客人還是不解。 斯巴達人於是進一步說明，「你應該注意到我沒有去砍那一大堆麥頭，一把刀能對他們怎樣？但一旦有一個麥頭高過他的同類，我就讓它倒下。這就是我們如何維持這個國家。」 在消息封鎖，對台灣情況所知有限的情況下，年輕包威爾以此做為二二八第一篇報導的楔子，其記者對事件本質的掌握之精準，實不可思議，指出了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接下來半世紀的統治原則。兩個星期後，包威爾進入台灣，親眼目睹中國軍隊血洗台灣的慘狀，寫出這一篇特別報導「台灣的血浴」，是第一篇出自西方記者，也是最詳細的見證。   原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下） 相關資料： An Executive Account of Taiwan’s Blood Bath as Detailed by Eyewitnesses, by John W. Powell, i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ume 105, Number 5, PP 115-117.   March 29, 1947.

包威爾父子是二戰前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記者，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被日軍監禁虐待，失去雙腳；而年輕包威爾卻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做為台灣人，尤其不該忘記年輕包威爾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向世人報導了 1947 年的三月大屠殺。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西方專業記者，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與目擊證人，在三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大標題為「台灣的血浴」，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報導的內容。 筆者將翻譯「台灣的血浴」於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爾父子其人其事。年輕包威爾對二二八的報導絕非否認屠殺者制式的惡意曲解，認為都是出於美日帝國主義的邪惡動機，故意製造問題給中國。剛好相反，包威爾是中國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包括國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內，他們對局勢的觀點都不是華盛頓的主流想法。 即使抽離二二八的脈絡，年輕包威爾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應該享有比他已得到的注意還要高許多的尊敬，對當代的新聞從業人員，仍不失為典範。以下是包威爾父子的故事，從 1947 年三月的一期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談起，以下稱「中國評論」。 〈一〉 1947 年三月初，老約翰・班・包威爾 (John Benjamin Powell) 過世，同年三月八日發刊的中國評論，以社論悼念了這位主持了近三十年的總編兼發行人。老包威爾的確是位值得尊敬的記者，中國每周評論 1917 年於上海創刊，自包威爾 1918 年接手以來，一直扮演著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事務的重要窗口。包威爾十分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不遺餘力，尤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也譴責戰前美國的姑息主義。他對國民黨的批判不輕，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不以為然，但基本上他把希望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身上，希望他們能盡快學習自己治理中國事務。 老約翰・班・包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1941 年日軍直逼上海，老包威爾堅持不撤出上海，要保護雜誌社員工與盡力救助淪陷區的中國人。但日軍進城後他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監禁，在惡劣的環境下受盡虐待，雙腳嚴重凍傷而必須截肢。1942 年透過美日換俘得以回到美國，但身體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戰後他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但除了勉強出席東京大審作證，已無法長途旅行，此生無緣再回上海。 老包威爾過世的消息傳出，各界悼念的電報湧至，該期中國評論節錄不少重要人士的電文，其中包括蔣介石與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蔣介石這樣稱讚包威爾， 透過他正義與強大的筆，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 顧維鈞說「全中國會一起哀悼失去這位偉大的朋友」。中英文的各大報也紛紛報導他的死訊，紐約時報稱他為英雄，備極哀榮。 〈二〉 雜誌社因戰爭停刊四年，戰後 1945 年十月復刊，交由年輕的包威爾主持，是本文的主角，約翰・威廉・包威爾 (John William Powell)，1919 年出生於上海，隔年父親把他送回美國，除了六歲回到上海與父母同住一年，他與母親的家人在美國中西部成長，受教育。虎父無犬子，年輕包威爾之後的事蹟更應該讓所有媒體人都肅然起敬。 1938 年進入父親的母校，密蘇里大學，主修歷史與新聞，決定追隨父親的步伐，從事記者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尚未完成學業就在 1940 年烽火中回到上海， 1941 年上海淪陷被迫離開，父親留在上海英雄式的決定讓他震撼。回美國後自願受戰地記者訓練，1942 年再次以記者的身分投入戰爭，來到中國重慶。戰後回到上海，直到 1953 年中國評論關閉。 與老包威爾一樣，父子兩人對中國都懷有一份情感與過多的同情，但年輕包威爾比父親的處境更加複雜。在老包威爾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背景雜音，但不是中國問題的主要焦點，帝國主義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戰後國民政府的專制與腐敗不再有藉口，國民黨卻變本加厲，民心向背，共產黨將取代國民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在這樣的情勢中，年輕包威爾對國民黨採取更加嚴厲的批判，對共產黨也必須重新評估，轉而採取同情的立場。 無奈的是，這樣的轉變與他自己國家在華盛頓的政客並不一致。國家政策與記者良心的衝突在記者工作裡時常出現，當時同情中國共黨革命的西方記者不少，包威爾的態度未必會引起華盛頓的注意。真正的問題出在包威爾與其父一樣，堅持留在上海，在共產黨全面取得政權後，他不願如多數西方記者撤出紅色中國。不同的是，老包威爾敵視占領上海的征服者，與日本有致命的衝突，但政治上黑白分明；而年輕包威爾同情中國的革命，勝利的歡愉沒有即刻的衝突，但缺乏長期的觀察與流通的資訊，反而容易失去記者的嗅覺，而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後對思想與資訊的控管，更甚於在上海的日本人。 〈三〉 解放後韓戰旋即於 1950 年爆發。美國的介入讓包威爾採取強烈批判的立場，1951 年起每期的中國評論不斷對美國指控，這些指控多屬意見表達，尚未踩到美國官方的底線。但逐漸地，評論開始採用中國官方的報導，最後指控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種下包威爾日後的麻煩。 中國評論的全盛時期有上萬的訂戶，上海書報攤均有出售，主要對象為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西方媒體也時常引用，知名度相當大。解放後隨著西方幾乎全面撤出新中國，雜誌社的營運很快就出現問題，包威爾數度打算停刊，但在朋友的鼓勵下勉強撐下來。後來由周刊改為月刊，但仍無法得到足夠的收入維持。1953 年七月出版最後一期，在對新中國未來的祝福聲中，結束了這份曾是西方了解中國最重要的英文評論。 然而包威爾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母國已經恐共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麥卡錫主義席捲美國。國會以參議員麥卡錫為首的獵共委員會，惡名昭彰，豈會放過包威爾？但這些委員會主導的聽證會多半只是羞辱恐嚇，製造社會氛圍，讓被審問者屈服，不屈服者可能身敗名裂，失去工作，雖然惡劣無比，但少有進一步發動司法追殺的，而這正是包威爾要面對的。 其實包威爾早在上海就被盯上了，國務院、CIA、FBI 的檔案裡，對他的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他結束雜誌回美的決定傳回情報室，被評估為將成為紅色中國在美國有效的宣傳工具。1953 年八月他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兒回到美國，踏入國門的第一步立刻遭到麻煩，所有的行李與雜誌社的 2000 本書籍以「有政治性質」為由扣留。這些書籍要等八年後才打官司要回來，還必須付保管費。 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上）

美國維吉尼亞州著名的夏洛蒂鎮(Charlottesville)，曾是三位開國元勳居住的小鎮，包括獨立宣言起草人傑佛遜、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確立歐洲勢力不介入美洲事務的門諾主義倡議人門諾，由這三位總統親手打造的維吉尼亞大學也座落在此。自美國開國以來，夏洛蒂鎮人文薈萃，歷史隨處可及，兩百多年來敘述著美國的立國精神，人生而平等，自由。但與此格格不入的是一座26英尺高的李將軍 (Robert E. Lee) 騎馬銅像，坐落在以其命名的紀念公園內。公園與銅像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人們過此憑弔為脫離聯邦而戰的李將軍，或有懷疑，但自銅像豎立以來卻也相安無事。直到兩個星期前，極右團體聚集示威，抗議市府移除李將軍銅像的決議，最後演變成嚴重的流血衝突，造成一死多傷，頓時李將軍成為全國的焦點，川普提油救火，搞得輿論沸沸揚揚。 李將軍 (Robert E. Lee) 騎馬銅像。來源：horseandman 事後市政府用一塊大黑布，黯然將李將軍的銅像蓋起來，以表示對死者的哀悼。市府此舉顯然有許多顧忌，小心翼翼，盡量避免引發更大的衝突。然而在暴力衝突事發之後一個多星期才採取行動仍引發質疑，市府的解釋是一時找不到這麼大的黑布。其實市府若真有顧忌，也不無道理。果不其然，蓋布之後再度引發白人至上團體集結，甚至傳出槍聲，情勢緊張，恐一發不可收拾。極右團體的行為固然得不到同情，但因各種理由支持保留李將軍銅像的人士，仍為此忿忿不平，認為沒有理由像用遮羞布一樣去羞辱李將軍。那麼，這位戰敗的將軍所代表的史觀到底是什麼？用後現代的語彙，美國歷史記憶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遇到了什麼樣的瓶頸？是否該改弦易轍了？這顯然是一場延滯了150年未完成的美國內戰。 來源：Pixabay 南北戰爭無疑是美國史上最大的浩劫，死亡的將士超過所有對外戰役美軍死亡的總和，以人口比例算，是當時的2%，這可能還是低估。但弔詭的是，戰後北方似乎完全原諒南方為維護蓄奴而叛變的事實，無論是官方的歷史書寫還是大眾文化裡的想像，都散發著對南軍悲劇英雄的緬懷。李將軍的傳奇幾乎在他投降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起飛，名聲遠遠高於任何北軍的將領。例如擊潰南軍防線逼李將軍投降的葛萊特將軍 (Ulysses S. Grant) ，後來還當上總統，但名聲遠遜於被打敗的李將軍，甚至被刻意汙衊。這是蠻奇特的現象。每個政治人物的銅像當然都有政治企圖，民主如美國者亦然，若只以多元史觀與容忍異己的美式民主來看這個李將軍傳奇，恐怕過於簡化了。 南方白人對南北戰爭的理解絕對不會收斂成解放黑奴的戰爭，儘管南方各州一篇接一篇宣布脫離聯邦的獨立宣言，全緊咬住蓄奴是他們要捍衛的傳統，李將軍也認為蓄奴固然不道德，但蓄奴對黑人有好處，只有上帝能解放黑奴。但戰後他們改變說法，一百多年來他們堅持這是北方的文化戰爭，經濟戰爭，乃至於政治戰爭，而南方為了保護家園與傳統，在這個素樸的願望下，被迫拿起武器，做出明知不可為的抵抗。這個史觀透過「敗局命定（Lost Cause）」運動確立，也主導了南方戰後重建初期 (Reconstruction Era) 的歷史書寫。伴隨的是不斷美化李將軍的戰爭責任與道德形象，文化上的影響更是深入20世紀，名著「飄」(Gone With The Wind, 1937) 也是這個運動的產物，充滿對舊南方 (the Old South) 時光的浪漫想像。 當然，這個運動的成功還是必須有戰勝者的配合。李將軍投降後不到一個星期，正當北方沉醉在勝利歡愉的氣氛中，林肯被暗殺身亡，震驚全國。造反的南方是否會趁亂再反？對戰敗的南方是要安撫還是懲罰？要貫徹解放黑人還是給予緩衝？繼任的強森總統 (Andrew Johnson) 出身南方，白宮與國會並不同調，為了戰後重建的理念鬧得不可開交，強森只差一票就要被國會彈劾。強森認為當務之急是取得南方的效忠，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則主張徹底平權，而南方則是不要在失敗中繼續失去所擁有的。最大的共識是南北必須和解，但不是黑人與白人的和解，更不是奴隸與奴隸主的和解；而是南方白人與北方白人的和解。 帶領南軍投降的李將軍除了別無選擇接受廢奴，對黑人的看法並無多大改變。他反對對黑人暴力相向，但內戰一結束三K黨隨即成立，沒有李將軍出面譴責的紀錄，也允許戰後他身為校長的大學成立三K黨分部，對幾則私刑的調查也不了了之。還公開警告若不依南方的條件維持和平，暴亂將再起，頗有威脅的味道。南方各州通過的「黑人法令」(Black Codes) 其實就是安撫南方的和平條件，但它與蓄奴無異，只是換個名稱，而聯邦對此則睜一眼閉一眼。李將軍也被邀請到國會作證，主張黑人不可有投票權，否則天下大亂，讓林肯辛苦主導的憲法第13修正案形同具文，逼得國會連續通過憲法第14、15修正案進一步限制南方立法歧視黑人。然而這些修正案的精神還要再等近一百年才會被大法官會議理解，對歧視法律做出違憲判決。隨著林肯的被刺，真正「敗局命定」的，無疑就是黑人的解放運動了。 隆史崔特(James Longstreet)將軍。來源：Pixabay 其實戰後願為蓄奴贖罪的南軍將領不是沒有，例如替李將軍承擔蓋茲堡戰役失利的隆史崔特(James Longstreet)將軍，他在紐奧良帶領由黑人組成的軍警對抗白人至上團體的民兵。但有趣的是，紐奧良並未替隆史崔特將軍立碑，卻有李將軍高聳的銅像。隆史崔特受到林肯的感召，反而成為挑起南方怨氣的人物；而李將軍主張南方政經「維持現狀」，才是南北政客用來代表和解的不二人選。儘管如此，李將軍本人倒是十分反對替自己與任何南軍將領立像，一來認為錢應該花在對南方更有意義的事上，二來會引發紛爭，很有先見之明。要等到進入二十世紀，制訂種族隔離的法律在20年代達到巔峰，就是所謂Jim Crow Laws，李將軍與南軍將領的雕像在這個時期大量出現，絕非巧合。 美國並不是一個愛為政治人物立銅像的國家，但李將軍銅像數量與大小，以其成就衡量，顯然不成比例的過多過大。就以戰功而言，在南軍的將領裡面，李將軍不是最會打戰的。他固然打了不少勝仗，但常在戰略上犯錯，讓南北戰事逆轉的蓋茲堡戰役就是他的誤判。軍事平庸之外，人品與信仰也如此一般而已。他出身西點軍校，不但後來抗命投效叛軍，早期還為了要爭取繼承奴隸，離開職守，請長假回家打官司。這些黑奴本不屬於他繼承，依據當時維吉尼亞州的法律，無人繼承的黑奴必須釋放成為自由人。而李卻自己主張有繼承權，搞到原本期望得到自由的黑人差點造反。後來法院判定李無繼承權，才止息紛爭。 李將軍這些不甚光榮的紀錄都在「敗局命定」的歷史叙事裡逐漸被扭曲，以訛傳訛的結果，最後變成蓋茲堡戰役失利是因為部將隆史崔特的遲疑，無法貫徹命令；李將軍反對蓄奴，將繼承的黑奴釋放，等等與事實有距離的傳言。若仔細檢查歷史資料，不難看出李將軍傳奇只是造神運動的產物，在政治考量下他被高度推崇，成為南北和解的重要象徵，連國會大廈內也陳列他的銅像，還包括一處他豪華故居改建的國家紀念堂，俯視紀念南北戰爭中北軍陣亡將士的阿靈頓公墓，十分諷刺。 然而歷史的呢喃 (local narrative) 不會停止，造出來了神終究要歸於塵土。李將軍的雕像沒有在狂飆的60年代被黑豹黨獵殺，卻隨著進入21世紀後黑白衝突的再度緊張，在南北戰爭一百五十年後，他的傳奇首度被社會做全面的檢討。李將軍神話崩解的速度出人意料，原本的英雄形象搖搖欲墜，全國各地李將軍的雕像成為龐大礙眼的政治不正確。今年五月紐奧良趕在陣亡將士紀念日前移除一座李將軍銅像，夏洛蒂鎮年初也決定移除，但反對者告到法院去，目前待審，但六月市議會決定將銅像所在的公園由「李將軍公園」改成「解放公園」。夏洛蒂鎮另一紀念公園，紀念在南北戰爭戰死的猛將，人稱石牆傑克森 (Stonewall Jackson) ，也改名為「正義公園」。 石牆傑克森 (Stonewall Jackson) 。來源：Pixabay 這些轉型正義的要求引起白人至上新納粹團體的反撲，到處示威鬧事，最後鬧出人命。然而在夏洛蒂鎮的衝突之後，移除李將軍與南軍將領的銅像已勢不可擋，德州大學、杜克大學已跟進移除，許許多多的大小城市也面臨一樣的尷尬處境。好萊塢不朽的經典「飄」，也受到挑戰，目前已有田納西曼非斯市的一家戲院決定停止播放。啃食南北戰爭正當性的「敗局命定」史觀已潰不成軍。 僅僅不到一年之前，大概沒有人會想到，不曾出過獨裁政權的美國會有去銅像的紛爭，如今李將軍的銅像竟然像史達林、佛朗哥將軍、皮諾契特將軍，在人民的咒罵聲中倒下。然而持平而論，李將軍縱使不是名符其實的英雄，比起前述這些大將軍，實在不是一個大兇元惡之人，他只是一個戰敗的將軍，被用來當白人與白人和解的政治宣傳，但這個和解是建立在犧牲非裔族群對歷史的叙事權之上。移除李將軍的銅像不是要忘記歷史，是要還給非裔美人與為捍衛美國立國精神的陣亡將士訴說歷史的空間。 當我們把目光看回台灣，最奇怪的是台北的蔣將軍神殿。台灣民主化後去蔣介石銅像的運動在台灣已進行多年，固然有局部性的成果，但在首都中心的中正紀念堂仍巍巍峨峨，中正機場、中正國中、中正高中、中正大學、中正路，無處不在，奢言轉型正義，此路尚遠。蔣介石無疑在大兇元惡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更莫名其妙的是，把蔣介石掃地出門的中國人卻特別愛去中正廟朝聖。柯文哲市長叫我們要和解，不要製造衝突，但那是他們中國人與中國人的和解，是踩在台灣人之上的和解。拿者五星旗對台灣人咆哮叫罵，一如美國極右的新納粹拿著叛亂的邦聯血漬旗(Blood-Stained Banner) 咆哮叫罵，讓台灣人在歷史記憶中繼續失聲，繼續接受國共的「敗局命定」。在藍紅和解的荒謬劇下，台灣人只能繼續扮演蒼白無色的角色。李將軍殞落了，蔣將軍仍然不敗，短時間內要挑戰中正廟內的黑暗大神，恐怕有困難。既然拆除棘手，也許可以學學夏洛蒂鎮，先拿塊大黑布蓋起來遮羞吧。

日發起台灣正名參加2020東京奧運。資料照片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員 台灣參與奧運的辛酸史一言難盡。IOC (國際奧委會) 成立於1894年，同年爆發中日第一次戰爭，隔年台灣併入日本帝國。戰後台灣改由國民政府代表，民主化後仍以「中華台北」紋身，無國號、無國旗、無國歌，地位更次於香港、巴勒斯坦，等同難民身分。這樣的待遇其實也不能完全怪罪IOC。真正讓台灣淪為如今這個尷尬地位的是蔣家父子，為了統治的正當性，寧為冷戰對抗的砲灰，也不予台灣一點機會。 「兩個中國」的紛爭自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起就沒止歇過，1960年羅馬奧運，IOC再也受不了國府自稱代表中國，要求台灣隊以福爾摩沙之名參加。其實這是中國更不能接受的名稱，但美國自認此舉是為中共入會鋪路，為了防堵中國，慫恿台灣退出抗議。最後國民政府決定在開幕進場時舉牌抗議，這是奧運史上首次公然將政治鬥爭搬上運動場。 1976年蒙特婁奧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下令拒發台灣代表隊簽證，除非保證不以ROC之名參加。此突來之舉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不但IOC毫無準備，美國也大跳其腳，揚言共同抵制。最後在各方的斡旋下，達成對台灣極寬厚的協議，只要台灣放棄使用ROC，改以台灣或福爾摩沙之名參加，就可保有現行國旗與國歌的使用。 儘管中國強烈反對，此方案既能反映國際現實，也能照顧台灣島內當權者的政治利益與國旗、國歌的政治神話，就算以今日國內的政治眼光來看，都是一個絕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方案。 可惜這個全世界為台灣找到的出路，不到24小時就被當家不久的蔣二世（蔣經國）否決，全隊退出抗議。蒙特婁奧運後ROC從此消失，8年後再度回到奧運場上，不但國號不保，國旗、國歌也一併消失。中國則成為IOC的中國唯一代表，而當初表現一副兩肋插刀力挺的美國也與中國建交。更可惜的是，世界從此看不見台灣，對台灣政治的轉型與本土化也視而不見。當由難民運動員組成的奧運隊出現在里約奧運開幕式，贏得全場的起立致敬時，被當成無國、無旗、無歌的台灣隊仍然被忽略在一邊，這是何等諷刺？ 當年捲起千堆雪的杜魯多組閣的口號之一為「第三種選擇」，希望在美蘇兩強之間走出冷戰格局，而揭穿「自由中國」這件國王的新衣只是一個開始。不禁想到2020年的東京奧運與首相安倍，安倍要扭轉戰後日本外交侏儒形象的企圖十分明顯，和杜魯多當年的企圖類似，也許可以師法杜魯多，在奧運場上強力為台灣正名。 杜魯多要面對的是美國的暴跳如雷，安倍則要面對中國；而不同的是，安倍只要重提當年IOC的決議，不是什麼駭人之舉，IOC無立場強力反對，台灣人必然也會欣然接受。而我們自己的政府呢？就看新政府願不願意向IOC主張自己國家的權利，還是得過且過，一切維持現狀？

總統蔡英文出席二二八事件70周年中樞紀念儀式致辭時，宣布將推動「促轉條例」。資料照片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 相較於古典的正義觀，轉型正義是相當近代的觀念，目的在處理信仰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政權轉移後對前朝不法的界定與處罰，以伸張前政權受難者的正義。它往往牽扯到記憶與詮釋的競賽，信仰與服從的衝突，乃至於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種種複雜的思辨，讓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至今仍是哲學界辯論不休的主題。  現實世界裡，多數政權的激烈變動來自革命或戰爭，典範的轉移相對清楚，但也往往流為勝利者的正義。至於在體制內由極權和平過渡到民主的國家，又面臨了不同的問題。由於兩政權的成員高度重疊，政客利出一孔，妥協的必要往往被過度強調，於是利用政權轉移同步偷渡歷史遺忘法律，制度性放棄追訴一整個世代的違法者。西班牙與台灣便是這種以國家機器強迫遺忘的代表。  西班牙的佛朗哥與蔣介石死於同年，但蔣介石有兒子繼位，台灣的民主化因此晚了10年。儘管有10年的差距，台灣跟在西班牙後面亦步亦趨，在寧靜革命美麗的外衣下，對轉型正義的處理付之闕如。 後佛朗哥的民主政府全是前朝大員，1977年通過《大赦法》，但重點不是為了恢復政治犯的名譽，而是大赦佛朗哥政府裡破壞人權的爪牙，此法至今仍牢牢牽制住西班牙轉型正義究責的可能。 台灣亦然，1987年解嚴的同時通過《國安法》，其中第九條無條件確認所有戒嚴時期的軍事審判有效，不得上訴，此法甚至違反《戒嚴法》第十條：解嚴翌日起，得依法上訴。台灣人民在《戒嚴法》下盼了超過38年的明日條款，解嚴當日終於落空。  過了整整遺忘的30年，西班牙終於在2007年通過了《歷史記憶法》。該法有其進步性，如去除公共場所佛朗哥的塑像與其政權的圖樣，但基本上還是一個高度妥協的產物，總理自己身為受難者後代，但受到自己陣營相當嚴厲的批評，例如賠償不足、被沒收的財產消失無法歸還；由民間組織自行調查，真相私有化，政府出錢但不介入、不背書、不採立場；承認佛朗哥法庭裁判的正當性等等。這些批評不盡然是受難者後代的情緒性批評，例如拒絕廢除《大赦法》，以至於追訴違法者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行。知名的人權法官Baltasar Garzon執意啟動調查，卻落得被撤銷法官職務。  剛好晚10年但仍在爭議中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顯然會面對與《歷史記憶法》同樣的缺失與死角，而且是一個更空洞的框架性立法，能成就什麼？恐怕連蔣介石銅像都拆不掉。目前除了中樞宣示追求真相，究責加害者，並無看到具體的討論如何在法律上提供可能，是否又落入之前兩個補償條例以基金會形式運作的模式？是否要對上述《國安法》做出解套立法？如果要，戒嚴38年汗牛充棟的軍法審判如何面對？現行司法是否有意願、有能力處理？  轉型正義不是一個嘴巴工程，可能比制憲還難，不然聯合國也不必大費周章制定方針，也願意自告奮勇介入。如果這是一個國家不願介入的法庭，沒有法官，沒有檢察官，沒有被告，也沒有起訴書，只有證人與親朋好友組成的陪審團，一個還停留在真相私有化的時代，我們是否要認真以對？

烏山頭水庫園區內的八田與一銅像（下圖為銅像原貌，翻攝網路）日前遭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員、北市前議員李承龍斷頭。資料合成照片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   八田與一的銅像遭斷頭引發強大的譴責，但對紀念八田與一持負面態度的舊文也趁勢流傳，無外乎是主張八田治水只是日本帝國殖民政策下的一環，無須特別感謝云云。其實台派對日本殖民的批判並不缺乏，史明半世紀前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早就以左派的觀點切入了，加上日治時台人的文化與政治運動也留下大量的論述，圖書館或資料庫一查就有，這些網路小文章實在沒什麼好需要花時間反駁的。 不如讓我們重新思考一次，八田被台人感念的酵素是什麼？是對前殖民母國的懷舊？還是對其工程成就的讚嘆？或者大圳對農業有大功？或許都有一點，但筆者認為都不是主因，不然阿里山鐵道可能更艱鉅，縱貫線對產業影響可能更大，總督府可能更有美學上的成就，但有多少人知道這些建設的工程師或設計者是誰？ 真正讓台人對八田感情發酵的，是他要當台灣人這件事。在無奈的時代中，台灣或許仍是帝國的跳板，但八田告訴台灣人他不是過客，台灣也不是他人生的跳板。八田做為一個殖民母國的技術官僚，他只是一個工程師，只要日本政府願意，這位工程師可能是德國人、美國人，累積了足夠的專業聲望後，就揮一揮衣袖，尋找下一個更大的工程。八田就不能如此嗎？擁有東京帝大文憑，大可回日本或到滿州國，機會可能更多，說不定還能入閣，對多數人而言，這是更自然也更容易的人生規劃，但這樣的工程師台人不會特別懷念。 對台灣人而言，八田不只是一位工程師，他愛上這塊土地，為它奉獻一生，最後甚至埋骨於此，妻子更在時代的悲劇中，以命相許，投江於烏山頭水庫，永伴台灣青山綠水與夫君。這個近乎自虐的悲劇，如何不讓台人在戰後掙扎建國的悲慘中，化為國族想像的浪漫元素？ 毫無疑問，一個外來菁英的在地認同，對歷史上一向處於次等公民的台灣人而言，是無法拒絕的善意。蔣經國死前一句「我也是台灣人」，緩和了當時許多台灣人對國民黨政權的敵意，若說這句話讓國民黨免於被革命推翻的命運，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連製造無數白色恐怖的蔣家，都能簡單的用一句空話取得好感，何況八田與一？若不是時代劇變，八田的世世代代將永為台灣人，八田也將成為在地台灣人的姓氏。 其實不管是哪國人，如果台灣不只是工作崗位，而是落地生根的處所，台灣人也會同樣感念。就像馬偕，捧本《聖經》為宣教而來，也未必是最高明的醫生，但他愛上台灣，愛上這裡的人民，宣稱這是他的家，奉獻的最後處所，我們能不感念這樣的馬偕嗎？我們會說他有白種人負擔的心態，是破壞傳統文化的傳教士嗎？但這是另一批殖民者要台灣人對八田與一的指控，偏偏他們剛好都是深藍，新黨，統派學者，無一例外。 任何破壞對八田浪漫想像的言行，都會被當成破壞台灣人國族想像的敵人，如果連這點都想不通，還想要在台灣當家，恐怕大家都難接受。

美麗島軍法審判的軍事檢察官林輝煌被推薦為大法官人選，根據法務部次長陳明堂的記者會，這是第四度，之前已有三位法務部長推薦過，尤其有指標性的是民進黨執政時的陳定南，各界卻在今日才引發軒然大波。言下之意，雙重標準令陳明堂不解。 次長此言差矣，大法官的提名作業本來就該有很嚴謹的背景調查，之前諸部長的推薦的確也該受到譴責。時代終究要緩緩進步，何以之前三次推薦不成，難道都沒檢討的空間嗎？難道之前只是林輝煌個人的法學修為不足，再接再厲，哪天時來運轉就可以合格嗎？我國轉型正義付之闕如的後遺症，莫此為甚。 令人不解的是，當輿論已聚焦，法務部與林輝煌本人的反省為何仍如此不堪？在美麗島受最重刑的施明德為文緩頰後，彷彿抓到了稻草，不但說法一致，把林少尉說成小卒，還把當初讓蔣經國不敢處死的國際壓力全攬成自己功勞。談責任時把自己角色無限縮小，談功勞又無限放大，我們看不到一絲反省，仍然是那個在戒嚴法下，把頭削尖了往上鑽的小少尉。  戒嚴法當然可怕，二條一也是人頭落地的厲法，但用法的人更可怕。沒有法律人的配合，如何將這些法套在無辜者的頭上？轉型正義要追訴的不是那時代的思想，也不是那時代對惡法的信仰者，而是違法配合統治者，羅織罪名，迫害無辜的爪牙。  轉型正義由此開始 紐倫堡大審裡有一個納粹法官叫羅浩葛（Oswald Rothaug），他在戰時判處一名波蘭猶太人死刑，因為這名猶太人被指控和一名亞利安女人發生性關係。依據那時的德國法律，為了不讓德國人參混猶太血統，這是死罪。但問題不在羅浩葛引用這條戰後看顯然是邪惡的法律，而是當時這對男女只是朋友，雙方都否認有性關係，羅浩葛也無證據證明，卻因他討厭猶太人或想迎合當權者，在違反證據原則下，處死了一名無辜的猶太人。 羅浩葛被判終生監禁，判決書上有一段：「證據顯示，羅浩葛的裁判毫無司法審判的基本要素，不管他引用的法條多複雜，被告的法庭只是納粹統治者追殺工程裡的一個工具。」 我們當年的林少尉呢？如果一本良知，是否該告訴長官，證據是偽造的，罪名是羅織的，所有被告應該當庭釋放，或移送一般法院？還是透過林少尉的嘴請求全部免死，實則宣示蔣經國這次不殺人，以減緩高漲的國際壓力？林少尉一面哽咽論告，一面宣示政府寬大為懷，法重情輕，「觸動庭內所有人情緒」，這不是當年莒光日教學的樣板戲嗎？ 退一萬步想，也許真如陳明堂所說，軍令如山，有幾人敢違抗？那麼，請告訴我們是誰下的軍令？就算無白紙黑字的軍令狀，應該也有一條管道，蔣經國告訴甲，甲告訴乙，乙告訴丙， 丙告訴林少尉。那麼，丙是誰？轉型正義就由這個當年的「小卒仔」說出丙開始吧。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我們剛不歡而送走一位行政院長，他號稱研究愕蘭，但官當到最後卻像個小艾克曼。我們差點忘了我們還有一位法務部長，她也號稱研究納粹，但她推薦的大法官人選，竟是美麗島軍法審判的軍事檢察官林輝煌。縱然群情譁然，羅瑩雪仍然認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還以《為愛朗讀》電影為例，指出時為少尉軍官的林輝煌個人的選擇非常有限。先不管一個承平時期的軍事檢察官與沒受過教育、不識字，隻身在戰亂中求生存的女人如何相比？個人的選擇有限嗎？這是研究納粹的核心，但顯然江羅兩人交了白卷。   不過既然羅瑩雪號稱研究納粹，想必對紐倫堡大審不陌生，在審判納粹戰犯的被告席上，除了死有餘辜的納粹屠夫外，最引人深思的是一群默然的納粹法官、檢察官、司法首長。這群人不乏飽學之士，在威瑪共和時期逐漸成為受人景仰的法界碩彥。但納粹上台後這群人由懷疑逐漸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幫助納粹就是幫助國家，解救人類。儘管他們戰後逃避責任的路數和羅瑩雪一模一樣，辯稱他們只是毫無選擇地執法，但在納粹政權下，他們何時像個法律人執法？他們只是以法律之名，幫納粹行事罷了。到底是什麼樣的邪惡力量，讓這群威瑪共和的法界精英集體迷失？至今仍眾說紛紜。 但有一個人例外，克雷斯格（Lothar Kreyssig）法官。一如國民黨，納粹黨威脅利誘，希望克雷斯格入黨，但他以法官必須保持獨立為由拒絕。1937年被降調到下級法院。不久他注意到他監護的醫院死亡不正常地增多，且轉到某特定機構旋即宣告死亡，法官認為有人為因素，後來證實是納粹有計劃地消滅「不適生存」的人，同時他更發現了集中營的存在。克雷斯格於是去函法務部長葛特納（Franz Gürtner），以德國法律為基礎，認為這些行為嚴重違法，並遞狀控告當時的納粹黨全國總幹事兼希特勒辦公室主任謀殺罪。德國當時為數不少的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只此一人依德國法律精神，論告了納粹。 法務部長葛特納受函後立刻召喚克雷斯格到柏林，出示希特勒親筆函，證明是希特勒親自啟動這些殺人計畫。但克雷斯格嗤之以鼻，認為領袖的話不代表法律。葛特納其實不算納粹狂熱份子，但告訴克雷斯格，如果不承認領袖的話是法律的依據，那就不能繼續成為法官。克雷斯格不為所動，因此被停職處分，蓋世太保曾試圖將他送往集中營但沒成功。最後於1942年被迫退休，年僅43歲。戰後被譽為法官的良心，但身處東德的克雷斯格拒絕恢復法官身分，因為共產黨那套也非法律人所能接受。儘管克雷斯格從未與納粹同流合汙，但他認為身為德國人，他就必須承擔納粹德國的罪行，終身致力於德國人的救贖。 從克雷斯格法官身上，我們看到一個法律人面對統治者如何抉擇，但我們的法務部長顯然不認為個人有抉擇的機會，彷彿她沒有選擇地為特別費辯護、成為法務部長、執行死刑、解釋監聽國會合法，她當然也就不會認為林輝煌在戒嚴法下，代表軍政府以叛亂罪起訴無辜的人民是可以選擇的。 戒嚴法固然可怕，但戒嚴法有規定以蔣氏父子的意志為法律嗎？准許誣陷人民、製造流血嗎？戒嚴法有否定證據原則、自然法則、實證主義等等法律的最基本原理嗎？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的審判者，豈配宣稱是在戒嚴法下執行法律的法律人？ 紐倫堡受審的納粹司法人員，被宣判有罪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甚至不是因為他們仇視猶太人，而是他們違背法律去服務他們的統治者。與他們相對的，在那猙獰的第三帝國下，至少有一位德國法官告訴我們何謂法律人，依據法律原則，他選擇反對納粹，成為良心。 林輝煌及其同僚呢？他們也做出了選擇，依據統治者的意志，選擇反對民主，成為鷹犬。 羅瑩雪說推薦的名單已送出，不能改了，讓我想到納粹的法務部長，尚稱善良的葛特納，雙手一攤，開往集中營的火車已經出發，不能改了。

 去年底九合一大選的結果讓馬英九天人交戰幾天後，在壓力下辭去黨主席，選擇神隱。之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國內發生數件重大的政治與社會事件，包括議長賄選被收押，監獄劫持慘案，復興航空空難，也都上了國際媒體，卻不見這個總統表示一下意見，有點像受委屈的小孩把自己關在櫃子裡賭氣，怎樣叫也不出來。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倒是媒體流出之前参加慢跑的蹌步畫面，無關緊要，卻迫不及待由總統府出面澄清，說勇腳馬還很厲害，沒有休克。我們早知道馬總統從來就很注重形象，但如今一切抱負皆空，仍一日三「量」吾身，而不是三「省」吾身，別說向來不把他當一回事的反對人士，連他那九趴的死忠支持者，看到這麼一個如此自戀的老頭，大概也要搖頭嘆氣了。但就像那躲到櫃子裡賭氣的小孩，撒撒嬌，大人不用去理他，早晚也要出來。為了小孩的自尊，大人通常就假裝什麼事也沒發生，小孩則趕快把挨罵的原因清一清。但馬英九不是，好不容易回神了，不但一推爛攤子不管，還一再挑釁，說要反擊。國民黨新主席朱立倫要幫馬王政爭收拾善後，馬英九也不領情，立刻發表聲明，洋洋灑灑一大篇，從法院罵到立法院，從國民黨罵到民進黨，又是大是大非，又是核心價值。江山已經改了改，本性還是難移。不禁想到曾以「Ma the bumbler」為標題的《經濟學人》，如果還有興趣再為跛腳的馬總統寫一篇，最適合的題目應該是「Ma the whiner」。「Whiner」這個英文字和「bumbler」一樣，很難找到合適的中文，固然是個貶字，但又不太有強烈的侮辱性。筆者曾建議把「bumbler」翻成驢蛋 (〈自由廣場〉「馬，這個驢蛋」(link is external))，因為驢笨拙而頑固。有趣的是，一匹馬一直「盧」，就成為「驢」，而「whinny」是指馬的嘶叫聲，真巧。如果直接找英漢字典，「whiner」翻成抱怨者、哭哭啼啼的人、發牢騷的人、耍賴的人、 哀訴者。我不知政論家江春男是否想到「whine」這個字，但馬英九聲明的第二天，他立刻發表一篇「馬英九的哀鳴」，顯然這些翻譯並不離譜，但也不完全抓到「whiner」的精神，缺少了點戲謔。其實「whining」有撒嬌的成分，台灣話叫「花」，最常被用在小孩身上，指連一些簡單的事也不會處理，只會耍賴，靠抱怨來引起注意，要人家關心呵護。反過來，「撒嬌」的意思也很難翻成英文，要看情況，「whining」只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coquetry」，比較沒有逃避責任的意思，純粹的裝可愛，但西方不太鼓勵這種行為，也有定型化性別之嫌，所以這個字較少在父母間使用來形容小孩。回到馬總統，執政快七年了，隨著施政成績的直直落，他的個性表現也起了變化。當他是萬人迷時，隨時不忘裝可愛，樂此不疲，是撒嬌的原形；失意了，就耍賴發牢騷，是另一形式的撒嬌。原來一路走來，他始終如一就是個「撒嬌鬼」，只是現在人老珠黃，可愛再也裝不起來了，只能一直「花」。唉，「Ma the bumbler」變成「Ma the whiner」，還有一年多，全國好像在當兵數饅頭。

龍應台（左圖）和江宜樺（右圖）成了馬政府敗選大海嘯的受災戶。資料照片九合一選舉結果展現人民對馬政府的厭惡已遠遠超過所有觀察家的預期，但除了馬總統誤判情勢，令行政院長江宜樺去職自保，整個馬政府敗而不退。江宜樺組閣以來爭議不斷，隔周不隔月地與人民對著幹，辭官早不值同情，連退回學界都怒聲四起；而一國的元首，選舉大敗後的第一時間反應，竟是斬國家行政首長以保自己控制黨機器的思維。馬英九畢竟低估了民意的憤怒程度，江宜樺固然可以揮之即去，但釋出黨主席已是國民黨內外不願退讓的底線，當一向能反映中南海態度的媒體都連續放話逼宮，就算有黨章做後盾，馬保主席的大勢已去。平庸比邪惡更可怕既然不能保住黨主席，江宜樺的犧牲就失去意義，但奇妙的事發生了。馬總統再度違逆政治基本邏輯，閣揆辭職，內閣不必總辭，還左引摩西，右喻甘迺迪，語無倫次。而江的去職反而意外打通了行政院的升官之路，幾天之後，副院長升院長，部長升副院長，次長升部長，其餘的留任的留任，喘氣的喘氣。文武百官中只有1人例外，文化部長龍應台和江院長同病相憐，成了馬政府敗選大海嘯最大的受災戶，無怪乎兩人在最後的夜宴碰在一起，真情流露地上演新亭對泣，檢討了別人。 江院長交棒時數度引用鄂蘭，彷彿要回嗆1年多來民間以鄂蘭「邪惡的平庸」不斷譏諷。江宜樺自認服膺鄂蘭哲學，把南柯一夢官拜宰相說成是對公共事務「勇敢去行動、去付出、去開創、去延續。」但鄂蘭最深層的政治哲學不是這種童子軍式的口號，她還說：「在極權暴政的統治下，行動是遠遠比思考容易的。」鄂蘭的行動不是指推翻暴政的行動，而是指服從命令的行動。那麼，江教授摘下學者的帽子，戴上馬英九的鋼盔往前衝，以馬的意志為意志，「勇敢去行動、去付出、去開創、去延續」的，正是江宜樺不必思考的簡單選擇，讓我們見證了錯置的平庸，是比邪惡更可怕的。 龍應台卻又是另一個典型，下了廚房又頻頻喊熱，抱怨連連。倒不是她野火不熄，而是她一方面公然宣稱屁股本該決定腦袋，一方面又不肯拿下文藝沙龍的帽子。她的理想文化部要有很多辦公室，接近天龍心臟，充滿文創的沙龍氣質，很多由她主持的座談、演講，文化人要互相擁抱取暖，不然就說人家不了解，一下罵「香蕉共和國」，一下念「在水泥地裡種花」，地面上的古蹟不搶救，卻說有不少文化下水道工程，信乎？解甲不歸田難服眾原本在八風吹不動，民意當放屁的馬政府裡，江龍兩人的去職可以留下一個漂亮的背影，可惜兩位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摔破了多少我們對官員本來就脆弱的尊敬，一時之間很難改觀，再加上兩人解甲不歸田，宣稱要做個最愛政府的文人騷客，再鄉愿的人恐怕都很難美言兩句了。果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