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你知道你阿祖的「民主」長得怎樣嗎？普亭都要自嘆弗如】（文甚長，歹勢） 專制獨裁/極權體制之下，大家只能苦哈哈講一些笑話。 記得有個笑話是說，蘇聯情治當局，刑求一位音樂家，要他供出同伴，他們認為他手中的樂譜藏著秘密。結果他們很得意，因為人犯受不了酷刑，終於供出同伴的名字：貝多芬。 你知道嗎？中華民國1947年「行憲」（有嗎？），ROC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也就是只能連著當兩任總統，共12年。KMT/ROC真的有夠民主，我們讀書的時候，很讚嘆前五任總統都是社會有名的人物，年輕人大概都不認識吧？ 這五任總統依序為： 蔣介石、于右任（余又任）、吳三連（吾三連）、趙元任（照原任）、趙麗蓮（照例連）！！ 年輕人如果不知道這些人物，就去請教Google大哥阿。 蔣萬安大概沒讀過戰後台灣歷史，否則他應該知道：為了「吾三連」，雷震、傅正等人被抓，倡議中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胎死，《自由中國》（1949-1960）被迫停刊。雷震的刑期還是蔣介石親自批的：不能少於十年，所以就是十年囉。傅正坐牢六年。你說，蔣介石像不像皇帝？ 結果KMT/ROC的國民代表大會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ROC憲法的太上法），讓「余又任」可以「吾三連」，一直連下去。這就是蔣萬安口中的「民主」──建立在踐踏他們ROC的憲法，和踐踏人權之上。 蔣萬安知道他的阿祖有怎樣的法治觀念嗎？蔣介石坐在辦公室，拿起筆來，像改作文一樣，把軍法處的原始判決「隨心所欲」直接改，約六成一是重刑，其中二成八是死刑！！三成三是十年以上。（請看表1，他經手的就是比屬下經手的死、重刑高出很多）請不要說，我們拿今天的法律來講你阿祖，他這樣做，完全違反了當時的法律！完全違法、完全違法！1956年以前的《陸海空軍審判法》有關復議與復審的規定，並未授權軍事長官得以逕為變更原判決；1956年《軍事審判法》第133條更是規定：「核定判決時，如認判決不當或違背法令，應發交覆議，不得逕為變更原判決之核定；發交覆議，以一次為限。」你的阿祖有提出新事證、有引用新法條嗎？沒有嘛，就是拿起毛筆或色筆，寫「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以」、「改處死刑」等等幾個字，那些人就死了。 「發還覆議」也只能一次，你的阿祖將林聲發、陳正宸案發還覆議四次，林聲發原本是交付感化、陳正宸（我們嘉義青年）無罪，兩人卻都死了！蔣萬安，你說這就是你阿祖的「民主」？公然違法、毫無法治的民主，是「蔣家民主」？你阿祖「目無法紀、草菅人命」，不是我在這裡隨便講講，我寧願我是隨便講講，那樣那些枉死、枉坐牢的人就可以活過來、要回自己的青壯歲月。 希望有人可以將這些蔣介石「以筆殺人」的死亡判決書寄給蔣萬安參考。對於那些強調「功過相抵」的人，我很想知道：如果你是這259人之一，請問：你想拿你的生命去抵蔣介石的那條功？ 蔣萬安，你知道嗎？你的阿祖非法/違法取了259個人的生命！！這是將原始判決不是死刑的改為死刑（他共核覆970死刑，這裡講的是原來不是死刑，被他改為死刑）。259條人命耶！只要經過他的手，改判死刑的比例將近三成三（32.78%），反觀沒經過他的手的是4.45%（以上請看表2），這是什麼意思？是蔣介石的殺人慾望，比他底下眾軍事長官的平均值高出7.4倍吧？令人感覺他像什麼？在正常的社會，一個人只要非法/違法奪取一個人的性命，都是無法接受、無法原諒的。難道「量變」會帶來「質變」，殺越多人越偉大？越無法追究？台灣不只是吳濁流講的「被扭曲的島」，還真是「精神大錯亂島」。 前政治犯已經凋零殆盡，沒有力氣，也沒有人再在去和「蔣家光榮驕傲的後人」比「氣長」。榮華富貴、耀武揚威的人永遠比你活得好，你不是在馬場町，也是在綠島，要怎麼和人家比「氣長」呢？他們及其子孫也比政治犯本身（如果活得出來）和後代過得好太多，簡直天壤之別；後者其實是社會的邊緣人。我去參加一個初中同學的聚餐，我相信我的黨國教育吸收非常好的同學，從來沒聽過蔡焜霖等前輩的名字，不要說蔡炳紅、傅如芝了，但她們都知道蔣萬安。半世紀、一甲子的黨國教育培育了三、四代受教育的世代，他們知道的就是黨國這一套，黨國教育讓他們成功，過著滿足和幸福的生活，為何要轉型正義呢？ 或許講蔣介石太遠了，那麼，就拿當今的國家來講。蔣萬安口中的民主，很俄羅斯耶。那個要侵略台灣的中國就不去講它。為何說很俄羅斯？ 普亭出身蘇聯KGB（國家安全委員會）情報人員，KGB的可怕就不用講了。蘇聯解體後，普亭改從政，1994當上聖彼得堡的副市長，後來重心移到莫斯科。他在2000年至2008年擔任俄羅斯總統，因為法律規定只能二任，他退居為總理，但實際上掌握權力。2012年再度擔任總統，2018年連任，之後就不能連任了。但2021年透過公投（referendum）修憲，總統任期又可延任二次，目前他可望擔任總統到2036年！其實比起蔣介石五任總統直到死亡為止，普亭還是有差。在普亭鐵腕統治下，俄羅斯幾乎已經沒有反抗力量。不過，普亭還是差蔣介石一大截，KMT/ROC是萬年國會耶，普亭頂多就是控制國會，國會還是要定期改選阿。他若知道兩蔣有「萬年國會」這一招，恐怕也想學吧。一個「民主」國家第一屆國會可以撐43年不改選，真是世界奇蹟！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情景：如果俄羅斯民間開始有反抗力量，經過無盡的犧牲和流血，有一天終於統治集團不得不讓步，逐漸走向自由民主化，但蘇聯70年＋普亭36年，結構和生態已經深到最深層的深層，很難真正改變。然後，普亭的血統後人或精神後裔出來競選莫斯科市長，說他以身為普亭後人為榮為傲，並說普亭對俄羅斯的民主化貢獻很大，那也真的不奇怪。 我想起2008年後不久，有位中國的留學生要回去中國前來找我（忘了為何來找的是我）。她對於馬英九能夠當選總統，表示很困惑。當時劉曉波已經被關進監獄，但我們都還期待12年後他可以出獄，沒想到疑似「被肝病」而過世。總之，那時候劉曉波是中國反抗的象徵。我告訴這位中國學生，我說：哪天中國自由民主化了，大家推劉曉波出來選總統，我想他未必能選上，選上的恐怕還是從黨國體制出來的，因為黨國長期掌權，利益和權力盤根錯節，幾代人靠它滋養生息，深層結構很難一下子改變。我很清楚地記得我拿中國可能的情景（scenario）來跟她解釋台灣的現象。我不知道她是否還記得我的話，但願她一切平安，靜待可能的改變。而我們呢，都2022年了，KMT/ROC黨國的餘緒仍然那麼強大，但願台灣不會被這股力量反噬。 人世也看了快一生了，我從來不是個天真的學院人，但就是毋甘願（不甘心），毋甘願先人/前輩一百二十多年來的奮鬥和犧牲，就這樣化為烏有。為了濟濟前輩，以及島嶼的兒女子孫，我們不能失志，烏克蘭都能從帝俄熬到蘇聯解體，成做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有感動人心的國歌，也有簡明美麗的國旗，不相信台灣不值得這一切。不要忘記：烏克蘭國歌是160年前一位詩人/民族誌學者Pavlo Chubynsky寫的詩，他還因此被流放，才活46歲。他死前烏克蘭都還不知道在哪裡，我們或許也看不到台灣應有的未來，但願年輕人替我們看到。我們則將在升起新國旗的美麗國歌聲中獲得安息，永遠的安歇（an-hioh）。 照片：也是某個連假的馬場町，非常寂寥，紀念碑的文字嚴重脫落。（周婉窈拍攝 2020/10/10） 圖表1：輯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第二部《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臺北，2021年5月。頁2-153。 圖表2：同上，頁2-154。  

再過３天，就是二二八大屠殺75周年紀念日。75周年耶，比日本統治台灣還多出25年，1.5倍，但我們走在哪裡？走到哪裡？君不見，台北市建國中學門口還聳立著蔣介石銅像？君不聞，歌頌蔣經國「反共保台」的聲音正迴旋在你我耳際？然後，今年五月台灣「特有種」轉型正義大概要走入歷史了。   周婉窈／台大歷史系教授 二二八大屠殺已過75年，蔣介石銅像卻仍矗立，歌頌蔣經國「反共保台」的聲音不絕於耳。（資料照）   忘掉這一切吧，面對暴政不要抵抗吧，人世不過是順民及其後裔的歡樂世界。偏偏今（25）日竟然有一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三十周年之回顧論壇」，是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的。我第一次知道要辦這個會，還真的很吃驚，是要讚美這個1992年公布的研究報告，還是要反省呢？從主辦單位的說明來看，充滿呵咾之意。它這樣寫： 1991年1月行政院遴聘社會賢達及專家組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由陳重光與葉明勳擔任召集人，在研究小組下設「工作小組」，同年2月公布「工作小組」名單，進行調查、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工作小組」以一年的時間展開口述訪談、檔案文獻蒐集、撰稿…等工作，不辭勞苦為研究的完整，遠赴海外，如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英國公共檔案局、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期限短促、工作繁重，為求不負社會期望，「工作小組」成員全心全意地投入此工作。「二二八研究報告」於1992年2月22日公諸於世，完成所交付的重任。 「二二八研究報告」公布迄今屆滿三十周年，本論壇邀請當時研究報告撰稿總主筆與執筆者，賴澤涵、許雪姬、黃富三、吳文星、黃秀政以及時任兼任研究員的方惠芳等六位擔任主講者，回顧這段經歷。 不要忘記，1991年還是中國國民黨在執政，然後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有個疑問：為何中央研究院研究二二八最早、最投入、最有貢獻的張炎憲不在「工作小組」中？為何總主筆是賴澤涵？！前幾天還有人問我：為何李筱峯不在內？他早在1985年的碩論已經觸及二二八（解嚴前！台灣最早的二二八研究），1990年更出版《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我無法回答。但我可以告訴你，為何是賴澤涵。至於為何不是張炎憲、李筱峯，而是許雪姬等人，以後年輕有志氣的學者再去研究吧。 「二二八研究報告」撰稿總主筆為賴澤涵。（資料照）   為何是賴澤涵？ 賴澤涵當時是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他是學歷史出身的，但不是研究台灣歷史的，也沒聽說做過二二八口述歷史，卻在1991年1月就擔任這麼重大的任務。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和美國學者Ramon H. Myers（馬若孟），以及魏萼一起合寫英文二二八的書，當時書還沒出版，但已經預計要出版，該書《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於1991年8月，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轟動一時。 那麼，一個從來沒有研究過二二八的「本省人」（詳下）怎麼會去和馬若孟一起寫書呢？合著者還加上一個根本和二二八研究八竿子都打不著的魏萼呢？ 如果KMT／ROC黨國的檔案都毀掉，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這三個人怎麼湊到一起的，更不會知道原來國家安全局（國安局）這麼厲害，還「推」得動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的學術專書呢。請留意：當時國安局局長是汪敬煦；也不要忘記，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他從1950年以來就是特務總頭目。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聽過馬若孟，他是澳洲人，但學術事業在美國，是美國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也是該所東亞圖書館館長。胡佛研究所就在史丹福大學裡頭，兩個單位關係密切，但沒隸屬關係。當時學界都知道馬若孟是親中國國民黨的美國學者，也有傳聞他有拿好處，沒想到檔案證實傳聞不盡為虛。魏萼當時是中國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年輕朋友可能沒聽過吧？ 馬若孟、賴澤涵、魏萼，這三個人怎麼會湊起來，撰寫二二八的英文書？青年學者吳俊瑩博士耙梳國安局「拂塵專案」檔案，釐清了很多事情。去年（2021）10月吳俊瑩在「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製作「二二八」：拂塵專案研究〉，內容非常精彩。他從國安局檔案中重建以下史實： 1、1983-1985年間國安局為了應對海外、中共及黨外的二二八論述，啟動了名為「拂塵專案」的文教專案。1986年出版專案成品《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略稱《拂塵》），作者蘇僧、郭建成，其實還是官方的二二八論述，但包裝不同，有學術味道，用了內部材料。檔案揭示：蘇僧、郭建成是化名，其實就是林衡道、鄭喜夫。作為「著者」，鄭喜夫拿了酬金15萬元、林衡道5萬元；鄭喜夫每月還有1萬元車馬費。板橋林家的林衡道，在戰後讓和他同輩的台灣史研究者（如王世慶先生）感到很困惑，他們的懷疑和困惑是有道理的，只可惜沒辦法活到看到檔案的解密與解惑。 2、《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這本書，可不是在台灣發行，國安局局長汪敬煦很聰明，指示走「出口轉內銷」的路徑。由軍方系統的黎明公司在台灣印刷，卻交由曾任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雇員的陳十美在美國洛杉磯的《南華時報》發行，然後還「申請」中文書刊進口文件，真正印刷的黎明公司變成在台總經銷。不能不說國安局很厲害。黎明在台灣實銷的收入交給國安局，國安局沒繳庫，竟然回贈該公司作為經辦人獎金！國安局支付《南華時報》美金2,000元廣告費，也給連載該書的《中華快報》負責人美金1,000元，不能不說人民的稅金真好用。 3、更厲害的是，中文的《拂塵》計畫進行中，國安局竟然「催生」出一本英文學術書！1984年，正當「拂塵」專案的書稿在審查修訂時，浮現魏萼和馬若孟合寫二二八事件英文著作的提議。檔案有一封1984年7月馬若孟給魏萼的信件影本，提出撰寫二二八英文學術專書的構想，魏萼將此信轉給國安局。我們不知道是馬若孟主動想做，還是魏萼示意在先。總之，國安局評估在《拂塵》之外，「如果能在與美國胡佛研究所合作出版此類英文著作，當有助於澄清事件始末。」1984年8月12日汪敬煦同意魏萼和馬若孟的研究計畫，研究經費、資料提供及寫作方向等細節，再與魏萼磋商。 4、賴澤涵要入場了喔（拉椅凳）。1984年8月28日馬若孟寫信向魏萼推薦賴澤涵，資歷之外，他說賴澤涵是本省人（native born Taiwanese），對此計畫有興趣。魏萼將此信送給國安局時，對賴澤涵提出三點看法，第一項竟然是：賴澤涵為本省人，參與此項研究，當使此項研究成果更具說服力。從中也可看出賴澤涵和馬若孟、魏萼都很熟，魏萼還認為自己對賴澤涵「可加以掌握運用」，用語讓你想起什麼呢？ 5、接下來是賴澤涵如何去看檔案，馬若孟看檔案的情況，就省略掉。最重要的是，吳俊瑩在檔案中發現：1984年10月5日國安局第四處有上簽呈給汪敬煦，要給這三人研究經費。讓我再度發現納稅人的錢真好用：（1）魏萼、賴澤涵赴美研究半年＆資料蒐集費20,900美元。（2）馬若孟一年研究費20,000美元。（不知馬若孟有沒有向美國申報這筆收入？）總共40,900美元１。研究經費是否只給這一次，或持續給多年，就要看以後有沒有運氣在檔案中看到了。 6、更神奇的是，英文書完全沒提國安局，真是忘恩負義！英文學術專書真的不好出版，中文《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花二年，還搞逆輸入耶。英文書從1984年弄到1991年才出版，前後7年（請注意：二書屬性不同，非翻譯關係）。賴澤涵能去國安局看極機密檔案，是國安局特許的，馬若孟也去看過，而且至少國安局給第一年的研究經費。但是，在《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這本書的Acknowledgement（誌謝）中完全沒提國安局，感謝很多圖書館／資料中心，獨缺國安局，經費方面則特別感謝胡佛研究所「資助賴澤涵、魏萼博士訪問胡佛研究中心的旅費」。用了人家的資料，用了人家的錢，卻一字不提，這完全違反學術倫理！如果今天馬若孟還活著，此事被揭發，他會被迫羞愧到想鑽到地下吧？新聞報導指出賴澤涵說「所有研究經費，都由馬若孟向史丹福想辦法。」（《世界日報》1988/3/3）。如果國安局給錢，胡佛研究所也給錢，真好康。（以上是吳俊瑩博士的研究發現，我純粹摘錄，再加上幾句評語） 總之，一本轟動一時的二二八英文學術專書，是這樣來的。賴澤涵當上1992年ROC行政院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的總主筆，真的一點也不神奇。神奇的是，30年後還要呵咾這樣的豐功偉業。 Ramon H. Myers已於2015年過世。我想年輕學者大概很少人見過他。1981年秋天，我到史丹福大學讀博士班。康寧祥先生得知我申請到史丹福大學，很高興，主動寫信給張富美博士，要她照顧我。張富美當時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Research Fellow），也在東亞圖書館負責中文圖書相關事務，是馬若孟的副手，形同副館長。兩人政治看法不同，但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我記得我剛去不久，有個小小party，就在圖書館二樓的廊道，馬若孟拉著我，指著張富美說：你不要和她接近，她不相信三民主義。那是馬若孟式的幽默，記得「三民主義」是用華語講的，洋腔洋調，至今印象深刻。 最近我和張富美老師提吳俊瑩博士的這篇論文的發現，富美老師說，某年KMT／ROC黨國輾轉透過徐姓企業家捐給胡佛研究所200萬美元（報載300萬美元），馬若孟很怕她知道，捐錢的儀式／reception特地不讓她知道─以她的職務，她一定會受邀出席。她懷疑這麼大額的捐款和出版英文二二八專書有關。這就真的要靠有人到美國去查檔案了。（200萬美元真的很多耶！） 三個完全沒研究過二二八的人─賴澤涵、馬若孟、魏萼，一起寫二二八英文專書，還由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等同有了金字級的「學術認證」。沒想到30年後檔案告訴我們「金字」的另外一面。 不要忘記最晚從1950年開始，台灣就是「絕緣體」，密不透風。二二八在台灣是絕對的禁忌，第一次突破性、冒巨大風險的公開紀念系列活動是在1987年四十周年的二月，還在戒嚴時期，那種勇氣和決心至今仍深深感動我。反觀KMT／ROC控制之外的海外，第二年1948就開始紀念，就在二二八事件周年紀念日，廖文毅、謝雪紅等人成立第一個海外台獨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每年這一天在海外都是大家痛心紀念的日子，在台灣呢？完全「沒這回事」。這個反差，有沒有影響？當然有，而且很大，到現在都還看得到。在絕緣體裡面，黨國教育養成了三個教育世代，然後是所謂的「寧靜革命」，很多面相利息高於本金。 海外的台灣志士早就在研究二二八，1973年黃昭堂先生就編譯出版《台灣情勢報告書──2．28事件に関する米駐華大使館の報告──》（台灣情勢報告書：美國駐華大使館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告），譯自1972年10月2日美國國務院發行的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pp. 423-480；檔案日期從1947年1月10日至12月15日，是美國駐台領事向駐南京的大使報告，再轉國務院；國務院的指示也是經南京再到臺北。當時要了解二二八幾乎沒什麼文獻，這是非常重要史料，黃昭堂的翻譯和傍註顯示學者的嚴謹與素養2。 1973年黃昭堂先生編譯出版《台灣情勢報告書──2．28事件に関する米駐華大使館の報告──》（圖：作者提供）   前輩們是用他們最優秀的腦力，一生的青春、心血、歲月在為台灣奮鬥。在二二八75周年的前夕，我也想起多少海外前輩們在這一天眼淚含著吃「魷魚糜」來紀念，但是台灣有多少人知道為何要吃「魷魚糜」呢？年輕人更不要說了。沒辦法讓年輕人知道並感受戰後台灣的歷史，是吾輩最大的失敗和痛。半世紀絕緣體以及「寧靜革命」的後效太強大了，要與之拚搏，真難、真難！！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周婉窈教授臉書：〈你真的要知道：國安局如何「協助」賴澤涵、馬若孟、魏萼撰寫二二八英文專書〉 註： 1.按，整個拂塵專案是由國安局第三處主責，英文書則是第四處負責，這是第四處的簽呈，因會辦單位第三處予以影印而留存在拂塵專案的案卷裡，是「孤件」影本，無法看到完整流程的公文，雖未見批核文件，但合理推測此計畫及經費應已獲得局長汪敬煦同意。（改寫自吳俊瑩論文） 附記：1985年9月17日國安局三處四科的簽呈提到，「本局第四處編寫『二二八事件』英文著作，即由馬若孟與魏萼教授合作撰寫」。 2.見鄭欽仁，〈黃昭堂教授與二二八史料〉，《自由時報》2018年2月20日。收於鄭欽仁，《台灣的灰色年代》（台北：稻鄉出版社，2022），頁47-49。

【彼時的反共是假議題，此時的反共是真命題，請不要混淆】（文長，抱歉） 昨天我相信很多60歲以上對黨外運動有記憶的人都感到很鬱卒，尤其那些曾經支持/參與黨外運動，甚至犧牲甚多的前輩們，應該更是鬱卒到不知如何是好。 戰後台灣人如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能學習台灣歷史，但比日本時代更慘的是，毫無鄉土教育（你能告訴我哪個「國家」如此嗎？）。日本時代教科書中沒有台灣歷史，但有很好的鄉土教育，教台灣學童認識並愛台灣這個鄉土。KMT/ROC的統治則沒有台灣歷史，也沒有台灣鄉土，這豈只是壞兩倍的問題，加上鄙視鄉土、歧視各母語，它的「加成」作用非常嚴重，我們到現在都還活在這個無盡惡之中。 由於台灣的歷史教育沒有台灣歷史，很多人對戰後台灣歷史的認知是一片空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歷史，但請注意那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史，尤其是國民黨的中國現代史，它不會教你1928年以前北洋政府是國際承認的政府，它不會教你中華民國的國旗是五色旗、國歌是卿雲歌。它更不會教你你們現在揮舞的「國旗」原是黨旗，你們現在唱的「國歌」是黃埔軍校的訓詞──不然，哪來「咨爾多士，為民前鋒」？誰為民前鋒，革命先鋒隊與軍人喔，借問：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歌是這種限定版？至於總統就職、國會議員就職都要向「國父」遺像宣誓，還真是「訓政」的遺緒，難怪台灣「永遠維持現狀」派是最大派。 七海文化園區暨蔣經國圖書館開幕，蔡英文總統（右四）與前副總統連戰（右起）、前總統馬英九、前監察院長錢復、台北市長柯文哲、前台北市長郝龍斌等人共同出席活動。（取自總統府網站）     以下是戰後台灣歷史的幾點備忘，這應該都是「全民知識」，卻不在多數人的腦海裡。 △戰後台灣由中華民國代理盟軍接收台灣，也就是軍事佔領台灣，並不等同國籍轉移，但台灣人卻在毫無準備和認知之下被改為中國民國國籍。二戰結束美軍佔領日本，由駐日盟軍總司令（一般稱為HGQ）統治，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才結束，總共6年8月餘（1945/9/2-1952/4/18）。請問：日本人有變成美國人嗎？ △戰後KMT/ROC統治台灣，尤其1950年以後，最有權力的就是這三個人：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陳誠畢竟不敵太子，於1965年過世，台灣真正掌權者就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 △蔣經國從1950年開始就是特務總頭目。蔣經國一直到1969年在枱面上才當上行政院副院長（刺蔣案發生時的職銜），但他的地位僅次於蔣介石，1950年即擔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這個位子好像很小，很不起眼，其實就是最具實權的位置，掌管情治機關，講白一點那就是特務頭頭的位置。不要忘記，戰後KMT最初進來台灣的就是特務系統。特務政治和文化扭曲的臺灣，吳濁流若在世，可能要寫另外一部《被扭曲的島》。台灣有多少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死於特務之手或受特務迫害？這是開誰的玩笑？ △「反攻大陸」或許一開始有其「真意」（國共鬥爭和台灣本無關係），但中華民國和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1955年3月3日生效，之後中華民國就無法反攻大陸。但KMT/ROC黨國一直喊反攻大陸，這是要維護它在台灣繼續專制獨裁統治的正當性，並用來洗腦學生、鎮壓反對力量。無法反攻的反共，在1950年代清完地下黨，就用來清除三合一敵人的台獨和黨外人士。蔣經國的「反共」要放在這個脈絡來理解，不能和今天我們真正面臨中國的武力侵略，必須反共，混淆在一起。 △反攻大陸作為統治台灣的「正當性」還造成世界奇蹟。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維持了44/45年，因為大法官釋憲，要回到中國才改選（不要輕易相信專制獨裁體制下的法官和大法官）。所以選舉總統的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屆從1947年當到1991年；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第一屆從1948年到1991年才改選。借問：世界上哪個國家的國會第一屆都不用改選，一直當44年的？另外，不要忘記，中華民國為期45年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出了一對父子檔蔣介石＆蔣經國，父親當了第1-5任，兒子是第6、7任。借問：除了北韓，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國家這樣嗎？您曾經從這個角度去看戰後台灣的歷史嗎？你要如何說服自己這一點都不荒謬（譀古/hàm-kóo）？ △關於轉型正義，保守派最喜歡講歷史功過。拜託耶，就留給歷史研究者去研究吧，他們也還要吵個五十、一百年呢。就拿蔣介石來說，你說他對台灣有什麼功？我們今天在國際上走不出去，還不是因為他堅持「漢賊不兩立」，封鎖了我們的路，不然台灣可能還留在聯合國。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面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危機，資深外交官楊西崑建議蔣介石：臺灣應與中國大陸切割，提議改國民為「中華臺灣共和國/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解散國會，成立臨時政體，舉辦公投，以決定臺灣前程；思考很周密。更令人欽佩的是，被蔣介石關十年的雷震，竟然敢再度不怕觸怒「龍顏」，提議改國名為「中華臺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但是，蔣介石不顧台灣的前程，中華民國只能「退出」聯合國。其實根據聯合國二七五八決議，是被逐出。決議文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不要以為蔣經國心甘情願解嚴。美麗島大審會公開，你以為是統治者主動要公開？那麼為何之前都是秘密審判（雷震案除外）？你以為國際救援以及國際壓力都是空氣？如果沒有江南案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國壓力，你以為KMT/ROC黨國會在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後，不抓人？你以為解嚴前訴求解嚴的兩次519綠色行動都是空氣？那一層一層被包圍的龍山寺民眾，以及孫文紀念館滿坑滿谷的群眾都是空氣？你以為解嚴台灣就自由民主化了？那麼請告訴我：為何蔡有全、許曹德的「臺獨案」一審會被判11年、10年？那可是1987-88的事情喔。再請問：鄭南榕為何要在1989年自焚？不是解嚴了嗎？1991年的「獨立台灣會案」又要如何解釋呢？如火如荼的野百合運動、一百行動聯盟都是空氣嗎？這麼近的事情，可以因為「選舉總路線」而完全抹殺嗎？ △四個不同意是靠綠營基本盤。綠營的形成和黨外運動息息相關。黨外運動從二二八之後開始，走了一條非常艱難辛苦的路，背後是無數的庶民在支持，他們很多都已過世。如果一個奠立在黨外運動而成立的政黨不再具有黨外精神，甚至違背/出賣黨外奮鬥建立的價值，那麼，我們傷心之餘，是否要重新思考下次不要再含淚投票了。最後，我要說，不要那麼沒想像力。台灣若沒有二二八，沒有兩蔣主導下的白色恐怖，我相信我們會活得更好，更有發展。我常想像：一個有陳澄波相伴的童年，說不定我是許身油畫的藝術家呢。一個林茂生當文學院院長、杜聰明當校長的台大，會很不一樣吧？一個有綠島眾多人格者前輩作為我們社會的道德和精神典範，台灣會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台灣吧？一個沒有黑名單的台灣社會，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豪傑來建設文化的、藝術的、經濟的、學術的台灣？我們錯失太多，難道還要一直錯失下去嗎？

我在大學教書，無法接受學生受害時，校方和教育界重量級人物神隱，不出來保護學生，不譴責警察破壞法治、凌虐學生。 今天誰養大了比恐怖分子和黑道更恐怖的魔警？黑道有時還盜亦有道，會自報姓名，不讓人死得不明不白！ 這不是這兩三天的事： 當警察可以拿掉編號時，香港的領導階層和社會菁英沈默。 當警察可以蒙面抓人時，你們沈默。 當警察制服示威者後，卻往死裡打，打得頭破血流，扭斷示威者手骨、坐斷頸椎，還不要說性侵等惡行，你們沈默。 當警察實彈射擊，打中一位中學生，你們沈默。 當警察隨便放催淚彈，連棲居城市、努力生存的小鳥、小貓、小狗都受害，你們沈默。 當警察闖入校園抓學生，你們沈默。 你們就是沈默、沈默、再沈默，讓蒙面暴警完全可以為所欲為，每天都在拉下社會底線。現在攻入校園，圍捕學生，你們仍然沈默！ 沈默是邪惡帝國的最佳幫手，也就是幫凶。你們出賣了香港，以及整個世代的年輕人。香港社會白給了你們高薪和名位。 城市大學的校長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從來就是神隱，我替中研院感到羞恥。Period。

日本結束臺灣的殖民統治之後一年又六個多月，發生二二八事件；再兩年十個月，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短短的四年多，發生這麼多事情，對本地社會衝擊很大，我們要怎麼去了解？ 首先，為什麼「國府」會「撤退來臺」？是因為中國國民黨掌控下的政權在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打敗，一再失去據點，最後將整個中央政府和軍隊，以及相關人員，撤退到臺灣。在黨國教育中成長的世代（你們的父母輩），對於這段歷史，往往將過去學到的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如果我們試著貼近當時的情境，會有很不一樣的了解。 臺灣在1895年由清國「永遠讓與」日本。在被朝廷拋棄之後，許多中下階層的臺灣人起來用生命捍衛鄉土，雖然終歸失敗，但開始形成「臺灣人」的概念─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第一次將島嶼（大臺灣，含澎湖與離島）的邊界當作人群認同的邊界。在日本統治下，臺灣原住民和漢人一起體受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雙重過程。而在這個時候，清帝國被革命黨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帝制復辟、軍閥割據，政治和社會很混亂；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中國國民黨為了控制中國這個新興國家的土地和人民，展開慘烈的鬥爭，一般稱作「國共鬥爭」。 中華民國是怎樣的一個政體呢？既然稱為「民國」（Republic），政府理當由人民組成，但它早期實施「軍政」，1925年之後，實施「訓政」，都不是民主體制，而是由黨來領導軍隊、領導政府；一直到1946年年底，中華民國才完成憲法制訂，第二年（1947）12月25日實施，但很快地重要條款就被凍結。訓政時期，政府叫做「國民政府」。蔣介石（蔣中正）從1928年之後掌控中國國民黨，厲行強人政治，他在的職位就是最高領導中心─當他是國民政府主席時，主席是國家最高權力者；他不擔任時，主席就是虛位元首（林森擔任過十二年，很少人知道）。1937至1945年，蔣介石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實際上是最高領導人。他在1948年當上總統，第二年退至臺灣，憲法規定只能連任一次，但他一當就是五任，直到死亡。 由於臺灣從1895年以後就和清帝國分離，兩邊分屬不同的歷史脈絡，各自發展，如果有關係，也是間接的。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後，曾經在臺灣設立駐臺北總領事館（1931-1938），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在臺灣」。日治時期，一般臺灣人對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沒什麼了解。國共鬥爭如何血腥、慘烈，如何互相滲透、臥底、暗殺來暗殺去；抗戰八年，國共表面如何合作，私下如何鬥爭；八年抗戰更打出了中國人的仇日情緒─這些都是臺灣人無法知道的。也就是說，當臺灣被「光復」時，臺灣和中國已分隔五十年，基本上沒什麼交點，互相欠缺了解。 如果這種隔閡導致二二八事件，那麼，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後，更帶來制度性的隔離，長達數十年，它的後果，我們還在承受中。 國民黨「大撤退」到底帶來多少人？由於當時軍人不納入戶籍登記，且軍事人口是國家機密，計算非常困難，綜合各種統計資料，可合理估算約一百萬人（六十四萬平民加上三十多萬軍人）。根據戶口普查資料，1956年本省籍約八百三十八萬人，如果取好計算的九百萬，那麼，就是一百人當中約有十人是新來的。一個經濟殘破的島嶼，突然擠進這麼多人，一定會造成資源的擠壓，更何況遷來的是整個中央政府。這個衝擊，不只是人口的問題，而是整個結構的重整。結構的問題，對於少年讀者，可能有點難懂，讓我們假想：如果你的社區本來有九十人，而且大家都沒有什麼資源，突然間來了十人，接管這個地方，其中一個人（統治集團和情治人員）權力超大，控制整個社群，四個人（軍警）拿槍「保衛」這個地方，另外一起來的五個人獲得或多或少的特別照顧，那麼，你生存的環境不就大大變形？結構性的改變，指的就是事物的組成方式發生根本的變化。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對島嶼的衝擊，更在於：這發生在二二八之後，也就是當這個島嶼剛經過軍警肅清和血洗，大批菁英、青年、學生和市民死亡，人們嚇破膽，不敢反抗的時候。二二八是禁忌，在地人不能談；新來的人對此無知，如果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不會給予任何同情。不只是二二八，他們所追隨的政府，還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化中把臺灣人的歷史給切除掉。一邊被迫噤聲，一邊完全無知。 請想像：你是追隨黨政軍來臺的平民，你住進一個社群，你對在地人的巨大創傷毫無了解（你也有你的悲傷，那是可以大談特談的），你不用學他們的語言，不用知道他們的過去，卻可以用仇日的眼光厭惡、指責他們的「日本性」；然後，他們的子女和你的子女在學校學習一樣的歷史、講國語、鍛鍊作文。這一切都這麼理所當然。但是，你也可以換個立場想像：你是在地青年，看著大量本地菁英突然消失，甚至看過他們被公然槍斃，而你可能因為躲到山區才逃過一劫，然後，在心還淌血的時候，你被迫徹底沉默，你的子女在學校被教導一套和這個島嶼完全脫鉤的歷史，他們不要跟你講「低俗的」母語，他們每上一天學，就離鄉土更遠一步，就離島嶼更遠一步，直到完全和你疏離。這一切對你的子女來說，也都那麼理所當然。 新來者對本地歷史和創傷徹底無知，不是他們的過錯，但無形中幫助了獨裁者對在地人的壓迫，這卻是事實。黨國更將島嶼打造成失去的國土的縮影。臺北市的新來者，一出門，看到：啊，這是杭州南路，這是迪化街，這是潮州街，這又是長春路呢，彷彿回到故國；在這同時，在地人的記憶就被抹消、置換了。蔣介石從陽臺一望，就是祝福他長年百壽的「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全臺灣以「中正」命名的道路更是數不完，他的銅像到處立。中文說這是「為生人立祠」─在一個人活著的時候，崇拜他如崇拜神一樣。 在肅清過的土地，國民黨將這個島嶼黨國化，將強人神格化了。

【再度探望黃華前輩，以及那面旗的故事】 今天中午要搭高鐵到台南開會，買了便當之後，再度去探望黃華前輩。提著便當，感到有一點點罪惡感。 前輩看到我來，很高興，但顯然虛弱很多。我還是稍微「苦勸」一下，旁邊特地來陪他的一位女士，聽到我講的話，眼淚奪眶而出，我感覺到她心很不捨。 前輩的手，有點冷。晚上我回台北再度去看他，他閉著眼睛，好像有點睡著，我想說就不打擾了，正要離開，前輩睜開眼睛。前輩告訴我，他剛剛在靜坐，難怪他睜開眼睛前，雙手合什。 中午，有一位先生「路過」，驚問：「真的，假的，38天？」我們點頭。 晚上，遇到一位成大學生來關心，可惜我忘了問他為何來台北。很感心，我想年輕人來看他，他會很開心。 我是歷史研究者，忍不住想講一下黃華前輩背後掛的那一面旗。那是「新國家運動」旗，已經有31年歷史了。 如果你看過鄭南榕相關的照片或紀錄片，那面旗就是鄭南榕出殯時，覆蓋在他的棺木上的旗子，彷彿人們給烈士覆蓋國旗。那也是出殯行列作為前導的大旗，平抬，四面由二十餘人拉住，前排七人，左右各五人，後排八人。鄭南榕出殯行列用的那張臉微側的照片（經典之一），頭上綁的就是「新國家運動」的黃底綠字條幅帶子。 什麼是「新國家運動」？根據鄭南榕基金會： 1988年，鄭南榕與時任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會長的黃華共同策劃自十一月開始，為期四十天的「新國家運動」，以「愛與非暴力」為原則，行軍全台灣，舉辦遊行、演講，提倡「新國家、新國會、新總統、新憲法」，試圖喚醒社會大眾的對於台灣獨立建國之意識的自覺。 鄭南榕在1989年1月收到法院「涉嫌叛亂」傳票，他懷抱死志，自囚71日，在警方攻堅下自焚。黃華也因倡導「新國家運動」，1990年1月收到「叛亂罪嫌」起訴書，11月人生第四度入獄；第二年《懲治叛亂條例》廢除，他才獲釋。「新國家運動」是鄭南榕和黃華，以及無數我們大都連名字都沒聽過的黨外前輩「直教生死相許」的向望和理想。很多人，在落空中已悄然離開人世。 「新國家運動」比鄭南榕殉難紀念日多一年，今年是鄭南榕、詹益樺殉難30周年。也就是「新國家運動」發起第31年。 我想很多年輕朋友大概不知道黃華和那面旗的故事，所以不惜絮絮叨叨講這些。 你可以不接受黃華等前輩的理念，但知道過去的歷史，無幫敗（台語，沒有壞處）。 那一面旗，看來平淡無奇，卻有著多少人的夢想？以及犧牲？ 如果，如果，鄭南榕和詹益樺，somehow感動過你，那麼，何妨「路過」火車頭去看看黃華前輩。我想，年輕人路過，停下來和他講點話，會給他帶來很大的溫暖，在溫度漸漸失去的時刻。 如果，如果，年輕人跟他說：前輩，請陪我們再走一段路吧。我想會比我們這些「中老人」再怎麼苦勸，都有力量。 補記：感謝邱萬興先生及時提供他拍攝的照片，在此選三張補貼出來。感謝之外，還是感謝！很多黨外前輩，就是大氣！

第一個為「反送中．抗惡法」犧牲的香港人！ 看著他寫的布條，那麼大，訴求那麼清楚， 我想像他必然花了很多力氣準備這些，還要帶著爬上那麼高的地方。 那五個鐘頭，他守望著摯愛的香港，他唯一的故鄉，唯一的地方…… 他用他唯一的生命，那麼脆弱的唯一的所有，要保護她。 想到他的心情，想到他最後一眼看到的香港，……直教人落淚 香港不能失敗，為了他的犧牲，香港不能失敗…… （我們無法確認他是抱著死志，但把自己放到那麼危險的情境，最後墜落喪失生命，不能不說是為這個訴求而犧牲了。） 引文： 在棚架上掛起「反送中No Extradition To China」的橫額、以及「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的標語。   太古廣場平台掛「反送中」標語　男子晚上墮樓不治 | 立場報道 | 立場新聞 一名男子今日下午爬上太古廣場高位，掛上「反送中」標語，至晚上約 9 時，他爬出棚架，4名消防員...  

  民主運動前輩黃華先生在台北火車站絕食已經邁入第24天，全絕食第10天。我想，您可以不支持他的理念，但作為一個台灣史研究者，我至少應該稍微介紹他讓面冊ê朋友認識一下。 前陣子，因為李永熾老師在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提到我在美麗島事件之後被台大黨當局找渣的事情，有臉友要我回應。我已在4/29的臉書回應，李老師那段話最後說：「當時周婉窈和黨外人士的互動相當密切，包括張俊宏競選的文宣，有不少便是出自她和她同學之手。」其實不是文宣，是當時張俊宏為了選省議員的書，我是「幽靈作者」（ghost writer），寫了《我的沈思與奮闘：兩千個煎熬的日子》一書。那次選舉（1977）張俊宏和黨外人士共21人當選省議員，36歲的林義雄也在其中。這是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歷史時刻。 為了找一條關於黃華的記載，我到圖書館借到這本書，四十年來第一次翻閱。讓我很驚訝的是，這本書有一章專門寫黃華（完全不復記憶），章節名稱如下： 第五章 懷念黃華 我雖無恨亦無所懼 高貴的節操與胸襟 站在聖人的身旁 何時再「相見」？ 一個良心犯 在黃華的時代，有一群人深受甘地影響，黃華和林義雄都是。你若想了解2014/04林義雄絕食的意義，如果不從甘地的Satyagraha（握住愛與真理）理念來掌握，是很難理解的。每個世代有他們的英雄，我想史懷哲曾經是比我稍大的世代的英雄，是一生效法的對象。 我不知現在年輕人的偶像是誰，不過，甘地之成為台灣人反抗運動的偶像，從日本時代就開始，很多反殖民運動者深受啟發，甘地的Satyagraha在1920年代就介紹進來台灣囉。當時甘地的大名，民間都朗朗上口。甘地，台語音譯為「顏智」（Gântì），可能更接近原音。想必不少人記得這首打油詩：「辜顯榮比顏智，蕃薯籤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在這裡，我放上講黃華的「愛與非暴力」信念的這幾頁（可從第三頁看起），讓想多少認識黃華的臉友看看。 黃華今年81歲，扣掉入獄的23年，其實才活58年。雖然我有四十多年沒見到他，這陣子三不五時就會想起他，很希望他能停止絕食，繼續和我們一起走這條孤苦寂寞的路。 我認識的一位同學，看了我的臉書才知道原來她和妹妹過去常去做功課的麵店的老闆是民主運動前輩，很受觸動，為錯過認識前輩的機會感到可惜。我們和島嶼的歷史錯身而過，說來罄竹難書（有沒用錯典故？疑）。 最後，可能有人要問我，在這條路上，很多人都變了，你怎麼看？是的，很多人都改變了，但還是有不少人沒忘記初衷，而且人貴有志，在人生的路途上，有人離去，有人加入，終究是「以義合」的朋友才久遠。 新頭殼：葉柏祥觀點》江蓋世不要為黃華「哭泣」！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509

我是做歷史研究的人，但我不相信有所謂的「歷史教訓」。首先，歷史要能成為教訓，就是人們要能知道歷史。這本身就很難，在台灣更難。然後，我們連正在發生的、訊息如此之多的圖博（西藏）、東突厥斯坦（新疆），以及香港的慘劇，都不當一回事，歷史的教訓算老幾？

【拜託，台大高層不要俏皮地自曝對二二八的無知＋無感，更不要消費蘇啟誠先生！】 昨天，3月8日，是什麼日子？ 台大辦了一場演講，主持人台大教務長丁詩同，開場和結尾都在祝大家38婦女節快樂，還要送女生巧克力糖（男生要用錢買）。 很俏皮，昨天也確實是38婦女節。但是，3月8日也是二二八「三月大屠殺」的開始；今天（3/9）則是大軍直入台北掃蕩的暗黑日子。我們無法苛求台大高層對二二八有所認識──緣木求魚於黨國菁英，殆矣──，不過，據我所知，過去台大從來沒有對二二八出聲過，所以也就算了。但是，這個二二八，台大特地發了個聲明譴責學生到政大鋸馬腳，還說：「值此228紀念日，呼籲大家，以恕道精神，彌平傷痛；……。」選這個日子發表聲明，表示台大高層很重視二二八囉，深諳其義，且還很高調地要求國人要有「恕道精神」。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要要求台大高層表現出了解二二八，且感同身受，但結果呢？看來台大高層以為二二八只是一天的事，高調呼籲完就可以俏皮囉。 我再講一次，過去台大高層從來不理會二二八，不出聲，那就算了，但今年既然台大高層那麼高調地大談二二八，那麼，我們就要要求它對二二八有基本的認識，並嚴肅紀念之。不要以為那只是二月二十八日一天的事情，然後，在「三月大屠殺」72周年的第一個晚上，只會俏皮近乎輕佻地要發巧克力糖給女生，笑談戒嚴時代的青春物語。 呼籲「恕道」的台大高層們，請問：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是怎樣「被失蹤」的？3月11日清晨，兩名穿中山裝、持槍的人到林宅，以台大校長陸志鴻要他去見陳儀為名，把他帶走，然後人間蒸發。研究台大校史的李東華教授認為林茂生是被陳儀滲入台大的政治力所舉報而罹難，他說：「學校之代理文學院院長被以『校長口信』之名誘捕，校長對長官公署竟然沒有任何抗議動作，甚至在政府特派監察使來調查時，竟然隻字不提，實有違常理。」（見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92-94） 請問：台大有為此道歉過嗎？校史館有記載我們在二二八受害的老師和學生嗎？（新聞報導：〈228無故被關押近半年 陳淇澤過世前等不到一句道歉〉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14962） 當時台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躲了約半年，若沒躲成功，有個閃失，今天我們又要多痛悼一位二二八喪生的台灣菁英了。 林茂生先生「被失蹤」後，一年內長子和母親都過世，他的夫人王采蘩女士帶著八位子女艱辛地活下去。次子林宗義教授回憶說：母親「臨終前，她握住我的手，輕聲說：『宗義，我真想念你父親。這三十年來，我每天都想念你父親。我很高興，我就要去見他了。』」台大高層們，您們能感同身受那種痛嗎？感同身受可能門檻太高，要他們腦子裡掠過「3/11林茂生失蹤」的一絲絲念頭恐怕都不可期呢。請問：我們要如何「以恕道精神彌平傷痛」？多發幾顆巧克力糖？在無知、無感中呵呵大笑？ 最後，蘇啟誠先生沒有長年慣性地違法兼職，也沒有違法賺大錢，他是被特定媒體和名嘴散布的假消息逼死的，請不要比擬不倫、任意消費一個老實的外交官。（新聞報導〈管中閔演講稱2018「不堪回首」 壓力比蘇啟誠大〉https://goo.gl/4Q5hDa ） 附帶一提： 李東華教授（1951-2010），是「外省人」，他的姊夫孫同勛教授是前校長孫震的叔叔。所以，請不要說，李東華教授寫台大虧欠林茂生是「撕裂族群」。 台大教務長丁詩同又是誰呢？去年還上新聞，就是台大校長遴選估票單中「丁老師再用力」的那位丁老師。（信傳媒，〈神秘表格爆挺管遴委疑違規「拉票」台大生：這與「綁樁政治」何異？〉 https://goo.gl/z8EVqi） 地圖：〈陸軍整編第廿一師戡亂行動要圖：附圖三〉（局部），檔案管理局藏。

Chou Wan-yao:  謹以這篇最近做了小小修訂的小文，紀念二二八。 二二八不是2月28日一天的事情，如同霧社事件不是10月27日一天的事情。如果我們能了解那不是一天的事情，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霧社事件，如果以莫那魯道的大兒子達多莫那和四位壯丁懸樹自殺來說，延續四十三天，如果以日本軍隊「收兵」來說，是到1930年12月26日才結束。二二八若以清鄉結束之後「收兵」來說，一直延續到5月15日。那段期間的每一天都是血腥的，都有會受傷、會痛、會死亡的生命在消失，而每個生命都直接牽涉到好幾個人，甚至數十人，有為人祖父母、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妻、為人兄弟姊妹、為人兒子、為人女兒，還有母親懷裡還未出生的嬰兒，以及能感同身受的親友，他們要面對一個只能緘默吞忍，甚至失語的數十年歲月。然後，這些積累成社群的巨大喪失（人＋良知良行）和傷痛。 歷史真的不是一個數目，一個名稱。 今天，我們對72年前從2/27晚上開始的大慘劇，還是很多地方不清楚，無法釐清。 歷史很需要思考和想像。想像：如果不久的將來，有個超大規模的慘劇發生，然後我們很多識與不識的人，甚至自己本身，被失蹤、被槍決，毫無預警地被迫離開摯愛的親人和鄉土，然後，70餘年後，我們的子孫/精神後裔，不當一回事，那麼真的只能說歷史就是會重複自己。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第五篇第二章 二二八事件：抗暴、談判、血腥鎮壓 天馬茶房是臺北市著名的咖啡廳，知識人和文化人喜歡光顧，位於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門廊有寡婦林江邁在賣香煙。戰後初期，由於經濟殘破，不少人為了維生，偷賣私煙；專賣局設有查緝員，到處搜索私煙。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點左右，六名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查緝員和四名警員查獲林江邁販賣私煙，當場沒收五十多條香煙和錢款，林江邁跪求歸還；拉扯間，查緝員用槍托打她的頭，導致血流不止，當場昏倒，引起圍觀群眾的不滿和追打。混亂中，一名查緝員開槍威嚇，又誤傷行人陳文溪（二十歲，第二天死亡），更加激怒群眾。查緝員逃入附近派出所，被護送到警察總局，群眾包圍總局，要求懲罰兇手，但沒有結果，憤怒的情緒無法消解。 阮朝日與家人合影。（許書寧繪圖） 阮朝日（1900-1947）出身屏東林邊的望族，是日治時期的菁英分子。二二八發生時，他是《臺灣新生報》總經理，生病在家，3月12日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這件事對家人衝擊很巨大，長女阮美姝，1928年生，數十年來為追查二二八真相和父親之死，勞瘁到2016年過世為止。   第二天上午，民眾沿街打鑼，聚眾遊行，搗毀太平町派出所。中午群眾湧向專賣局臺北分局，要求懲罰兇手，沒有結果，於是轉往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所在），打算向陳儀陳情。群眾越聚越多，但公署已派兵駐守。突然，屋頂的兵士用機關槍向民眾掃射，打死好幾個人。由於軍人開槍打死人民，導致一發不可收拾。下午一點左右，民眾聚集在臺北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透過臺北廣播電臺，向全島廣播，呼籲臺灣人奮起抗暴。一時間，臺北市動亂的消息傳播到各地，引發全島一致的官（軍）民衝突。 林江邁被打傷、行人被誤傷，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歷史上很多類似的情況，但導火線只是一條線，如何引起大規模的爆發？用個比喻，就是因為到處已經遍布汽油，充滿瓦斯了。戰後臺灣人積累的不滿，一下子爆發出來。 二二八事件包括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一、2月28日到3月8日中午。二、3月8日中午到5月15日。前面八天半主要是：群起抗暴、本地菁英和陳儀談判；後一階段是中央派軍隊來臺血腥鎮壓，長達兩個月又一週。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軍民衝突，本地菁英迫切感覺必須出面解決問題，在陳儀的同意下，3月2日臺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各地隨之成立分會。處委會一方面呼籲民眾冷靜，避免流血事件，另一方面積極和陳儀展開談判，要求改革政治。在這期間，學生被交付參與維持治安的重責，有報導指出：他們「把全臺北市治安恢復到比二．二七以前更好的狀態。」其他地方情況類似。原住民也積極響應處委會，加入抗暴行列。3月6日，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發表聲明，說明該會目標在於「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傍晚，一位原住民青年透過廣播，表明：「一旦我們的要求不能實現，我們斷然爭取民主到底！」7日傍晚，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向中外廣播，報告事件真相，並宣布三十二條要求，分為：一、對於目前的處理，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共七條）；二、根本處理，分軍事和政治兩方面，要點包括：高度自治、爭取自由和民主、擴大臺灣人在政府和軍隊的代表性、廢除專賣局和貿易局、切實保障原住民的利益（共二十五條）。這些要求，陳儀都表示很樂意接受，甚至聲稱會在7月實施縣市長民選。 就在人們以為政治將會改革，經濟管制也會撤銷，臺灣自治終能實現時，萬萬想不到，陳儀早在3月2日就秘密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派軍隊來臺鎮壓。等陳儀確定軍隊將抵臺，就全盤否定處委會的要求。3月8日中午前，中央派遣的軍隊抵達基隆港，開始掃蕩──繼3月6日「高雄三六屠殺」之後──，揭開了全島性大規模的「三月屠殺」的序幕。報社、處委會、維持治安的學生首當其衝。當時臺灣有五家民營報紙，軍隊一上岸，就被搗毀；幾天內，本地新聞界人士被補殺、逃亡一空。從此，關於事件的報導，就只剩下官方的聲音了。在軍隊掃蕩下，一百多名學生被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集體射殺；一百五十名到二百五十名正在處委會幫忙的學生也遭到槍殺。10日陳儀解散處委會，積極參與的委員成為逮捕和槍殺的對象。 軍隊的武力掃蕩號稱「綏靖」，其實是屠殺。臺灣的優秀人才，小說家、美術家、教育家、實業家、民意代表、醫生、法界人士、報界人士、地方士紳，都在罹難的行列；而參與二二八的原住民菁英，到了白色恐怖初期終遭到剷除。平民則因各種原因遭軍隊濫捕濫殺。在鎮壓的高峰期，每天都有卡車將被捕的人運往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們遭處決後，被丟到海裡，但往往被海水沖回岸邊，好像要告訴鄉人那無法訴說的恐怖。3月20日開始實施「清鄉」，用密告和連坐的方法，迫使民眾繳出「武器」和「惡人」。4月下旬，中央撤廢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5月15日新任省主席抵臺，16日宣布完成清鄉工作，正式結束武力鎮壓。到底有多少臺灣人罹難，說法不一；行政院的研究報告推估，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之間。 蔣介石認定二二八事件是「共匪」在背後煽動，不派兵鎮壓不行。後來國民黨以「共匪加臺獨」指控二二八，但史料顯示這是沒有根據的；臺灣獨立的思想是二二八之後才明顯發展出來的。臺灣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也是事件之後才快速增加。進行綏靖時，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主張：暴徒「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這也是後來白色恐怖的邏輯。柯遠芬退休後移居美國養老，至死都堅持武力鎮壓是正確的。 本地中壯菁英和青年死傷慘重，臺灣人嚇破膽，從此害怕政治。今天，臺灣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這段歷史密切相關。我們在悼念罹難者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他們勇於承擔的精神，並且確立公民參與的權利以及人身的安全，這樣，他們的犧牲才有意義，臺灣社會也才能真正走出二二八。如果還有長輩會勸你：不要管國家社會的事，自保最重要，那麼，二二八的陰霾就還籠罩在美麗島的天空。   陳澄波（1895-1947）1931年作品《我的家庭》。（許書寧摹繪） 小知識 原住民參與二二八事件 原住民積極參與二二八抗暴，是臺灣歷史上，原漢首度大規模攜手對抗外來暴政。根據報紙報導，3月3日上午，臺東的漢人青年和原住民青年全副武裝，在縣政府前廣場開青年大會，要求肅清貪官污吏、改進政治。3月4日，花蓮在花崗山廣場舉辦市民大會，來自市郊外的原住民和花蓮市民，約四千名參加。同一天，臺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南志信被推舉為兩位主任委員之一。南志信（Sising, 1886-1958）是卑南族第一位西醫，當時是國民大會的代表。南志信北上參加會議，主張臺灣原住民族應改名「臺灣族」，不要再稱高山族或高砂族。他的兒子3月6日在臺北廣播電臺用日語廣播，支持處委會關於政治改革的要求。 在事件中，嘉義鄒族的參與相當深。鄒族湯守仁取得吳鳳鄉鄉長高一生（Uyongu Yatauyongana）的同意，率領部落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市治安；攻下紅毛埤（蘭潭）軍械庫，並和嘉義民兵圍堵嘉義水上機場。後來奉高一生的命令，撤回山地。1952年高一生和湯守仁被逮捕，1954年和其他四位原住民菁英一起被處決。 1947年4月30日，南志信和五位臺籍人士被任命為臺灣省政府委員（省府委員）。六位有四位都參加處委會，當多數委員被剷除時，誰能逃過一劫，就要靠運氣、參與程度，以及統治者的衡量了。任何獨裁專制政體要能順利運作，武力鎮壓之後，通常會有「安撫」期，必須要有本地人的象徵性參與，或積極的合作，才能長久。 前近代的野蠻和「反間」文化 二二八讓臺灣人見識到新統治者的野蠻和陰險。軍警隨便抓人，不經任何審訊，當場槍斃或施以暴力後處決，是徹底反文明的國家暴力。著名畫家陳澄波，當時是嘉義縣參議員，3月12日和五位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前往水上機場調解軍民衝突，卻遭逮捕。25日，陳澄波等人被綁起來，背後插一支旗子，載在卡車上，遊街示眾，最後在嘉義車站前被槍決。這位熱愛鄉土的畫家，畫過無數嘉義街景，包括遊街的起點嘉義市警察局。當他從車上望著自己摯愛的一景一物時，是否會有錯亂之感：好像置身前近代的野蠻世界？ 根據解密的檔案，戰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最先進入臺灣建立組織的，就是特務單位。因此，中國情治人員開始滲透到臺灣人的組織。警備總部「臺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顯示：政府當局出動情治人員與流氓介入事件，影響處委會的運作。保密局人員許德輝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組織「忠義服務隊」，擔任隊長，實際上是在做反間工作，該隊有臺北市中學以上一千二百名學生參與，擔任維持治安的工作。也就是說，敵人「反串」來組織要反抗他們的民眾，掌控一切情況。一旦情勢逆轉，就可一網打盡。對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無法想像的；如果直來直往是他們熟悉的方式，那麼，國共鬥爭那種陰險伎倆，則是非常陌生的新政治文化。

  昨天教育部「趁」大家在忙過年，下班前後悄悄公布各大學違法兼任公司獨董的名單。這份名單很神奇，保護違法者不遺餘力，全力「去識別化」，教授只寫「某〇〇」，公司也〇〇〇，更離譜的還有「A君」、「B君」等君呢！違法者稱「君」，怪怪的，難不成還是「某君子」不成？公司獨董是公開資訊，怎麼變成「個資」了？ 這件事是黃國昌委員在國會力追的，希望他看了到處〇〇〇的名單，過年不會森77。 這個報導，我想過年前很少人看到，可能正中回鍋教長之懷，不能只有黃國昌一個人7pupu啊，應該讓大家過年時有點談資，我也藉機寫點心得： 1、台大剛過完90周年慶，不愧為台灣最高學府，凡事第一。大學教授兼公司獨董共400件，201件違法兼職，其中台大68案最多，佔三成四，絕對數目最高。只能說龍頭大學就是冠絕群倫。 2、我想過年時家長可以拿這來教誨看似不會成材的兒女──啊，你們就是要努力啊，要力爭上游阿，你看台灣社會不就是「刑不上大夫，罪不及上等郎」嗎？當了上等郎，就會有官官相護、學學互挺，官學一體，出了事就沒事。千萬不要當小民，出了事誰來保護你的個資，你的隱私呢？ 3、台大所謂的校訓是「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來自傅斯年校長的演講詞，台大從未正式訂為校訓。其實阿，一個學校就像一個家一樣，很多家庭沒有家訓，卻能教養出好子女，有些世家有家訓，耳提面命之下子孫不肖者多有之。根據研究，傅斯年講的「敦品」，這個「品」字，完全是指社會誠信、學術誠信。您若觀察台大校方，其實最喜歡講的是：「大家都這樣，所以沒事沒事。」這是很務實的，「誠信」門檻實在太高了，況且要教授們示範，不就更難了嗎？而且明明守法的師生在學校是被當成傻瓜的。一個高調、嚴重不符實況的校訓，倒不如改得比較實際可行一點。校訓必須四字連，白話文的「大家都這樣，所以沒事沒事」，若用文言文來講，大概就是「沆瀣一氣 諸事大吉」吧？島嶼大眾喜歡同音字，豬年即將到臨，若在豬年更新校訓如上，不是很潮嗎？也很勵志喔。 4、最後不得不為傅斯年校長講一句話。傅校長是「被神話」，以他的個性一定不爽「被神話」。他一生最「反共」，如果得以從傅園復活，相信也會被一堆親共校友再度氣死。 補記：有個公司變成「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Solution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是年夜飯最好的猜謎題目之一囉，考考英文能力，不是要變成雙語國家嗎？ 新聞報導〈大學教授違規兼職201人 台大68人最多、占比逾三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90429 圖片擷取自教育部公佈的名單，只放前面三頁，台大占太多頁了，擷取起來都很煩呢。名單網址在這裡：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

傍晚在朋友的臉書看到對台大藏書印的疑惑──有一本伊能嘉矩的書，蓋的印章是「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難不成本來要叫這個名字？ 確實如此。因為是朋友，我就去留言說，這件事我有寫在我的南洋史學的論文中。後來覺得好笑，誰有美國時間看論文阿？大家都很忙，還是自己來做「史普」（歷史知識普及工作），比較實在。以下整理自個人落落長的〈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 臺大的前身，在正式成立的最後關頭才從「臺灣帝國大學」改為「臺北帝國大學」。根據松本巍，最初擬訂名稱為「臺灣帝國大學」，後為求與日本國內帝國大學命名原則一致起見，改為「臺北帝國大學」。大致如此，不過講得有點籠統。 臺北帝國大學是根據1928（昭和三）年3月16日敕令第三十一號設立的，在這之前內閣總理大臣的文書都還稱它為「臺灣帝國大學」。1928年2月27日內閣總理大臣男爵田中義一提出的「臺灣帝國大學官制制定ノ件」，文件名稱維持「臺灣帝國大學」之稱，但內文「臺灣帝國大學」的「灣」顯然被塗抹掉，在其上改寫「北」（圖一）。不過，作為參考資料的〈說明書〉卻仍維持「臺灣帝國大學」，可能漏了修改。 臺灣帝國大學在最後關頭改為臺北帝國大學，留下不少具體的痕跡。最明顯的是，該校在籌備期間，圖書館已經刻了「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的印章，也在入藏圖書上蓋章。例如伊能嘉矩文庫的藏書在1928年3月17日開始入藏，蓋的圖書館章是「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圖二），後來才又補蓋「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圖三的那本伊能的書，左右頁剛好各蓋一個印章。 為何必須改名？其實早先成立的東北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以及北海道帝國大學都以地區為名，在殖民地臺灣的帝國大學命名為「臺灣帝國大學」，應屬順理成章，何以必須改名？曹永和教授曾指出：「臺灣帝國大學」這樣的名稱會讓人覺得好像有一個「臺灣帝國」，因此才改而沿用都市名稱，改成「臺北帝國大學」。我們無法確定臺北帝大的改名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倒是早於臺灣、於1924年在朝鮮設立的「京城帝國大學」（1926年才開始收大學生，之前是預科階段），可由前一年（1923）成立的「朝鮮帝國大學創設委員會」之名稱推知，理當命名為「朝鮮帝國大學」，但確實因為當局顧慮會有「朝鮮帝國」的大學的誤解，才改為「京城帝國大學」。由於臺灣不像朝鮮曾是國家，不容易引起「國家」或「帝國」的聯想，加上幾乎是最後一刻才改名，可見這樣的擔憂不是那麼明顯；此一改稱很可能不是比照「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而是比照「京城帝國大學」。（簡單來講，日本帝國大學分城市命名和區域命名兩種。） 在此附帶一提，日本「帝國大學」的帝國，雖然英文是「imperial」，其實比較上是取國家之意，即「national」。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東京大學於1877年創立，1886年改名東京帝國大學時，日本還沒領有臺灣和朝鮮，稱不上是「empire」意義的「帝國」──也就是擁有殖民地、統治異民族的帝國。1886年發布的「帝國大學令」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帝國大學之目的在於教授應國家之須要之學術技藝，並攷究其蘊奧。請注意是應「國家」之須要，可見帝國和國家同義。 您知道國立臺灣大學有一度差點變成「臺北大學」嗎？也差一點叫作「倉海大學」呢。（詳文末） 圖一：日本內閣文書明白可以看到「臺灣帝國大學」被塗改為「臺北帝國大學」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4。） 圖二　蓋著「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的伊能嘉矩著作。（周婉窈拍攝） 圖三　伊能嘉矩編的《領臺始末》，右頁蓋「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 左頁蓋「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周婉窈拍攝） 參考文獻： 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頁56-57。 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頁3-4。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4、5、7、8、9、19。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1。 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附錄三　伊能嘉矩年譜」，頁277。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86。 關於戰後臺大校名的波折，請參看吳俊瑩，〈「臺灣大學」校名的由來與軼聞〉，《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11/5/26）：https://goo.gl/v5Ajp2    

政治神話一旦被建立，很難破除。就近舉個例子，台大師生常抬出傅斯年校長，說他拒絕軍警進入校園，是大學自由的守護神，但實際上1949年4月6日清晨「四六事件」發生時，他和彭孟緝在陳誠的辦公室，密切注意抓人的情況，而且軍警進來抓學生是他在前一天晚上同意陳誠的。靠著口傳，這個傅斯年神話活在台大人心中，代代相傳，三不五時被拿出來說嘴。 昨天（1月22日）一位藝人在宴席中突然掌摑文化部鄭麗君部長，事後振振有詞，說是不滿鄭部長要廢除中正紀念堂。這讓我們看到「蔣公神話」的威力。這個神話是，在長達約半世紀的時間內，透過教科書（國語、歷史、公民、三民主義），加上教科（音樂、軍訓），以及各種社教機制（含媒體），足足「教化」了三個受教育的世代，它的力道當然很強大。僅僅口耳相傳的傅斯年神話，台大人都深信不疑，那麼，長時期內鋪天蓋地打造的蔣公神話，不就更威力無窮嗎？這其間若摻雜既得利益、族群優越、主流複製等因素，力道就更強大了。 昨天（1月22日）一位藝人在宴席中突然掌摑文化部鄭麗君部長，事後振振有詞，說是不滿鄭部長要廢除中正紀念堂。（資料照）　　 在這長達數十年的神話製造、傳承、複製的過程中，大家要記住：人民和真正「正在」發生的事情是隔離的，是牆裡牆外的，是無從知道的；等人們有機會知道時，態度可能是：啊，沒興趣啦，沒美國時間啦，啊，都過去了，還提它做什麼？賺錢最重要。耶，我不知道的，都是編出來的吧──不然，我怎會不知道呢？ 「知」是一切的起點，但何其困難。例如：我想很多台灣人並不知道以下的這些事情吧？為簡明起見，我分條寫，主要整理自蘇瑞鏘的論文（詳後），加上個人的看法： 1、白色恐怖時期平民被逮捕後，首先是偵訊，最後才送軍法審判。偵訊時，完全和外界隔離（可能超過半年），刑求是主要的手段之一；有些刑求方式，光看文字敘述就會讓您嚇死（可看謝聰敏和楊金海的回憶）。 2、軍事審判根據的法令已經很嚴苛，但還有最後一關，也就是軍事審判的結果必須呈請軍事長官核定與覆議（核覆），之後才能確定處決或服刑。核覆的流程如右：保安司令部司令→國防部長官（主要是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總統府長官（主要是秘書長與參軍長）→總統。在核覆過程中，不少政治犯的刑度被加重，甚至改為死刑。 3、蔣介石作為最高和最後的核覆者，常在判決書（其實是擬辦的簽呈）上直接批「處決」、改刑期。這是完全違法的，也就是蔣介石連ROC訂定的國法都不遵守，恣意妄為，恐怕比歷代皇帝權力都還大。 圖片輯自：周婉窈，《少年臺灣史》，頁219。臺北市，玉山社，2014。 4、為何說是違法呢？因為犯罪的刑度皆有法律明訂，當時並沒有任何一條法律允許總統可以對被告逕為變更原判決而直接加刑。1956年以前，「陸海空軍審判法」有關覆議與覆審的規定，並未授權軍事長官得以逕為變更原判決；1956年「軍事審判法」133條更是規定：「核定判決時，如認判決不當或違背法令，應發交覆議，不得逕為變更原判決之核定」。因此，這些蔣介石直接在簽呈上加刑的處置，顯屬違法，還不要說涉及人權的問題呢。 5、蔣介石核覆的案件未必都是大案，即使不付軍法審判的感化小案，他也會有意見。從許多被蔣介石要求復議（審）的案例中，幾乎看不到他具體而明確地指出原判決有哪些屬「判決不合法」或「判決不當」。 6、蔣介石的批示有：「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也」、「應判死刑」、「改處死刑」等等。徐會之最原初只是五年的徒刑，結果他大筆一揮「應即槍決可也 中正」，然後他一條命就沒了，而且他到死前都不知道是蔣介石批公文把他批死。 蔣介石（中）的批示有：「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也」、「應判死刑」、「改處死刑」等等。（中央社） 7、1956年「軍事審判法」又規定：「發交覆議，以一次為限。」但是台北師範學校學生陳正宸，原本判無罪，被蔣介石駁回四次，直到陳正宸被判死刑為止。請問：這有道理嗎？ 8、蔣介石若批示「發還覆議」或「發還嚴為復審」，往往變成死刑。這是下面揣摩上意的結果。請問：法在哪裡？傅如芝等十二位年輕人就這樣被處決──從無罪或交付感化改為死刑。請問：我們要感什麼恩？ 9、具體的案例，有十五年改判死刑；無期徒刑改判死刑；「凡判處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處死；「凡已入匪黨而不事先自首者」一律處死。 蔣介石，在公文中親批：「凡判處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處死刑」。圖片截自：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論文，頁221。（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官網） 10、如果我們得以全面清理政治檔案，或許我們能知道到底蔣介石違法（請注意違法二字）剝奪了多少生命？多少青春的歲月？人的生命就是那麼一次，人的青春也就是那麼一段時間。誰能還他們生命？誰能還他們青春？而恣意剝奪他們的生命和青春的人，還在被當神崇拜。 結語 何謂轉型正義？以下是綜合整理出來的定義： 一個國家從專制獨裁統治過渡到民主法治社會，針對過去國家機器被濫用來 對個人施以不當暴力（人權迫害）的情況，以政府的力量重新予以審視和調 查，追究加害人的責任，還受害人公道和正義，給以賠償，並進行制度改革， 以鞏固法治、深化民主、保障人權，確保將來同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以此，真相、究責、撫慰、制度性改革，是其要義。和解是落實轉型正義之後，期待可能達成的目標。順序不能弄錯。 為何要進行轉型正義？其實是為了當代的我們，以及島嶼的未來──為了確保自由民主、人權有保障的生活方式。我們無法還受難者生命，無法還他們青春，我們只能讓他們的犧牲有意義，讓他們活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不然，他們實在太可憐了，真實的生命已被剝奪，然後還要在歷史中讓我們再殺死一次。 誰說過這麼一句話呢？「過去是走在前面的。」今天阻擋在我們前面的，是來自於過去的林林總總。今天，如果我們無法超克擋在我們前面的過去，它終將回頭反噬我們，吞噬掉前輩們犧牲奮鬥出來的自由民主。昨天的一個呼巴掌，來自於過去──這個由黨、政、軍、警、特、教、報（媒體），經過數十年所打造的過去。但願它只是我們落實轉型正義的艱難路程中的一個挫敗，為了當代和未來，我們必須持續努力。 回到前頭講的，「知」是一切的起點，但又何其難！ 參考資料：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臺灣文獻》63：4（2012年12月），頁209─240。 （台大歷史系教授）

一個口傳的、沒有證據的傅斯年神話都可以活在台大人心中，代代傳述下去，還三不五時被拿出來說嘴。 那麼，長達半世紀的「蔣公神話」，透過教科書（國、歷、公民、三民主義）＋教科（音樂、軍訓），以及各種社教機制（含媒體），足足「教化」了三個受教育的世代，您說它的力道是不是很大呢？

 周婉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52年9月10日鄒族領袖、吳鳳鄉鄉長高一生被捕，當天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等人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罪狀，說是貪污，第2天到各部落去宣傳此事。當天晚上，高英傑的媽媽要高英傑去探看，他爬上圍牆，聽到林金生用日語說：「高鄉長將你們的錢偷竊了。」這是高一生、同案陸續被捕的人，及其家人夢魘的開始。次子高英傑是掉落這個苦難大羅網中的一個小孩。 高英傑當時才12歲，那是心還很稚嫩的時候。當時他就讀臺中簡易師範先修班，1年後先修班解散，分發到臺中第一中學初中部。他很想念父親，很希望父親無罪開釋回家。由於繫念父親，每個星期天，他租1部腳踏車，到離學校2公里的臺中車站月臺，目送下行（南下）列車，希望能見到父親的身影……。當然，少年的希望最後是落空了。不過，請讀者留意，高一生和其他5位原住民菁英最後同日同時被處決，是「後來」的事情，在此刻之前，家人總是懷抱著希望，當事人高一生，不也告訴家人「我敢打賭，我們的團圓很快會來臨」；臺南女兒施水環在給媽媽的最後一封信，不也還說「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並讓我們早日回復自由、共享團圓」。1954年暑假，高英傑回到山上，看到新墳，才知道父親已經過世，家人刻意不讓他知道，讓他「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從每個星期天騎車到臺中車站，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到面對一個土塚，誰能不精神恍惚？即使已經年老了，高英傑還是非常懷念父親，很想回到臺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為什麼呢？因為那是還能懷著希望的時刻，是高一生還可能回到杜鵑山的時刻，是希望破滅的前刻——但願時間能停止在那裡。 在白色恐怖時期，作為政治犯的家屬，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有一個你可能無法想像的故事。個性溫厚的高英傑，在這本隨筆中沒講太多，但他整個人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不管上頭有著怎樣的活潑色調，底色是灰暗的─如同自由民主化之前的島嶼本色。在〈艱苦的歲月〉中，高英傑寫道：「父親在青島東路看守所的日子，家庭真正感受到殘酷的人間地獄滋味」，他想到雨果的《孤星淚》，想大聲喊：「啊！無情！」這讓我特別有感。《孤星淚》現在譯作《悲慘世界》，但日文曾譯為《噫無情》（ああむじょう），就是「啊！無情！」的意思。我小時候曾聽臺語廣播劇，就用《啊！無情！》當劇名，至今還記得播報員唸「啊！無情！」的口氣，滿滿的情緒。政治犯的子女在社群、學校和社會通常受到無情的排斥，忍不住會在心裡喊著：「啊！無情的族人！」、「啊！無情的教徒！」等等。閱讀／了解白色恐怖，或許就是給我們機會，反省自己若處於同一時空，會不會是那個無情世界的一環？ 關於辛苦的成長過程，高英傑著墨不多，倒是寫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往往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爆笑。他寫小時候的部落生活，介紹鄒族文化祭儀與氏族，紀錄日本時代人事物的「遺留」，外省「國語」的滑稽，基督教和西方人，家族故事、天災記憶等等。一向低調的高英傑，在自序中說：寫這些文章不過是「想把我心中認定的3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高英傑確實是跨越了臺灣歷史的3個時期，日本戰敗時他才5歲，但日本統治的影響在原住民部落比漢人社會持久，加上家庭的個別因素，他可以說活過日治時期（他的大姊和二姊到嘉義師範學校探望他時，和他講日語）。讓我感到非常特別的是，他將戰後臺灣分為「戒嚴時期」和「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我想，政治犯家屬對於解嚴特別有感吧。作為歷史研究者，我以1992年臺灣自由民主化作為戰後臺灣歷史的分界點，這點至關緊要。高英傑認為，高一生之開始為世人所認識，是由於張炎憲的口述採訪，以及陳素真撰文介紹，這都出現在1994年。如果臺灣沒有自由民主化，我想高英傑兄弟應該會非常鬱卒。親愛的讀者，不要小看臺灣的自由民主化，它讓時代的倖存者看到光和希望，也讓島嶼在世界被看見。 這本書確實如自序的副標題所述，是一位「鄒族老人跨越3個時期的成長隨筆」，它是在70餘年的時間長度中，以個人的生命所體驗、所感受到的，試著用文字捕捉下來的紀錄。對戰後臺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人和時代的關連，對臺灣歷史尚無系統了解的讀者，或許可以透過一則又一則的記事，找到進入陌生世界的小角門。這裡所寫的，是沈澱過後的感受，是回憶的結晶、淚的珍珠，靜靜地發著光亮。 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本書也透露出非常珍貴的訊息。例如，卑南族著名作曲家陸森寶（孫大川的姨丈）是高一生臺南師範學校的學弟，但在他對過去的追憶中，從來沒提過高一生，連六年都和高一生同班的孫德昌（孫大川的表舅）一生也都沒提過高一生。可見在那個時代，人們多麼想徹底「遺忘」政治受難者。〈臺東舞〉一文紀錄了陸森寶率領卑南族鄉親前來鄒族部落進行音樂舞蹈交流，熱鬧滾滾。〈「仁聖吳鳳」〉則寫原住民學生在國文課預定上吳鳳那一課時，集體罷課到球場打球，表達不滿，高英傑想起他和班上兩位同學則曾有氣無力地窩在宿舍床鋪上，動作雖然不激烈，也是種抗議。1988年的最後一天，在嘉義火車站前爆發「拆除吳鳳銅像事件」，不是一時冒出來的事情。此外，在書中出現的一些人名，如袁國欽、周聯華，都牽連著戰後臺灣的歷史。 高英傑老師非常有才華，他參與過原舞者兩齣高一生故事的舞劇——2008年的《杜鵑山的回憶》和2011年的《迴夢Lalaksu》，在後者他還是主角，扮演高一生呢！此刻我想起無緣相識的高英輝神父（1942〜1994），以及人稱菊花阿姨的高菊花女士（1932〜2016）；也想起2014年7月18日，為了高一生故事的動漫企劃，陪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以及呂敦偉先生去拜會張炎憲教授（1947〜2014），兩個多月後，張先生遽然過世，永難忘懷當日的會面。2005年12月30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陳素貞女士，以及兩位鄒族阿嬤莊素貞女士和鄭素峰女士，來為大家演唱高一生的歌曲，轉眼也已經一紀了！令人難過的是兩位鄒族阿嬤都已離開人世。當時有人看了海報，還以為高一學生要到中央研究院演出呢。現在有好一些嗎？應該是吧，如果優質的《杜鵑山的回憶》和《迴夢Lalaksu》能全國巡迴演出，在眾人淚眼婆娑中，我想，我們的社會會有所改變、有所提升。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那是1954年4月17日以前才可能的命題。如果，如果，陳澄波能復活，我想，不要說全臺灣，光就我們嘉義來說，就會很不一樣。如果高一生能回到杜鵑山，臺灣的山、海、平原都會很不一樣。誰剝奪了這一切？誰剝奪我們和濟濟多士一起成長的機會？ 高一生在最後一封信遺書中寫道：「在田地 在山中 我的魂魄隨時陪伴 水田不要賣」。預知不能回到杜鵑山的高一生，期待以精神的方式返回故鄉，永遠保護家人和田園。這是暗黑時代家人得以存活下去的力量。在島嶼前途無比險峻的此刻，我們呼喚島嶼的英靈們給予保佑，賜予力量，在這同時，我們必須做出一切的努力，來值得他們的保佑！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發表會 時間：2018年8月18日（週六）15:00-17:00 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兵舍D（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 主講人：《拉拉庫斯回憶》作者、高一生之子高英傑老師 引言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 主辦：國家人權博物館、玉山社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