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錯字老師又來了

近日知名媒體人黃暐瀚母親不幸遭遇車禍身亡，駕駛人疑似酒後駕車，立刻又掀起輿論撻伐，對於酒後駕車致人於死的案件仍時有所聞，台灣民眾乃至於政治人物，又再度討論「加重酒駕刑責」的議題，甚至可說是達到盲目的地步，為了討論台灣針對酒後駕車，乃至於各式交通危害的刑罰，我們先來看一下其他國家有沒有範例可循。 首先我們來看美國，在美國駕車違規肇事致人於死，是可以被控「謀殺」的，美國謀殺有分等級，只要法官認為你的行為屬於有意識造成他人死亡，都有可能成立謀殺罪，酒後駕車當然也不例外，這就是台灣鄉民最愛的「酒後駕車就是殺人犯」，但是不要忘了，在美國不僅僅是酒後駕車可能成立謀殺，其他各種態樣的違規也可能成立，包括超速、逆向、闖紅燈等等，只要被認為你的違規重大，而且不違反你的意識時，「殺人」這個罪名，就可能套在你頭上。 日本的做法則是立一個交通特別刑法，「自動車の運転により人を死傷させる行為等の処罰に関する法律」，「關於駕駛汽車致人死傷等行為處罰法」，名字很長，不過大家只要知道這部法律，對於酒駕致人受傷，可以處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則是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簡單的說，只要酒駕肇事致人於死，你就是關一年跑不掉，而且沒有上限，夠可怕了吧！這就是台灣鄉民最愛的「酒駕給他關到死」，但是在這部法律中，還規定了其他各種重大違規，包括闖紅燈、嚴重超速、重大違規停車等致人於死時，也是比照辦理。 大家發現台灣跟其他國家的差異了嗎？台灣人只認為酒駕撞人很該死，卻避談其他的行為導致的車禍該不該死。喝了酒之後不小心撞死人，跟故意闖紅燈撞死人，就結果論來說，兩者造成的傷害是一樣的，就道德面來說，故意闖紅燈更應該被譴責，但是在台灣，這兩者的評價卻完全不同，台灣每隔兩三年就修一次法，酒後駕車的刑罰越來越重，但是這真的能達到遏止車禍肇事致死嗎？ 有一個並不有趣的有趣數字，108年全年酒駕致死的人數為294人，109年增加為295人，但這兩年都已經是台灣史上酒駕致死最低紀錄，從105年到109年這五年，每年的酒駕致死人數都在下降，相反的，105年到109年之間，全國車禍死亡人數每年都在攀升，109年全國車禍死亡人數更是突破3000人，換句話說，大家都在譴責的酒後駕車年年減少，而其他違規致死卻不停增加，當大家只把焦點放在酒駕上的時候，往往就忽略了其他更嚴重的肇事原因。 說穿了，這是整個社會的集體逃避責任，酒駕很可惡沒錯，但其他的違規也很可惡，只是因為其他違規很多人平常都在犯，所以不希望法律會追溯到自己，當你覺得「紅線停一下會怎樣？」、「紅燈右轉一下又不會死人」的時候，酒駕的人覺得自己「沒那麼衰會撞到人」，又有什麼不對呢？你跟酒駕的人並沒有兩樣。 我們不是反對立法將酒駕的刑責提高，一來刑罰有其極限，死刑的存在並不能阻止殺人案的發生，酒駕的刑罰到了某種程度，嚇阻能力也會到頂點，二來台灣的交通法規也因此受到扭曲失衡，車禍死亡率越來越高的同時，我們卻忽略了更多的肇事者與被害者，防止酒駕的面向很多，但如果永遠只思考不停的「加重其刑」，沒有思考如何去遏止或追究其他的肇事責任，那台灣的交通問題將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談到民調低迷，柯文哲說，「你相信民調？我非常知道民調都要買，我只是不肯買而已，我只是不肯買而已！」 我就覺得奇怪，當初你是怎麼出來選台北市長的，原來是用買的。  

我說過談法律很累，我法學素養又不好，不過我想跟台灣民眾說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沒有什麼明顯的犯罪嫌疑，碰上警察問你身份，如果你願意配合，那很好，一分鐘就可以離開，假如你不願意配合，或是沒帶證件又沒背身分證字號，警察會花一點時間跟你多問幾句，如果沒什麼問題，幾分鐘後還是會讓你離開的。 你會不會因此被帶到派出所查證身份三小時？只要你沒有犯罪嫌疑，我跟你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不會，我當然還是希望大家配合警察的詢問（請注意是詢問而不是查證），這樣大家的時間會節省一點，但是如果你不願意，那也是你的權力，只要沒有犯罪，警方多花幾分鐘觀察清楚，或是你解釋一下，大家還是會謝謝再聯絡的。 除非你有很明顯的犯罪嫌疑，警察才會發動警察職權行使法，把你帶回去查證身份，而且其實並不是三小時，只要你改變主意提供身份，或是警察查證身份後發現你沒有犯罪，你就可以走了。雖然不是每個警察都唸很多書背很多法條，但大部分基本的智商跟判斷力還是有的，每個人都可能有他不提供身份的理由，例如這次中壢事件的詹小姐，我相信她平常也不是每次都不配合警方。 「這樣要是以後所有人碰到警察都不願意出示身份怎麼辦？」 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警察的執法態度跟理由沒有辦法說服人民配合，那是警察的悲哀，不是人民的問題。

說真的，我實在不太願意討論嚴肅的法律問題，一來我很懶，二來我覺得我的法律素養其實不怎麼樣，只是就我所知發表一些低見，大家參考便罷，覺得胡說八道我也接受。 這兩天有很多人轉了另一篇律師的文章，他主要的主張大概有兩點，首先是討論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四條： 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警察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 律師認為：在這裡的「應告知事由」是否得由人民自行審查，律師認為是只要告知事由，至於事由合不合理，應該是由法院事後審查，人民沒有當場審查警方理由是否合法的權力。 首先我們要知道警察職權行使法的立法目的，在於防止警察違法濫權，因此警察所應盡之程序義務，應當嚴格解釋，在這裡所謂的「事由」當然是要符合警職法第六條所列之事由，否則如果警察說出的事由是：「我高興所以我攔你」，完全不符合第六條所列合法理由，是否人民也沒有權力拒絕，但如此一來，第四條的「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就等於虛設，因為警察可以用任何理由行使職權，而不需符合任何條件，縱使可以透過事後救濟，但是人民所受之權益損害已經難以回復，顯然不符警職法的立法意旨。 所以即便對於「事由」的內容或許人民無法完全加以審查，但是此告知之事由，至少必須符合形式程序，也就是說，你的事由也許可以主觀認定，但是告知程序必須明確表示該事由是符合第六條的那一款合法理由，你要用「我從沒看過你」來當事由也無不可，但是必須告知「我從沒看過你，所以我認為你有犯罪嫌疑」，一來如此才符合程序正義，二來也讓事後審查成為可能，意即讓「沒看過你」是否是一種犯罪的合理懷疑，成為事後審查的標的。 就詹女士的案例而言，員警縱使覺得對方「從沒看過」、「神情緊張」可以「合理懷疑」對方有犯罪之嫌，但是卻沒有告知自己「懷疑對方犯罪」，只是說「能不能讓我看一下身分證」、「我是警察所以可以盤查」，顯然不符「應告知事由」的程序，此處不單是內容的構成要件具有疑慮，連形式要件都不符，我認為人民自然有權利拒絕之。 律師的第二個論點：很多案件都是因為覺得對方「神情緊張」，進行盤查而偵破的，這就是完全不懂警察盤查的外行人，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九因「神情緊張」而被盤查的人，後來都是沒有犯罪疑慮的，你只要問每天台北市警察局盤查人數，跟因盤查偵破案件件數就知道了，每盤查數千人，才有一個犯罪嫌疑人，「神情緊張」、「態度匆忙」都只是發起盤查的一個「非合理懷疑」的理由而已，通常是透過這個原因，得到靠近或是詢問的機會，再從中發現其他的懷疑因素，例如你過去問當事人「這麼晚了怎麼還在街上走」，然後在靠近時聞到身上有塑膠味，或是看到包包有疑似吸食毒品的器具，此時綜合好幾個不同的要素，才會構成「合理懷疑」。 簡單打個比方，「晚上在街上走」、「神情緊張」、「背個大包包」、「身上有奇怪味道」，也許單獨一個都不會成為懷疑的理由，同時有好幾個因素構成，才會形成所謂的「合理懷疑」，雖然「合理懷疑」的主觀認定很強烈，但是真正所謂的「警察職業經驗」，才不會因為「我沒看過你」、「晚上穿短褲拖鞋」這樣的理由，就會「合理懷疑」對方有犯罪，如果有，那就是蠢。 如果你知道真正的「合理懷疑」不應該是單一條件，你就會知道，縱使是穿著西裝，大白天在街上走，神情沒有很緊張的人，也可以合理懷疑是可能的犯罪者，例如常見的，拿一疊存摺，拿好幾支手機，騎機車一直在不同的提款機跑來跑去，就有可能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回到「非合理懷疑」的盤查理由上，我在前一篇文章說過，用「我沒看過你」作為接近詢問的理由可不可以？當然可以！當事人願意出示證件讓你看當然很好，真的不願意，你就好好觀察有沒有其他可疑的地方，看起來真的沒有什麼嫌疑，你可以表達一下善意，向對方告知，「不願意出示證件也沒關係，這條路晚上很暗，你走路要自己多加小心」，攔下來卻沒問出什麼並不可恥，節省時間盤查下一個可疑的更重要。 如果在這過程中發現對方身上有不正常的地方，此時再告知對方你「合理懷疑」的理由，並依照警職法發動身分查證程序，這樣子才會更穩當，同時也才符合程序正義，這才是真正的專業，依照程序不見得抓得到罪犯，但違反程序偶爾抓到，只能說你運氣不錯，每天都這樣做，有一天碰到懂法律且主張自己權利的人，或是不小心把事情鬧大了，那你就要自己扛，你的盤查都是用賭的，賭錯了不就是得願賭服輸嗎？  

員警的執勤影像出來了，我們就一步步來看員警是不是真的「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hxbxT3yiQ 這次的事件，源自於中壢分局員警，在路上盤查一名女子身份，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案子，依照警職法要「查證身份」，程序應該是如何？ Step1 依照警職法第六條，產生合理懷疑。 Step2 依照警職法第四條，告知事由。 Step3 依照警職法第七條，命出示身份證明。 Step4 依照警職法第二十九條，給與陳述異議機會。 Step5 依照警職法第二十九條，紀錄並交付異議之理由。 Step6 依照警職法第二十九條，認為無理由繼續執行。 Step7 依照警職法第七條，無法查明身份時得帶往勤務處所。 Step8 依照警職法第七條，遇抗拒時得使用強制力。 我們依照上面的步驟，來看這名員警的執法，首先是他把女子攔下來時說「我沒見過妳耶」、「我怕妳是失蹤人口」、「請把身分證讓我看一下」，依照警職法第六條：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 一、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二、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四、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 五、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許可者。 六、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很明顯的員警並沒有提出任何理由符合上面任何一點，所以此時並沒有發動警職法的事由，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不是不能盤問身份，但此時只是「同意盤查」，如果女子願意配合，那很好，如果不願意配合，也是她的自由。 然後女子問：「你這樣是不是在懷疑我？」，此時其實是員警最好的發動時機，如果他說「妳的包包上有白色粉末是不是毒品？」、「你的口袋露出一截刀柄可以讓我看一下嗎？」，那麼他就有合法的理由可以查證身份，然而這員警繼續跳針跟發動要件無關的內容，「這裡是公眾場所，我本來就可以對妳實施臨檢」，還明確表示「我只是跟你詢問一下姓名而已」，因此，此時仍然沒有警職法之適用，場所不是重點，重點在理由、理由、理由。 接下來女子不願出示身分要離去，員警將其攔下，並說「你不願意出示證件，我可以把妳帶回派出所」，但是到這個階段，還是沒有告知任何符合警職法的理由，那怕編也要編一個，你連Step1都還沒做啊！你就是跳針「我要依法臨檢你」，但是又不說「合理懷疑」的理由。 此時女子對員警說「你很蠢耶」，員警表示這是「妨礙公務」，然而所謂的公務，必須是「依法執行之任務」，既然前面這整段都還沒有達成警職法的發動要件，員警的「查證身份」行為，並不是公務，既然不是公務，就沒有妨礙公務的問題，至於說員警「蠢」，員警可以提出妨礙名譽告訴，但是法官有可能認為這是客觀評價員警的行為，萬一告了說不定會變成法院認證的蠢。 後面就是員警濫權妨礙自由，因為既然從頭到尾警職法都沒有發動，沒有妨礙公務的問題，自然就沒有逮捕、上銬的權力，依照警職法的查證身份程序，Step12345678 必須按照順序來，而且少了一個都不行，本案員警沒有Step1，自己從Step3 開始發動，然後又自己跳到Step7、8 ，整個程序明顯不合法。 警職法第四條 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警察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 本案從頭到尾女子都可以拒絕。 但是這也不能怪員警，看了中壢分局分局長的記者會，他自己也不知道警職法的發動要件跟程序是什麼，也是一直在跳針會全力維護治安等莫名其妙口號，這大概就叫德不孤、必有鄰吧！ 雖然中壢分局想拿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可以對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查證身份來解釋，但是這裡的「指定」是限縮解釋，否則你可以指定全台灣24小時都是臨檢場所，既然是「指定」，當然必須由分局長以上，指定具體的場所跟時間，一般是會有公文通報各所隊，然後編排勤務，沒有那種整個城市都是可能的犯罪地點這種事，如果全市都是犯罪熱點，那分局長還不趕快下台謝罪。 就算有事先指定臨檢處所，員警還是要告知事由，那在民眾抗拒臨檢時，早就拿出來說嘴了，可見是沒有，2017年台北市保大攔檢李永得的時候，也是用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來作為發動理由，但是李永得不接受，經過一番爭論後，保大中止了盤查，等於是依據警職法第二十九條，在義務人異議之後，認為有理由而中止，所以後續其實沒有衍生法律上的效果，這次的案件涉及後續的濫行逮捕跟妨礙自由，可能就沒那麼簡單了。  

台北市政府發言人陳智菡表示：「道路更名需要連署才能更改。」 ㄟㄟㄟ~法律小老師又要上班了 臺北市道路命名作業程序第二條：本市既有道路更名，應經市政會議通過後，函請本市議會（以下簡稱市議會）審議。 臺北市道路命名作業程序第三條：「提案」本市既有道路更名，應取得門牌需整編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連署。 第三條說的是如果「人民提案更名」，需要連署後陳報市政會議，再函請議會審議，但是「更名」只要依照第二條市政會議通過，函請議會審議就可以。 如果只有提案才能更名，那這個程序只要第三條就可以，第二條就是廢文了啊！ 台北市道路更名只要做一件最關鍵的事情就好 臺北市政府市政會議議事規則第三條：市政會議由「市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  

處理案件時碰到周慶峻，大概民國86年就認識他了，當時每個星期三，他總是帶三四個榮民大叔，在仁愛路國民黨黨部抗議，高喊「李登輝下台」，後來民進黨執政，他們就轉去仁愛路呂秀蓮官邸，口號改成「呂秀蓮下台」。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周慶峻，但台北人可能對他們有印象，一台很破舊的紅色轎車，插著兩支五星旗，車頂裝著一個大大的擴音器，播放義勇軍進行曲，穿梭在台北大街小巷，對，周慶峻就是愛國同心會的老大（前兩年他們有升級裝備，變成新的紅色箱型車）。 老實說私底下他人還不錯，抗議的空檔會在路旁跟員警聊聊天，平常為人也很客氣，跟鄰里關係不錯，基本上他們的抗議時間、動線等等也都會通知警方，請他們配合動線或是一些事項也通常沒什麼問題，簡單說就是非常「職業」、「有武德」。 很久以前問過他，每天這樣抗議都不用工作喔！他也不諱言「香港那邊」有人會匯錢給他們，請他們要持續抗議台獨份子，有些重要場子他們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動作，所以我們也算是「以武會友」。 很多年不見，昨天他看到我，稍微聊了一下，他說：「老弟！你現在升到什麼官了啊？」，「升什麼官啊！還是在當警員囉！」我說。 於是他遞出了一張名片，非常溫馨的跟我說：「兄弟啊！這名片你拿著，等兩岸統一了來找我，我保你當局長。」 我笑了笑，心想「那也得五筒快一點，今年不五筒，我就要退休了啦！」 然後我想問，「會主會會首推」跟「長席長長問人」，是什麼意思啊？  

立委高嘉瑜質詢科技部：「你覺得世界上有外星人嗎？」 科技部長吳政忠表示，目前國際上無正式文件證明外星人存在。 是我就回答：「我懷疑妳就是外星人。」  

柯文哲：柯文哲你陰我？   林瑋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左盃科普教室又要出動了 「度」其實指的是一個測量結果的數值，例如高「度」、長「度」、溫「度」、角「度」、速「度」、硬「度」、濃「度」，乃至於好感「度」、敏感「度」等等（喂）。 我們假設有一物體原本的速度是每小時50公里，後來因為某些原因變成每小時60公里，50或60是這個物體的「速」「度」，而增加速度的過程，我們稱之為「加速」，加速的歷程我們計算出一個數值，比如說每秒加速10公尺，那就是「加速」「度」。 物體會加速有很多原因，例如你開車踩了油門，引擎產生動力把車子往前推，就產生了加速度，而重力也會對物體造成影響，例如自由落體會受到地球重力的影響，你從101大樓放開一顆足球，在往下落的過程，這顆足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產生一個「加速」「度」，這個加速的原因是受到地球重力的影響，所以它又叫「重力」「加速度」。 因此「重力加速度」，指的是因為「重力」所產生的「加速度」，所以這個詞正確的組合方式是，「重力」「加速度」，而不是「重力」加「速度」，也不是「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在不同地方略有不同，但在地球它原則上是一個常數，也就是說，重力加速度值是固定的，所以你只要看到有報導寫「這部車的重力加速度每秒XX公尺」，這就是頭腦不好，因為重力加速度是個常數，「重力加速度換算起來時速為每小時100公里」，這就是頭殼撞到，因為那叫速度不叫加速度，「重力加速度的力量重達50公噸」，這就是腦子燒壞了，我也不知道他在供三小。

講屍速列車的確不妥，不過...... 4月3日中國時報 何溢誠快評》台鐵成屍速列車 4月4日中國時報 比擬「屍速列車」垃圾節目沒良心 中國國民黨中評委、前大陸事務部副主任、青年部副主任何溢誠投書中國時報：「台鐵成屍速列車」。 中國國民黨立委李德維：「請講屍速列車的人向所有罹難者及其家屬道歉！」 中國國民黨青年黨代表李明璇：「講屍速列車是垃圾節目、沒良心。」 中國時報跟中國國民黨自己不會錯亂嗎？ 是在說自己是垃圾媒體跟垃圾政黨嗎？ 大家好歹都是青年部的垃圾統一下口徑啊！  

洪秀柱：「我們跟大陸要分治不分裂，你治理你的、我治理我的，但我們不分裂，我們是一個中國。」 朱立倫：「我們所講的『一中各表』，一個中國是什麼？很清楚，中華民國。」 趙少康：「只要台灣不獨立，北京就不對台灣動武，這可以同意的啊！兩岸聯合起來賺世界的錢。」 看到中國國民黨天王天后的兩岸政策，我還以為今天是愚人節咧！ 歷史小常識：洪秀全，拜上帝會創始人，建立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攻取江寧府，定鼎於此，賜名天京。其後派遣其妹洪秀柱出征台灣，敕封天后，所率部眾賜名天兵。  

吳京被發現自3月起，在微博發的每一篇文章都來自「iPhone 12 Pro Max」，被中國網友攻擊「你為什麼不用華為？你是不是不愛國？賤不賤啊？這一台手機要給敵人造多少子彈？我們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這國家不太妙啊！有18.45％的人不愛國又很賤。  

抵制新疆棉花是個假議題，抵制新疆棉之後抵不抵制其他新疆產品？抵不抵制中國產品？看看抵制頂新的行動就知道，口號居多，我來個神預言，中國人抵制外國貨做不到，外國人抵制中國貨也是做不到的，抵制大戰其實是表態大戰，讓大家排排站，看你是那一派的而已，過幾個月大家依舊如常生活。 而且在我看來，新疆沒有問題，棉花也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中國，中國沒有滅亡，永遠都是地球的危害，你抵制什麼棉花、手機都沒用，有人說他「只反中共，不反中國人民」，這個就是屁話，中國這個強制把不同文化、不同血統、不同歷史脈絡硬湊在一起，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宇宙之人皆是華人，整天作統一世界春秋大夢的國家，只要存在一天，就是所有人的威脅，這不僅僅是中共的問題，是這個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是集體意識有病的問題，你不將其裂解，這個病就會一直持續下去，換個政府也是一樣。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回憶自己在台大醫院任職時，自己設立的特殊病房「7D病房」收了全台大醫院最爛的病人，且他離開後也就關了，遭台大名醫施景中則在臉書發文表示，7D病房沒有因為柯文哲不在而消失，編制還擴大2倍。對此，柯文哲30日表示，施景中是台大最棒的醫生。 我其實比較好奇的是，阿北一直說他收的都是台大「最爛」的病人，到底是怎麼個爛法？病人還有分爛跟不爛的喔？ #醫生有很爛的倒是可以確認 #例如說病人爛的醫生  

特斯拉並不會自動駕駛，目前所謂的自動駕駛，只是駕駛「輔助」系統，比較常見的有定速巡航、定距跟車、防撞雷達、車道偵測、主動煞車系統等等，沒有那種會自己轉彎或是自己停紅綠燈的「自動」駕駛。 畫面中看起來很可能是開了定速、定距跟車之類的輔助系統，也就是說，車子會保持一定的車速，只要跟前面的車子保持一定距離，車子就會保持同樣的車速，前面的車慢下來，你的車也會慢下來，這個系統在高速公路上很好用，我自己也常用（我不是開特斯拉），好處是不用一直踩著油門，長距離行駛腳比較不會痠。 但是這不代表你開車可以不用握方向盤，或是不用看紅綠燈，輔助系統在你踩了煞車之後會減速並解除鎖定，所以人還是要依照路況操作，由於市區有號誌而且車很多，一直重覆煞車根本沒有使用的實益，一般上是不會使用的。從影片來看，這位駕駛有可能「誤以為」開了定距、定速跟車系統，車子碰到危險或紅綠燈會自動停下來，其實並不會，反而是因為前面都沒有車，所以車子就一路「呆呆向前衝」。 我看到還是有很多網友對這新聞的反應都是，「交給電腦開車當然會出問題啊！」、「誰還相信自動駕駛！」，也有人以為特斯拉會自動轉彎跟停車，或是自己下交流道，所以這位女駕駛很可能也是這樣認為的，所以才會剛買三天，「第一次」開啟自動駕駛，就「不知道車子為什麼一直往前衝」，不知道所謂的「自動駕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操作跟一般駕駛一樣，只是幫你省點力，沒那麼累而已，只要妳有看著路況踩個煞車，這件車禍也不會發生。 這種對科技的誤會，讓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剛畢業的時候，到單位報到時，看到有個老巡佐，每次都會在電腦主機上面蓋一層厚厚的毯子，讓整個電腦熱到不行，我都超怕電腦會爆炸，有一天我就問他為什麼要蓋毯子，他說因為最近聽說「電腦病毒」很流行，蓋個毯子比較不會中病毒。    

這兩天台灣發生了「鮭魚之亂」，但我想講另一個跟命名有關，卻非常有意思的事件。 1993年，在日本發生了一個「佐藤惡魔事件」，又稱為「悪魔ちゃん命名問題」或是「惡魔命名騷動」，1993年8月11日，在日本昭島市有一對姓佐藤的夫婦，為剛出生的兒子命明為「佐藤惡魔」，在命名之前，佐藤曾經問過昭島市役所，可不可以將兒子命名為「惡魔」，昭島市役所的回答是法律並沒有規定不可以取什麼樣的名字，同時東京法務局八王子支局也回覆昭島市役所，法律上沒有不許可的理由，於是，佐藤夫婦就到市役所登記了「佐藤惡魔」這個名字。 在8月13日，東京法務局八王子分局緊急通知昭島市役所中止佐藤惡魔的登記，8月14日，日本法務省民事局通知昭島市役所，將小孩子命名為「惡魔」可能會對將來孩子的人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包括被嘲笑、霸凌等等），於是昭島市長將市役所登記的「佐藤惡魔」中的惡魔兩字用紅線劃掉，改寫為「名未定」（不是叫佐藤名未定喔！） 佐藤父親於是對東京家事裁判所八王子支部提出了訴訟，最後八王子支部做出的判決是，將孩子取名為「惡魔」，屬於父母權利之濫用，但是因為昭島市政府已經做出實際登記行為，不得擅自利用行政權力，將「佐藤惡魔」的名字登記為名未定，必須依照當初在戶口名簿所登記的「佐藤惡魔」。 這個判決在形式上是佐藤父親的勝利，戶口名簿必須將名字改回，但是在內涵上東京家事裁判八王子支部，承認了佐藤夫婦對於兒子的命名權實施了濫用行為，於是昭島市役所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提出上訴，東京高等裁判所的判決與八王子支部不同，判決認為昭島市役所當初為了保護孩子，所作出名字登記為「名未定」之行為，並不違法，當然，佐藤父親為了此事又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提出了抗告。 雙方纏訟到1994年3月14日，佐藤父親向昭島市長提出了妥協，希望將兒子的名字登記為「阿久魔」，日語唸法跟「惡魔」同為AKUMA，只是漢字不相同，昭島市長拒絕了這項提議，5月30日，佐藤父親又提出了一個新方案，他願意將孩子命名為「驅」，日語唸法為AKU，最後昭島市長接受了這個方案，讓佐藤父親將孩子命名為「佐藤驅」，佐藤父親也撤回了上訴，最後東京高等裁判所並未對這個案子做出最後裁決，在法律上，這個案子最後算是不了了之。 但是在這之後，佐藤父親卻得意洋洋的表示，「驅」這個字雖然唸為AKU，但是拆開來分成「區」跟「馬」兩個字的時候，日語是唸成AKUMA，也就是說，他依然是最後的勝利者，因為他還是成功的將兒子命名為「佐藤惡魔」。諷刺的是，佐藤父親在1996年因為持有毒品被捕，後來也陸續因為吸毒跟竊盜入獄，到了2014年都還有犯罪被捕的紀錄，期間佐藤夫婦已經離婚，這名名為「惡魔」的孩子，監護權歸母親所有，完全與父親脫離關係。 在此之後，跟命名有關的事件，在日本就會被稱為「惡魔命名騷動」，這個事件真正引發討論的，其實並不在「惡魔」這兩個字所代表的爭議性，而是更多更深層的哲學問題與法律問題，那就是「名字到底是什麼？」、「命名權究竟屬於誰？」 先從戶口名簿上的名字談起，如果名字只是「政府用來登記辨別」之用，那麼政府確實有權力對命名的格式做出限制，例如台灣以前最多只能登記四個字，所以原住民朋友可能就沒辦法用自己真正的族名來命名，後來才放寬限制，但是既然只是登記辨識之用，法律沒有規定的事項（沒有規定不能取名為惡魔），政府加以限制豈不是過度擴張，就算有權，那到底什麼樣的命名是「有損孩子的權益」，究竟該如何認定。 命名權到底是孩子自己的，還是父母的？理論上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取名字的權利，所以成年之後有自己改名的空間，父母所行使的只是「命名代理權」，但是有多少人會去更改父母所取的名字，改名字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太高，導致大部分人一生都是用父母取的名字，這樣等於父母才有實質上的命名權。 再更深層討論，名字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如果我叫王大明，戶口名簿也登記為王大明，但是所有人都叫我金城武，沒有任何一個人叫我王大明，甚至別人叫我金城武我才會回頭，那這樣我到底是叫王大明還是金城武呢？如果是王大明，但是這名字完全不具任何意義，如果是金城武，那命名權不就是這社會上所有人所共有，而不是我自己的了。 諸如此類的關於命名權的討論，引發了一波對於法律與哲學的反思，那對於台灣的「鮭魚之亂」，我們對於這樣的社會現象，是否更有深度更具反思的探討呢？  

中國網友的笑話 記者在北京街頭訪問一名大嬸：「大嬸，請問沙塵暴對妳的生活有造成影響嗎？」 大嬸：「影響可大了！我是大叔！」  

「選擇」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有時候選擇很簡單，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但有時選擇是複合性的，你可能會綜合不同的因素考量，最後做的決定，也許不是「要不要」、「好不好」、「喜不喜歡」這麼單純。 我原則上接受「一碼歸一碼」的概念，例如你開了一家餐廳，只要願意付錢，一般不應該因為喜歡或不喜歡這個人，而拒絕某個客人，但是，如果這個客人有豐富的奧客歷史，或是跟你有仇恨，可能會到你的店裡放蒼蠅到湯裡凹免錢，或是偷偷放老鼠進廚房嫁禍給你的人，我覺得你最好不要做他的生意。 尋找合作的對象也是同樣的道理，有人願意支持議題你當然高興，不管是不是喜歡的人，但如果這個人平常明顯不關心這議題，甚至根本是反對方的人，他來加入你的陣營，那就要非常小心，除非你確認他是幡然悔悟，否則可能是要來偷你的東西，或是想弄臭你的名聲。 我同意藻礁的保育很重要，也不認為提起公投是什麼十惡不赦的事，那都是公民應有的權利，也是現代社會應該探討的議題，如果公投成案，我會綜合考量我所能得到的資訊，在判斷後去投下我的選擇，但是我不會去跟我認為不應該站在一起的人站在一起，因為他們現在的聲嘶力竭，可能是毒藥。 「環保歸環保、政治歸政治」這是不可能的事，大家一起討論環保很單純，但是「公投」就是政治，除了環保，你還要選擇政治，這是無法避免的，這跟足球的議題一樣，到立法院爭取足球員待遇，我當然希望各黨派都能支持，但是合作的人要慎選，而且將來要投票，我可能也只能支持其中一個。 對我而言，環保是個複雜的「申論題」，你很難說一方全無道理，而另一方必定有理，但「公投」不是，事實上公投選的其實是「陣營」，只是簡單的「是非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