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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余杰)
余杰相關文章
拜上帝,還是拜撒旦?
路透社的一篇報導揭露,近期中梵關係有了重大突破,雙方將就主教任命權問題達成一份協議。報導更稱,教宗方濟各可能會赦免八名由中國政府任命主教的罪名,以向中國示好。甚至有教廷的官員揚言,一旦雙方達成某種妥協,教廷可以在一夜之間將使館從台北遷到北京。 如果今天的教宗是秉持天主教2000年傳統、堅守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以及由信仰中生發出的正義和人權觀念的約翰.保羅二世,教廷不會做出這種荒腔走板的決定。 波蘭裔的教宗保羅二世,深知共產黨在波蘭以及其他國家的統治是何等的黑暗與殘暴。他當選教宗之後,拒絕與共產世界妥協,呼籲天主教徒遵循良心呼喚、從事非暴力反抗。他充當了抗衡武裝到牙齒的共產世界的中流砥柱,以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幫助人民推倒了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號稱「一百年都不會倒下」的柏林牆。二戰之後,兵強馬壯的蘇聯獨裁者史達林曾經輕蔑地說:「教宗,他擁有多少個師的軍隊?」這個神學院的叛逆學生並不知道,最有力量的不是武力,乃是真理。 1979年,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對波蘭的九天訪問,就是對史達林的問題強有力的回答。歷史學家多勃雷寧指出,「這是一種完全超越了蘇聯領導人想像的發展」。而歷史學家在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冷戰》一書中指出:「當約翰·保羅二世在1979年6月2日親吻華沙機場的土地時,他開啓了這樣一個進程:波蘭的共產主義將走向終結,最終歐洲其他所有地方的共產主義也難逃同樣的命運。」約翰.保羅二世在演講中意味深長地提醒波蘭的當權者,教會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宣揚「完全符合包括波蘭憲法在內的國家和國際基本文件中製定的原則」。他更鼓勵多年受到壓制的信徒:「你們一定要堅強,親愛的弟兄姊妹,帶著信仰的力量,帶著希望的力量,帶著愛,它能戰勝死亡。當我們擁有上帝的靈魂而堅強時,沒有什麽值得害怕。」 他反複帶領信眾吟唱那首題為「莫懼怕」的聖歌,上百萬人與他一起吟唱,其中有許多是波蘭共產黨此前認為已經成功灌輸了無神論信念的年輕一代。堅持真理的教宗約翰.保羅二世與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一起,形成了併肩作戰的「三駕馬車」,最終埋葬了蘇聯和東歐的共產制度。 約翰·保羅二世與德蕾莎修女(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合理使用) 而今的教宗方濟各,是天主教歷史上第一個拉美裔、受解放神學影響、持極左派政治立場的教宗。正如歐巴馬兩度當選美國總統、執政八年是美國一個世紀以來最大的災難,歐巴馬的一系列政策不僅讓美國的若干立國價值遭到嚴重侵蝕,也使得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聲望和影響力直線下降,歐巴馬堪稱美國最大的賣國賊;那麽,方濟各當選新一任的教宗也是教廷近代以來最糟糕的決定,他與西方理智不清的左派分子彼此唱和,向越南、古巴、中國的獨裁政權暗送秋波,他對天主教信仰的傷害甚於中世紀那些荒淫腐敗的教宗。如果方濟各在任期內實現與中國建交並與台灣斷交,甚至到中國訪問;那麽,表面上看他似乎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但外交上的「成就」無法掩飾因為放棄價值的堅守而給教廷帶來的重大衝擊,以後教廷就更難以堅持和倡導宗教信仰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了。 忠於上帝的教宗的時代,當然就有忠於上帝的樞機主教。上一任香港的樞機主教陳日君被港人視為香港的良心,其在任期間多次走在街頭抗議的前線,近期也常常在博客上撰寫文章,對中梵協議提出質疑。其中一篇文章指出,有站在中國政府一方的人希望教廷與中國簽署協議,「把現在的不正常狀態認同為合法」。他呼籲香港和中國的信徒守住良心:「如果你們照良心覺得任何協議內容是違反我們信仰的道理,你們不需要跟著走。」 而忠於撒旦的教宗的時代,也必有忠於撒旦的樞機主教。如今的香港樞機主教湯漢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的文章,稱讚教廷與中國即將就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任命問題達成諒解:「聖座與北京之間的協議是人間對話的典範,是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開始,相信雙方今後會繼續本著彼此信任將對話進行到底。」他認為教廷不必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天主教會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機構或行政組織,不能也不應該介入實現社會正義的政治鬥爭中。」他進而認為中國主教的任命可以「因地制宜」,此前有「越南模式」,未來也可以有「中國模式」。文章最後形容,天主教會視中國人與中國執政者為「追求聖善、正義等普世價值的朋友」。 拜撒旦「不亦說乎」的湯主教大概忘記了,追求「聖善、正義」的中共執政者是如何對待教廷任命的中國教區的主教的了。教廷可以不去關心中國其他領域的人權問題,包括數百家天主教的教堂被拆毀、十字架被焚燒;但是,教廷難道可以對自己任命的主教遭到慘絕人寰的迫害不聞不問嗎?那樣,教廷又何必自行任命主教,並將其任命的主教置身於「國家的敵人「的處境呢? 香港樞機主教湯漢(圖片來源:Rock Li - Rock Li,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不知道在香港養尊處優的湯主教,是否知曉跟他同為主教的中國的主內弟兄的悲慘遭遇:2015年1月31日,教廷任命的河北省易縣主教石恩祥在監禁中去世,享年94歲。石恩祥生前遭多次抓放,被關押時間加起來長達53年。石恩祥24歲成為神父,他因拒絕脫離教廷而在1954年第一次被捕,1957年被送到黑龍江農場強迫勞動,後轉到山西煤礦勞改,1980年被釋放。他回到家鄉後在1981年因行使神父職責再次被捕。1982年,他被教廷任命為河北易縣主教。他最後一次被捕是在2001年復活節,當時共產黨當局並沒有宣布對他的任何指控,而他至死未獲自由。家屬沒有接到正式的死亡通知,當局甚至拒絕移交其遺體。 石恩祥去世消息傳出後,很多天主教徒在微博和推特等社交網上表達哀思,將他譽為「教會烈士」。石恩祥逝世後,現在河北天主教的地下教會只剩下84歲的保定主教蘇志民,但蘇志民於1997年10月8日被捕後,同樣被關押,沒有一絲消息。 湯主教的眼中只有宛如皇帝一樣尊貴的習近平,不會有石恩祥、蘇志民這樣「卑微的僕人」。然而,如果共產黨的執政者真的是湯主教所說的「聖善、公義」,中共對石恩祥、蘇志民等人的殘酷迫害豈不是合理、合法的了?或者說,石恩祥、蘇志民等人是「罪有應得」──僅僅因為他們忠於教廷、忠於上帝,就應當被監禁至死? 如果教廷輕率地、卑躬屈膝地與剝奪13億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權的中共政權建交,並不是對長期受中國政府迫害的數百萬天主教徒的莫大祝福,而是對他們的無恥背叛。因為,這一舉動必然意味著對中共的暴政的肯定,和對信徒的堅守、抗爭的否定。德國文豪歌德在《浮士德》中描寫了浮士德跟魔鬼做交易的故事,浮士德為了知識的追求,一度把靈魂出賣給魔鬼,使自己成為一位博學多聞的博士。然而,出賣了靈魂,以後能用什麽東西贖回呢? 在梵蒂岡官方廣播電臺中的傳道信息中,也引用了浮士德的故事告誡信徒:「所謂出賣靈魂,就是把自己的靈魂賣給惡魔,讓他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依傳統的說法,這種出賣是一種以貨易貨的交易行為,有人把靈魂賣給魔鬼,魔鬼也就必須滿足他的要求,而這種要求往往以滿足知識、權力、地位或金錢等為主。……請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中古時代德國民間的傳奇故事。其實就在今日,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天天出賣自己的靈魂!凡是違背天主的誡命,抹煞自己的良心,去從事不正當行為的人,就是今日的浮士德,就在向魔鬼出賣靈魂。」無論在世俗的意義上,還是在屬靈的意義上,共產黨政權就是魔鬼。與共產黨政權做交易,就是跟魔鬼做交易。我誠摯地希望教宗方濟各和香港樞機主教湯漢認真讀一讀這段話,以免重蹈浮士德的沉淪之路。 而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石恩祥、蘇志民、陳日君所堅守的不跟魔鬼做交易、不向共產暴政低頭的原則,應當成為所有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的信仰原則。
余杰
2016-08-10
脫北者也比中國人高級
余杰 / 中國流亡作家 在種族歧視被視為嚴重的「政治不正確」的時代裡,說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民族的人更高級或更低級,說不定就會被告上法庭。 而說脫北者比中國人高級,更會引發一場中國的民族主義暴動:我們是「天朝人」(乾隆皇帝發明的「天朝」這個名詞,在美劇「字幕組」的翻譯中,取代了「中國」這個平淡無奇的稱呼),我們是「強國人」(香港人看到潮水一樣湧來的「水貨大軍」和「北姑」時,便如此稱呼這群隨地大小便的中國人),豈能拿我們跟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逃離北韓的難民相比? 然而,據韓國的《朝鮮日報》報導,由於歐洲國家承認北韓的脫北者為難民,並給予居住權和福利津貼,有些中國人盯上了這一福利政策,北京出現了把中國人訓練成脫北者的「補習班」。該報導引述消息人士稱,居住著大量韓國僑民的北京望京地區有兩個「假冒脫北者」的補習班。這些補習班教授中國人有關朝鮮的知識,虛構脫北故事,幫助他們通過歐洲的脫北者難民審查。消息人士還稱:「『假冒脫北者』補習班與朝鮮的中介合作,偽造在咸鏡北道茂山礦區或會寧市機械工廠工作過的身分證等,還教授學員們歐洲國家經常會問的朝鮮現況等。」 我離開中國之前,多年居住在北京東北部的望京,那裡是有名的韓國城,居住著數十萬計的韓國人。那時,我還沒有聽說過「脫北者製造班」這樣的機構,也許那時中國人逃離中國的慾望和決心沒有今天這樣強烈。 習近平趾高氣揚地宣稱,他將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中國民眾的願景跟習近平截然相反:中國民眾根本不聽習近平的號令,急不可耐地逃離這艘即將沉沒的鐵達尼號。中國官方常年向民眾灌輸「社會主義榮辱觀」,但那些不爭氣的人們,居然以做中國人為恥,以移民海外為榮。 第一等的中國移民,當然是用投資移民等方式堂堂正正地移居歐美發達國家;第二等的中國移民,則移居新加坡、香港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第三等的中國移民,奔赴作為中國政府援助對象的非洲和南美國家。如今,又出現了第四等的中國移民,即假扮脫北者逃離中國的中國人。 中國人將自己裝扮成脫北者,比歌王麥可.傑克森將自己的皮膚漂白容易得多。中國人應當感謝國境旁邊還有一個金家王朝統治的、哀鴻遍野的北韓,更應當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如果當年不是毛澤東力主「抗美援朝」,南北韓早就在美國的主導下統一了,今天也就沒有了脫北者這個特殊的人群,而中國人也就不可能戴著脫北者的面具,利用歐洲人過於氾濫的同情心,到歐洲去過好日子了。
余杰
2016-08-08
離不開日本紙尿布的國家如何反日?
中國人到日本旅遊時,購買日本製的產品。 圖: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產的花王“妙而舒”(Merries)紙尿褲在中國的價格相當於在日本的2倍,每片2.3元人民幣。2015年,日本向中國出口的紙尿褲類產品(包括衛生巾等)比前一年增加了93%。在中國也有很多通過非正式管道採購紙尿褲的銷售商,在淘寶網等網購管道上,日本生產的紙尿布深受買家歡迎,供不應求。 中國因在南海的野蠻擴張而成眾矢之的,海牙國際海事法庭斷然否定了中國單方面的造島行為。一時之間,習近平當局亂了方寸,中國外交官居然無中生有地造謠說,法官團隊中有日本籍法官——既然是日本人,必然就是反華的。日本永遠是中共對外洩憤時的“公共污水溝”。 除了中國人之外,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日本早已不是當年咄咄逼人的軍國主義國家,而是一個在國際社會循規蹈矩的模範生。對於與中國在東海的諸多爭端,日本也向海牙國際海事法院提出裁決申請。對此,中國的“糞青”們更是惱羞成怒,剛剛搗鼓了抵制肯德基、麥當勞等美資企業的壯舉,又開始玩弄拒買日貨的把戲了。然而,從五四運動至今,中國人抵制日貨不知多少次了,哪一次成功了呢? 抵制日貨的主力應當是中國的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普通人是用不起日貨的——在奧運開幕式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大閱兵典禮中,那些被檢閱的民眾和士兵,屁股下面都夾著紙尿布,但肯定不是日本貨,而是國產貨。 但是,除了在那樣事關國家榮譽的場合國貨受到追捧,其他場合日貨皆佔上風。中國人越是仇恨日本,越是要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去搶購日貨。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中國人,讓自己的嬰孩吃日本生產的奶粉、用日本生產的尿布。天朝人口眾多,嬰孩也多,將日本商舖中的奶粉和尿布統統買光,讓日本的孩子沒有奶粉吃、沒有尿布用,這算不算一種別出心裁的愛國方式呢?如蝗蟲一樣中國人,還要將日本商舖中的電飯煲和電子馬桶全都買光,讓日本人沒有電飯煲煮飯吃、沒有馬桶沖屎尿,這算不算是用另一種“沒有硝煙的戰爭”打敗了日本呢? 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哪個中國“糞青”願意像當年日本的神風敢死隊那樣爲祖國獻身,也沒有哪個中國“糞青”願意像韓國的民族主義者那樣到日本使館門口切下一根手指以示抗議。中國的愛國者早已修煉成了精明的“愛國賊”——他們很愛國,用砸爛別人的日本品牌汽車的方式來愛國,卻不願扔掉掛在自己脖子上的日本品牌的相機。就連大閱兵的新聞報導,央視和環球時報的記者也用日本的名牌攝影機和照相機來記錄,此前主管文宣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觀禮台上用日本相機拍個不停。上行下效,民間又怎能例外呢? 其實,魯迅早就知道了國人愛國之虛妄。1932年,魯迅在《宣傳與做戲》一文中說:「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為國前驅’。連體操課也不願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滅此朝食’。」1932年,魯迅又在《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一文中,對上海灘的“青年援馬團”做了極其辛辣的諷刺。當東北的馬佔山起兵抗日之後,上海的一些青年組織了“青年援馬團”,聲稱要徒步去黑龍江支援馬佔山。魯迅寫道:「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准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地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是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如鎮;他在磨房裡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其苦樂之不同,又如此者,嗚呼!」 中國的歷史是循環往復的歷史,今日之反日“糞青”,仿佛是昔日“青年援馬團“的轉世。 (圖: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余杰
2016-08-03
我在戴立忍的聲明中讀不出民國風範
藝人戴立忍日前被指台獨遭換角。圖/取材自維基百科(Photo:Partyfilm/ GNU 自由文件授權條款:GFDL/ 民報重製) 戴立忍事件發生之後,中國著名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羅昌平在網上發表了《抱歉了,戴立忍》一文,在文章中說:「對不起,戴立忍先生,再次為這些日子大陸網民給您帶來的壓力和困擾表達我深深的歉意。」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民族主義取代了馬列主義成為中共的遮羞布,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民族主義是流氓手上最後一張王牌。羅昌平如此描述中國糞青的面目:「他們逢日必反、看到五星紅旗就會熱淚盈眶、一說到南海就喊打喊殺、911發生的時候全世界都在哀悼但他們卻歡欣鼓舞因為他們覺得這是美國人的報應。」在他看來,糞青是這樣一群人:「他們一沒出過遠門、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三基本上一事無成,沒什麼事兒比愛國更讓他們有身份的認同感、更讓他們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了。」前一段描述是準確的,後一段描述卻大錯特錯了。 中國的糞青並不都是對現狀充滿怨恨的底層民眾,正如德國的納粹並不都是希特勒那樣的失敗者和邊緣人——戈林、戈培爾、施佩爾等人都是風風光光的頭面人物。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巴黎索邦大學和台灣大學的校園裡演講時,都曾遇到過聲情並茂地爲中國的政治制度辯護的年輕人,他們當然出了遠門、家庭出身至少是中產以上(才可能支付昂貴的學費)、既然在名牌大學唸書顯然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羅昌平的說法將複雜的糞青現象簡化了,似乎消除了貧富懸殊,糞青就會自動消失。相比之下,台灣作家吳明益在臉書上的分析更準確:「中國此刻經濟確然有進展,自卑感卻愈甚。極端民族主義對應的並不是民族自信心,而是自卑。」換言之,糞青產生的原因,不是物質基礎的匱乏,而是心靈的扭曲。 更讓我驚詫莫名的是羅昌平的另一句評論:「在您的聲明中,我讀到了什麼叫作溫良恭儉讓,什麼叫作民國風範。」我的感覺怎麼就跟他截然相反呢:我從戴立忍的聲明中讀到的是一種捷克作家克里瑪所說的「陰溝裡的氣味」——一種被邪惡力量征服之後的自我妖魔化,一種文革中「狠鬥私字一閃念」的規訓與臣服。 在毛澤東時代,除了毛澤東之外,幾乎人人都寫過「檢討書」,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很多知識分子惟有通過自我羞辱才能苟活下來。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歷史學家陳垣在《我的檢討》中說:「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裡做著『太上皇』。」擔任過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羅隆基在《我的初步交待》中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有了罪過的人。我的罪過是嚴重的。我今天已經羞愧到無地自容的地步,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領導黨,我要徹底改造自己。」戴立忍的聲明,與這些聲淚俱下的檢討書何其相似! 溫良恭儉讓是國民黨過去向台灣人民注射的儒家毒素,它並不是台灣比中國優越的證據;而所謂的民國風範,是那些被共產黨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中國人對中華民國一廂情願的想像——「民國熱」中最熱的便是「民國範」。然而,那些陶醉於「民國風範」的中國公知,卻不知道自己對兩岸議題的本質已疏遠和隔膜到何種程度:台灣與中國的對立,不是溫良恭儉讓的民國風範與粗魯狹隘的「中華小粉紅」的對立,而是台灣人民信仰的「住民自決」的普世價值與中共及其支持者信奉的「大一統」天朝意識的對立。
余杰
2016-08-03
中國愛國者的流氓相
戴立忍(左圖)演出趙薇電影引起政治風波。資料照片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在中國,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模糊甚至重合。此次趙薇在其導演的新片《沒有別的愛》中換掉男主角戴立忍,她成了加害者;而在十多年前,趙薇因不慎穿著有日本海軍軍旗符號的衣服,遭到中國的「糞青」們辱罵乃至現場潑糞(糞青果然與大糞有關),我和劉曉波都曾寫文章聲援她。 在中國民間輿論和官方的壓力之下,趙薇被迫作出撤換戴立忍的決定。《中國國防報》發表評論文章說,一切傷害民族感情的行為都會受到清醒民眾的反對和抵制,進而更遠離「藝術」和「票房」。《人民日報》則在微博上表示,愛國是底線,要站穩舞台,就要站穩立場;要贏得市場,就先贏得人心。於是,趙薇發表聲明,表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撤換戴立忍。出賣中國國土最多的中共政權,偏偏把愛國的旗幟舉得最高。 最讓人不忍的是戴立忍。我剛在電影《獨一無二》中看到他出色的表演,他將那個雖然壞卻又壞得不徹底的騙子大亨演得維妙維肖。戴立忍在一份3000字的聲明中說:「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根不會斷、身上流的血脈也不會斷。」明明是台灣人,偏偏要給自己戴上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帽子,不能不讓人哀其不幸。這不是戴立忍一個人的不幸,而是所有台灣人的不幸。 中華民族是梁啟超在清末時才炮製出來的一個概念。自古以來,中國只有朝代,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而炎黃子孫又是什麼玩意兒?黃帝和炎帝的故事,即便是真的歷史(根本沒有過硬的史料和實物能證明黃帝和炎帝的存在,黃帝陵和炎帝陵都是後來造的),黃帝和炎帝也是戰場上你死我活的對手,哪裡會有他們的後代通婚而形成的「炎黃子孫」? 當年趙薇的遭遇,比今天的戴立忍還要可怕。當時,糞青們身懷愛國利器,攻擊趙薇,無所不用其極。在「強國論壇」上,有網民討論怎樣對趙薇進行肉體侮辱──是先割她的乳房、還是先割她的鼻子或耳朵──以示對她的「軍妓」賣國行為的懲罰。在新浪、網易、搜狐等網站論壇上,一些人在研究用什麼樣的雄性動物強姦趙薇才最過癮。後來,果然有糞青到趙薇演唱會的現場去潑大糞。 劉曉波在《中國愛國者的流氓相》一文中寫道:「愛國主義已經變成了精神流氓從事語言殺戮和人格猥褻的道義合法性來源。他們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以匿名的方式進行野蠻的人身攻擊、人格侮蔑、獸慾宣洩和道德審判的利器。愛國主義不止是惡棍們的最後避難所,而且已經淪為惡棍們手中揮舞的大棒。」不知道當時千夫所指的趙薇是否看到劉曉波這篇為她申辯的文章。 如今,如果劉曉波有寫作的自由,一定會寫文章力挺戴立忍,而趙薇已然從昔日聲援的對象便成譴責的目標。
余杰
2016-07-18
免於酷刑是香港人的優待嗎?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被失蹤」8個月後,終於返回香港說明真相,並強調:「如果我們不發聲,香港就沒救了。」(Wiki, VOA, 20160619) 香港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峰迴路轉:被非法扣押八個月的店長林榮基返回香港。原定要把數百名讀者的資料帶回中國交給「中央專案組」,但他最終決定在九龍塘火車站回頭,並召開記者會說出真相。 林榮基披露說,他被押上火車全程蒙眼,先後軟禁在寧波和韶關,六組人二十四小時輪流監視,「電視認罪」有導演有劇本。尤其在寧波被扣押的五個月期間,被關在一個不足三百平方呎的房間,不能打電話也不能看書。林說:「中央政府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他呼籲:「港人應當向強權說不!」 《環球時報》是最積極為主子辯護的中國官媒,林榮基話音剛落,該報立即發表社論爲此事「消毒」。然而,「皇帝不急太監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中央還沒有「統一口徑」,《環球時報》就率先開跑,結果弄巧成拙,反倒被中宣部下令「消音」,被迫從網上刪去這篇精心打造的社論。 我不認為《環球時報》是「高級黑」。不過,這篇社論承認:「林榮基這番話顯然提供了全面質疑銅鑼灣書店『失蹤五子』案件的最新砲彈,讓內地執法部門看上去有些被動。」也承認:「『電視認罪』的形式出現幾年以來,在內地也引發了一些爭議。」但隨後筆鋒一轉:「林的記者會至少證實了他在內地沒有受到虐待和刑訊逼供,這與一些人憑空想像的內地執法人員會粗暴對待林榮基等被抓者的情景顯然不一樣。」 最後一句辯護詞可謂意味深長、苦口婆心:香港人,你們要知足了,你們已經是高等華人了,可以享受普通中國人根本沒有的優待和福利,那就是不必遭受酷刑。如果林榮基不是香港人,不是拿著香港特區護照,你們知道他的下場會是怎樣的嗎? 香港人權組織「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搜羅了近年來中國維權律師和其他人士遭酷刑對待的案例,列出「當代中國十大酷刑」,比起明清帝制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維權律師高智晟揭露說:「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維權人士郭飛雄多次遭遇類似酷刑,其律師李方平在微博寫道:「在對郭先生的審訊中,存在『電擊生殖器』等嚴重刑訊逼供的情節。」 此外,北京律師金光鴻遭秘密員警綁架至精神病院,被強制注射及服用多種藥物,並從鼻孔插入喉管強迫進食。來自遼寧的法輪功學員尹麗萍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指出:「上來一群男犯人打我的臉、打我的頭,然後把我的衣服全部拽下。其中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騎在了我身上打我,一群人過來打我。後來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的身旁已經躺了三個男人,左邊一個,右邊兩個。」在獄中的女律師趙威也傳出遭遇員警性侵的消息,中共當局不作回應,也禁止其律師和家人前往探視。 2010年12月9日,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之夜,我被中共秘密員警綁架並酷刑折磨,十根手指差點被折斷。如果時空穿越,當初我能讀到《環球時報》這篇妙不可言的社論,一定會無比羨慕林榮基擁有的香港人身分,如評論家鍾祖康所說,「來生不做中國人」。 如果林榮基不是香港人,完全可能會遭遇到我和其他中國人那樣慘無人道的酷刑。身為香港人,是不是應當為此感到慶幸呢?不過,香港人應當感謝北京,還是應當感謝英國? 日後,當香港回歸中國五十年期滿之際,香港的「資本主義的法治」將被取消,香港人只能享有跟廣大中國人一模一樣的「國民待遇」。那時,酷刑就會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那樣,懸在每一個香港人的頭上。所以,今天香港人必須像林榮基那樣站出來,為了能永遠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奮起抗爭。 林榮基沒有「被酷刑」,不是中共當局可以向世界炫燿的資本,而是一個現代文明的政府「本該如此」。中國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簽署國,不僅香港人不應遭受酷刑,中國內地所有人都不應遭受酷刑。《環球時報》對本國同胞的種族歧視,顯示它是納粹的同路人。
余杰
2016-06-19
吳儀不是中國獨身的女性副總理嗎?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中國軍事科學院的學者王衛星在新華社下屬的《國際先驅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台灣新總統蔡英文因為單身而「極端化」、「情感化」,將會給兩岸關係帶來災難。 這篇文章顯示了中共御用學者還沒有學會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表達和溝通,他們的思維方式冰凍在文革時代的「鬥爭哲學」之中。為了得到主人的賞識,他們在寫作中不惜使用最粗暴和最下流的人身攻擊的方式,將跟他不一樣的人看作是異類、異端和歧視的對象。對此,《紐約時報》評論說:「對許多台灣人來說,王衛星的文章強化了他們對大陸的一種印象,那就是大陸為了詆毀台灣可以不擇手段。」這種文章只能讓台灣人(包括一部分清醒的中國人)認識到,中國跟台灣的距離絕不僅僅是一道狹窄的台灣海峽,中國與台灣的差異乃是野蠻與文明的差異。 這篇文章儼然是向所有單身人士宣戰。台灣有超過三百萬的單身人口,中國的單身人口則超過兩億。王衛星對選擇單身的生活方式的蔡英文所發出的惡毒攻擊,當然波及到台灣的三百萬單身人士和中國的兩億單身人士。按照王衛星的觀點,他們都是「極端化」、「情感化」的,甚至有缺陷的人。這樣的人似乎不宜擔任高級官員。 王衛星對蔡英文單身身分的攻擊,完全可以移用到韓國總統朴槿惠身上─朴槿惠是女性,也是單身;也可以移用到小布希時代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絲身上─萊絲是女性,也是單身,而且還是黑人(很多中國人心中都有秘而不宣的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然而,在世人眼中,韓國和美國跟中國相比,誰更文明、進步呢?稍稍看一下移民的流向就一清二楚了。 更有趣的是,王衛星對蔡英文單身身分的攻擊,也可以一字不差地轉移到在胡錦濤時代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身上。吳儀是女性,也是單身,是那十年裡中國最有權勢的女性,在清一色是男性的中共政治局的圈子裡一枝獨秀。 此前,中共體制內曾經出現過三名女性的政治局委員,但她們都是「夫榮妻貴」,而且沒有一個人生活幸福─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林彪的妻子葉群和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唯有吳儀是靠個人的本事由平民升任高位,在世貿談判和SARS危機中表現亮麗,成為少數在中國民間形象頗為正面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香港作家董橋評論說,這個感情生活一片空白的政壇女強人,終於贏得了一位女記者一句搔了癢處的話:「以吳儀的冰清玉潔,中國的臭男人還真沒有一個可以配得上她!」 當然不能因為蔡英文單身,就說台灣沒有一個男人配得上她,因為單身只是蔡英文個人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王衛星和中國的專制衛道士們該閉嘴了。
余杰
2016-05-30
中共為何害怕台灣廢止黑箱課綱?
針對台灣新政府以行政命令廢止馬英九時代的「課綱微調」,中國國務院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不同的道路選擇決定不同的前景。如果民進黨當局以後一種選擇來寫自己的答案,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這名發言人殺氣騰騰地干涉他國內政,完全是一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嘴臉。 此前,中共試圖暗渡陳倉地將洗腦教育的模式複製到香港,通過香港教育局推出「國民教育綱要」,要把百年來早已習慣了自由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訓導成唯命是從、閉目塞聽的專制國家的臣民。殊不料,以黃之鋒爲代表的數萬名十五六嵗的香港中學生,真正是《義勇軍進行曲》中所説的「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他們挺身而出,走上街頭,包圍香港政府總部,進而獲得家長和社會各界的支持,最終迫使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梁振英收回「綱要」,維持原狀。此一事件成為香港本土意識覺醒的催化劑,中共「偷雞不成蝕把米」,可謂弄巧成拙、顏面掃地。 729反洗腦萬人大遊行,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圖片來源:湯惠芸,公有領域) 在香港遭遇敗局之後,中共又企圖到台灣來扳回一城,粗暴干涉蔡英文政府否決馬英九政府「黑箱課綱」之決定。中共刻意迴避的事實是:推倒「黑箱課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年輕的中學生林冠華甚至以身相殉,台灣為此掀起了一場「中學生版的太陽花運動」。因順應此一主流民意而當選的蔡英文政府,不可能繼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必定會否定「黑箱課綱」,破除大中華、大一統的天朝意識形態,在教育中彰顯台灣主體意識。中共如果因此就用「文攻武衛」之方式「懲罰」台灣新政府,不僅不會壓服台灣民眾的意志,反而會使台灣與中國像磁鐵對立的兩極一樣越來越遠。 林冠華(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資料照片) 中共出手幫助馬英九等台灣的統派力量,兩者聯手讓台灣的教育回到白色恐怖時代的局面。可是,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的教育中充斥着「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內容,與中共妖魔化中華民國的教育可謂針尖對麥芒,難道中共一覺醒來就忘得乾乾淨淨了嗎?在兩蔣時代,國民黨將共產黨與台獨併列爲兩大「毒」,恨不得斬草除根、以絕後患;如今,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流合汙,一起對付讓他們頭痛的台獨。歷史之斗轉星移,讓人感慨萬千:有的敵人可以變成朋友,有的敵人則永遠是敵人。 共產黨支持馬英九的「黑箱課綱」,說明當年兩岸教育中的某些具體內容雖然南轅北轍,但本質卻驚人地相似──一言以蔽之,都是「黨化教育」。黨化教育必然是黑箱操作,必然體現壟斷權力的獨裁政黨的意識形態:它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它是封閉的而非開放的,它是獨斷的而非討論的,它是虛假的而非真實的。正如學者徐賁指出的那樣:「黨化教育把一黨的意志與意識形態強加給社會,強加給學校,既然是強加,就不需要得到社會和人民的認可。⋯⋯學校教育制度是受政體所控制和支配的,在現代極權中,當局掌控著教育經費和人員資源的分配,校長職員官僚化、教師被贖買或者甚至學官化是必然的結果。」當年台灣的教育和今天中國的教育,不正是如此嗎? 當年,兩岸除了不遺餘力地妖魔化對方以外,台灣的教育還有一處跟中國有所不同,那就是共產黨要打倒傳統文化,國民黨要保存傳統文化。國民黨保存傳統文化,絕對不是對傳統文化本身有多麽熱愛,而是認為傳統文化中的「忠君」觀念可以轉化為現實中需要的「忠黨」觀念。蔣介石非常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親自指示説:「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課程至少佔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但蔣介石本人爲了獨佔權力,多年來坑矇拐騙、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何嘗在乎過「禮義廉恥」?蔣介石的著眼點,乃是用奴隸的倫理道德來取代現代公民意識。馬英九和王曉波們或許會爲「黑箱」的命名而感到委屈:在兩蔣時代,教育部門從來都是如此行,自上而下地頒佈課綱,為什麼現在不能這樣做?蔣介石可以輕鬆自如的做到的事情,馬英九卻絞盡腦汁也做不到。不是馬英九不如蔣介石聰明和殘暴,而是時代變了,人心變了。 中共當然希望台灣永遠維持兩蔣時代黨化教育、愚民教育的傳統,這樣才能「兩岸一家親」、「相看兩不厭」。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本人就是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流水線生產出來的一件「殘次品」,習近平當然不願意看到台灣的年輕一代都是「太陽花」、香港的年輕一代都是「黃雨傘」,而且,自由是有極大的感染力的,必然港台年輕一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必然影響到中國的年輕一代。在此意義上,中共對台灣廢止「黑箱課綱」感到驚恐,不僅是擔心擺脫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台灣年輕一代成為「天然獨」,更是害怕中國的年輕一代因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成為行動上的反抗者。 習近平的精神世界被「冰凍」在毛澤東時代,他像恐怖電影中的喪屍一樣以吞噬人的靈魂為樂。歷史學者馬勇在《從領導集團知識背景看未來十年中國政治走向》(link is external)一文中分析説,由於這一代領導人很小就離開了校園,離開了書本,特別是那時最盛行的價值觀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因而不論這一批年輕人多麼愛讀書,他們差不多都具有嚴重的知識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確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鑄過的世界,是意識形態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濃厚的蘇俄傾向。親蘇俄的同時,當然是反美和反西方。習近平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養,直接決定了他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取向。馬勇更強調説:「這一代政治領導人有深厚的毛澤東情結,對毛澤東的政治藝術非常崇拜,在他們靈魂深處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毛澤東影子。這是這一代領導人獨一無二的財富、特徵。」所以,寄望於他們主動開啓政治改革,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台灣是一個正在走向成熟的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教育必然與之配套,正如徐賁所論:「民主國家的教育是獨立的,它並不需要對政府唯命是從、俯首貼耳,它所從事的是民智開啟和理性教化的事業,因此能夠幫助受教育者對宣傳保持較強的獨立思考和認知識別。所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只要人民自己珍惜獨立思考和自由言論的權利,只要他們確實能夠行使自由選舉政府的權利,他們就不會選擇一個給自己戴上思想枷鎖的政府,也不會允許一個效力於訓練順民的教育體制。」毫無疑問,無論是馬英九還是習近平都不可能讓台灣回到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模式。
余杰
2016-05-29
愚民是暴君之母
鍾祖康著《拷問中國——兼論習近平論文剽竊事證》,該作者是極少數破除大一統迷障的具有普世情懷的知識分子。他是最早公開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香港華人,從而遭到北京的圍剿。(圖片: 下載自允晨文化官網) 鍾祖康是我最喜歡的海外評論家之一。我欣賞他在思想和表達上的徹底性,他可以歸入李贄、黃宗羲、魯迅、柏楊、劉曉波這類「世人皆曰殺,吾人獨憐才」的、「數典忘祖」的知識分子的行列。學者徐友漁曾在一篇評論劉曉波的文章中指出,早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劉曉波以黑馬的姿態橫空出世:「我當時就認為,他並不僅僅是靠『語不驚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點不僅是出語驚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徹底。……曉波冒頭是他比其他人徹底,他受到歡迎說明人們思想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這段評語,也可以用在鍾祖康身上。 很多中國國內開明派公知、海外民運人士、香港泛民群體以及台灣的大中華主義者,批判共產黨的暴政毫不含糊,但在涉及中國這個「巨無霸」的觀念和實際存在時,卻與共產黨一樣「捨命捍衛」。他們共通的敘事策略是:反共不反中、反共不反華。他們認為,中共不能代表中國,只要驅除中共,就能光復中華。對於這種苦心積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鍾祖康用《來生不做中國人》、《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向中國低文明說不》等幾本著作全盤顛覆之:中共能在中國長期掌權,是中國人骨子裡自私、怯懦、愚昧的結果;同樣是共產極權制度,惟有中國人(包括中國文化圈內的北韓人和柬埔寨人)能將其演繹到最殘暴、最陰毒、最瘋狂的地步,說明中國文化本身就存在與外來馬列邪教一拍即合、並產生化學反應的致命毒素。 在新作《拷問中國》一書中,鍾祖康更無比銳利地指出:「如果霧霾能迫使中國人認識到這是因為中國獨裁統治所致,並由此努力鏟除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就是中國人的苦口良藥。」然而,即便我們像魯迅那樣「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度中國的人心」,仍然無法料到此種情形的出現:霧霾籠罩的帝都,土豪們開始追逐時尚、豪華、甚至鑲嵌鑽石的防霾面具。那個名叫Diddo Velema的設計大師,感謝帝都的雾霾為他提供靈感,也感謝中國的土豪為他提供市場,他为Gucci、LV等奢侈品设计出时尚版的防霾面具,每款價值數十萬,成為帝都最熱銷的奢侈品,即便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也不能制止其流行。 香港從文明回歸不文明 鍾祖康生於香港農家,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墻運動,他隔江觀察中國的恐怖政治,對宛如悲慘世界的彼岸有了研究興趣。此後,他在香港從事教育、新聞、網路等多方面的工作,看到北方紅禍日漸侵蝕香港,不禁起而抗爭。在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活動的過程中,他更痛感中國人受中國奴才文化毒害太深,與民主政治距離太遠,故轉而從中國文化尋找病源。隨着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社會環境日益惡化,鍾祖康與家人移居挪威,以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切身體驗透視中西文明之差異。 對於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這幾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鍾祖康有如此之觀察和評論:「在新加坡,你會有彷如香港真豪宅那樣的組屋,但無自由,做肥豬;在香港,你要住劏房,但有自由,做餓狼;在台灣,你住屋條件在新加坡和香港之間,而自由是三國之首,做太平狗;在中國,就甭提啦。這樣下去,恐怕台灣有陸沉之憂。我也不敢多說了。」居住在這四個地方的有自我反省能力的華人,讀到這段話,大約都會「心有戚戚焉」。在此意義上,香港回歸中國,乃是香港悲劇的開端,如同當年蒙古人滅亡南宋一樣,是不文明對文明的毀滅。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各項社會指標節節退步。近日,香港十五歲少女黃鈺沛(小雲)跳樓自殺,痛言「但願來生不要做香港人或中國人」。這名少女未必讀過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卻從自己苦痛的生活中得出與鍾祖康一模一樣的結論。鍾祖康發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一聲嘆息,如同昔日發表《醜陋的中國人》的柏楊一樣,隨即遭到口是心非的「愛國賊」們的詬罵和攻擊。但是,這個香港少女不惜用生命驗證此結論。鍾祖康在臉書上評論說:「任何真正了解香港和中國的人,對這少女這遭遇是不難理解的,也多多少少看到自己的影子。」 《拷問中國》的主體部分,是鍾祖康近年來所寫的時事札記,短則兩三句話,長則數百字,大概是他在臉書、推特上發表的文字的精選和彙集。在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從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到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均採用這種體裁寫作。再往更遠處探尋,蘇格拉底和孔子也是由弟子留下片斷式的言行錄才得以垂范後世。我在網路時代來臨前夕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其主體部分也是類似的札記隨想。不過,鍾祖康的這批札記,主題更為集中,基本以討論香港議題為主。當然,他不是就香港論香港,而是通過探討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挖掘香港社會和香港人身上的中國陋習、中國專制思維,進而為香港的明天尋求出路。 鍾祖康點名批判香港媚共政商集團,其魁首為具有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的特首梁振英。鍾祖康觀察細緻入微,分析鞭辟入裡,文字嬉笑怒罵,沒有絲毫的學究腔和頭巾氣。同時,他深入研究西方文明,有了明亮的鏡鑒,其議論有理有據、讓人信服。比如,鍾祖康在臉書上根據習近平召見梁振英的坐姿,對兩人之主奴關係有精妙的論述:「習近平,正如許多傳統華人政治領導人那樣,都會以其坐姿來顯示對對方的重視或敬重的程度。習近平一般的做法是,兩胯張開的弧度越小,即表示越重視對方,反之亦然。因此,當我看到最近習近平會見正襟危坐的梁振英時,竟然把兩胯盡張到有點不雅的地步,我開始懷疑習近平對梁振英死纏爛打要連任感到煩厭。或起碼是,習近平不把梁振英放在眼裡,遂隨意羞辱之。」梁振英不是民選特首,習近平當然像對待娼妓一樣對待他。 在中國,剽竊者可以當皇帝 政治人物有權有錢,還缺什麽呢?缺博士學位。各國政治人物因愛慕虛榮,抄襲論文或購買假博士文憑的事件時有發生。僅以德國為例,二零一二年三月,國防部長古騰貝格被揭發博士論文中存有嚴重抄襲。古騰貝格最初全盤否認,之後部分承認,宣佈辭職。當時,與之屬於同一黨派的教育部長夏凡女士第一個公開對其表達憤慨,受到輿論好評。僅一年之後,夏凡本人被揭露博士論文中存在沒有標出引註的許多段落。其母校杜塞道夫大學組成十五人的博士論文委員會調查,認為該文有大量未標示出處的原文挪用,宣布取消其博士頭銜。夏凡隨即宣佈辭職。德國還有多名議員因博士論文造而假聲名掃地:自民黨前歐盟議員梅林和卡吉斯因論文抄襲被取消博士頭銜,從而失去議席。北威州議員亞斯珀因涉嫌花錢買博士頭銜,被處以五千歐元罰款;政客舒爾霍爾特競選市長時給自己添上博士頭銜,當時其博士論文並未完成,遂因濫用學術頭銜被處以七千五百歐元罰款。在德國這樣的重視公共人物乃至普通民眾誠信的國家,政客一旦出現此類醜聞,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完結。 與之相比,中國是一個神奇的國家。抄襲者被揭露之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即便被告上法庭,也能運用種種力量,反客為主、反咬一口。比如,中國第一流的憲政學者王天成的著作被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抄襲,被揭露後,周拒不認錯。王天成將周告上法庭,並聘請浦志強和滕彪兩位律師打這場是非曲折明顯的官司。然而,王天成是因中國民主黨案坐過牢的異議人士,周葉中卻是被請到中南海給政治局上課的「帝师」,所以這場官司的結局是周葉中贏了、王天成輸了。此後,在輿論的風頭浪尖上,周葉中暫時被免去武大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的職務。但數年之後,黨國给了周葉中一個更大的獎賞,將其升遷為武大副校长。與之步步高陞的命運相反,浦志強律师因言獲罪,被判三緩三,在看守所經歷了十九個月非人折磨,變得白髮蒼蒼;滕彪律师屢遭打壓,不得不流亡美国;王天成則得到受難學者組織之援助逃離中國、旅居美國。中國已經淪為不能容納有良心的國民的虎狼之國。王天成在美國看到周葉中飛黃騰達的消息,感嘆說:「黨國需要依靠無恥之徒才能維持。這是我們目前所處的世代。」 在中國,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以剽竊行為而論,周葉中跟習近平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那些倒霉的德國政客一定會深深羨慕周葉中、習近平等人——他們即便被揭露出剽竊了他人文章,仍然可以若無其事、笑罵由人。那些倒霉的德國政客或許恨不得德國變成像中國那樣的、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國家——鍾祖康的考證文章在海外媒體發表之後,香港的網站被攻擊,中國的大小媒體鴉雀無聲,就連外交部發言人和《環球時報》也不敢像往常那樣「義正詞嚴」地加以反駁。一旦官方出面正式反駁,反倒會誘發海內外更多人的好奇心,加速此一事件的發酵。所以,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他一定慶幸中國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獨裁制度,他不必擔心博士論文造假事件影響自己國家元首的地位,他當然要把獨裁專制維持到底。 鍾祖康發現習近平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存在三大問題。第一,部分地方與劉慧宇教授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驚人雷同,劉可能是其代筆者,因為當年沒有料到習近平會成為最高領導人,在出版個人專著時,居然又將代筆部分收入自己的著作中。第二,多處剽竊自其他著作。第三,英文參考書目大部分原封不動抄襲他人文章中的英文參考書目包括其中的錯誤,甚至將他人近於偽造的書目也拷貝過來。鍾祖康判斷,習不可能讀懂三十多本英文專著,甚至沒有仔細閱讀過這篇他人代筆的論文。最後,他感嘆說:「以虛假手段企圖矇混過關,取得博士學位,那是一等愚行。只要有人前赴後繼地為其傑作『驗屍』,早晚會出事。要對捉刀人對產品實施有效的品質管控,本身就是一件專家才能勝任的難題。」 中國文化是大醬缸和裹腳布 鍾祖康是少有的發現中共的邪惡與中國人的卑賤互為因果的批判者。中共這個怪胎之所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樹大根深,不單是這顆種子有問題,更是孕育種子的土壤有問題。換言之,中國傳統文化是大醬缸和裹腳布,臭不可聞,偏偏有那麼多中國人樂於追腥逐臭、以臭為香。從昔日錢穆等新儒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戀,以及對皇帝制度的美化;到今日民國熱中若干國民黨粉絲和蔣介石粉絲,對專制程度比中共「次一級」的國民黨時代的緬懷,甚至讀了蔣介石日記熱淚盈眶,可見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小妾文化早已深入中國文化人的心靈與骨髓。 鍾祖康對那些「已然逝去的美好時代」充滿懷疑。比如,他評論說:「許多人把宋朝捧上天,說宋朝GDP佔全球六成七成或八成,甚至不少人認為這是中國『最好的朝代』, 我卻對宋朝無甚好感。別的不說,單說纏足。纏足之風,始於南唐李後主,至宋,家家爭相仿效,又在理學家的鼓吹下而大盛,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纏足此一污點,是十功難抵!但現在的中國人褒揚宋朝時,誰還會提起纏足那樣掃興的事?」用魯迅的話來說,中國人要麽生活在坐穩奴隸的時代,要麽生活在沒有坐穩奴隸的時代,宋朝不過就是前者罷了。 又比如,鍾祖康對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倫理的幽暗面向有充分認識。他精讀了清人陳宏謀編的《五種遺規》之類的著作,發現這些古書裡面包含了從東漢起到清近兩千年中國人的做人規條,不了解這些人生規條,休想了解今天的中國人或香港人。以龍的傳人為榮者,更加要看。譬如,裡面的《女誡》(東漢班昭著)寫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他不禁感嘆說:「不要忘記,班昭也是女人呀!現在讀來,我還幾乎掉下淚來。有人想多做一次中國人,傻的嗎?」直到今天,每年都有數以萬計來自中國的被遺棄的女嬰,被美國家庭收養,過上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對於這些女孩而言,「此生不做中國人」乃是鐵的事實。 再比如,鍾祖康是極少數破除大一統迷障的具有普世情懷的知識分子。他是最早公開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香港華人,從而遭到北京的圍剿。在本書中,他針對中國的新疆政策評論說,中國人在清朝對回民的大屠殺,中共六十多年來對疆獨的鎮壓,才是種族衝突的源泉。「其實,突厥人的『東突厥斯坦』本來就不是自古以來的中國神聖領土,是晚至清朝才被中國所吞併,於是‘突厥斯坦’變成了中國的新疆(新的疆土!夠露骨吧!),突厥人就變成了新疆人。」若是鍾祖康生活在中國,就憑這一句話,他早就像浦志強那樣被冠以「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下獄了。 這是一個暴君與愚民相得益彰的國度。愚民中的優秀分子還要自我閹割當太監。如果對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有這樣的深刻認識,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習近平、馬雲成為中國最有權和最有錢的人了。鍾祖康如此評論馬雲購買香港《南華早報》事件:「習近平說要提升中國的足球水平,馬雲就去買廣州恒大。習近平說要重塑中國形象,馬雲就去買《南華早報》。沒有做太監的那種自閹熱情,怎能做暴君治下的首富?」中國就是一個「下流人高升」的動物莊園。 《拷問中國》一書,也是拷問中國人、拷問中國文化。全書的主旨,可以用林語堂在《一夕話》中的一句語來概括:「中國有這麼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自身權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卻具有統治階層的意識,就是在動物界也找不到如此弱智的人。」若不破除此種奴才本性,中國永遠不能成為具備民主和法治精神的現代國家。 延伸閱讀: 鍾祖康《拷問中國——兼論習近平論文剽竊事證》,台灣允晨文化。
余杰
2016-05-03
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國家太狂妄
科學家認為,中國興建紫坪鋪水庫,誘發斷層活動,造成7萬人死亡的汶川大地震,背後暴露中共愚昧狂妄的意識形態。(Wiki, David, 20160327) 在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中國,人們沒有時間抱怨、沒有時間失望,人人都像那節粉身碎骨的「和諧號」高鐵列車,奮不顧身地向著前方的金山銀山飛奔,稍慢一步就有可能少發一大筆財。 但,即便大半個中國都被霧霾籠罩得嚴嚴實實,人人都「艱於呼吸視聽」,大家仍然存有苦中作樂的智慧和勇氣。中國人生存能力之堅韌頑強,堪稱舉世無雙。中國網友在網上創作了不少幽默的段子,有一則是以一度意氣風發、如今已經失去自由的前央視主持人芮成鋼為主角:「芮成鋼採訪駱家輝:『中國是你的故鄉,你走了,不想帶一把故鄉的泥土嗎?』駱家輝:『帶了!肺裡裝得滿滿的呢。』」 然而,與其用類似的段子來自我娛樂,不如讀一讀英國《衛報》駐亞洲環境特派記者華衷(Jonathan Watts)所寫的《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一書,這是一本力圖喚醒不願被催眠的中國民眾的環境報告。作者在前言寫道:「從西藏山區到內蒙古沙漠,我的研究之旅超過十六萬公里,親眼目睹了種種環境災難、消費者的毫無節制,以及鼓舞人心的貢獻。……這本書可說是在這片被煙霧籠罩、被起重機轉型的大地上旅行的感想紀錄。」 有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熱衷於到世界各國旅行,搶購奶粉、尿布和馬桶蓋子,到羅浮宮的噴泉裡洗腳,到迪斯尼樂園隨地大小便,也喜愛閱讀各種介紹美食的旅行書;但他們最應當閱讀的,偏偏是這一本關於中國自身的、步步驚心的環境之旅。 四川地震與紫坪鋪水庫 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後,華衷趕赴災區採訪報導。他報導的視角與其他記者不同,沒有太多採寫災民的苦難、官僚的無能、軍隊的遲緩,而是從環境科學的角度探討這場地震發生的原因。有一部分地震是地殼自身運動的結果,有一部分地震卻是由人類的不當活動所引發。華衷蒐集了若干學者的研究材料表明,四川地震跟紫坪鋪水庫的興建有明顯的因果關係。 地質學家指出,在紫坪鋪水庫建立前,映秀—北川斷層帶已經安靜了數千年,地震的爆發並不符合斷層帶的活動規律。華衷採訪了四川省地礦局總工程師范曉,這位科學家認為,紫坪鋪水庫的3億2000萬噸蓄水可能誘發這條斷層帶的活動。哥倫比亞大學地球觀測站的研究員克羅斯在其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寫道:「紫坪鋪水庫的蓄水重量擠壓這條斷層帶,使它變脆弱,增加崩裂的壓力。這種作用是地殼運動一年產生的自然壓力的25倍。……水庫蓄水所形成的巨大壓力,導致斷層最終崩裂。」 當然,猜也猜得到,中國政府會猛烈駁斥類似的觀點。對付國內學者,通過組織的力量讓其閉嘴;對付國外的學者,則封鎖媒體不讓國人看到其觀點。盤根錯節的水電利益集團不受置疑和制約,繼續興建更多、更大的水壩。就在這場災難發生的一年後,中國當局宣布在長江上游及其支流興建20座新水力發電廠,其中多座靠近斷層帶。 紫坪鋪水庫、三峽水庫以及中國在瀾滄江等河流上修建的不計其數的水庫,是中國環境災難的一個重要側面。全球4萬5000座大型水壩,有將近一半集中在中國。那麽,中國人為什麼熱衷於興建水壩呢? 水利在中國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首先,追溯中國漫長的歷史,兩千多年來,治水是統治者念茲在茲的大事,欲先統治人民,必須先掌控河川;不能控制水患,就會出現皇權易位。所以,學者魏特夫才會有「治水」導致東方專制主義的學說;儘管有其片面之處,也不失為觀察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個視角。 其次,毛澤東是水壩的熱情倡導者。華衷指出,對毛澤東而言,游泳不僅是項運動,也是他用來展現對水資源的駕馭及政治權威的工具。毛曾在游泳池旁邊會見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以此羞辱不會游泳的「晚輩」赫魯曉夫。毛多次暢游長江,預告修建三峽大壩,並在大躍進時期為日後瘋狂大舉的水利工程做準備。文革前夕,毛再度暢游長江,以此老當益壯的氣勢壓倒黨內的穩健派。 紫坪鋪水庫是毛生前的夢想之一。毛曾因為岷江水流太湍急,無法在江裡游泳,表達了失望之情。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覺得難堪,下令當地官員規劃興建水庫,是為紫坪鋪方案的開端。毛時代急速莽撞的水利工程,很快導致重大災難頻繁發生。1958年,全國瘋狂興建水壩,河南在短短一年間,驅使數千萬農民興建110座水壩。10年後,這些水壩半數潰決。1975年,中國發生最慘重的水庫潰壩事故,河南駐馬店地區超過24萬人死亡,這一慘劇長期秘而不宣。 第三,修水壩的背後是中國對電力無止境的渴求,以及佔有水資源的荒唐欲望。就電力而論,中國的煤炭和石油資源即將枯竭,水力發電似乎是清潔而安全的方式。就水資源而論,中國是全球水資源最匱乏的國家,在瀾滄江修水壩能從下游國家那裡掠奪更多水資源。華衷在旅途中採訪了幾名退役將軍,他們將異想天開當作救國妙計——他們向中央建言,用數百枚核彈轟炸喜馬拉雅山,融化冰川,進而獲取水源。 第四,修水壩也是統治者的政績體現,以及水利集團的利益所在。華衷幽默地將學水利的胡錦濤稱為「水主席」,將學地質的溫家寶稱為「地總理」。「水主席」和「地總理」這兩個人表面上倡導「科學發展觀」,實際上信奉鄧小平的名言「發展就是硬道理」,為了發展,可以「暫時「犧牲環境」。 但華衷尚未觸及另一個更加隱秘、如同黑幫般的利益集團,即在水利和電力領域擁有封建領主式的特權的李鵬家族。無論三峽還是紫坪鋪,背後都晃動著這個家族的黑手——沿岸數千萬民眾的生命安全以及白鱀豚等珍稀動物的生死存亡,在他們心目中都輕如鴻毛。 人定勝天與計畫經濟才是罪魁禍首 本書描述了中國若干超大型工程給自然環境帶來的毀滅性破壞,除了水壩,還包括青藏鐵路、南水北調工程、山西和內蒙的大型煤礦、上海如森林般的摩天大廈……作者認為,中國的環境危機根源於人口壓力,正如本書書名《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來自於作者小時候的一段趣事:一個英國小男孩每晚祈禱十億中國人不要一起跳,因為大人對他說,如果中國人一起跳,地球會偏離軸心,邁向毀滅。儘管成年之後,他不再相信這個大人的玩笑,但這個故事在他心中留下揮之不去的烙印,使他以之為書名——殊不知,這個書名有相當的誤導性。 華衷專門為中國文化發源地的河南設置一個章節。河南簡稱「豫」,這是一個人背靠著大象的象形字,可見古代這裡是茂盛的森林。然而,今天的河南被稱為「中國最污穢的地方」,河南人被當作中國的「劣等人」倍受歧視。河南的變遷是否驗證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土地因承受過度人為的壓力,傷害了生活其上的人的健康與福祉?華衷的結論是肯定的,他幾乎被河南數以百計的愛滋病村莊驚呆了。 但我的看法截然相反,如果說河南是一億人擠在不足十七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造成環境的惡化;那麽,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擠在不足三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更大。但台灣因為有民主制度的保障,環境保護工作既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也已內化為民眾的潛意識。台灣有青山綠水、碧海藍天,是全球遊客喜愛的旅遊勝地。可見,人口不是最關鍵的因素。 華衷認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中國過於龐大的人口數量懷有一種恐懼、悲憫乃至無可奈何的心態。然而,過於誇大人口的影響,不僅幫助中共推卸環境惡化的責任,甚至為共產黨殘暴的計畫生育政策找到藉口。其實,中國環境惡化的核心原因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國家太狂妄。 共產黨的一黨獨裁體制,使得「人定勝天」的意識形態泛濫猖獗,而「計畫經濟」更是為瘋狂的大型工程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條件。美國社會學家史考特(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計畫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一書中,給出了深刻的理論分析。 該書的主題是「解釋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失敗的背後所隱含的邏輯」,史考特從科學林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城市規劃(巴西利亞)、坦桑尼亞的「村莊化」、前蘇聯集體化和工業化農業等領域和個案入手分析,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發現所謂的「規劃者」對其所要改變的社會或生態所知甚少。「這些計畫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視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甚至當其致命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之後,仍然被不顧一切地繼續推行。」 作者指出,社會工程產生巨大災害,源於以下四個因素的結合:第一,對自然、社會的管理制度的簡單化:國家企圖限制人群流動,人口易於統計、管理,人們的生活、行為都要規範化、標準化;第二,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認為人類一定可以認識自然,掌握自然規律,從而征服自然,理性地設計社會秩序;第三,獨裁主義國家,有願望有能力用強制權力使計畫成為現實;第四,公民社會軟弱,無力抵制國家計畫的強制施行。 狂妄的國家、非民主的決策和過度自信,是災難的根源。史考特的結論是,「作為宗教信仰的極端現代主義」、獨裁的權力以及軟弱的市民社會,為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的泛濫提供了條件。本書沒有中國的例證,但作者在為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我知道,我這裡的一些結論也可以被推廣到現代中國的一些時期(也就是『大躍進』時期和李森科主義的農業進步時期)。我將這些工作留給我的那些有才華的中國讀者。」 而在為本書所寫的書評中,學者徐友漁指出:「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的一大實驗場所,無疑是改革前的中國,繳付『學費』最高的也是中國。」徐友漁看到了改革前中國計畫經濟的弊端;其實,改革後的中國仍然深陷在同樣的思維方式之中。華衷在漫長的中國環保之旅觀察到的一切,都可以成為史考特理論的鮮活例證。 比如,華衷來到由中甸改名而來的「香格里拉」——這個名字明明是英國小說家希爾頓的烏托邦想像,世界上並沒有香格里拉,但為了地方的經濟利益,中國人居然無中生有地創造出香格里拉來。華衷第一眼看到這座城市,不禁大失所望:「中甸不似想像中的夢幻,跟其他縣城一樣,到處是貼著白色瓷磚和鑲著彩色玻璃窗戶的方形建築,街上滿是人潮和交通,中國工商銀行香格里拉分行和中國共產黨香格里拉縣黨部的招牌……」這樣的景象難道是世外桃源? 不過,當局又在旁邊修建了一座新城,並將其「做舊」成為「舊城」。中國人有特殊的本事製作假古董,居然還能偽造一座假的「舊城」,華衷說:「附近的一個舊城幾乎是從無到有地興建中,造價三億人民幣,目的是要使這個城市看起來比較不像中甸,而像香格里拉。這種假古風的裝飾,是現代化的縮影。」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中共在跟國民黨搶奪天下的時候,在《新華日報》發表了不少譴責國民黨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句名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如今,這句話正好應驗到中共自己身上。中國的環境災難,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 雖然華衷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嚴厲批評者,但他發現中國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者,而正是問題本身。他寫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一個獨裁的權力機構,但它不情願或不願採取任何可能抑制經濟成長的措施;事實上,它經常懲罰那些試圖抑制經濟成長的人。揭發污染醜聞的環保運動人士有時挨打、被監禁、或遭審查;抗拒無節制經濟擴張模式的宗教團體、工會、記者、律師、大學、非政府組織、傑出人士和其他民間部門,不是被除掉,就是遭到嚴密控管。」 看上去無所不能的共產黨政權,偏偏在環境污染治理上束手無策。首都北京的霧霾,只有在奧運會、領袖峰會等特定時期才能暫時遏制,整體情勢的崩壞一發不可收拾。「幾乎每個中國城市的空氣污染情況都極其嚴重,對人體健康危害甚鉅。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凖,中國的城市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有益健康的空氣。」難怪華衷會充滿嘲諷地評論說:「中國政府以獨裁聞名,擅長控制異議人士,卻不太能夠對付污染製造者。」 中國社會的上層、中層和底層都對環境惡化以及獨裁制度的維持負有各自的責任。就中國最高領導人而言,無論自詡為「一代天驕」的毛澤東,還是聲稱「摸著石頭過河」的鄧小平;無論好大喜功、戲子性情的江澤民,還是工程師性格、一板一眼的胡錦濤,一直到蠻橫粗魯、剛愎自用的習近平,都是環境的破壞者,都是將中國從家園變成煉獄的千古罪人。 至於中層部分,華衷在旅途中接觸到許多地方官員,發現左右中國現實的關鍵力量在中間階層,包括地方黨部領導人、工廠業主、外國投資者和外包商。在黑龍江,他觀察到每個地方官員在其轄區內都是「小毛澤東」,都是土皇帝。他們唯一在乎的是政績和能撈取的好處,完全不考慮卸任後洪水滔天。華衷指出,中國環境保護不力的重要原因是:「人們相信更多人代表更大力量,對土地對育殖能力有過高期望。地方黨工把上級的瘋狂計畫推動到荒唐的極端,並謊報成果,迫使任何膽敢揭發事實的人噤口。1978年後,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擁抱污染產業和莽撞的快速致富計畫。」 而底層民眾並非全然無辜。華衷走訪了許多在苦難和貧瘠中無法自拔的農民和工人。他們固然有其善良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懦弱、愚昧、麻木不仁、聽天由命,甚至甘當奴隸。最讓我震動的一個細節是:華衷來到甘肅省長城腳下的一個村莊,由於河川乾涸、沙塵暴猛烈,大多數居民已經遷移,最後的一家人幾乎是在等死,家中卻購置了嶄新的毛澤東畫像——「牆上掛的毛澤東相片,上了塑料塗層而有光澤,但顔色太過鮮艷,看起來像是上了唇膏和眼影的印度女神。」這一幕跟魯迅感嘆的場景——日俄戰爭期間,中國民眾興致勃勃地圍觀日軍屠殺被當作俄國間諜的中國人——何其相似! 崇拜殺人魔王的民族沒有明天。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仍然在鐵屋子中沉睡。他們不是裝睡,確實睡得像死豬一樣。裝睡的人叫不醒,睡得像死豬一樣的人更叫不醒。 華衷在本書的結尾部分指出,想要有更好的環境,就得先有更好的價值觀。那麽,中國需要什麽樣的價值觀呢?
余杰
2016-03-28
一月與一日,人性與黨性
0206高雄美濃大地震,造成台南市多棟大樓倒塌,共117人死亡。國軍、警消、義工第一時間投入救災,眾多政治人物也慷慨解囊,只不過這些政治人物捐款多寡卻多少透露了人性。(資料照,翻攝自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台南大地震之後,政壇的人物和黨派反應不一。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往往像鏡子一樣,清楚地照出誰是人、誰是妖。 高雄市長陳菊已經在出國度假的路上,在轉機時獲知地震的消息,立即返回台灣。她宣布高雄市府除全力支援台南救災外,自己也捐出一個月所得約19萬多元至台南社會救助金專戶。新任立法院長蘇嘉全不僅個人捐款20萬,也親自到屏東捐血站捐血。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林德福則告訴媒體,35席國民黨立委將捐出一日所得,希望拋磚引玉,全民發揮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精神。立委月薪比照部長,每月約19萬元,換算日薪約6400元。 政治人物對災民的愛和關懷,有的以月薪來計算,有的卻只能以日薪來計算。日薪如磚頭,月薪如玉石。國民黨拋出磚頭,民進黨卻獻出玉石,可惜玉石的出現跟磚頭無關。陳菊和蘇嘉全的個人捐助,差不多等於35名國民黨立委的集體捐助——其實,國民黨的35席立委中,比陳菊和蘇嘉全富裕的人比比皆是。他們不是沒有錢,而是缺少愛心和良心,缺少人性中明亮和柔軟的一面,僵硬、冷酷、自私的黨性壓倒了良善的人性。 哪個黨、哪群人更愛台灣呢?如此簡單的數字,連小學生都知道哪個大,哪個小。然而,長期被欺騙、被洗腦的普通民眾,一直以來將綁匪當成父母來敬拜,很久以後才恍然大悟,並開始建立判斷何為常識的能力。 古人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事實卻是,不仁不義的,不是抽象的天地,而是那些獨裁政黨及其政客。 在昔日艱苦卓絕的抗戰中,蔣介石為了自己逃命,命令工兵引爆花園口黃河大堤,致使數十萬無辜百姓被活活淹死。所謂“保家衛國”的高言大志,卻必須付出消滅自己人民的代價,那麽,剩下的除了政權的空架子以外,還有什麽呢? 在冷戰時代,毛澤東主動向赫魯曉夫提出對美國發動核大戰,即便中國人口死亡一半也在所不惜。毛的這個異想天開的建議,讓赫魯曉夫倒吸一口涼氣,從此赫魯曉夫便認為毛是一個比史達林還要可怕的獨裁者。而獨裁者的惡居然如此相似。 在台南地震之後,國民黨的民意代表居然宣佈捐出一日的薪水(跟二零零八年中國四川大地震之後,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捐出三百元人民幣如出一轍),這不是往災民的傷口上撒鹽嗎?國民黨連演戲都不願演得情真意切了,敷衍塞責的態度毫不掩飾。他們喪失了臥薪嘗膽、聞雞起舞、頭懸樑、錐刺股的意志,又怎麼可能捲土重來呢? 國民黨的愚蠢就在於,老是犯同一個錯誤,並跌得頭破血流。一九四九年,腐敗無能的國民黨被中國大陸的人民所拋棄,永遠失去了中國大陸;二零一六年,同樣腐敗無能的國民黨被台灣的選民所拋棄,永遠失去了台灣。一個不斷重複同一個錯誤的政黨,雖然還活著,卻早已是行屍走肉。
余杰
2016-03-08
鐵馬冰河入夢來
228當時,在高雄第一中學有一群學生結合雄女、雄工、雄商等其他學校學生共同組織成自衛隊挺身而出。 圖:翻攝自228高雄中學自衛隊官網 在遍及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中,高雄中學是惟一受到國民黨軍隊攻擊的中學。一般來說,即便在敵國交戰時,通常不會向學校開火。但對國民黨而言,鎮壓“內亂”,似乎比抵抗外敵更得心應手,國民黨軍隊對學校、教會和醫院從不心慈手軟。下令攻擊雄中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回憶錄中將雄中視為“暴徒”之大本營,而雄中自衛隊更是一個發起“暴動”之叛亂組織。那麽,雄中自衛隊難道真的如彭孟緝所說,個個是青面獠牙、凶神惡煞的暴徒? 當我造訪高雄中學時,迎接我的是圖書館館長吳榮發老師,他對高雄二二八的歷史頗有研究。吳老師告訴我,學校主樓是日治時代修建的漂亮而堅固的紅樓,同一時期的台大、成功大學也有不少類似的紅樓。我回應說,我很喜歡這種西式紅樓,我的母校北京大學的第一棟現代建筑就是紅樓。不過,吳老師說,跟其他那些紅樓相比,雄中的紅樓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面向昔日火車站的那面墻上,至今仍可看到斑斑彈痕。 彈痕斑斑的紅牆,無法遮蔽的歷史 吳老師帶我到主樓東邊的墻下,將那些彈痕指給我看。果然,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或深或淺的彈痕仍清晰可見。其中有一處五十公分的坑洞痕跡,一看就知道是用砲彈轟的。 彭孟緝不愧為砲兵中將,早年奉派赴日本野戰砲兵學校進修,返國後任陸軍砲兵學校主任教官,深知砲兵的利害。他悍然下令開炮,至於砲彈射出,對方的結局是血肉橫飛,還是屍骨無存,他就懶得評估了。 屠殺之後,國民黨跟共產黨的做法略有差異:國民黨的“高雄屠夫”故意留下墻上的彈痕,以此震懾學生,並教育學生“忠黨愛國”,否則死無葬身之地。殊不知,人心是無法壓服的,雄中校友,詩人李敏勇的自由精神的啓蒙,就來自於這些彈痕:“一九六零年代,高中時,從一位體育老師指着教室外牆上斑駁彈痕,知曉二二八事件。種子埋葬在心中的土壤。”共產黨似乎比國民黨狡猾一些:中共當局製造了天安門慘案之後,短短幾天之間,就調動大批人力,將人民英雄紀念碑護欄上的彈痕全部抹去,好像那裡從未發生過流血事件。 稍後,吳老師將雄中自衛隊的歷史資料展示給我看。台北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雄市民是如何應對的? 三月四日,學生們聚集在學校的體育館開會,平時在同學中頗有威信的李榮河認為,為了保護校園,有必要成立學生自衛隊。眾人便推舉他擔任隊長,陳仁悲任副隊長。他們抱著「在大時代變動中學生學生們可以做些什麼」的念頭,帶領雄中、雄女、雄商和雄工等四所學校的學生,主動出面維護校園和附近的治安。 當時雄中的校長為林景元,是一位數學家,老成持重。留用的日籍教師曾我廣一認為,林校長是一位人格相當高潔,自我要求也很嚴格的人。林校長並不同意學生的自主行動,勸說大家盡快回家。但同學們執意留守校園,林校長只能口頭勸誡,然後退回校長宿舍。即便如此,兩天之後林校長仍然被捕,與次子林有義被拘禁五十多天,受盡虐待。林有義回憶說:“阿兵哥以很粗的鐵線反綁父親雙手,以老虎鉗用力絞緊。鮮血自父親手腕沁出,衛兵又以日本刀毆打頭部,導致父親前額血流如注,而我用舌頭整夜舔他的傷口及至止血為止。三天二夜滴水未沾。”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軍人的殘忍與兇狠讓人不寒而慄。而父子情深、相濡以沫的場景,更是催人淚下。此類暴行,以“人民慈父”自居的蔣介石,難道一無所知?如今讓我更為莫名驚詫的是,許多經歷過中共六四屠殺的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居然轉而擁抱“民主燈塔”蔣介石,對於跟六四屠殺性質一模一樣的二二八屠殺,則乾脆閉目塞聽。 自衛隊擔心外省籍老師受到傷害,請他們住在二樓,僱請工友為他們做飯。同時,自衛隊還設置民眾保護所,外省人約一百三十人,多聞風而至。自衛隊又派出巡邏隊,維持週邊地區的治安。高工學生開車將鐵工廠、煉鋁廠內高階外省公務員載到校內安置保護。 自衛隊的做法,跨越省籍區分,胸襟開闊,境界高遠,堪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而自衛隊實際上的戰鬥力,被國軍誇大了。自衛隊成員們確實分發了學校收藏的日本統治時期軍訓的武器,但這些槍枝多半無法使用,經由臺南工學院的學長整理後,殺傷力仍然有限。他們一度組成“決死隊”,試圖沖到火車站驅逐憲兵,控制交通樞紐,卻在憲兵的還擊下四處潰散。 三月六日,國軍攻佔高雄市內主要據點後,將雄中圍住。七日淩晨,兩個營的兵力攻擊雄中,並在火車站屋頂架設四門迫擊炮向校內射擊,同時拉來要塞炮直接射擊校舍。此時,自衛隊的成員大都散去。 勇士變暴徒,屠夫變英雄 事後,彭孟緝為了掩飾其屠夫行徑,將此次事件定調為學生有計畫地推翻政府,並宣稱握有「學生軍組織表」、「告親愛的同胞書」、「高雄學生聯合軍本部關防」等煽動的證據、認定學生們拘禁一千多名外省人並綑綁部份外省人作為“沙包”。這一謊言謬種流傳多年。白色恐怖時代,自衛隊成員瞠目結舌、沉默是金,不能為自己辯白。其實,當時進攻雄中的步兵連長王作金的回憶,即可讓彭孟緝之謊言不攻自破:「我們步兵班進入高雄第一中學校園捜索後,未發現有人傷亡,也沒有看到有外省人被綁在窗口,以後便退回火車站。」 國民黨當局在輿論宣傳中更是污衊自衛隊成員“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害”。殊不知,自衛隊隊長李容河正是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先鋒。戰爭後期,日本特高警察濫捕台灣地方士紳及知識分子,羅織罪名製造東港事件等冤獄,李容河的父親也遭到逮捕拘禁,經過九死一生才劫後歸來,李家從此被日本當局嚴密監控。李容河體格強健,為人豪爽,在學校遇到不平事件,常常挺身而出,幫助被日籍學生欺負的台籍同學。他怎麽可能是日本奴化教育的犧牲品?從照片上看,這位如此英姿颯爽的青年,本該是國家棟樑,偏偏成了有口難辨的“叛亂分子”。 反之,彭孟緝才是奴才中的奴才。据孫立人將軍回憶,蔣介石甫來台時,驚魂未定,彭孟緝極盡奉承之能事,每天燉一盅雞湯給蔣補養身體。曾任台灣省長的吳國楨也曾評價彭「人品極劣」,多次痛斥其濫殺無辜。彭卻靠著屠殺民眾的“功績”,升任台灣全省警備總司令、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台北衛戍司令等要職。由此,他更涉足情治系統,一手遮天,並深獲蔣氏父子之信任。當年敗退來台的國軍上將多如牛毛,偏偏彭孟緝這個並無顯赫戰功的中將,得以飛黃騰達,成為陸軍一級上將,以及國軍中唯一兩度出任參謀總長之人。彭晚年更是位列國民黨八大元老之一,在李登輝時代仍然不甘寂寞、翻雲覆雨。 台灣缺乏轉型正義的重要標誌,就是蔣介石、彭孟緝等屠夫從未受到清算和譴責。彭孟緝之子彭蔭剛(中國航運董事長,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妹夫)為了給父親摘去“高雄屠夫”的帽子,委用中研院研究員朱浤源、黃彰健等人寫翻案文章。有錢能使鬼推磨,兩名御用學者居然得出了「彭孟緝處理高雄事件未犯錯」的荒唐結論,士林為之蒙羞。 二零一五年,彭蔭剛更是隨同連戰前往中國參加閱兵典禮,並以「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在《聯合晚報》頭版刊登半版廣告,力挺連戰此行。彭蔭剛表示,他身為軍人子弟,他父親曾在八年抗戰中參加了各大會戰(然而,比起屠殺民眾來,在抗日戰場上,彭並沒有立下多麽顯赫的戰功)。他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反對大陸盛大舉行抗戰勝利大典」,他還曾向總統府建議台灣應主動向大陸提出台灣願意派國軍三軍儀隊代表出席。馬英九雖然親中,畢竟還沒有愚蠢到這個地步,將於彭氏的建議束之高閣。 彭蔭剛真是太過健忘了,他難道不知道,當年將他老爹和蔣總統趕到台灣來的,不正是他欣賞的“展示國力”的共產黨軍隊嗎?他的明目張膽的“附匪言行”,在他老爹當警總司令的時代,可是殺頭的大罪。他就不怕老爹從墳墓裡爬出來,大義滅親地將他送去綠島管訓終身? 在雄中,自由精神代代傳承 下課時候到了,剛才還寧靜的校園,頓時人聲鼎沸。青春多麽美好,中學生們活潑的身影,像音符一般流淌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他們可曾知道,就在這裡,曾經是硝煙瀰漫的戰場?是誰,讓他們的前輩,本來是捧書本的手,不得不握住長槍? 雄中有著源遠流長的自由民主的校風和傳統。雄中校友、英語教育的先驅、同時也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柯旗化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戰后初期雄中的生活:“言論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我們初次嘗到沒有約束的自由生活,覺得很幸福。”男孩子們拒絕將頭髮剪成鍋蓋,留著瀟灑的長髮。今天雄中的少年人,有沒有同樣的決心和勇氣,去擁抱自由與幸福呢? 自由與幸福從來不會從天而降,必須抗爭乃至犧牲——如果你不挺身反對黑箱課綱“微調”,你就會再度淪為黨國洗腦教育的受害者。雄中人沒有忘記紀念自衛隊的前輩們,學生代表在宣誓誓詞時如是說:“我們不是草莓族也不是沒有思想的蘆葦,當不公不義與違反民主人權侵害到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時,我們會繼承學長們的精神,秉持熱情和勇氣,發揮智慧與韌力,為社會正義與人類文明盡最大努力,擎起不滅的火炬,讓歷史不再有遺憾。”這樣的孩子,是台灣生生不息的亮光。 如今,在立法院內,又開始了關於取消國父崇拜的討論。大人們在打口水戰,雄中的孩子們卻已先行一步。二零一六年二月二日,高雄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宣佈,從本學期開始,始業式、休業式改於集合場(升旗處)進行,簡化流程,取消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此一消息激起某些保守派的反擊。對於某些人來說,倘若沒有國父的支撐,天不就塌下來了嗎?共產黨政權更是氣急敗壞,跨海指點“台灣進步力量”出聲“捍衛憲法”。在爭議聲中,高雄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學權部長凃峻清投書媒體,闡述了有關理由。首先,“對旗幟與肖像行禮,是一種服從權威與圖騰崇拜。民主國家不會要求人民表現出對國家符號的強烈認同。”其次,“國旗、國父都是政治圖騰,而敬禮是一種政治表態,對威權政治表態不應該出現在培養自主思考的校園。台灣邁向政治民主化,這種戒嚴時期的產物早該走入歷史,落實轉型正義。”最後,凃峻清的結論是:“學生自治,是為了更好的校園生活。……期盼在未來,各校學生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環境更加自由民主,迎向更好的校園生活。” 這篇文章,思維縝密、文字流暢、充滿自信、光明正大,讓我肅然起敬。我願意為之鼓與呼:雄中的少年朋友們,加油!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余杰
2016-03-01
有備而來與就地取材
香港魚蛋示威期間,抗議民眾撬起人行道上地磚作為武器,這怎麼看都不像「有備而來」的樣子。(Wiki,攝影者: 曾梓洋,) 香港旺角二九事件之後,梁振英立即將其定義為「暴亂」,敢於跟警察對峙的民眾當然就是「暴徒」。於是,警察全城出動,四處搜捕「暴徒」。 獨裁者的做法如出一轍。在台灣,國民黨在二二八屠殺和美麗島事件中,先將抗議民眾命名為「暴徒」,軍隊和警察殺的就不是人、而是暴徒了——暴徒當然該殺,殺之亦心安理得。在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屠殺中,也先將學生和市民歸入「暴徒」行列,被洗腦的官兵實施屠殺時就能咬牙切齒、毫不手軟。 香港警方說,暴徒是有備而來,又說暴徒是就地取材。殊不知,這兩個說法自相矛盾:若是有備而來,暴徒們必然知道面對的是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不會掉以輕心,當然會攜帶棍棒、刀具乃至燃燒瓶等武器,那又何須就地取材、挖掘磚頭呢? 我看到那些武裝到牙齒的警察將若干手無寸鐵的市民、記者、少年和女性打得頭破血流,不禁義憤填膺。在美國這個人人有槍的國家,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警察不敢隨便掏槍對準抗議民眾。警察知道美國憲法捍衛人民的持槍權,若執法不當,民眾必定武力反抗,而警方不一定是民眾的對手。 我的朋友遇羅文先生是文革中被毛澤東槍殺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的弟弟。移居美國之後,他先後購買了超過一百支的長槍短槍,可以用來裝備一整個連隊了。工作之餘,遇羅文在自家地下室練習槍法,幾乎百步穿楊。他告訴我,若中國人人有槍,紅衛兵還敢隨意上門抄家嗎?遇羅克也不會那麽輕易被中共逮捕和槍殺。聽了他的這番話,我決定趕緊多買幾把槍藏在家中。若是香港人人持槍,梁振英和習近平豢養的惡警還敢如此猖獗嗎? 沒有暴政,哪來暴民?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就旺角之役發表了一份題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聲明,寫道:「打壓的力度愈大,反抗的力度亦會愈大。真正迫港人踏上勇武之路的,正正是現今的特區政府。自古正邪不兩立,怒火將愈熾愈烈,勇武抗爭必定會接踵而來。全民起義,為以武制暴除污名,直至求得港人共同之大願。」香港的年輕世代,像愛生命一樣愛自由,誰要剝奪他們的自由,他們真的會以命相搏。惡警和他們的主子們,讀到這樣的文字,必定感到心驚膽戰。 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手段是有限度的。面對英國相對文明的殖民體制,非暴力是一種有效的反抗方式;但是,面對納粹和中共這樣赤裸裸的暴政,就必須採用其他方式——當年,甘地就明確支持用戰爭手段來抵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侵略軍。同樣道理,今天的港人在面對信仰野蠻世界弱肉強食原則的梁振英及習近平時,也該換一種更佳有效的戰鬥方式了。
余杰
2016-02-15
六四之後無中國,二九之後無香港
香港9日凌晨發生警方與示威者衝突後,大陸外交部11日首次回應,稱這是「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為主策動的暴亂事件」。 圖:達志影像/路透社 香港“魚蛋革命”(旺角二九事件),一夜之間改變了香港。長期以來,香港民眾溫文爾雅、忍辱負重,即便在雨傘運動中,面對員警的過度暴力,也秉持溫和、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然而,這一次,香港民眾不願在沉默中滅亡,而選擇了在沉默中爆發,挺身對抗由昔日的英國皇家員警蛻變而成的“中國公安”。 兩聲槍響,雖然員警不是對人開槍,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槍響之後的香港,已不再是槍響之前的香港。如果說此前港人與港府(包括在幕後操縱港府的北京當局)是離心離德,那麽現在港人與港府就是不加掩飾的敵對關係。日後,香港是完全淪為中國“一國一制”的殖民地;還是奮力掙脫中國的綑綁,成為亞洲的第2個新加坡或台灣?這是擺在港人面前無法迴避的抉擇。 我的直覺是:正如六四之後無中國,二九之後也再無香港。這句話的前半句是說,六四槍響,造成數以千計的人員傷亡,這場發生在中國首都的對學生和民眾的殘酷屠殺,使得中共政權喪失了殘存的統治合法性以及完成整體歷史敘述的能力(六四從歷史教科書消失,在官方拍攝的鄧小平的紀錄片中,欲蓋彌彰地偽造當年的報紙,刪去趙紫陽的名字和照片)。此後30年,中共靠經濟發展勉強維持其統治,但那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無論土、洋兩類御用文人將“中國模式”打扮得如何美輪美奐,無論“帝國儒學”、“天朝觀念”、“中國夢”等如何像強心針一樣注入這具僵屍,就連中國最高領導人自己都清楚地知道,中國道路乃是世界民主大潮的逆流,所以才有習近平色厲內荏的“七不講”、才有9成以上的中共中央委員是“外國人的家屬”。 這句話的後半句是說,香港人原有的“經濟動物”的身份、“埋頭賺錢就好”的“共識”就此破裂。經濟的香港、世界貿易中心的香港,已不足以概括香港的全部。民主運動的香港、自由城邦的香港,將是香港的一張嶄新的身份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香港將出現任何力量都無法遏止的3大趨勢:第1,二九事件之於香港,如同二二八事件之於台灣、六四事件之於中國。民眾與軍警強力機器及政府的感情徹底破裂,港片中正義凜然的港警形象從此走入歷史。雙方發生更大規模和更強烈度的暴力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第2,香港本土意識深入人心,“香港認同”和“去中國化”將成為香港的“新共識”,未來港人爭取獨立的鬥爭也將日漸激進。第3,街頭運動將取代議會政治成為主戰場,民主黨和公民黨等過於溫和的泛民勢力,由於與建制派存在某種怪異的“共生關係”,脫離香港的新民意,將迅速走向衰微。 有趣的是,我在臉書上發表此一看法之後,有不少朋友表示贊同,也有一些朋友提出補充意見。對於中國的論述,有人說“四九之後無中國”或“文革之後無中國”,這是指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實行前所未有的極權統治,尤其是毛澤東發起消滅文化和泯滅人性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讓中國不再是禮儀之邦。也有人說“崖山之後無中國”,這是與“明亡之後無華夏”併列的史觀,是說宋朝滅亡(崖山海戰中南宋政權徹底覆滅)和明朝滅亡,異族入主中國,中國文化淪亡;更有人說“秦朝之後無中國”,這是呼應譚嗣同“兩千年皆秦制”的說法,秦朝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一以貫之,中國人淪為奴隸或奴才。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對於當代中國來說,六四確實是最重要的、標誌性的、轉折性的事件,它的後遺症更是全民“哀莫大於心死”,中國人喪失了愛的能力和對正義的持守——惟有一小群良心之士保存了自由精神的火種,如天安門母親、劉曉波、許志永,他們相濡以沫、風雨兼程。 而對於香港的論述,更有人指出,“九七之後無香港”。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民主回歸”一開始就是中共謊言和泛民幻想。不過,香港回歸之初,中共當局確實採取了某種“戒急用忍”政策,用北京御用學者強世功的說法,那是“暫時的綏靖政策”。數年之後,北京才凶相畢露、蠶食鯨吞,西環(中聯部)直接指揮中環(特首)。習近平執政以後,香港政策由“溫水煮青蛙”變成“沸水煮青蛙”——反正蓋子已經蓋上,你想跳也挑不出去。此次二九事件,就是港人的縱身一躍,讓我不禁聯想到歌劇電影《悲慘世界》中起義者與軍警巷戰的場面。不過,巴黎的起義者使用的是從地上撬出的卵石,香港的抗爭者使用的是從地上撬出的磚頭。而比那一晚上警民衝突的細節更值得重視的是,事後梁振英政府的一系列動作:首先宣佈事件的性質是“暴亂”,然後發起全城搜捕。這是從二二八和六四之後,國、共兩黨的作為中學到的毒辣手段。港府絲毫沒有要跟人民和解的跡象。 即便如此,香港民眾沒有被白色恐怖的氛圍嚇倒。香港各大院校學生會紛紛就旺角事件發表聲明,且看這些聲明的題目就知道年輕世代的勇氣和堅貞了:港大《永遠站在反抗者一方》、中大《政權為非作歹,燃起抗暴之火》、浸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嶺大《新年伊始 官逼民反,強烈譴責黑警於旺角街頭濫用暴力》、理大《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政府必須立即正視及解決的問題,而非推卸責任予市民身上》、科大《政府繼續與民為敵,倒行逆施地施政,這個政權終究會被民怨所噬》、樹仁《願各位勿忘雞蛋撞石牆的那份勇氣,繼續捍衛我們的香港》、公開大學《要求政府正視種種社會問題並停止警方以暴力對待市民及記者,否則必定招致全港市民更大規模之示威行動》、演藝學院《對警方及無線電視都深感憤怒,兩方對事件的處理手法都把為香港市民服務的宗旨拋諸腦後》。似乎沒有一所學校學生會的聲明站在港府一邊。港府及北大人永遠地失去了年輕世代的支持和忠誠。(所以,港府才會強硬阻止民主派學者陳文敏的港大副校長任命,港府不能像中共那樣利用黨委書記治校,卻多少學了一些台灣馬政府“課綱微調”的伎倆。) 另一方面,這次嚴重失分的,不僅是民主黨、公民黨等似是而非地譴責“民眾暴力”的溫和泛民群體,還有那些在書齋裡居高臨下地發表“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觀)評論的“左膠公知”。正如香港獨立評論人Edward Tang(無妄齋)所評論的那樣:“有些人,平日會同情遙遠的巴勒斯坦人,當巴人向開進加沙地帶的以色列坦克與裝甲車掟石,其反抗之微弱,悲壯一如大衛對上全副武裝的巨人歌利亞。然後,他們流淚感動,同聲譴責以色列的侵淩,從不向掟石的弱者抽刃。同一群人,卻不會同情香港的憤怒青年,向無論裝備到人數都遠勝的員警掟磚,幕後煽動、便宜梁特、破壞和平、不要中計……林林總總的權謀心計陰謀論,要多少有多少。苦口婆心跟你大談「社運倫理」、「道德證成」、「抗爭守則」,指導革命該當如何,維持身段的優雅,彷彿比早被迫上絕路的殊死抗爭更為重要。”在香港,一個“勇武社運”的時代已經到來,青年學生和社運人士不再接受那些“食有魚、行有車”的、處於中產階級上層的教授們“下指導棋”,而堅持走自己的路。若回顧台灣的民主化化進程,當然不是靠蔣經國和國民黨的恩賜,也不單單是靠李登輝深入敵營、突然“變臉”,更是有幾代仁人志士屢敗屢戰、前赴後繼、百折不撓,他們或刑場殞命、或自焚殉道、或將牢底坐穿——台灣的黨外運動,從來就有一個外在於議場的“勇武社運”的傳統。今天的香港亦必須如此,餡餅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自由也是如是。 如果說民眾絕望中的反抗是暴力,那麽這種暴力的根源就在於統治者的暴政,正如堅持非暴力鬥爭的馬丁·路德·金所說:「今天晚上,如果我單是在你們面前譴責騷亂,那是不足夠的。如果我不同時譴責在我們社會中存在著那些隨意且不能忍受的狀況,那就是在道德上不負責任。正是這些狀況令人別無他選,要以暴力抗爭來爭取注視。我一定要說的是,騷亂是被忽視者所用的語言。」所以,我們都是香港人,不單單是今夜。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余杰
2016-02-13
帝吧的「小粉紅」們是怎樣煉成的?
中國百度「帝吧」的數萬成員翻牆「遠征」蔡英文的臉書,也順帶攻擊諸多台灣媒體和政治人物的臉書。因為對台灣極度無知,卻又「無知者無畏」,硝煙瀰漫中,他們甚至誤中了某些國民黨的名流。比如,他們將剛剛落選的國民黨立委蔡正元當作蔡英文的弟弟,咒罵其長相太醜。一直以來奉馬英九和習近平之命,在立法院忠心耿耿地推動《兩岸服貿協議》的蔡前立委,倘若看到這樣的臭罵,情何以堪? 圖片來源:ETtoday 這些遠征軍以「小粉紅」自居。「小粉紅」這個說法來自中國人氣很旺的《晉江文學城》論壇,一開始只是說這群九零後和零零後的少男少女們喜歡歐美日韓文化、追捧國際明星八卦、貪圖物質享樂。但這一次「小粉紅」集體亮相,徹底改變了這個詞語的內涵:他們不僅是物質主義者,更是愛國者和共產黨的接班人。「小粉紅」們成長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文宣、教育高度封閉的江澤民時代及胡錦濤時代,在習近平時代登上舞臺、集體發聲。他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官方灌輸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共產黨的罪惡,如大饑荒、文革和八九年的屠殺,對他們來說是太過遙遠的、陌生的歷史;他們只記得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美國轟炸後的群情激奮、北京奧運會的輝煌以及反日遊行示威的狂歡,忠黨愛國是他們的信仰。 正像自由派學者袁偉時所說,這是喝著比三氯氫銨毒奶粉更可怕的「狼奶」長大的一代新人。「小粉紅」們不覺得中國存在不自由、人權缺乏保障的問題,翻牆對他們來說是舉手之勞,卻又絲毫沒有這種必要——他們通常不用臉書,而用微信;不用維基百科和谷歌蒐索,而用百度。他們認為,這已足夠了,既然魚缸夠大,何必嚮往大海——大海中可能有鯊魚。他們從不關心劉曉波、天安門母親、維權律師、上訪者、被歧視的少數民族和被城管淩虐的小攤販的命運,他們自以為是「趙家人」或「趙家人的外圍」,至少不是黨的敵人,不是被權力侵犯的弱勢階層和群體。他們清楚知道,跟誰站在一起能得到好處,他們是學者錢理群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今天的中國,儼然就是喬治‧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的升級版,「如今,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變得很可怕」,「他們都被系統地訓練成了放肆的小野人,卻不會令他們產生任何反對黨的紀律的傾向。恰恰相反,他們崇拜黨和與之相關的一切。歌唱、遊行、旗幟、遠足、手持木槍操練、高喊口號,崇拜老大哥──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光榮的趣事。他們的兇殘是對外的,指向國家公敵、外國人、叛徒、破壞分子以及思想犯。」 當習近平執政以後,「小粉紅」們驚喜地們發現,相比於戲子江澤民和工程師胡錦濤,一個魅力四射的領袖終於出現在中國政壇上。習近平雖然長得沒有薄熙來帥,卻更有帝王特殊的穩重而強硬的氣派,在毛澤東之後,第一個敢於對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任何強權勇敢地說不。他們很快將習大大當作偶像來崇拜,他們交流的場地稱為「帝吧」,帝國當然有皇帝,帝國子民的幸福感和驕傲感在此溢於言表;他們在蔡英文臉書上灌水的圖片之一,寫著「王之蔑視」四個字,「王」就是習近平,這是赤裸裸地稱頌習近平有多麼強大和偉大──習近平是王,王不需要選舉,所以習近平比選舉產生的蔡英文高貴百倍,這就是小粉紅的思維方式。 對此,流亡日本的異議漫畫家變態辣椒評論說:「這些小粉紅比過去的自幹五更加自信和無恥,顛倒黑白的能力升級了,還教訓臺灣人要多瞭解中國,這些語言的無恥風格頗有習近平的統治神韻。他們甚至聲稱:『如果沒有網路長城的保護臺灣人早就被我們的唾沫淹死了。』」 黨國對數千萬計的「小粉紅」,除了「忠誠」教育,還有不可缺少的「仇恨」教育。「小粉紅」們被告知,近代以來中國差點被西方列強亡國滅種,是共產黨從天而降,拯救了這個國家。如今,西方列強仍然試圖阻止中國的崛起和復興。而追隨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的,是各種西方大力扶持的「反華勢力」,比如:為美國服務的「賣國」知識分子(作家、記者、律師)、台獨勢力、香港那些「甘當英國殖民者走狗的奴才」、流亡在海外的「人面獸心」的達賴喇嘛、疆獨勢力等等。於是,「小粉紅」將他們當作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標靶和箭垛。即便不能上戰場與之對壘,也要到網絡上圍剿之。 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國急遽走向法西斯帝國。今天中國效忠習近平的「小粉紅」,跟當年那些為納粹獻身的「希特勒的孩子」何其相似!德國學者古多‧克諾普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一書中,詳細講述了納粹是如何一步一步誘騙青年人,利用他們的年少無知,給他們灌輸狂熱的思想,最終讓他們成為戰爭的犧牲品。第三帝國通過希特勒青年團等形形色色的組織將德國的年輕一代牢牢控制在手心,並對他們實施精神壓迫和剝削。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公然叫囂:「民族國家的整個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務是,本能地、理智地在被託付給它的青年的心目中和頭腦中植入種族意識和種族感情。」年輕一代容易被誘騙,他們的知識還不足以對所各種事件樹立自己明確的觀點。於是,希特勒青年團用一種荒謬的世界觀毒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大面積地、系統地給未成年的追隨者洗腦,讓人們從小就接收褐色的「思想意識」,然後他們果然從「希特勒的孩子」變成了「希特勒的士兵」。 「小粉紅」們的語言和思維方式,蠻不講理的、缺乏邏輯推理和寬容精神。一言不合,立刻付諸謾罵,以最惡毒的語言樹立自信心。他們的表達方式千篇一律,沒有任何個性可言,因為他們接受的是同樣的、惟一的觀念。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可能是內向、怯懦的人,但一旦在網上匿名出現,立刻顯得好勇鬥狠、強詞奪理。他們被那些「大詞」所征服,他們也嫻熟地使用那些「大詞」,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利益」、「集體榮譽」等等。德國學者維克多‧克萊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一書中,探討了納粹如何用語言來蠱惑人心。克氏全部以日常環境成為他的觀察視域:政治演講、致意的新方式、文章和文告、收音機裡的戰事報導、行進的隊列和納粹黨舉辦的其他大型活動、《衝鋒者》和納粹黨頂尖政治人物的言論、並且包括高速公路及新建的宏偉建築。他指出,這一切都是第三帝國的語言。他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一本「教育之書」,給語言去毒,清潔語言,消除「日常生活之暴戾」。 《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和《第三帝國的語言》這兩本互相映襯的著作,應當成為中國中學教育的必讀參考書——當然,那得等到中共政權覆滅之後。這兩本書都是讓「小粉紅」重新回歸文明世界的「消毒劑」。在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近期,中國有三十五家餐館被發現非法使用罌粟殼提取物作食品調料,這些餐館遍佈全國各地,包括上海的餃子館、重慶的麵館等。這些餐飲服務單位經營的食品中含有罌粟鹼、嗎啡、可待因、那可丁、蒂巴因等罌粟殼成分,存在涉嫌違法添加行為。在食品中加罌粟粉,在中國食品行業中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食品中的罌粟殼很容易發現,文化教育和新聞傳播中的「罌粟殼」卻很難被發現。食物中毒的人,只是個人身體機能受害;精神中毒的人,卻成為如同電影中的恐怖殭屍,會去加害別人——所謂「小粉紅」,不就是一具具披著粉紅斗篷的殭屍嗎? 共產黨的邪惡,就在於它善於激發、利用和操縱人內心深處的幽暗面。這些「小粉紅」在日常生活中或許暫時還保持謹言慎行、彬彬有禮,但在黨國需要的時刻,他們一夜之間就能變成踐踏一切人類文明和道德底線的紅衛兵和義和團,像文革初期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女孩子那樣親手打死校長和老師,像少年薄熙來那樣用黃飛鴻式的「無影腿」踢斷老父親薄一波的幾根肋骨。尼采說過:「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愈是想朝光明的高處挺升,牠的根就愈會深入黑暗的地底——深入惡中。」所以,我們必須戳穿「小粉紅」們慣常使用的那些「大詞」,如「愛國」、「無私」、「正義」、「平等」等等,深入他們內心的黑暗面,進而到黑暗中尋求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余杰
2016-01-25
蔡英文的內閣,還是習近平的內閣?
2016年1月21日多維新聞網放出風向球,意圖影響蔡英文政府的中國政策。(圖片取自網路) 民進黨在選戰中大獲全勝、取得完全執政權之後,中共沉默數日,突發借「多維新聞網」發表了一則詭異的報導:「根據多維獨家掌握的訊息,海基會董事長極可能是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而陸委會主委一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童振源出線機率極高。」 在兩岸關係面臨變數的特殊時期,多維為何「牧童遙指杏花村」? 首先看多維是一家什麽樣的媒體。多維是海外有民運背景的媒體人何頻等人1999年在紐約所創立的媒體,最初具有鮮明的反共風格。2009年,香港商人于品海以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將其收購。多維網的地址雖然還在紐約長島,但舊班底重要的編採人員紛紛離職。不久,多維網的辦公地點轉到北京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共視媒體為命脈所繫,嚴防死守如鐵桶一般,居然允許一家有過反共歷史的海外媒體在北京天子腳下大張旗鼓地開業,實在是耐人尋味。 而于品海其人,更是背景複雜、撲朔迷離。他早年在加拿大留學期間,有盜用他人信用卡的犯罪紀錄,加拿大政府直到1995年才宣布將其赦免。而江湖上盛傳,促成于品海案底撤銷的是一名神秘的中資代表。于品海在香港是活躍的投資人,曾收購金庸擁有的香港《明報》,若干下作手段讓金庸對其恨之入骨。 二十一世紀初,于品海將重心轉向中國,拍攝電影、營建院線,加上多維網和週刊,儼然是一個媒體帝國。在周永康、薄熙來權勢如日中天之際,多維成為其御用媒體,發表大量歌頌周、薄的文章,對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讚不絕口,營造薄熙來是未來總理的形象。為了討好左派,2008年,五十歲的于品海進入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學位,竭力將自己「染紅」。 2012年,薄、周垮台之後,多維一度沉寂。據說,于品海一度被有關部門帶走「協助調查」。 不久,于品海重獲自由,多維亦華麗轉身,由薄系投向習系。2014年8月,多維新聞發表一篇題為〈正在喚醒中國的習近平〉的文章,被《人民日報》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眾號轉載。這個信息顯示,多維已獲得習近平政權的完全信賴。 這一次,多維發布台灣新政府兩名對中國政策的關鍵官員的候選人名單,顯然不是多維或于品海本人的意圖——于品海不過是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投機商人而已,哪裡敢「妄議」最敏感不過的兩岸關係。一不小心觸犯了《反分裂法》,就有可能再次「被失蹤」。所以,這是習近平借多維這個貌似獨立的海外媒體,來傳達黨媒不便直接傳達的「聖旨」。 那麽,習近平為何單單青睞許、童二人? 許信良是民進黨的創黨元老,又是民進黨中少數的統派或親中派。他崇拜毛澤東這個暴君,客廳中甚至懸掛毛澤東書法的複製品。李登輝在總統任內提出「戒急用忍」時,許則拋出「大膽西進」的理論,演出一幕在野的民進黨比在朝的國民黨更向中國傾斜的荒誕劇。此次選舉,淡出政壇多年的許信良突然相當活躍,有心插柳、勝後分羹。海基會會長一職,雖非政府正式的閣員,但在某些時候,又比普通閣員更顯吃重,或許能夠滿足許信良這個沒有當成總統的過氣政客的權力慾。 而童振源則是謝長廷的人馬。上次蔡英文選舉失敗之後,謝長廷首先發難,指責蔡英文敗在對大陸政策上,隨後策劃香港會議和深圳之行,都頗受中國方面肯定。這些活動,童都是重要智囊。當時,童還公開附和謝的觀點,稱民進黨如果沒有推動兩岸關係、兩黨互動以及調整大陸政策,未來選舉會比較困難,並撰文宣揚「謝長廷路線的崛起」。 2014年6月,童振源與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陳昭男等人,共同起草凍結台獨黨綱提案,並提交民進黨全國黨代表大會討論。此後,太陽花學運讓台灣島內反國民黨及反中共吞併的聲音高漲,童的所謂「溫和路線」暫時偃旗息鼓。直到今年大選前一個多星期,童振源又對中共統戰媒體中評社表示,他雖然不是蔡英文的幕僚,仍然要建議蔡英文,選後應當推動凍結「台獨黨綱」和通過「中華民國前途決議文」,以取得中國的信任。 可見,許、童二人是典型的「綠皮藍骨」,不以台灣主流民意為旨歸,而對中國察言觀色、刻意逢迎。因此,習近平才會欽點這兩個人出掌海基會和陸委會。倘若蔡英文真的重用這兩個習近平挑選的人物,蔡英文豈不成了習近平的傀儡,成了第二個馬英九,辜負了台灣民眾的選票?若是那樣,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異究竟在哪裡呢? 我相信,自己也做過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不會如此愚蠢,聽躲在多維背後的習近平的命令,海基會和陸委會必定有堅持台灣主體意識的更好人選。
余杰
2016-01-24
從「五不議」到「七不講
歷史學者馬勇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每當統治者嚴酷地壓制輿論的時候,恰恰預示著大變局的到來。近代史上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庚子之亂後,暮氣沉沉的大清王朝被迫啟動立憲改革,但在1905年改革陷入停滯狀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提出「五不議」的原則,即「軍機處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 這五大領域都與統治階級的特權息息相關。比如,皇帝和太后不能沒有太監伺候,離了太監,慈禧太后一天都活不了。而最為重要的一條是不能觸碰軍機處,若廢除軍機處,就意謂著皇帝或太后失去實權,真成了「垂拱而治」。於是,清廷強行提出「五不議」,以確保權力壟斷在皇族手中。 那,有了「五不議」,大清天下就能永不變色嗎?歷史給了這個王朝自我救贖的機會,它自己放棄了,最後只好走向垮台。當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時,攝政王宣布什麼都可以「議」,改革步伐也要快馬加鞭,可惜沒有人再願意聽他說話了。 滿清有「五不議」,中共有「七不講」,真是更上層樓。習近平的「七不講」,涵蓋範圍更廣泛:不能講普世價值,只能講「中國特色」的東方專制主義;不能講新聞自由,只能講媒體是黨的「喉舌」;不能講公民權利,只能講老百姓無條件服從中央;不能講中共的歷史錯誤,只能講共產黨永遠光榮、偉大、正確;不能講權貴資產階級,只能講像笑話一樣的社會主義;不能講司法獨立,只能講司法是黨的「刀把子」;不能講公民社會,只能講「順民社會」。然後,「七不講」本身也不能講,說出皇帝新裝真相的獨立記者高瑜,因而失去自由、受盡折磨。 因「妄議中央」落馬 「七不講」針對廣大「群眾」;「不得妄議中央」,則針對黨內大小官吏。2015年10月新頒布的中共《紀律處分條例》第46條規定,必須給予處罰的言行包括:公開發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違背、歪曲黨的改革開放決策,或其他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文章、演說、宣言、聲明等;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醜化黨和國家形象,或詆毀、誣衊黨和國家領導人,或者歪曲黨史、軍史。那麼,黨員幹部還剩下多少言論自由? 短短數月,已有多名官員因「妄議中央」落馬。《中國紀檢監察報》披露,東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長吳某,周六在微信中評論一篇關於「一國兩制」的文章,成為第一個因「妄議中央」受罰的官員。接著,《新疆日報》社原總編輯趙新尉被指「妄議中央和自治區黨委的重大工作方針、決策和決定」,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再接著,北京「首虎」、前市委副書記呂錫文因涉嫌嚴重違紀被雙開,罪名包括妄議中央大政方針、長期搞團團夥夥等。 「五不議」沒有挽救大清的命,「七不講」和「不得妄議中央」難道就能讓中共萬壽無疆嗎? 中國旅美異議作家
余杰
2016-01-23
屈從九二共識,人人變成李波
李波原本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香港人,銅鑼灣書店的股東,中國禁書出版和銷售者。卻因為在香港遭到中國祕密警察越境綁架,成為國際新聞的主角。李波事件,讓每個香港人不得不面對「喪鐘為誰而鳴」的嚴峻處境。 香港大學研究中國媒體的專家班志遠說,無論這些書商遭遇了什麼,他們命運的不確定性都「讓每個人感到驚恐」。香港資深評論人徐少驊指出,「李波事件」反映出一種特殊的「中國邏輯」,「按此邏輯推論,在香港的合法行為只要被視作影響到國家的和諧穩定,就是犯了國法,無論你身處哪裡,中國公安系統都有權把你抓回去伏法」。 在香港各個領域佔據要津的中共地下黨們,此時此刻按捺不住,站出來捍衛黨的名譽,醜化李波等人。看北京臉色行事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警方正調查事件,希望失蹤的李波提供相關資料協助查案。李波已經落入中共魔爪,如何自己提供資料?這個說法就像是要求「沒有來的人舉手」一樣荒誕。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引述朋友訊息,指「五條書局友」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被捕,遭到李波妻子的痛斥。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表示,李波可能違反涉及國家安全的刑法。「《基本法》不是至高無上、不可撼動的,黨和國家的安全穩定才是至高無上、不可撼動。」馬恩國甚至以販毒作比喻,認為李波是「主犯」,執法部門不只要抓販毒的人,更要抓製造毒品的人。出版批判中共領導人的書籍,在北京當局眼中居然如同製造毒品。 當香港人憂慮人人都有可能淪為李波時,台灣人可以置身事外嗎?朱立倫在電視政見發表會上多次咄咄逼人地追問蔡英文,承不承認九二共識?彷彿九二共識是台灣的福音、台灣的救命稻草,不承認九二共識,真會像習近平威脅的那樣「地動山搖」。而或許為了選票的緣故,蔡英文沒有斬釘截鐵地否定九二共識,只是說九二共識是選項之一,而非絕對真理。其實,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就是一國一制——這一切正在香港發生。如果屈從九二共識,就是放棄台灣人民已經享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人權保障。中共當局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都能理直氣壯地關進監獄,並且到泰國和香港越境綁架禁書出版者,對台灣人難道會特別仁慈、網開一面? 對中國而言,那些主張台獨的台灣人,那些參加太陽花運動的台灣人,那些不投票給國民黨的台灣人,統統都是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分子,不管你躲藏在台灣的哪個角落,乃至天涯海角,都會將你捉拿歸案。 九二共識不是台灣的選項之一,而是台灣的催命符。屈從九二共識,台灣人人變李波。台灣的朋友,你準備好手中的選票了嗎?(作者為中國流亡作家)
余杰
2016-01-14
朱立倫的三個關鍵詞
從第二輪總統政見發表會的「人權」、「邪惡力量」、「中華民國」三個議題來看,朱立倫已經壓倒馬英九成為國民黨新一代謊言大師。(資料照,中央社提供) 論到說謊,我原來以為台灣的第一謊言大師是馬英九。馬英九在野時,每年中國的六四屠殺紀念日,他都會發表感言,義正詞嚴地悼念死者、譴責劊子手。中國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閱人無數,有一雙火眼金睛,卻仍然對馬英九看走了眼。二零零八年入獄之前,劉曉波一連撰寫了好幾篇文章讚揚馬英九,以為他是正氣凜然的好人。可見馬英九的騙術何其厲害。 然而,當我看完朱立倫在中選會的第二場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上的發言,這才發現,如果馬英九遇到朱立倫,兩人來一場說謊比賽,那麽謊言大師的桂冠一定非朱莫屬。國民黨裡面的政客,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在這場政見發表會上,朱立倫在最後一輪的發言中,有三個引起我高度關注的“關鍵詞”。 第一,人權。朱立倫居然談人權?我剛剛聽到這個詞彙,不禁大吃一驚: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如果人權指的是台灣內部的人權,那麽,朱立倫是不是要向在軍中被虐待致死的洪仲丘的家人道歉呢?他是不是要向太陽花學運中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的學生與市民道歉呢?軍中黑幕和警察暴力,國民黨政權難道不是始作俑者嗎? 如果人權指的是彼岸中國的人權,那麽,朱立倫是不是要向前段時間被強迫遣返回中國的那幾名政治難民道歉呢?馬英九當局明知這些反對中共暴政、且曝光於天下的來自中國政治避難者,回到中國之後將遭受何等殘暴的待遇,仍然無情無義地將他們統統遣返,台灣還有什麽資格號稱“人權立國”?又或,朱立倫要為仍然被中共囚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被祕密關押的數百名中國人權律師發聲?又或,朱立倫也看到了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五名老闆和員工,先後被中國特務從泰國和香港越境綁架,也情不自禁地關心他們的命運? 結果,朱立倫認為最重要的人權,居然是陸生健保問題。健保不是人權的最核心部分,美國有數千萬人沒有健保,難道他們都沒有人權嗎?數十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並不享受美國政府的健保,自己掏錢買各類商業保險,難道他們都沒有人權?那麽,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為什麼不狀告美國政府種族歧視,甚至乾脆拒絕去美國的大學讀書? 第二,邪惡力量。朱立倫說,他要跟那些危害台灣兩千三百萬民眾福祉的邪惡力量抗爭,仿佛他是電影《星球大戰》中的正義的一方,殊不知,他早已沉淪為黑武士。 所謂“邪惡力量”或「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是美國前總統小布殊。小布殊在二零零二年一月的國情咨文中指出,那些「贊助恐怖主義的政權」就是邪惡國家,其中包括伊朗、伊拉克和北韓。 對於台灣來說,真正的“邪惡力量”是誰呢?當然是用將近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的中共政權。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甚至洋洋得意地宣稱,中國的導彈可以直接命中台灣總統府的辦公桌,而台灣一旦宣佈獨立,中國有決心將台灣炸成一片廢墟。中國是全球惟一一個企圖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國家,它不是邪惡力量,誰才是邪惡力量呢? 當然,台灣島內特別是國民黨黨內也有“邪惡力量”,那就是諸如連戰家族這樣穿梭於紅藍之間、吸血吮髓的買辦群體。他們受寵若驚地跑到北京去觀看習近平耀武揚威的大閱兵,就好像如待宰的羔羊的猶太人樂顛顛地跑去欣賞集中營裡面的焚屍爐一樣。朱立倫為何不敢對付這類邪惡力量呢? 朱立倫心目中的邪惡力量,顯然不是他去北京朝見過的習近平政權,也不是國民黨黨內的那些靠吃中共賞賜的殘羹冷炙而肥頭大耳的大佬們,而是跟他政見不合的民進黨和憤怒地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年輕世代。那些不願意繼續當國民黨的順民的人,那些不願投票給國民黨和朱立倫的人,大概都被朱立倫劃入“邪惡力量”的範圍之中。 第三,中華民國。朱立倫在最後幾分鐘的發言裡,數十次提及中華民國。他還呼籲民眾攜帶中華民國國旗前去投票,甚至當場秀出一面小小的中華民國國旗。他儼然就是中華民國的不屈不撓的捍衛者。 然而,當年中共的一個不入流的小官陳雲林訪問台灣時,馬英九當局堅壁清野,不讓中華民國國旗出現在陳雲林的視野中。有三位網友自發前往台泥大樓表達訴求,卻被警方粗暴奪走手中的中華民國國旗,一名女子因此被折斷手指頭。而在中山北路上,「中華統一促進黨」甚至組織民眾高舉著中共的五星紅旗。那個喪權辱國的時刻,朱立倫你又在哪裡呢? 且不說馬英九在被習近平召見時,不敢坐有中華民國國旗標誌的總統專機去新加坡,胸前也不敢戴上他平時最喜歡炫燿的中華民國國旗的胸章;就是朱立倫自己到北京去尋求大老闆的支持時,也將中華民國鎖在深閨中。這樣的政客,這樣的政黨,真的熱愛中華民國嗎?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只要習近平欽點他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別行政區特首”,他們立刻就會將青天白日旗換成五星紅旗。哪個國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他們可以掌權撈錢才重要。 三個關鍵詞,勾勒出朱立倫的本相。連我這個遠在美國的旁觀者都看出來了,有投票權的台灣民眾,當然不會霧裡看花。
余杰
2016-01-11
「被中國人」你願意嗎
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懷疑被中國特工越境綁架一案,已成為一個重大國際事件,中國卻試圖將其限定為不容外人指點的「神聖內政」。正在北京訪問的英國外相夏文達證實李波持有英國護照,英方已緊急要求香港與中國當局協助探查李波的下落與處境。但中國外長王毅指李波「首先是中國公民」,警告各方勿就此案指摘中方。 香港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隨即為北京背書。當年因強推二十三條國安立法而遭港人唾罵的葉劉認為,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國人大常委就對《中國國籍法》在香港的適用作出解釋,只要有「中國血統」的人,無論是全部或部分,也是中國人。另一位在泰國被綁架的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據稱擁有瑞典國籍。瑞典以及綁架案發生地的泰國對此展開調查,至今未有突破。 歐盟對這一系列失蹤案表示「嚴重關切」,英國亦罕有譴責說,若真是中國公安越境綁架,則是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破壞。 面對千夫所指,中國的態度未見軟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針鋒相對地指出,「香港事務全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她表示,根據香港《基本法》和中國《國籍法》,凡是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包括香港的人,都是中國公民。 用血緣論批駱家輝 按照華春瑩的邏輯,即便中共解放軍在中環實施如同六四那樣的大屠殺,也是中國內政,外國無權干涉。中國官方將此案焦點轉移到國籍問題上,其潛台詞是:若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我們高抬貴手、放爾一馬;若跟我們血緣相同的中國人,則嚴懲不貸。 判斷誰是中國人,唯一的標準是「血統」。看來,中國遠非現代國家,仍停留在茹毛飲血、以血緣為紐帶的部落階段。 若用血緣標準衡量,新加坡人、台灣人,以及數千萬生活在其他國家、已歸化所在國的華人,都不是「洋人」,而是「中國人」。只要是黃皮膚、黑眼睛、黑頭髮的「龍的傳人」,而又得罪了中共,那就成為中共隨意綁架、任意戕害的對象。 正是血緣論作祟,雖然不會說中文,華裔美國人駱家輝被派到中國擔任大使時,受到中國官方和民間前所未有的猛烈抨擊。按照王毅、華春瑩、葉劉淑儀的定義,駱家輝必須是「中國人」,必須為中國服務「他長的明明跟我們一樣,卻為洋鬼子效力,不是賣國賊又是什麼?」 習近平直系親屬中,超過十人擁有外國護照和外國永久居留權,他們仍以中國人自居。「中國人」概念無限擴展,連吸血鬼也望風披靡,網上流傳笑話:一個吸血鬼吸了一個中國人的血,中國人臨死前冷笑,吸血鬼問道:「你都快死了還笑什麼?」中國人說:「你現在……有了中國血統……你也要……為社會主義……奮鬥終身……」 作家
余杰
201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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