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林于昉從未對外開放的庫房裡，堆到天花板的收藏品，不少是台灣一度失落的歷史拼圖，盡是他對台灣深深的愛戀，以及不願青史盡成灰的堅持。像是台北街名的中國味，作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裡寫的是來自上海的建築師鄭定邦個人主意，但林于昉認定關鍵是228事件，證據是擺在庫房門後的地圖。

• 

  林于昉收藏的民國35年台北市地圖。（記者張嘉明攝）

在這張民國35年2月8日印行、同年2月15日發售的台北市地圖裡，可看到國民政府來台時所訂的台北路名，仍具有濃厚的本土味，如迪化街延續日治時期永樂町的名稱定為「永樂街」，新生南路因有許多大排，上面橫著許多木橋便被命為「板橋路」，信義路與仁愛路因分別在過去台北舊城門東門的南、北邊，便被分別名為「東門南街」、「東門北街」等。

林于昉分析，隔年228事件爆發，國民政府為壓抑台灣意識，將所有路名改換為中國河山的面孔，「一個政府不到1年就將訂好的路名全面推翻，除了228事件產生的政治因素外，還能是什麼？」

（記者楊媛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