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大學以前，全然不知父親年輕時（我還在襁褓中）曾經遭遇白色恐怖，被羈押九個月，出獄後長期遭檢警監視…等慘事。所幸我十分戆直，雖被黨國教育徹底洗腦，也曾是個熱血的「愛國青少年」，還能平平安安、糊裡糊塗長大，也受完高等教育。

不過，我在大學時還是曾經遇到一個小小的事件，那也是我對「黨國」體制稍稍有所懷疑的起點。

記得1967年通過窄門，懷著「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的滿腹憧憬，以第一志願進了師大國文系（現在回想，應是此生中黨國洗腦教育之毒、最荒謬可笑的憾事）。上大學的興奮在開學後很快就被無聊的課程澆息了，因為大一幾乎是高三的延長，上課科目跟高三沒兩樣。國文、英文、四書（論孟學庸）、國父思想（三民主義的別稱）、中國近代史、軍訓…唯一跟國文系勉強相關的科目是〈國語語音學〉和〈國學概論〉。可是老師是老學究，教學方法實在不高明，課上得讓人心情好生苦悶。

我們的同學來自東西南北部，除了一般高中考進來的、還有不少是「師保生」（師範畢業、服務期滿申請保送上師大），更有三分之一是港澳及東南亞的僑生。後來同學慢慢混熟了，幾個比較談得來的同學下課後常會在一起聊聊，其中一個酷愛新文藝寫作的同學提議：學校的課上得真沒意思，不如我們四、五個人自己找書來看，利用空堂每週聚會一次，一起討論內容情節、分享心得。大家都十分贊同，便由她先找出一本書開始讀；誰知才聚會第二次，一本書都還沒討論完，我便收到一封厚厚的恐嚇信----用比A3還大張的「十行紙」寫了八大張的信，是同班一個師保生寫的。

該同學係1950年代印尼排華時舉家回國，保送上師範學校的僑生，比我們年長很多，因為他在小學教了七、八年書才來唸大學。他的信上劈頭就說我們是共匪的「讀書會」，如果不立刻解散，就要把我們舉報上去，後果會很慘；接著他得意的細數過往在學時以及畢業後在數所學校教書時舉報匪諜及「讀書會」的豐功偉業：誰因他的檢舉坐了幾年牢、誰後來遭槍斃，誰誰又家破人亡….最後還要我別把信給別人看云云。

我看了信簡直嚇呆了，我們又不是讀禁書（只要是作者在大陸的都列為禁書）、更不是讀馬列共產主義的書，只不過一起讀讀文學類的書，竟然也能跟匪諜扯上關係？而且我也不是發起人，信為什麼寫給我？難道因為我是「系狀元」，就擒賊先擒王嗎？

雖然這僑生的指控非常離譜，但想到當時流行的口號：「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也未免太驚悚了，渾身寒毛直豎，趕緊把信拿去給發起人（邀大家一起讀書的那位同學）看，她也慌得不知所措。由於身邊沒有大人可以商量，兩人討論半天，決定去找班導師，把信交給他，請他裁奪。

老師讀那封信時，眉頭直皺，嘴巴直嘖，表情凝重。半晌，才看著我們，語重心長地說：「喜歡讀書不是壞事，可是你們為什麼要一起讀呢？還是各人讀各人的吧，不要再聚會了，免得惹麻煩！」老師說信就放他那裡，要我們不必聲張，他會處理。

第二天正好上導師的課。他一開始就繞圈子，講了一些與正課不相干的話題，比如「十年修得同船渡」，來自四方的人能同窗共硯、成為同學，是比同船渡有更深的緣分，大家要互相幫助、彼此珍惜，千萬不要互相懷疑、沒事亂告狀，有事可以找老師商量….大家面面相覷，不知老師何以忽然講這些奇奇怪怪的話？下課後議論紛紛，不明所以，我想只有寫信者及看到信的我們心知肚明。我們的讀書會當然從此便散了，我對那位同學也盡可能敬而遠之了。

多年以後，上了研究所，聽到有人小聲說：我們的同學中有某人是拿黨部的錢負責打小報告的「職業學生」；後來我擔任教職，聽說同仁中也有這種身兼黨職的人物。有一個曾在高二時因讀了「不該讀的書」而被抓去感訓十年，之後再讀師大的學長，後來成了我的同事，他就暗示我某某人或某某同事都是負責監視他的人，要我說話小心並提防他們。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大學時，真的很氣那位寫警告信的同學；年事漸長，反而感謝他讓我有機會看清黨國的邪惡本質，開啟我政治覺醒的智慧。

我慢慢的知道，所謂「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原來可怕的並不是匪諜，而是那些國民黨的爪牙。他們為了個人升官發財，可以昧著良心隨便舉發「匪諜」、製造冤案，他們就是近十幾年所說的「抓耙仔」，這才是我們該提防的。

上個月發生憲兵濫權搜索民宅侵害人權事件，讓我們再度領教到國民黨秘密警察的遺毒之可怕，也提醒我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國民黨絕不是省油的燈；尤其主張「一中同表、不能講中華民國」且跟習近平一樣堅持「九二共識」的洪秀柱當黨主席之後，國民黨及其黨羽們跟共產黨沆瀣一氣，國共兩黨聯合對台灣民主主權的反撲力道絕對是極其可怕的強大，台灣人絕不能小覷。小英新政府的改革之路絕不是平坦的，要謹慎提防柱柱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