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紅包」的民主退步現象

大年初一一大早,家旁大廟即湧入農曆年「初詣」的人潮,時間一到,排隊領廟方紅包的長龍隨即環繞形成,我倚窗而望,欣喜年節歡樂氣氛之餘,突然想起:一、去年隨俗領取的大廟造形紅包,竟然束之高閣未再相望;二、排隊領受紅包的行為,隱含階級不平等的象徵,台灣上自總統、下至鄉鎮長甚至校長,都在搬演著古老中國皇帝勤政愛民、恩賜賞物;黎民叩納賞賜、謝主隆恩的歷史劇,何況部分頒發者的人品還令人不敢恭維呢!

元月三十日在自由時報見到記者鄒景雯特稿提到,一位陪同蔡總統四處走春發紅包福袋的民進黨人,發出「台灣人三十年民主化、本土化的奮鬥走到今天,到底留下什麼legacy(遺產)?」的感嘆,文中提到,政治人物「選」字當頭,只好四處奔波,全國跑透透,然而繁華過後,真純反省,多年拚鬥有無留下有價值的東西呢?他心中悵然;我心有戚戚焉!如果台灣領導者繼續順暢轉化帶有封建意味的行為;如果廟宇繼續以媚世隨俗的方式舉辦活動大發利市,卻淡化了淨化心靈、激勵人心的宗教本質;如果各地方政府繼續施作一次性的觀光建設,浪費民脂民膏,繼續舉辦一次性的熱鬧活動,讓年輕人疲於追逐;如果觀光是繼續開發亮點,讓苦無去路的民眾一窩蜂去糟蹋;如果社會關心宗教、寄予宮廟的心力與金錢,遠大於教育與學校,如果族繁不及備載的「如果」繼續不動如山,則未來三、五十年,我們又能留下什麼legacy與價值呢?

心理學家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魯迅把集體人格稱作國民性。捷克前總統、劇作家、同時也是「天鵝絨革命」靈魂人物哈維爾說,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又說,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素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誠哉斯言,台灣社會亟需開創出一種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新思想和新文化形塑新目標,讓新目標帶給國人努力奮鬥的方向。這一切需要國家領導者、執政的政府及人民的覺醒,和覺醒後的行動,寄望蔡政府拿出智慧和謀略,以新思想和新文化帶領國人開創一個令人驕傲、給人希望的新局面。

(作者現任國小校長,屏東縣民)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廣場〉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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