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女中豪傑，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是有時候覺得該講的就應該講，為什麼不敢講？

記得1990年剛回國時，我的3個兄弟來台北，我們到附近一家湘菜館吃飯。隔壁桌高談闊論，幾乎至大聲喧嘩，我被吵得難以下嚥，因座位不是緊鄰隔壁桌，就說：「有夠吵的，你們誰可以叫他們小聲點嗎?」「m ho啦，你m kiann hong趴！」（不好吧，你不怕被打）不知是大哥還是老公回答。我的及時反映：「欸！誰敢就這樣打我？有你們4個大男人在吶！」4個大男人沒半個吭聲，意思很清楚，沒有人會去講，也不希望我去講。

我無可奈何，震耳的吵雜聲中，他們無感（或是可以忍耐），我卻吃不下飯。勉強克服怯懦的性格，我起身至隔壁桌，堆起笑容，有點靦腆的說：「不好意思，你們講話可不可以小聲點？」結果，他們聲音變小了，一直到我們吃飽飯，沒有再喧嘩。那時覺得，4個3、40歲的高壯男子到底在擔心什麼？（我好像在洩老哥、老弟和老公的底）

漸漸的，我開始體會摯愛的家人他們心中隱藏的白色恐怖陰影。回想起小時候，爸媽常掛在嘴邊的告誡：「小孩子有耳無嘴！」出國前，任公職的長輩的耳提面命：「到國外，有遊行的話，千萬別跟！」在柏林時，一個出來進修的台師大講師說：「我喜歡你們同鄉會的人，但是我有教職，太太小孩還在台灣，我不能加入同鄉會。」是的，他怕被列入黑名單，回不了家鄉，因為當年海外的台灣同鄉會被國民黨視為「台獨的外圍組織」。唉唉呦！我要是有那麼勇敢就好了，我只不過參加一個大家偶而聚聚會，看看香港雜誌、聊聊家鄉事的「喫會」而已。還有，1位軍校出身的留學生到我家拜訪時，拼命瀏覽書架上的書籍，當時我感到困惑：我讀音樂、老公讀電機，他讀法律，看我們有什麼書做什麼？之後才恍然，打小報告的人會從你看的書作文章。

我進了公立大學專任之後，雖已是解嚴5年了，周遭仍感覺到「謹言慎行」的氣氛。的確，我們的聘書是1年一聘，後來放寬了，也不過是2年一聘，教師似乎從沒有被保證過是長期聘任。選舉時，國民黨員、或支持新黨的，大大方方插旗子、打電話拉票；支持民進黨的，在校園裡，根本不知道有誰。30年了，政黨論替2次了，白色恐怖過去了，這一切現象應該都沒有了吧？

表面上，我們不須要再驚惶，不用擔心因批評學校、批評政府而拿不到聘書，或是半夜被消失。可是長期戒嚴和白色恐怖的後遺症，卻仍肆虐著人們的心頭，吞噬著人們的靈魂與良知。過去那些欺上瞞下、狐假虎威，用阿諛奉承爬上高位的人，換了政黨仍擁有權位者，你我膽敢揭發嗎？這樣的技倆還遍佈於官僚體系之中，民進黨首長知道嗎？過去自己的母語被壓抑、歧視，連帶自己也患了斯德哥爾摩症，還在歌頌被塑造出來的黨國元老、看不起台灣國語口音，附和著「本土太狹隘啦」，他們有從解嚴走出來嗎？更別說「主張台獨」，那簡直是滅祖忘宗、該殺頭的事；就連聽到「台灣」兩個字就惶恐，說「太敏感」的，大有人在。民報讀者，別以為我在天方夜譚，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我上週在教育部開會，的確有官員對「培養國人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尊榮與驕傲感」這句話中的「台灣人」，表達他覺得是「敏感的字眼」。

許多勇敢表達自己愛台灣、支持台灣獨立的鄉親，仍然走不出看輕自己文化的迷思。他們花錢上課，學習欣賞西方名畫、名曲，但是對花精神認識台灣音樂、台灣美術，卻覺得毫無必要，更別說花學費了。長期戒嚴，在大中國主義的教育下，造就了一大群認賊作父或是認同混淆的商人和知識份子，卻不自知，無黨籍的柯文哲市長就是最好的例子；長期渴望民主與言論自由的民眾將民進黨送進了執政殿堂，在握有國家機器時，民進黨卻忽略了「魔鬼藏在細節中」、居高位不一定掌控實權的現實；尤有甚者，認為容忍五星旗自由飄揚、放任統一言論、網路謠言是民主的表現，卻讓國家在「敵我不分」中岌岌可危。

30年了，我們真的走出戒嚴的遺毒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