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對話中國」智庫所長

吳寶春發表聲明，支持九二共識，當然是被迫的，引起台灣社會輿論極大反彈，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還記得當年許文龍也曾經被迫發表過類似的「表態」言論，但是社會上的反彈就沒有這一次這麼大。這主要是因為大家都知道，許文龍設在中國的工廠受到極大壓力，他的高級管理幹部有失去自由的危險，許文龍被迫發表聲明，那是為了救人。但吳寶春不一樣，他不是為了救人，他是在已經很有錢的基礎上，為了掙更多的錢，自然不太能得到外界同情。 

當然，掙錢不是錯，我們也都理解吳寶春的處境，知道他為了在上海開店，受到的壓力一定非常之大；我甚至也寧願相信，吳寶春在發表「我是中國人」，「我支持九二共識」聲明的時候，內心一定也非常掙扎，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會在台灣引起怎樣的輿論風波。但是，中國的市場比台灣大，吳寶春作為一個商人，在金錢和尊嚴之間選擇了金錢，我真的覺得無可厚非。

所以，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我在臉書上並沒有對吳寶春本人進行撻伐，我表達的感情是「難過」。我為吳寶春難過，是因為他被迫放棄尊嚴；而更令我難過的是，在地方選舉結束，親中政治力量全面回潮之後的不久，就發生了吳寶春事件，這當然不是一個巧合。這是一個訊號，從對岸發送過來，告訴台灣人：「我們已經看破了你們的手腳，在尊嚴和金錢之間，你們通過選票，選擇了金錢。吳寶春就是最新的一個例子。」而我最為難過的是，我知道，其實，很多台灣人不是這樣的。但是，中共認為，他們已經看到台灣出現了「新民意」。

因此，吳寶春事件也提醒了台灣人一件事，那就是：中國在未來，會更積極地用各種方式，包括逼迫的手段，讓更多的台灣人被迫站出來表態。這些動作，由於台灣政治版圖的改變，會更為「方便」地進行。這次新當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未來要選總統的新北市長朱立倫都站出來，表示要支持吳寶春，就可以看出這樣的「方便」。

從許文龍到周子瑜，從演藝人員到麵包師傅，中國會通過一個個台灣人的「政治表態」，逐漸在台灣社會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氣氛，有利於承認九二共識這件事，在台灣不知不覺地得到更多人的認知。對此，會有反對的聲音，但是也會有很多的冷淡，很多無所謂的態度，時間久了，更多的人連反對的興趣都沒有了，於是，「九二共識」就會成為台灣的主流意見了。

不管是否能夠做得到，但是顯然，這就是中共想做的事情，這就是「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而吳寶春事件，只不過是這樣布局中的一隻青蛙而已。北京對香港，採取的就是這樣的方式：一開始，群情激昂，然後水溫不斷地小幅度調漲，大家也就慢慢地放鬆警惕，於是最終，青蛙就被煮熟了。今天的香港，不就是這樣被煮熟的一隻青蛙嗎？

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對吳寶春本人過於口誅筆伐，他的表現令人失望不假，但是我們也都知道他的難處，更何況，這又豈止是他一個人的難處呢？我們應當重視的，是「吳寶春事件」，是這個事件背後反映出的危險。尤其是在11月的地方選舉之後，中共必定食髓知味、見獵心喜，過去生怕激起台灣民意反彈而低調進行的統戰，現在在所謂「新民意」的鼓勵下，必定會更加緊鑼密鼓地進行。吳寶春事件，僅僅是一個開始。

歸根結柢，這個所謂的「新民意」才是問題的關鍵。而是否要在2020年，用選票翻轉這個「新民意」，才是台灣人更應當去認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