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芳博士在新書中語重心長地提到：「東海大學文藝復興之道，必須以民主法治原則，克服『黨國體制』遺緒之阻撓」。奈何校園中的黨國文化依然潛存，學生要求紀念堂改名的呼喊，仍然得不到重視，只是被敷衍以對。可見校史要轉型正義似也遙遙無期。圖／林碧堯提供

 

東海大學創校於獨裁戒嚴時代，其籌創史跡不明，即使執行過程也是舉步維艱，鮮少出示於文字記錄中。官方會議紀錄仍嚴處「珍藏室」，對內仍未解嚴。禮失而求諸野，仍待集思廣益。

2015年，東海大學慶祝建校60周年之際，一份刊載〈黨國化的基督教大學〉（曾慶豹教授大作） 的《台灣教會公報》3301期剪報，勾起重新整理東海校史的野心，陸續將一些重讀校史心得，整理發表在網路媒體上，期能拋磚引玉，重建史篇以正視聽。然而，五年以來，卻毫無進展。

2020年，蔡榮芳博士新著的黃彰輝牧師「新傳」《從宗教到政治》問世，才發現過去被嚴重忽略的創校史的拼圖，其中所缺少一些關鍵性圖塊：「為何共創東海大學的台灣教會竟從籌辦到創辦過程中失勢、消失」，現在終於有蛛絲馬跡可尋。

正如《台灣教會公報》第3301期所載：「1953年，基督教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在籌備過程中，協調由三組人馬組成：外國人士（聯董會代表）、教會人士（主要以長老教會為代表）、官方人士（具有基督徒背景的黨政代表），其中，又以前任教育部部長杭立武為籌備組主任。這樣的安排恐怕與民國以來『收回教育權』的結果有關，畢竟這是一個具有『外國勢力』的教育機構，當然更與當時的政治和外交氛圍有關。」（〈東海大學 黨國基督教主導董事〉，《約瑟和他的兄弟們》-9，2015） 。

長老教會無奈退出董事會

當年「收回教育權」的手段，讓身為共創者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代表們毫無招架之力，只有消極性地退出董事會。到後來東海正式「淪陷」時代的「修史」工程，只有慘遭「清洗」之憾。

回溯1951年，美國「聯董會」為延續對亞洲之服務，派遣代表到台訪問。台灣政府由農復會蔣夢麟主委負責出面招待。1952年間，台南神學院黃彰輝院長積極爭取設校並獲支持。「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東海大學的共創者」，這是1953年5月19日由黃武東牧師從美國帶回來美國「聯董會」的重大使命。同年6月11日「聯董會」派葛蘭翰代表偕同芳威廉執行祕書抵台與杭立武討論建校及籌委會事宜。關鍵性的建校籌備處主任，竟然「順理成章」地由具有美國聯合援華總會副主席及教育部長資歷的杭立武接走，其過程不明。

1953年6月，東海大學籌委會由杭立武、葛蘭翰和蔡一諤（農復會，北大資歷）組成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27巷2號；黃彰輝院長是在擴編時才納入，台灣長老教會的代表才佔九分之一，這就是「共創者」所佔籌委會的份量。另據《黃武東回憶錄》所述，台灣長老教會尚有二位代表，陳明清和許有才，參與籌委會，但是官史中並無此名單。

尼克森訪台為東海建校破土

1953年10月2日，首次東海董事會議在台中市舉行。董事會由15位成員組成，台灣長老教會代表有黃彰輝、彌迪理、黃武東和陳明清四位。在任務分組的委員會中，黃彰輝分在圖書設備委員、彌迪理進入常務組、黃武東列入財政組，而陳明清被列入校址組。在總席次中，台灣長老教會代表佔廿六分之五（19%），全部教會代表也只佔21%，可見「共創者」的功能份量被稀釋的程度。再根據曾慶豹的分析：「在反共意識型態如火如荼之際，正好形成了兩個陣營：黨國基督徒（無教派背景）vs. 自由派基督徒（具普世教協背景） 」。自由派基督徒董事明顯處於弱勢。東海大學創校「共創者」的理念，在董事會中開始即面臨被壓縮的挑戰。

1953年11月11日，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趁視察農復會業務之便，為東海大學建校正式破土；隔二天（1953/11/13） ，董事會才由教育部正式核准立案。建校程序工程之曲折已開始呈現。破土之後，建校再經歷三道難關的洗禮：

一、 校地的移交不順。

原本台中市政府的無償贈予的承諾（1953/6/27） 居然跳票。私有地和國有地的徵收並不順利，省政府甚至因國防部反對而下令暫緩移交（1954/8/12），後來經董事商請宋美齡出面才度過難關。另外一說是「東海大學徵收的校地有一部分歸屬於中華婦女祈禱會」，所以「請到了宋美齡說情才獲准」。校地移交因而延宕至1954年12月16日才完成95%的交接。而且事後，「不但付出巨額補償費及租金，且出鉅資（400餘萬元）購買國有地」（校史）。諷刺的是：尼克森居然是在「尚未合法」的校地上破土，除了政府外，誰有此能耐？

二、首任校長難產。

這也是被標誌為「黨國化」的大事。

芳威廉執行祕書籌畫在台創立新的基督教大學時，他的好友陳錫恩博士，南加州大學教授，曾任福建協和大學校長，辦學理念相近，學養風評都不錯，原被認定為東海首任校長。1954年2月，陳錫恩博士受「聯董會」之託，由美赴台協助籌辦東海大學事宜。1954年5月17日被董事會聘請為校務委員會主席，實際推動校務，「對東海建校的籌備及各項制度的奠立，貢獻頗鉅」。這段校史被列為「校長選定前主要主管的人事狀況」。不過根據陳鍾文惠女士所輯的《陳錫恩傳》，其經歷顯然不同：

1954年5月8日第7次董事會議上，曾議決延請陳錫恩博士擔任代理校長。1954年5月17日陳錫恩博士堅持辭去代理校長職務。直到1954年8月16日第13次董事會議，才正式提議聘請陳博士擔任校長。可是因敎育部長認為陳博士爲美方代表且具雙重國籍，恕難同意（函：教育部不同意陳錫恩為私立東海大學校長，1954/9/29），請另行物色。

「陳博士爲美方代表且具雙重國籍」這應是表面理由。據狄卜賽董事遺留的董事會議紀錄所示，真正原因是「反共不積極」的政治不正確所致。輔仁大學曾慶豹教授認為那是「黨國基督徒」爭取大位的纏鬥，導致首任校長難產。

1954年10月22日，聯董會主席穆爾夫人（Mrs. Elizabeth Luce Moore） 為此人事案難產而訪台，「經曾寶蓀董事安排推薦曾約農後，催生為校長人選」。這段故事幾乎就是「蔣夫人們」遴選校長的過程，「自由派基督教」的董事們只能做「壁上觀」。1955年3月26日，董事會遴聘曾約農為首任校長。

三、大學立案延宕。

東海創校的行政流程實在不比尋常：

董事會聘曾約農為首任校長（1955/3/26） 後，近三個月董事會才通過本校「組織章程」（1955/6/13）。

1955年7月，本校向教育部呈請立案。尚待獲回應時，學校招生已在7月15日開始報名，於8月9日舉行招生考試，9月5日放榜。1955年9月27日，教育部才核准本校立案。一所私立大學享有「未立案即招生」的特權，也算是對曾約農校長的禮遇吧！

    至於大學立案申請遭受延宕的原因，在《黃武東回憶錄》第六章第七節中有生動的描述：

  「申請的案件遲遲未獲批准，…最後，好不容易才得到若干傳聞，說這事決定權在最高決策者手中，教育部不敢做主。

  「其實這事杭立武主席心裡有數，但各位董事都被蒙在鼓裏。據說：因政府某機關人士反對，其理由，是認為東海大學是一所外國人斥資興建的學校，設在某軍事基地（指台中水湳軍事機場）鄰近山上，事關國防機密，不應核准。

「籌備處為此甚覺困擾，進度陷於膠著。最後，記得是瑞典籍的宣教師Rev.Dr. Sovic（魏德光牧師）委員心生妙計，建議設法請蔣夫人協助。由於當時台灣尚未退出聯合國，而且還接受美援，董事會以『該校已經請友邦副元首（指尼克森）破土，且木已成舟，萬一設校不成，無以向盟國政府及聯董會屬下的美國基督教會交待』為由，透過蔣夫人的管道，才倖獲核准」。這又歸功於「蔣夫人」！

現在看這個理由實在不可思議，1961年「逢甲工商學院」就緊鄰水湳軍事機場設立，為何沒有國防機密的疑慮？比較合理的解讀應是「解鈴人還是繫鈴人」的策略吧！

黨國基督徒掌控東海董事會

綜合以上這三道關卡，都要依靠宋美齡才過得了難關，這是執政者「收回教育權」的手段。身為「共創者」的教會代表董事們，似都被點了穴道，全無用武之地，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黨國基督徒」刈稻仔尾，坐擁天下。後來，陳明清董事率先因以本土為主的教育理念與其他主事者不合，以致退出董事會。（《新使者雜誌》，29期 1995年8月） 那只是個開端。

1967年的董事會結構，長老教會的代表基本上已全面撤退。三年後，吳德耀校長辭職，亦即1970年以後，黨國基督徒已全面掌控了董事會，完成大學的黨國化工程。1978年，梅可望出長東海大學，黃武東在回憶錄（1988）中浩嘆：「黨化教育」終於入侵東海了。誠然，首先每年的萬聖節就在銘賢堂設壇讓學生拜壽、吃壽桃，接著「永懷領袖」的黑人像豎立在教堂旁，不久賣地蓋「廟」，東海從此擁有台灣唯一的第二座「中正紀念堂」，那也是往後每年教師節，請教職員「永懷領袖」的聖殿，遺風延續至今。真的讓「當年為創校費盡心血的許多人士想必都有無恨感慨！」

蔡榮芳博士在新書結論：〈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中，以東海大學為例，語重心長地提到：「東海大學文藝復興之道，必須以民主法治原則，克服「黨國體制」遺緒之阻撓」。奈何校園中的黨國文化依然潛存，學生要求紀念堂改名的呼喊，仍然得不到「大人們」的重視，只是被敷衍以對。可見校史要轉型正義似也遙遙無期。（2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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