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下一個問題：「香港已死」，東京、台北、新加坡，誰是下一個亞洲金融中心？最近討論熱絡。

事實上，去年十二月初，香港反送中抗爭如火如荼，這個問題就被提及了。當時，《彭博Businessweek》專欄作家費克林（David Fickling）就「下一個亞洲金融中心在哪？」發表評論，其觀點相較台灣的評論家更具前瞻與說服力。

近半年前，時任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就表示，亞洲金融中心的定義若是資金自由進出，台灣有五大原因難為，第一，香港是英美法系、台灣是大陸法系，台灣必須兼顧到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才能開放；第二，台灣非英語環境，若想吸引國際級銀行將總部移到台灣，英語環境很重要；第三，台灣稅制與香港不同，香港是低稅率環境；第四，香港推出風險性產品，不需要對個別消費者負責，因此有更多空間開放金融商品，國內金融環境上若發生問題，將面臨消費者保護原則；第五，台灣要考慮匯率穩定問題。

因此，此時再談台灣是機會，是沒聽顧老師言。而顧談的是技術面，費克林更宏觀，「對台灣而言，從亞洲矽谷轉型為亞洲華爾街的代價並不划算。」他指出，「做為亞洲金融中心所伴隨的貧富差距與社會問題，與台灣崇尚平等的價值相斥」；「台灣從中國轉向東南亞的經濟政策，也降低台灣甘心做為『中國銀行』的意願」。這不是值得台灣追求的標的。

費克林認為：東京？太保守了（官僚法規）。台北？太酷了（理由上述）。

答案是：新加坡；等的就是這一刻。但他的觀點可能會讓「疫後世界新秩序，中國影響力更大」的支持者不是滋味：「如果新加坡取代了香港，這絕對不是因為新加坡成為外資進入中國更好的窗口，而是外資視中國為一個已經被新興市場取代、龐大且挑戰性高的市場。」他認為，隨著菲律賓、越南與印度的成長速度超越中國，亞洲經濟成長主力將逐漸從東亞轉移至東南亞。

四月底，印度多名學者專家在印度尼赫魯大學一場視訊研討會中分析，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後，國際影響力將大降，且引起民主國家警惕，印度更應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積極角色。台灣當然也是，但亞洲金融中心絕對不是選項；從二○○八年馬蕭開始的「亞洲金融中心」夢，此時該是自信地畫下句點的時候！

（作者為上市公司專業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