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柯文哲，一貫的無知、傲慢、自以為是。 (資料照)

馮光遠／作家

以陳時中為首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一年的運作裡，讓國人見到一種以往台灣不太熟悉的專業政治操作。(指揮中心提供)

二○二○年，在武漢肺炎橫掃全球的一片驚恐聲中，台灣安然過關。

最後，讓我們記住二○二○年，武漢肺炎引發全球瘟疫災難，可是我們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疾管署，用專業示範了一件事，就是，有效的政治治理是有其方法的。(指揮中心提供)

一整年，台灣始終扮演著一個叫做「對照組」的角色，因為不但一直被拿來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防疫做比較，此外，因疫情而生的另一個比對現象，則發生在島內。簡言之，就是長久以來，國內始終存在的兩股對立、撕裂力量，一整年，都針對武漢肺炎的防治，一起一落地各自出招，相互比較，彷彿病毒的蔓延或受阻，最後竟然還要受到政治因素影響。

可是，也正是因為這個荒謬的現象，反而讓我們有個很好的機會，更加認識自己。其實，前述的現象雖荒謬，緣由卻不難理解，長久以來，我們號稱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民主國家的內涵，我們什麼時候真正在意過。每次選舉，族群的考量，總是先於政見的良窳；價值的堅持，也往往因黨派的利益而犧牲；更別提有多少人能夠分辨出選舉前的政治綁樁，或者（近些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大撒幣佈建。

然而這次讓人不寒而慄的疫情，反倒成為檢視台灣民主的一個契機，因為一整個二○二○年，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日復一日的疫情發展上，集中在少數幾位與疫情相關的政治人物的言行上，而且因為很少出現過公共議題被這麼密集、深入的討論，其實很多台灣人在二○二○年，如果從「民主」這個大概念來看的話，成熟了。

是的，很多人成熟了，因為有兩種台灣人，相互、反覆地以自身做為範例教導同胞，在這個疫疾侵襲的時刻，該怎麼處理、要如何反應，我的主張是什麼，對立的那方，他們的主張又是什麼。因為面對的是生死問題，同胞們也不再漫不經心，於是冷門的疾病議題，國人以熱門的政治議題待之，看熱鬧也看門道。

兩種台灣人，你我都必然是其中一種，然而論影響力，最具代表的，則推兩位政治人物，一是衛福部長陳時中，一是台北市長柯文哲，由他們掛頭牌，因為兩人所處政治位置帶來的曝光，以及發言的聲量，遠遠高於其他政治人物。

於是，陳、柯不但成為二○二○年「兩種台灣人」最鮮活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扭轉了許多人看待政治的態度。因為兩人各自展現出不同的修為與教養，以及，更重要的，民主政治本來就應該要有的內涵。這個內涵，於其他民主國家而言，顯而易見，不過就是「有能力的政治治理」，然而在台灣，長久以來，「無意義的政治空話」卻往往是政客最擅長、人民最有感的「內涵」。

其實在疫情發生之前，很少人注意到不太作秀，可是很會做事的陳時中；相對於陳部長，懂得炒作議題的柯文哲，則是台灣最具知名度的政客，然而，大家經常被迫接收的與他相關的新聞，卻往往不知所云、空洞已極。二○二○年，台灣人一整年對照這兩人在防疫這件事情上的作為，也才更加清楚台灣的民主應該要走的路。

以陳時中為首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一年的運作裡，讓國人見到一種以往台灣不太熟悉的專業政治操作。他們按本操課，以團隊的力量，分進合擊，陳時中雖為指揮官，可是並不攬權，於是，我們在疫情控制的不同階段、地點，見疾管署相關負責同仁，條理分明地在記者會報告，在事發現場處理突發事件，在醫護單位解決問題。

大家有條不紊，因著SARS期間得到教訓，儲備的能量，整理出的SOP，把台灣帶進安全的港灣，讓世界見證到台灣的防疫成就。於是，蕞爾小國台灣，也立刻從世界的邊緣，搖身一變成為各國急欲聯繫以求得防疫寶典的救星。

反觀柯文哲，一貫的無知、傲慢、自以為是。

先是疫情初期，曝光武漢返台民眾的安置地點；然後批評中央在口罩生產上「盲目擴廠」，結果見中央決策正確，反而加碼要求一天一片口罩，一次買二十八片，否則口罩不夠，「假日不要呼吸了」，「怕一天發不了一片口罩，也不敢下令學生全面戴口罩」，邏輯之讓人傻眼到無以復加；對於防疫旅館量能不足，指揮中心開放一般旅館收居家檢疫者之決定，柯更以（會製造恐慌的）公布此類旅館名字相逼，無視指揮中心已有新擬的作業規範相應，他仗的是：「我的專業判斷，這是防疫破口」。

至於公開表示「我去指揮也是可以啊，應該也不會太差」，更是十足的柯式囈語；然後，中央政策是居家檢疫，柯就唱反調，「不贊成居家檢疫，應該集中管理」。

總之，特立獨行的柯文哲，在攸關眾人安全、生命的防疫議題上，還是自拉自唱，當然，諸如口罩實名制販賣機這個大笑話，於他而言，不過就是學習治理過程中，比較貴的學費而已，而學費，他一年一千八百億預算，有在擔心的嗎？

最後，讓我們記住二○二○年，武漢肺炎引發全球瘟疫災難，可是我們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疾管署，用專業示範了一件事，就是，有效的政治治理是有其方法的。另外，二○二○年也讓我們清楚認識兩種台灣人，一種講空話，一種做實事，就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