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可怕的地方，在於將錯綜複雜的事態極度簡化。一個負責任的成熟決策者，會謹慎識別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會明白世事均有代價，萬物皆需成本，不同價值之間的取捨必不可免。若力推一個「理想方案」，卻不同時考慮相應的實行成本與副作用，無異於極力推銷商品，卻不告訴消費者買下去要花掉多少錢。

　　然而在公投當中，因果關係也好，權衡取捨也好，都很難呈現出來。早在1932年，德國法學家Carl Schmitt就曾經警告過公投的危險性。「（拙譯）就事物之本質，公投只能偶一為之…人民只能說是或否。人民不能建議，不能協商或討論。人民不能統治，而且不能管理。人民也不能制定規範，而只能透過『是』對於一個已經提出的規範草案予以批准。尤其是，人民沒有辦法提出問題，而只能用『是』或『否』來回答一個已經提出的問題。」Carl Schmitt在德意志威瑪共和崩壞前夕如是說(“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 S86)。

　　基本上，對公共事務有想法，想要提案，這OK。但這個提案所贊成或反對的政策，跟所想要守護的事物之間，真的有因果關係嗎？單單這一點，往往就是極具爭議的大哉問，而且很容易用操縱提問方式來影響答案。縱使確有影響好了，影響是多大？替代方案的影響是什麼？這些都是需要審慎分析的事，但在公投當中，卻被簡化為一個狹窄單薄的是非題，讓「消費者」在沒有「明碼標價」的情況下勾選。另外，現行《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1項賦予公投結果高高在上的地位，可以讓法律失效（同項第1款）、強迫立法（同項第2款）、還可以「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同項第3款）。換言之，就是凌駕於國家常規體制。

　　毋庸置疑，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決策方式。公投程序，其實具有跳過國家常規體制的非常手段性質，跟法治(rule of law)有巨大的緊張關係。就法理而言，公投應該是被當成一個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且只能限制在少數爭論已久的重大問題。尤其是，絕不應該容許輕易發動公投來處理日常爭議。否則，就等於是讓國家機關各司其職的職掌機能被架空。因此，我認為現行《公民投票法》極低的提案門檻（最近一次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萬分之一，參第10條第1項）、連署門檻（上述選舉人總數1.5%，參第12條第1項）、以及生效門檻（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參第29條第1項），乃是我國法制的最大問題之一。

　　不論有多麼厭惡官僚組織（行政）、代議制度（立法）以及審判程序（司法），它們都是維繫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石。若說有人不信任專家作出來的專業意見（如環評）、不信任代議士的折衝協商，也不信任法官的認事用法，那沒關係，我會尊重這樣的「不信任」。不過，難道針對一句簡化二分式提問的回答，就比較值得信任嗎？別人的專業評估作了許久，真的就完全一無是處？可以用不談因果關係、不談權衡取捨的「是」或「否」動輒予以推翻？單單是過去幾年，我們就已經目睹了許多充滿創意的公投提案，甚至有拿別人的基本人權來投票者。這種作法的正當性，我高度懷疑。

　　這種作法如果再繼續擴大下去，很容易就會給有意道德勒索者可乘之機。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卻沒辦法通過主管機關的專業評估，也無法以理說服法官？沒關係，召集一群人，以泛道德化的方式強調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亟言我方主張多好多好，「四足者善，兩足者惡」，自然有些人會在「幫忙積德行善」的布施心態下簽署連署書，儘管他們既不明白因果關係、也沒有作出權衡取捨。

　　反正，就只是簽名而已，何樂而不為？不用自己付出成本，又可以讓自我感覺良好的「善事」，向來能夠讓許多人欣然樂從。然而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很容易就會因為公投而疲於奔命。至於提案方則幾乎是有利無害，如果公投沒過，提案者也累積到了光環；假如過了，更可以此逼迫國家機關俯首聽命。

　　問題是，如果公投結果事實上根本不具可行性，抑或所需成本大到難以接受，那要怎麼辦？關於這一點，現行的《公民投票法》並沒有直接給出解答。理論上，支持方還是可以抓著該法第30條第1項在地上打滾，大喊「我不依我不依，法律規定『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你趕快想辦法把東西變給我。」這類不負責任的臺詞。

　　弄成這樣，其實就是在為政治的巨嬰化開啟大門。如果這還不叫危機，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危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