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訴訟之外，蔣經國日記終於在2020年公開，得以成為史家研究的對象。近日出版的《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林孝庭著），就是以這份日記作為主要研究素材。本書除了爬梳日記之外，還將其內容與浩如煙海的眾多史料交互對比。不論是否同意本書的論述，還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用功之深。

　　就本書呈現的蔣經國日記而言，一個鮮明特點是對於美國的強烈厭惡。日記中充滿大量對於美國的抱怨，幾乎與蔣經國來台後的人生相始終。1953年，美國國務院與五角大廈聯名邀請蔣經國訪美，並由艾森豪總統、杜勒斯國務卿(John Foster Dulles)等高層親自接見，照說是美方對其禮遇的表示，蔣經國在日記中對此的反應卻是「內心是如此沉痛耶！」、「余在赴美之前夕反感沉重，此心此情，何人知之耶？」（頁204-205）。

　　蔣經國對美國會有這麼強烈的排斥，這與國府在台的基本格局有關。國府台灣是一個極度依賴美援維持的政權，不論是在經濟面或軍事面。說穿了，國府在台灣就像是借用別人的本錢作生意。如果沒有美援，殊難想像國府有可能在台灣站穩腳跟。

　　相對的，美國也透過援助的機會，深深介入國府的施政，不下於債權銀行嚴密監控接受紓困貸款的公司。在財政方面，美國對國府的預算持續監督，以求投資的每一分錢都能發揮美國期望的效果（頁382）。在軍事方面，美國既要確保解放軍無法衝過台灣海峽，又要防止蔣氏父子拿著美援武器「反攻大陸」，將美國拖進他們無意涉入的大陸戰事。舉例而言，1965年，蔣中正派遣蔣經國前往華府，遊說美方支持國府的「大火炬五號」反攻計畫，冀圖進攻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五省，就被美國以冷淡態度拒絕（頁112-113），甚至換來白宮高層「失去理智且與現實脫節」的嘲諷評語（頁174）。

　　這種「被債權銀行嚴密監管」的處境，自然讓蔣氏父子極度惱火。「升米恩，斗米仇」的古老格言，在國府與美國之間再次得到印證。另一方面，北京也極力離間台北與華府的關係。1957，北京透過香港的紅色文化人曹聚仁傳話，勸誘國府接受北京領導下的「自治」，還允諾「負擔台灣的軍政經費，一如美援之額數。」（頁422）。1958年，北京又再次透過香港傳話，表示毛澤東承諾「只要蔣介石切斷與美關係，北京願意將大陳島歸還台北。」（頁425）。

　　在此，兩蔣雖然對美國抱持強烈憎惡，但還是發揮了權謀家應有的正常判斷力，沒有接受北京的利誘，繼續強忍怒氣與美方合作。不論在主觀層面對美國有怎樣的感受，在客觀層面，美國的支持都是維繫台灣存續的必要條件。至於北京的「承諾」價值如何？兩蔣問題雖大，但也還沒到會對此心存幻想的程度。打個比方：如果一家公司因為跟主要債權銀行鬧不愉快，就接受「打開大門放任強盜搬走所有資產」的提案，天下寧有是理？

　　相對的，美國也對蔣經國頗有懷疑，既對他濃烈的特務色彩深感顧慮，也對他歷經蘇聯調教的背景充滿忌憚。1953年蔣經國訪美時，杜勒斯國務卿就直接警告這位客人，在處理情報與安全議題時的手段「有一點粗暴」(a little rough，頁207)。二十年後（1973年），美國注意到台灣與蘇聯暗中接觸，季辛吉國務卿更曾當面質問國府駐美大使沈劍虹，蘇聯是不是曾經向台北提議租用澎湖群島？讓沈劍虹當場大吃一驚（頁196）。

　　換言之，美國一方面對蔣經國的人權記錄頗感不滿，另一方面又擔心他會開著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投效共產陣營。華府對他既合作，又懷疑，同時緊盯蔣氏治下的台灣核武計畫。然而，對美國非常反感的蔣經國，卻終究在極度的隱忍克制之下，未與美方全面決裂，頂多只是在日記中寫抱怨文發洩情緒。

　　就地緣政治而言，位處第一島鏈的台灣如果與掌握制海權的美國為敵，就等於是戰略自殺。這是台灣的基本戰略格局，不因執政者更替而改變。倘若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將不會憚於對台採取反制，而且大陸政權也不會有力量阻止美方的行動，正如九一八事件時按兵不動的國府中央軍。蔣經國跟少帥不一樣，他擁有水準之上的戰略判斷力，以及壓抑自身反美情緒的過人自制力。終其一生，蔣經國治下的台灣，仍然是一個以親美路線為基底的政體。

　　就隱忍情緒的自制力而言，蔣經國很可能更勝他的父親。不論他年輕時原本是怎樣的人，在史達林治下充當人質的生涯、以及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主掌情報的經驗，都足以讓他鍛鍊出極深的城府。蔣經國日記的記載，顯現出他極善於隱藏自身的真實感受，擁有類似臥底特務那種可以一邊厭惡某人，同時又對其熱絡交好的能力。

　　舉例而言，曾經擔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長的美國高階情報官Ray S. Cline，與蔣經國相交多年，曾經時常與蔣喝酒、出遊，外界普遍認為他是蔣的摯友，蔣經國甚至聘請Cline的妻子為其擔任英文家教，堪稱通家之好。但在蔣經國日記當中，Cline的形象卻是「輕浮」、「淺薄」、「無知無能驕傲自大的美國人」（頁90-91）。

　　多年相識尚且如此，其他交淺言淺的往來對象更不待言。1967年蔣經國訪日，日方備極禮遇，除了天皇接見之外，還安排蔣經國檢閱自衛隊儀隊，動員維安警力多達一萬七千人，往來氣氛熱烈，但蔣經國日記對此行的感想卻是「（對日本）仇恨之心深重而傷痛，愧對先母在天之靈」（頁280-281）。1973年，李光耀訪台，蔣經國親自陪同遊覽台北故宮、陽明山、日月潭等地，貌似賓主盡歡，但日記中對李的評價則是「非善類之人也」（頁313-315）。

　　如果說，對自身感受的隱藏壓制也算是一種藝術的話，蔣經國無疑是這門藝術的大師。不論他有怎樣的想法或情感，都會基於理性自利，嚴格依照現實利害行事，不受個人好惡所左右，宛如一台冰冷精確的權力機器。

　　於是乎，這也造就了一個相當微妙的現象：他的政治決策往往會產生與其個人感受相反的結果。他對美日厭恨殊深，但卻讓「不沉的航空母艦」持續站在美日陣營；他是大中華主義者，但卻強勢抵抗北京的統戰；他對民主化並無好感，也確實在白色恐怖期間執掌情報，但卻不得不在晚年放鬆打壓力道，只能在日記中發出「（選舉）不能不辦」的抱怨（頁329）。

　　這種「內在感受」與「外在行為」的背反性，讓解讀蔣經國平添了不少困難。他就像一個站在台上持續數十年的演員，角色與自我來回交織，不同面相錯綜並存。到後來，已經不容易說清楚哪些表現是角色設定？哪些是真實的自我？他的後繼者先總統李公，在卸任後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或許，這句話也未嘗不能適用於蔣經國。

　　即使到現在，解讀蔣經國也仍非易事。即使日記解密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其內容也仍然必須謹慎以對，不能照單全收。如上所述，蔣經國是一個極善於隱藏自身想法的人，而且他顯然意識到，日記可能會被其他人檢視（不論是時人或後人）。現存日記所呈現的，不一定是（或者說，一定不是）蔣經國的真實全貌，毋寧只想他想讓我們看到的面向。

　　比如說，現存的蔣經國日記，1942年的若干頁數已然不見，而那些頁數所對應的日期，又極可能與章亞若有關。再者，蔣經國還特地在1942年日記本首頁註明：

「翻閱舊日記，發現（民國）卅年及卅一年之日記中，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於卅八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頁17）

　　補註以上這段文字的時點是1954年，正值蔣經國在台執掌情報工作期間。是啊，「實為奇事」。日記裡的這些頁數，是誰「偷撕」的呢？蓋棺容易定論難。往後，有關蔣經國的爭議，大概還是會持續下去。

註：以上頁碼均指林孝庭著，《蔣經國的台灣時代》，遠足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