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這本書相當好看。作者林承俊是林獻堂的曾孫，描述了不少有關曾祖父的趣事軼聞。雖然多屬生活瑣事，卻也讓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變得鮮活具體、有血有肉，而不僅只是一種抽象立場的化身。今年，適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更讓這本書的出版增加了紀念意義。

　　以本書所描繪的林獻堂形象而言，「溫和」是最鮮明的人格特質。許多社會運動家都有相當尖銳的個性，態度鋒芒畢露，但林獻堂不是這樣的類型。這位投身政治社會運動的霧峰林家「三老爺」，行事風格仍然不脫傳統仕紳的色彩。他一方面與日本、國府兩代政權周旋，試圖推進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慷慨好施、廣結善緣。

　　林獻堂的受惠者範圍極廣，既有達官顯貴，也有販夫走卒。國府到來後，他挺身反對警總強制徵收霧峰鄉民的米糧（頁250）；二二八事件時，他也收容了差點被憤怒群眾包圍的未來總統嚴家淦（頁250-251）。就連昔日的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在戰後財務困窘，向這位前殖民地社運人士低頭求援，他也一樣出手相助（頁248-249，也虧得長谷川在總督任內對林獻堂態度還算友善）。

　　這樣的行為，不能單純只是用「好好先生」來解釋。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仕紳地位崇高，但相對的，也肩負濟弱扶傾、樂善好施的社會期待（雖然實際上多少人作到是另外一回事）。相當程度上，可說林獻堂仍然是在實踐這樣的社會角色。林獻堂是新舊社會之間的演化環節，既是臺灣第一代的社會運動家，同時也是末代的「員外老爺」。

　　不過，林獻堂也不是毫無原則的濫好人，同樣有他露出稜角的時候。一個著名事例，就是他得知連橫附和總督府的鴉片特許政策後勃然大怒，主張開除連橫的櫟社（當時臺灣的重要詩社）社員資格，並對連橫作出以下指責：

「（連橫）誣衊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鴉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13日）

　　另外，他也曾在受邀前往民眾黨（原版的那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致詞時，當眾斥責民眾黨人隨地便溺、不成體統，可以想像當時場面之尷尬：

「（蔣）渭水請講話。余先述欽佩議事之熱心…次言自治須由一身自治始，若一身不能自治，我黨、我臺灣何能自治？如目下諸君均在階前小便，於衛生上不潔，於體裁上亦甚不雅觀，此豈非不能自治之明證乎？」

（《灌園先生日記》，1929年11月10日）

　　然而，不論是他的溫和也好，強硬也好，在當時背景下都有侷限性。議會政治是政治共同體的一種組織形式，要讓這樣的組織形式成為可能，首先必須存在一個足以支持議會運作的政治共同體。國之不存，憲政焉附？而這一點，恰恰就是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解決不了的問題。雖然他花費大半生提倡議會政治，但卻沒有辦法找到屬於自己的國族。

　　林獻堂應該多少有意識到自己的侷限性，但卻無法提出解決之道。就一般世俗觀點而言，這位豪門巨紳無疑屬於人生勝利組，但他筆下卻時時流露出自認失敗者的苦悶，或許就與這種無能為力的心情有關。從他在1940年的這幾句詩，可以一窺他當時的心境（節錄）：

一局殘棋懶再看，誤將敗著欲求安。

此時尚敢圖非分，來日方知更大難。

（《全臺詩》，冊33頁68；原載《臺灣新民報》1940年8月27日第8版）

　　「來日方知更大難」這句詩，彷彿讖言一樣預示了他後來的遭遇。1947年，他雖然沒有在二二八事件被殺，但也差一點被國府列為叛逆。1949年，林獻堂以治病名義飛往東京，從此終生流亡日本。雖然他在接到蔣介石要他回臺的來信後，可能一度有所猶豫（頁223），但最終還是拒絕重返故土，寧可待在這個他曾與之周旋數十年的國度。

　　1955年，國府派出蔡培火這位昔日與林獻堂一起對抗日本人的戰友，再次赴日遊說他返臺，向來溫和圓融的林獻堂，作出了決絕強硬的答覆：

「（臺灣）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

（《灌園先生日記》，1955年10月14日）

　　1956年，這位歷經清帝、日帝、國府三代的臺灣仕紳在東京病逝，年74歲。

（以上引文若無特別註明，均指《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