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新政府一步一步採取遠中行動，並不時對於中國作為「不假辭色」，如果習近平政權沒有反制措施，北京的權力結構將受到挑戰，互相召回大使只是小菜一碟。圖為中國駐立陶宛大使館。（歐新社）

歐盟及其所屬會員國，在台灣已經分別設立了十八個代表處，這些歐洲國家全與中國建立有官方的邦交關係，換言之，建交當初，這些國家都「認知」或者「承認」中國所念茲在茲的「一個中國」原則或政策，準備今年到台灣來設處，乃至同意台灣先去駐點的立陶宛，不但不是甘冒大不韙的急先鋒，甚至已經來晚了。

檢視這些早就來台設點的歐洲國家，德、法、英、義、西等大國，與台灣正式建立經貿的往來關係，全都在一九九○年之前就已經陸續展開；就是拿歐盟經貿辦公室來講，也是在二○○三年即在此落腳；即使以過去與立陶宛同為「十七加一」聯盟的中東歐國家為例，也已有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在台灣先馳得點。從這麼長遠的演進對照，再怎麼說，立陶宛現在要與台灣互設代表處，都不應該大驚小怪才對。

但是為什麼這次針對立陶宛，北京要這麼刻意的「小題大做」，不僅召回駐立國大使，要求立國駐中國大使返國，甚至放話再有進一步，將不惜兩國斷交呢？

其實，台灣政府對歐洲有計畫地從「經貿外交」的推展，進入到互設辦事處的談判，可以上推到一九九一年，當時是國民黨的李登輝總統主政，中共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則是江澤民，這邊是有謀略的行動，對岸也不是省油的燈，對於台歐關係的破壞，同樣無所不用其極，也無一時的稍緩。

二、三十年下來，這個鬥爭的基調，歷經台灣幾次的政黨輪替、政府更迭，並沒有形式上太大的改變，各國彼此間維持著一個不說破的「默契」，那就是與中國是正式關係，與台灣是非正式關係，大家絕不逾越外交的雷池一步，倒也「相安無事」。嚴格而言，立陶宛與台灣的開啟互動，並不脫以上的基調，台立互相設處，仍維持在經貿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並沒有留下太多的小辮子、給中國興師問罪的空間；然而北京這回卻如刺蝟般，全副武裝起來，顯然是中國本身已經有所不同了。

習近平的中國，與江澤民、胡錦濤的中國，至少有幾個最大的不同。首先，昔日的中國，不論是對美國或是對歐洲，基本上掌握著「大國外交」的主動性，從而對國際涉外工作擁有相對的自信，不太會把一些「小打小鬧」列為優先事項來處理。習近平時代，特別是疫後的世界，「大國秩序」已然鬆動，導致的成因很多，使得中國重新面對台灣課題，格外脆弱敏感，不再能顧盼自雄。

其次，國際秩序的核心，主要是美中關係，雙方從戰略同盟走向戰略對抗，北京因此警覺到所有的「圍堵」，都來自於美國的策動，就如立陶宛與台灣加強關係，習近平政權直接聯想是美國在背後撐腰；加以拜登的多邊主義奏效，連歐盟都站在立陶宛這一邊，這讓維尼對於「台灣牌」頻出，從捷克到立陶宛到斯洛伐克，更加懷疑是骨牌效應的初始階段，因而必須有所行動。

其三，立陶宛這個中國盟邦，自去年大選結束，新的執政聯盟一反一個中國政策，公開表態支持「自由奮鬥者」台灣之後，中國即已對這個新政府放棄現實主義的路線大調整，心存芥蒂；而立陶宛新政府也確實一步一步採取遠中行動，並不時對於中國作為「不假辭色」，其實已經走了好幾步，根本不是有沒有進一步的問題，如果習近平政權沒有反制措施，北京的權力結構將受到挑戰，互相召回大使相信只是小菜一碟。

最後，被中國指為是「核心利益」的台灣關係，是由拒絕「九二共識」的政府執政，自二○一六年以來，竟能自戰狼外交的撻伐中掙脫而出，在中東歐找到突破口，這無疑是北京的重大失敗。為轉移不滿，最廉價的手段就是訴諸民族主義，中國國台辦近期拉開嗓門，升高罵戰，既演給其國內人看，也演給國際的各方人看，後續發展則端視北京對台還有什麼實質籌碼可用。

立陶宛事件說明，目前似乎並不屬於「習近平時間」，問題是中國到底有幾個洞悉時局的明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