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拙著《台灣史101問》的其中一問：

*歷代的外來統治者對台灣的本地語言所採取的政策與態度有何異同？*

答：

台灣第一個外來統治政權，始於一六二四年的荷蘭。荷蘭人進入南台灣，是平埔族西拉雅人的範圍；荷蘭人為了傳教方便，用羅馬字（拉丁字）拼西拉雅語，將《聖經》、〈十戒〉等基督教經典，翻譯成西拉雅語的羅馬拼音文字，盛行於當時的新港社，是為「新港文書」。這種文字使用了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才被後來從中國閩南來的漢文化侵滅而消失。

西班牙人在北台灣殖民統治達十六年。一六三一年，傳教士Jatint Esquival在淡水努力學習當地語言，數月間編成《台灣島淡水語辭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所謂「淡水語」，當然是凱達格蘭語。此外，他又用羅馬拼音字，寫了一本可以用凱達格蘭人的語言讀懂的《台灣島淡水語基督教理》（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Hermosa）。可惜，這兩本書至今都已散佚。一六三五年之後，西班牙勢力進入蘭陽平原，傳教士進入傳教，替噶瑪蘭人受洗，傳教士也以羅馬拼音的噶瑪蘭語撰寫語彙及天主教教義書。（詳見方豪，《台灣早期史綱》）

以上兩個外來政權，沒有消滅本地語言，反而替原本沒有文字的南島民族，創造了文字。

鄭氏東寧政權在台南建立後，實施儒家化的政策，一六六六年完成孔廟（稱為「聖廟」）的興建，並於其旁設立學校，稱為「明倫堂」，更進一步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這套儒家化的措施，使得新港文與平埔族母語開始受到威脅。但因鄭氏政權管轄範圍有限，政權維持也不長（共二十二年），所以平埔族語文沒有被全面摧殘。

到了滿清帝國時代，特別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來自閩粵的移民日增，平埔族語文更加受到漢語族文化的衝擊；加以滿清政府透過官方的政策，實施對平埔族的漢化（甚至儒化）措施，其中「社學」的設立，用來「教化」原住民平埔族孩童，是造成對平埔族語文最大的威脅。從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在西拉雅族的四大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蕭 社、麻豆社）設立「社學」起，到了乾隆年間，各廳縣為平埔族所設的社學，已達五十一所。當時社學所讀的科目有《三字經》、《四書》等。在荷蘭時代「鵝筒慣寫紅夷字」的平埔族孩童，在上過社學之後，開始「琅琅音韻頌關雎」了，自己的母語也因此流失。當時的社學老師，多為閩南人，以閩南語發音為主要；來自閩南的移民，當然也以閩南語流通，而少部分粵籍移民則帶入客語；因此，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台灣社會（高山族原住民區域以外），逐漸全面閩南化或客化。平埔族的母語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閩南話與客家話成為台灣本地人的母語。（詳見本書第30問）

日本人統治台灣的語言政策，固然以推廣「國語」（即日語）為主要（起先在各地設立「國語傳習所」，作為後來各地改設「公學校」的基礎），但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前半期，並沒有對本地的母語採壓制措施，仍然尊重台灣人的母語，甚至鼓勵當時來台灣的警察學習台灣話，以利和台灣民眾溝通，怪不得後來有幾部台語詞典，都是由退休警察編著（詳見潘為欣，〈日治時期警察台語教材中的思想觀念〉）。台北師範學校的甲科學生（日本人學生），都還有「台灣話」課程；而師範學校的乙科學生（台籍學生），也設有「漢文」科目，聘請台灣本地的漢學家，以閩南語教學。著名的漢學家劉克明，就是早期在台北師範學校擔任漢文課程的著名教師。

而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台灣的報紙大部分都有「漢文版」與「日文版」對照。即使連官方的報紙，如《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都可以看到漢文版的新聞。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進入「皇民化」時期，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才開始全面壓制台灣人的本地語言，不僅報紙的漢文版全面停止，在學校裡面也禁止學生講本地母語。

中國國民政府時代

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月接管台灣後，隨即於隔月派員來台準備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正式成立之後，首先頒布標準「國音」，同時於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講習班，積極推展國語運動。台灣人又被賦予新的「國語」。

陳儀一到台灣之後，即以台灣人不懂國語、國文為由，排斥台灣人，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因此被拒於公職之外。所以，當時的省參議員郭國基，要求政府要登用本省人材，「絕不容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拒絕登用台省人，此種看法不僅無理由，且侮辱台胞無過於此」。

國民政府認為台灣受日本「奴化」甚深，對「祖國」文化不了解，所以要積極清除台灣社會的日本色彩。透過「國語」的學習，以便了解中國文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台灣的鶴佬話（福佬話）、客家話，與被列為「國語」的北京語，同屬漢語系。日本人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目的是要清除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沒想到中國政府來了之後，竟然也以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來清除日本思想，簡直愚蠢至極。

在推行國語政策的過程中，重要機制之一是透過教育體系，尤其以師範教育為首要。行政長官公署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頒布的「台灣省三十五學年度小學教員暑期訓練實施辦法」中規定，國語、國文、歷史不及格者，即取消其任教資格（但是如果國語文及格，其他科不及格，而平均及格者，仍發給結業證書）。自一九四九年起，省教育廳實施師範學校國語國文畢業統考。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教育廳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聘請教員時，應考慮其「國語」程度，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後，更三令五申，強調此項政策。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台灣省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法」，責成校長監督、考核之責；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教育廳再頒「台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此一命令，最重要在於推行國語成為校長考核教師年終考績之一，而學生說不說「國語」，也影響到其操行成績。

其實，在終戰初期，有一段曇花一現的、尊重本地母語的插曲出現，那就是甫創刊的《國語日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創刊），曾經主張「提倡恢復本省方言」，其「語文乙刊」內容，以提供方音符號的基本教材及創作文章，讓讀者進行對照學習為主，並以省國語會專家學者的理論支持為輔，來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來學習國語。可惜，該報「語文乙刊」僅刊行六年（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五四年十月），就難抵擋定於一尊的語言政策而告停刊。（詳見薛政宏，《「國語日報」內容之研究》）

在「定於一尊」的語言教育政策下，台灣本地的語言，不論是鶴佬話（俗稱台語）、客家話，或原住民族語言，都受到極度的歧視。大約在五○、六○年代間，本地學生在學校如果說自己的母語，往往要受到各種處罰（或打嘴巴，或罰跪，或罰錢……不一而足），備受屈辱。學生長期接受這種歧視的語言教育，久而久之，產生巴夫洛夫式的古典制約反應，對自己的母語也會習慣性地自我歧視，自認為說自己的母語是一件鄙俗的事。

台灣住民的母語，在經過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摧殘之後，得不到將養恢復的生機，立刻又受到國民黨語言霸權政策的再度摧殘。可悲的台灣人，在日本時代，日本人要他們以日語為「國語」；國民黨來了，要他們以「北京語」為「國語」。台灣人的「國語」，隨著統治者的轉變而變換，自己的母語卻在這些外來的「國語」霸權下枯萎。著者預估，大約到了二○三○年代，台灣本地的各母語，不論是客語、福佬語或南島民族語言，勢必絕滅。

教育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文化的傳承與更新。語言是文化的重要內容，消滅語言，就是在摧折文化。「教育」淪落到摧折文化，那就「反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