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用納粹來描述中國，在香港失去原來自由的過程當中，加上圖博和新疆的集中營，以及目前對台灣鋪天蓋地的統戰、戰鬥機武力威脅，不斷地訴求統一，彈性地交換使用和平統一和血洗台灣的宣傳武器，以及在國際上輸出共產黨專制獨裁的理念，想要稱霸武林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野心，中國很多作法跟納粹德國類似，於是不少人把中國和納粹拿來比較。

一開始希特勒留著那種奇怪的鬍子，誇張的言行舉止，高昂抑揚頓挫的語調，許多人都把他當成小丑，沒有人想到這個人最後造成世界這麼慘重的災難。習近平則是小熊維尼的形象，胖嘟嘟看起來無害的樣子，許多無知的言行和一意孤行的舉措，和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有類似的狀況。

最早期的資訊戰爭主要由德國領導，根據一本歷史書籍「來自德國的新聞：控制世界通訊的競爭，1900-1945」，裡面提到：我們的時代和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時代有某種相似之處。當時很多報社因為經濟壓力大，裁員，而且不得不收錄廉價新聞。納粹德國找到這個機會，主導訊息的傳遞，控制言論的市場。

現在則是傳統媒體式微，利用社群網路平台，大量生產散播虛假的訊息，只為了各種邪惡的目的，中國更是利用現在這個時機，利用這種方式，想盡辦法要併吞台灣。而且媒體的事實核查和不加掩飾的謊言故事幾乎無法觸及某些使用者——這些訊息的接受者在密封的氣泡中移動，無法知道事實，但在民主投票的台灣，他們同樣也是選民。

國家社會主義黨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德國的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在希特勒時代奠定下來的基礎，化工汽車工業的技術，更為當時的德國存下大規模擴張和戰爭的資本。中國共產黨的計劃經濟，發展各種現代化科技，在資訊科技革命之後搶佔世界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累積的財富成為中國共產黨數位獨裁的基礎。

此外，在國家治理的法律上面，中國共產黨政府長期以來培養大批學者捍衛自己的政治理念，這些學者積極鼓吹堅定自信的主權，並且轉而反對他們當中許多人曾經接受的自由主義思想。以香港的國安法為例，背後是一群被稱為「國家主義者」的強硬派學者，他們當中多數人將德國威權主義學派奉為圭臬。原本有自由政治的概念，但在中國目前時空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學者田飛龍表達了多數中國人的觀點，「我原來弱的時候，我全是接受你的規則。我現在強了，並且我有了自信之後，我為什麼不能表達我的規則，我的價值觀，我的看法？」

這些法律的基礎，很多來自於納粹德國威權主義法學理論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理論，他支持國家在危機時刻行使極端行政權力。「國家的存在是第一順位，憲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施密特的理論被引用來證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領導人可以將平時的憲法律規範暫置一旁，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其實在探討價值觀，無法知道中國到底是變強，還是變弱？如果是變強，國家怎麼會處於極端危險？如果是變弱，怎麼不遵循國際的普世價值，尊重自由人權民主，反而要有自己的價值觀？中國人到底是因為自信，還是自卑，才要選擇不同的價值觀？

歴史發展的徵兆是如此的類似，人類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躲過這場浩劫。歷史是勇敢的人的故事，歷史同時也是懦弱的人的故事。歷史是領袖和人民的老師，但學生通常都在打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