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冠明透過文學與歷史對話——江冠明《跟著風往前走》。圖／李筱峰提供、擷自江冠明臉書，民報合成

 

2020年的歲末，武漢肺炎的疫情仍肆虐全球，北台灣更遭逢寒流侵襲。我在12月30日的臉書上寫了以下的感言：

「在生活中，我一向不喜歡隨眾趕流行，我是一個「大家都怎樣，我就偏偏不怎樣」的人。例如，一般人買東西，一定要選名牌，我就偏偏不買名牌。如果人人都只買名牌，那不就告訴那些新創業的人你們別想活吧？再例如，要過年了，許多人就非聚眾跨年不可，毫不在乎疫情。我偏偏就要一個人躲在家裡讀小說。而且人家讀小說，就一定要選所謂「名家」的小說來讀，但我偏偏就要選江冠明的小說來讀。怎樣？江冠明的小說，會輸給「名家」嗎？你們沒讀過怎麼知道？」

在跨年之夜，我一個人躲在家裡讀完江冠明的書稿《跟著風往前走》。

冠明兄的作品，是詩，是散文，也是小說，更是歷史。

冠明全書的大部分文章，隨便挑一段起來讀，都像是一首詩。

書中每一篇的行文，又都是優雅的散文，其中〈跟著風往前走〉還得過聯合報的散文首獎。

書中更有小說的想像，如〈遇見花岡一郎〉、〈戰地日記〉、〈奔向前方〉。

總之，全書涵蓋報導文學、散文、小說等手法，是幽美又浪漫的文學手筆。

而這些幽美又浪漫的手筆，則都圍繞在一個歷史事件的軸心，那就是霧社事件。

說到歷史，我不期然想起我當年在歷史研究所的往事。我初入史研所時，我選修張玉法教授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初上課不久的有一天，張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說：「筱峰，你文筆太好，不適合寫歷史！」此話一出，全班一陣笑聲。一個學期下來，有一天張玉法老師又宣布：「筱峰現在的文筆，可以寫歷史了。」張教授的話，是褒還是貶呢？其實老師的意思無所謂褒貶，他是要告訴我們，史學論文的書寫不要用華麗的辭藻，不需要澎湃的感情，要盡量以無顏色的中性文字來論述，當然這是就歷史論文而言。

張老師的話，讓我想起斯賓諾莎的一句話–「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

從「文筆太好，不適合寫歷史」到「現在文筆可以寫歷史了」的過程，我克制了許多感性與情緒，完成畢業論文。然而，寫完論文，我彷彿還是骨鯁在喉，無法表達我的內心世界。

面對歷史，並不是都要用冷酷的論文形式去處理，那會顯得無血無肉。歷史如果不能拿來和現實對話，歷史的價值會減損很多，歷史也就很難發揮固結人群的作用。

試看江冠明在書中透過一位泰雅青年的話，讓歷史與現實對話：

「你看我的祖父站在莫那魯道旁邊，他穿著傳統衣服跟日本人作戰，我的父親穿日本軍服唱日本歌跟中國人、美國人作戰，我穿的中國軍隊衣服，我們三代穿不同國家衣服唱不同歌謠有不同語言的名字，為不同族群作戰，有趣吧！」

這段古今對話，足發人深省。

再說，所有的歷史課題並非都有一手的直接史料來幫我們佐證，在遇到史料「不足徵也」的時候，就要有設身處地的想像去做歷史解釋。冠明在〈遇見花岡一郎〉的作品中，發揮了極富創造力的想像，雖號稱小說，卻給史家提供了極好的「設身處地的歷史解釋」。文中，冠明說：「彷彿陷入謎咒的夢境，我開始沈思花岡一郎與二郎生前最後幾個小時的世界，有如小說家和編劇虛構一段故事情節，虛擬劇中人物的風格和思想。我發覺，花岡一郎的死，是困惑人類歷史的謎題！也是讓意志與意識迷亂的課題。」

在〈遇見花岡一郎〉中，冠明替花崗一郎的角色與心境，做了歷史的詮釋：

「花岡一郎充滿知識青年的活力，在西式教育的啟蒙中，他渴望越過層層疊疊的故鄉山巒，奔馳向新世界的原野。這是我對花岡一郎青年生命的想像。」
   
「 自從考上台中師範，成為霧社地區泰雅族人的模範生後，他的榮耀已經蒙上命運的坎坷。日本人把他當做是馴化原住民的指標，他一步一步邁向宿命之路，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歸鄉路。當他從台中回到埔里，越過眉溪一步步走回家時，花岡是不是這樣想呢?他的認同如何呢?是臨終前的回憶?也許是，也許 不是。這一切也許只是我的想像、我的夢罷。」

這些文字出現在冠明的「小說」中，何嘗不是歷史家應有的想像與歷史解釋？

誠如冠明所提出的：

「霧社事件的內部過程，有許多空白讓我無法思考推測。透過想像力，產生小說情節般的幻想，如果我是作家，想像我是莫那魯道，我的抉擇是什麼？戰！還是不戰！要戰會戰到什麼情況！全滅！無退！」

這不就歷史研究者應有的「問題意識」嗎？冠明竟然在「小說」中替歷史學者進行「大哉問」。

冠明在小說中安排了一段在戲劇課堂上的話：「關於歷史事件的真假就讓歷史學者們去研究。今天課堂主題是，我們是否能找出台灣悲劇的原型。」其實，這種Q&A，何嘗不是史家在追求史實的真假之後，也應有的企圖？

在《跟著風往前走》全書中，江冠明要表達的一個重要主題，那就是霧社事件中的「死亡哲學」。

對於花崗一郎、二郎的自殺，冠明問：

「在事件發生過程中，他們被雙方視為敵對者，淪為仇恨殺戮或誤會的對象。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霧社事件大變動中，他們沒有多少其他可能選擇的機會呢?至今，沒有人追問花岡二郎一家二十一口集體上吊的悲劇景象，究竟給我們什麼樣的反省呢?花岡一郎全家的死，會只是「無奈」而已嗎？」

冠明回答說：

「他們毅然選擇自殺，用生命承擔時代歷史給他們的評價，這是超越悲劇的沈重抉擇。」

關於霧社事件的主角莫那魯道，我曾在數年前以〈莫那魯道VS.武士道〉為題的文章，有如下的敘說：「......莫那魯道曾經在大正初年被安排到日本本土去參觀，他見識過東京的現代化，看過日本的軍校與軍事設施，他知道日本的實力。可是他為何敢帶領族人對日本在地的官憲如此痛下一擊？他不是在搞革命，他們是在外來政權的高壓殖民統治下，受盡屈辱、受進蹂躪，忍無可忍，最後將生命豁出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其沒有尊嚴的活，不如莊嚴的死。在我看來，事件中充滿著「死的哲學」，他們讓欺負他們的日本官憲血濺司令台，但在敵不過日本的高砲、機槍與毒氣之下，他們選擇死亡，不受日本凌辱。他們群起上吊在樹上，去和他們的祖靈契合；花崗一郎以切腹、花崗二郎以上吊，解答了他們兩難的角色；莫那魯道最後進入深山上吊，讓日本人耗費時日才找到他的屍體。這些死亡的哲學，顯然不是曾被後藤新平譏笑為『怕死、愛錢、愛面子』的一般平地人所能了解。日本武士道中，也有一套的死的哲學。但是武士道，碰上了莫那魯道，顯然遜色了！」

霧社事件中的死亡哲學，委實讓武士道的日本人驚訝，誠如冠明在書中的一段敘述：

「第一次霧社事件中，曾經有一個家族集體在一棵樹上吊，不論男女老弱婦孺將整棵樹壓到快要扭斷，日本軍警見狀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當然，霧社事件對日本的反抗，也許不只導因於生活的備受壓迫，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的Gaya受到日本統治當局的破壞，冠明在書中也有注意及此。

〈誰的歷史〉是全書之中唯一不是詩、不是散、不是小說的一篇論述，卻是很有反省能力的史學論述。冠明點出一個重要的癥結：

「台灣史學界並未像國外歷史研究，用多元後現代角度去詮釋歷史，還停留在國族主義的思潮，因此在所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一貫思想下，霧社事件被納入在中國國族神話中...」。

我想起了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於1953年在霧社建起莫那魯道紀念墓園。 牌坊上的對聯「永勵黄魂」的字句，充滿著國民黨式的國家圖騰和大漢沙文主義的色彩。莫那魯道還被改了漢姓「張」，被稱為「張公」。歷史被如此操弄！

冠明跳出黨國史觀，跟著泰雅青年跌莫等人上山深入霧社等地，誠如他的肺腑之言：

「我感謝跌莫讓我走出書本和檔案的資料世界，跟隨他的腳步腳印，透過身體透過感覺去認識泰雅族人的生命意境，短短二三天，讓我學習泰雅族人穿越森林的腳步，深深感受『風的民族』 的生命律動。」

我也要感謝江冠明兄寫下這本亦詩、亦散文、亦小說、亦歷史的作品。斯賓諾莎那句「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我要改成「也笑，也悲，也怒，更是理解」，這是我在寒流之中，跨年之際，讀完冠明全書的心得。

莫那·魯道銅像和後方的霧社抗日紀念碑。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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