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多人，包括報導的記者，都一直搞錯一件事情，那就是

「公務人員服務法」跟「公務人員懲戒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前者討論你是否兼職，後者討論你是否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也就是說，我被「懲戒」不是因為當球評，而是因為當球評「嚴重損害政府信譽」。

那我是怎麼樣「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呢？我們來看看台北市政府舉出那些例子：

1.擔任與本職無關之足球評論員。

2.常於社群網站Facebook發表政治性言論。

3.於該社群網站個人資料欄位登載顯示為愛爾達員工。

4.使民眾對公務員有不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並嚴重損害政府信譽。

前面三個就不用說了，這簡直太嚴重了，沒有被判死刑真是感謝上天，第四點最有趣，台北市政府用的理由是，我的行為經媒體大幅負面報導，導致政府信譽受到嚴重損害。

那是什麼行為受到「媒體大幅負面報導」呢？只有一個，那就是2020年5月21日，我被移付懲戒的報導，修蛋幾壘！我被移付懲戒是2021年4月29日啊！這怎麼一回事？！？！？！這是什麼平行時空嗎？

對，就是平行時空，2020年5月21日，我「並沒有」被移付懲戒，而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發了新聞稿請了一堆記者來報導，說我被移付懲戒，但是因為「證據不足」最後沒有送案。一年之後的2021年4月29日，這次有證據了，證據就是我一年前沒有被移付懲戒但是他們說我被移付懲戒的新聞，用來說我被媒體負面報導，所以應該要被移付懲戒，這是時間鉗形攻勢啊啊啊啊啊！！！

我之前沒有公開台北市政府這些瞎透了的內容，是因為我認為我有一定的聲量，在訴訟程序中，等於是用外界輿論影響法官的判決，我個人是半個法律人，不是很喜歡這樣的作法，我願意相信台灣的司法體制，所以我希望能夠依照正常的程序來說服法官，沒想到懲戒法院連第一審都未開庭，沒有讓我有機會出庭做任何的說明，就逕為判決。

而第二審雖然駁回上訴，但我其實對懲戒法院的合議庭是很感謝的，要二審推翻一審的判決需要很大的勇氣，我並不期待二審的法官能夠做到，但給了我一個在庭上陳述的機會，我之所以主張公務人員服務法違憲，因為不只是針對我自己的案件，而是希望對所有公務員都有一致的待遇，以後不要讓你的上級機關可以用各種方式來整治你。

現在懲戒程序已經結束，所以我把我的罪行ＰＯ出來，認同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