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哲學對於政治有許多的著墨，如果把漢娜．鄂蘭也包含在內，重要的當代政治哲學幾乎都來自德國。我曾經引用馬克思．韋伯的演講「以政治做一種志業」，來說明對洪慈庸攻擊的不理性。

韋伯的演講重點在能夠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特質是「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要滿足這三個要件。

針對這件事情是否與最優先的公眾利益相關，「判斷力」很重要。如果是這樣，充滿「熱情」參與努力去完成，萬一中間遇到什麼挫折，要有「責任感」。

把最近那個哈佛博士有關習近平和六四的言論，還有之前那個表面英勇、內心懦弱的康乃爾博士，都可以再三驗證韋伯的這番言論。

德國另外一個醉心於政治哲學的人就是康德， 1784 年有一份報紙寫到伊曼紐爾·康德時略帶諷刺地說：“康德教授先生最喜歡的想法是，人類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完美的憲法。”

康德不喜歡柏拉圖的極權烏托邦，而提出了一個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即“根據法律規定人類最大自由的憲法，確保每個自由可以與另一個自由共存”，是康德而不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806-1873），首先提出了法律的目的，是最大化個人自由的概念，儘管這位英國哲學家也有同樣的想法。正如密爾所寫的那樣，“對文明社區的任何成員行使權力的唯一目的，就是違背他的意願，以防止對他人造成傷害”。

自制與自愛是一種政治驅動力，這是康德一生所堅持，不管是在哲學上或生活上：

“把自己最愛的自己放在眼前，作為他們努力的唯一參照點，力求扭轉一切，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沒有什麼比這更有利的了，因為這些是最勤奮、最有序、最謹慎的；他們為整體提供支持和穩固，而即使無意這樣做，他們也會為共同利益服務。”

康德的自制和自愛，是一種深思熟慮以後高度的價值選擇，不是那一種自戀自私的簡單慾望，對照馬英九、黃國昌、柯文哲…

如何擺脫生命的平庸和自由的虛無？以重建康德的政治哲學為入口，只有作出判斷，對公共世界上演的事件運用我們獨立的判斷能力，世界對我們來說才具有意義。

～漢娜．鄂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