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時代的首都市長

身為台灣首善之地,台北的政治風氣卻始終停留在「天龍國」層次,彷彿昔日的遺緒,特定族群的禁臠,依舊籠罩。圖為台北市政府大樓。(資料照)

身為台灣首善之地,台北的政治風氣卻始終停留在「天龍國」層次,彷彿昔日的遺緒,特定族群的禁臠,依舊籠罩。圖為台北市政府大樓。(資料照)

超過兩年半的疫情肆虐,給世界帶來全面性的重創,不僅徹底改變了國際格局,也給疫後的各國創造出全新的挑戰,台灣當然也不例外。今後的台灣,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才足以因應政經社會的復甦與重建?其實我們完全不缺振作的動能,最欠的是團結與共識。

團結台灣,一點新意也沒有,但是自民主化以來,鮮有時候可以做到。權力的競爭,顏色的對立,意見的分歧,甚至外部的壓力,無時無刻不在分化共同體的建構;疫後的台灣究竟要往哪裡去?無法止歇的內耗,顯然會阻礙國家前進的步伐,讓我們難以找到一致同意的答案。尤其,今年適逢九合一選舉,在疫情轉折的關鍵時刻,毋寧增添了更大的變數。

因此,台灣人有必要自問:我們有沒有智慧,在疫後時代,非但不會因為選戰區分彼此、形成再一次分裂,反而能夠藉由選舉活動實踐出新的政治典範,以便帶領全民迎向集體的未來?如果我們共同的期待是肯定的,那麼政黨與參選人又應該怎麼做,才能符合疫後的國家發展條件?這點,恐怕要從認識問題開始。

台灣的最大問題,在過去兩年,再透徹不過,大家親眼目睹防疫這個攸關生命,本應秉於科學、一起面對的公共政策,竟可以因為藍綠的因素,堅壁清野,互不信賴。於是大家除了要嚴守不斷變異的刁鑽病毒,還要防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內戰,少有理性與對話,寧靜與凝聚,這樣的情況,朝野明知,卻無法破解,隨著戰鼓頻催,甚至更為激昂,實在不容再繼續下去。

在全國各縣市中,台北市做為首都,加上獨特的政情,一向是風向的重要試點,也總能帶來外溢效應。如果以此做為標竿,疫後的城市治理,進而擴大為國家治理,肯定是脈絡相承。台北市要加速現代化進程,越級成為世界一流金融、科技、醫療、文化發達的宜居城市,必然要積極自現況轉型,加速與國際專業連結。

然身為台灣首善之地,台北的政治風氣卻始終停留在「天龍國」層次,彷彿昔日的遺緒,特定族群的禁臠,依舊籠罩。這些部落時代的落後象徵,早已與時代需求嚴重扞格,至今從未見各政黨在提名人選上,或有志角逐者在競選態度上,進行反思與跨越。說白了,台北是一個相對成熟的城市,最大的空虛根本不在「政見」的規劃,而是誰具有視野與胸襟,能夠超越各種框架,意識形態也好,血統區別也好,政黨利益也好,帶來市民「價值共好」的可能性,唯有這樣氣質的人,方能弭平傷痕,促成團結,才是台灣亟需的首都市長。

不少人把這樣的想像,新政治的期待,寄望於陳建仁,有其背後的道理。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焦點評論》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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