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廿大中，供銷總社負責人梁惠玲當選中央委員，會後供銷社宣布大舉招考工作人員，加以不久前啟動的社區食堂，這些舉動令人聯想到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公社。

中共20大後，各地供銷社迅速崛起，有可能走回經濟內循環的鎖國跡象。（擷自人民畫報）

供銷社源於韓戰期間的民生農糧匱乏，因而透過集體方式生產銷售，對中共在文革期間仍能維持統治權，功不可沒。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後，供銷體系重要性頓失，面臨轉型危機，甚至一度以我國農會為學習對象。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之際，基層供銷社的鄉鎮覆蓋率只有五十六％，二○一八年迅速攀升至九十五％，目前推測已涵蓋全境近四萬個鄉鎮。

這種集體經濟的復興，可從以下幾層面解釋。在經濟層面，中國歷經卅多年快速成長後，工業化紅利即將用盡，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均上升，多項經濟指標出現警訊，外資亦開始撤離，導致失業率上升，引發一波波官民衝突、社會動亂。為對抗停滯性通貨膨脹，中國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並重啟物資控管，對外做足與他國貿易競爭準備、對內避免中產階級貧窮化。

政治層面，是政府將經濟權力下放後，出現了阿里巴巴、騰訊等巨型私營企業，馬雲等企業鉅子成為青年崇拜對象，甚至出言批評政策，政府權威受到挑戰，過去賴以為財源及人事安插管道的國有企業也式微。面對市場自由化反造成「令不出中南海」局面，習近平上任後強調「國進民退」，鼓勵政府及國企對經濟的干預，試圖將遭地方及私企瓜分的權力重新集中。

社會層面，則是糧食危機的浮現。改革開放後，人口向都市集中，農村成為貧窮象徵，集約農業下的糧食產量也始終不足以自給。二○一九年美中貿易衝突發生，美國限縮大豆、玉米出口，並調漲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糧食安全成雙方角力重點；此外二○二○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堅持清零政策至今，封城、封路之舉嚴重影響物流，農產品難以運抵城市，價格大幅上漲。

重啟計畫經濟，固能於短期內對資源做出合理配置，卻也可能造成市場僵化、創業意願降低、外資撤離等弊端，與改革開放路線背道而馳，顯示中國經濟正走一種閉關鎖國的內循環模式。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