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

進入《八十年代》雜誌上班的第一天，我永生難忘。

我正式開始上班時，《八十年代》雜誌第二期已經在印刷廠印刷，準備出刊。我第一天到雜誌社，發行經理康文雄頭一句就告訴我，可不可以一起跑裝訂廠一趟？裝訂廠的老闆剛剛通知，警備總部可能快來沒收我們的雜誌了，我們趕快過去搶先搬走。我一時又義憤填膺起來，警備總部那些軍人何德何能？竟然可以決定知識份子的文章可以不可以給民眾看？

我和文雄趕到裝訂廠，警總的人還未來，我們趕緊將裝訂好的雜誌搬上小卡車，留一些讓警總的人帶回交差。在盛夏的暑熱中，搬挪雜誌，讓我滿頭大汗，全身淋灕，但我感到，那不只是我身體的運動，更是為爭取言論自由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當時年輕的我雖憤懣不滿，卻感受著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生意義。回憶我上班第一天的情形，想起1973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憤怒青年》，描寫一班不滿社會現狀而急於改變現實的青年，雖然「憤怒青年」一詞略帶貶義，但用「憤怒青年」來形容當時的我並不為過。後來該詞被簡稱為「憤青」，流行於1990年代中後期。

當時在中國國民黨的軍事戒嚴統治下，警備總部有無上權力，可以查禁人民的雜誌、書刊、歌曲....。不過查禁雜誌對我們而言，是大好大壞，如果雜誌遭查禁，但是我們得知風聲搶先到印刷廠搬走，書報攤都會暗藏下來，在地下風行，那一期雜誌就會大賣特賣；但是如果遭警總的軍車先行搶走，那就血本無歸了！

不過比警總更狠的是，掌管雜誌發行的行政院新聞局，及市政府新聞處，他們可以憑一紙公文，將雜誌停刊一年，甚至取消雜誌執照。

不論「查禁」或是「停刊」，他們的理由都極為攏統模糊，不外是「違反基本國策」、「混淆視聽」、「破壞政府威信、影響民心士氣」、「破壞政府與人民的感情」...等天馬行空的理由。

其中所謂「違反基本國策」的「基本國策」是什麼？就是「反共」的基本國策。如果以當年這個標準，今天已經放棄「反共」，轉而「媚共」、「舔共」的藍營各個政黨，全部都「違反基本國策」，不只言論要查禁，恐怕蔣介石地下有知，又要拿起紅朱筆一批：「速即槍決可也」！但是，今天不會，他們享有媚共舔共的自由，而且還可以反過來辱罵綠色執政的政府在實行「綠色恐怖」！撫今追昔，是非錯置，黑白顛倒，不勝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