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不能不分享。這個劉同學是當天衝上台大喊要蔣萬安道歉的人，他也是228受難者的孫子。

謝謝他寫出這一篇，我們才知道228可以如何讓家族三代都活在陰影當中，我們也才知道媒體輿論到今天都還在追殺他們：

一個228後代，在抗議過後，去共生音樂節想要平復情緒，跟四叉貓合照。結果TVBS馬上見獵心喜發新聞：『228追思會衝撞蔣萬安　抗議團體「比YA」挨轟』；朱學恆說：『把二二八當派對賺政治資本』。

所以到底要他們怎樣？不要出來抗議，要原諒，要放下過去；但是一輩子出現在人前就要神情哀戚，無比悲痛，不可以開心，不可以比YA。

這社會對受害者後代的道德要求，怎麼比加害者後代還高啊？有人去要求過蔣萬安不可以比YA嗎？

我也從來沒看到這些媒體去跟白冰冰說：「過去都過去了啦，不要再消費白曉燕換自己的聲量」、「跨年還上台唱歌，哪裡像個受害者的媽媽」。但他們卻用這些標準來要求228遺族。

受害者家屬就是受害者家屬。他們要不要放下，要不要原諒，只有他們自己能決定。他們自己的人生要怎麼過，也只有他們能決定。

看到劉同學在事件之後，只想對他阿公說：「對不起，我失敗了，我沒有為你爭取到應得的道歉。」我覺得好心疼。

我們一起加油吧，我們會走到的。

 

劉品佑

 

「對不起，我失敗了，我沒有為你爭取到應得的道歉」

我是二二八當天上台要求蔣萬安「殺人兇手，下跪道歉」的人，也是唯二當天被逮捕的人，在大家的眼裡，我們就是一群消費二二八，想要為此而紅的消費者，如果你們是想要來罵我們的，希望你可以先看看我的故事。

我是劉品佑，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受難者親屬死於1947年2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前，軍警對民眾的無差別射擊，當天夜晚身蓋白布被送到了家門口，僅被告知是「意外身亡」，就這樣我們家開啟了五十年以上的自我禁錮與政治審查。

從小我就和外婆一起生活，從我有記憶以來，我記得我家裡擺滿了民進黨的旗幟、阿扁娃娃，每次選舉時我外婆總是緊張到左右踏步，不斷地焚香拜佛，如果當天民進黨輸了，我外婆大概又要失眠一段時間了。

每次打開政論節目，我的外婆總是邊看邊罵，但是每當罵到國民黨時，都會自動把音量縮小，並且回頭告誡我「這些事在家裡說說就好，出去不要談論政治」；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在遊行抗議，我的家人們總是拉著我的手遠離那群人，在投票當天我們一定是最早去排隊等投票所開的人，因為我們害怕被發現我們沒有投給國民黨。

從小我就受到台灣是民主自由國家的思想教育著，我不理解為什麼號稱民主的台灣，我們卻要這樣？

直到國小後的某一天二二八前，我看到一封信，上面寫著「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邀請函」，我不解為什麼要特別寄信邀請我們？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我才理解為何我的家人們一直以來的怪異行為。

我外婆總是說「他就是太多管閒事、愛看熱鬧，結果就死了」，「當天遺體送到家裡後，被告知是意外死亡，雖然知道不是真的，但也只能夠接受之後趕快處理」，外婆淡淡的說過，但當時年紀七十幾歲的外婆，卻忍不住的啜泣流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兇悍的外婆哭泣，似乎也是最後一次。

或許是天生背骨或許是想要找到屬於自己家族的歷史記憶，也可能是聽到蔣家後代蔣萬安要主持二二八紀念儀式而忍不住，所以我和幾個朋友就下定決心當天要去抗議，對我來說這一次的衝撞是我少數可以和蔣萬安表達我們訴求的機會，那七十六年來一直沒有說出口的訴求。

蔣萬安在致詞前有一位官方安排的家屬廖繼斌說著「沒有二二八家屬不跟台北市政府合辦活動」，當時我正好在旁邊，我只是稍微扶著鐵欄杆，想要聽清楚一點，馬上就有人過來要我們遠離活動管制範圍，這不是辦給受難者家屬的嗎？我們家不僅沒有收到台北市政府邀請我們參加的邀請函，甚至我連想要接近聽清楚的機會都沒有？就這樣更加加深了，我一定要衝上去抗爭，表達我們訴求的決心。

當天我們衝上台之後，我衝到很前面的位置，我不斷的放聲大吼「殺人兇手、下跪道歉」，直到我被絆倒後，我仍然不斷的這樣吼著，因為我知道這或許是我最後一次，可以這麼近向蔣家表達我們家，超過五十年來的自我禁錮與言論審查的痛苦，也想要告訴大家廖繼斌口中的「沒有二二八家屬不跟台北市政府合辦活動」我就是其中一個。

當天我是唯一一個被警察扛手扛腳的方式拖出去的抗爭者，就算我的手腳被警察抓著，但我仍然不斷的怒吼，「殺人兇手、下跪道歉」，直到遠離了蔣萬安，我才恢復理智。

三個警察抓著我，把我帶回警察局，一路上我一直很怨恨自己，怨恨自己沒有把這句話在蔣萬安面前說出來，怨恨自己沒有辦法為自己受難的祖先平反，怨恨自己只能夠放任官方邀請他們認可的人代表所有二二八受災戶，而不認可的人都被擋在外面。

至始至終，蔣萬安雖然在抗爭後道歉了，但是卻是以市長的身份道歉，而不是承認蔣中正是加害者，以蔣家後代的身份道歉，二二八事件至今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這是作為受難者家屬無法接受的原因，道歉不是說出「對不起」就好，一個沒有真心的道歉、沒有同理受害者的痛苦的道歉，「對不起」三個字，毫無價值。

我在警察局被保護管束了近二十分鐘，我才被釋放，一出警局我看到我的夥伴們都在門口等我，當時的我確實是開心的，一方面雖然沒有辦法親自在蔣萬安面前表達訴求，但我們仍然讓蔣萬安聽到了，另一方面是來自靈魂深處的恐懼，從小聽著家人說國民黨很殘忍，被釋放的那一刻，我擁抱著我的夥伴們，心中的恐懼才終於放下。

我們在門口彼此擁抱、鼓勵，檢查有沒有人受傷後，「我們去共生音樂節轉換心情吧，我們要好好放鬆，暫時忘掉剛剛的痛苦回憶」，沒想到進去沒多久就遇到了四叉貓，可能是腎上腺素分泌還沒退去，身上亢奮的身心靈反應還未消失，有人提議，「我們和四叉貓拍照吧」，就這樣拍下了你們看到的照片。

「怎麼前後差異那麼多？」「你們是消費二二八吧？」，各種負面的留言在四叉貓發出貼文，新聞媒體惡意的操控之下，我們變成了消費二二八的人。是我們不夠注意，我也不解為何四叉貓會這樣下標，為何媒體會這樣報導。我知道在二二八紀念公園是一個值得哀傷與紀念的地方，作為一個受災戶，作為一個每年都來的人，我深知這個道理；但我們當天被拍下照片的場所是「共生音樂節」，那個場所是一個放鬆大家彼此療傷的場域，所以在照片中，我們才會是開心的畫面。

就這樣兩個不同場景與脈絡的照片，在四叉貓的下標與媒體的誤解操控之下，我們成了消費二二八的人。

儘管我們在活動之後的採訪，就已經說了我們這裡有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只是因為我被警察逮捕，所以沒有在現場，但時至今日沒有媒體為我們平反，所有的媒體都在帶風向的問「他們誰是受難者家屬？」「他們抗爭結束開心比yeah」所以輿論風向就成了「我們是想要從政的人」「消費二二八的人」，僅管我在事後發文說我是受難者家屬，解釋我們為何要這麼做，解釋兩者的場地與背景不同，但所有的媒體、網路KOL絲毫不在乎，比起找到參與抗爭的受難者家屬，他們比較在意這篇聳動的新聞能不能夠吸引大家的眼球。

在鋪天蓋地的抹黑之後，

隔天，我阿姨打給我

「你等等打電話給外婆，他已經一整天沒睡了，因為他在電視上看到你」，我打給外婆後，外婆第一句話不是問責

「你是弟弟嗎？你有沒有吃飽？你的錢夠不夠？」

「嘿啊，有啦剛吃飽，錢還夠啊」

「新聞說你們是收了民進黨的錢，我們不要做這種人，你要好好讀書，未來找一個好工作，不要在理政治了」

「我們沒有收錢啦，這次的行動都是我們自己發起的，只是沒有想到被媒體誤解成這樣」

「好好好，沒事就好，要記得常常回來」

就這樣，我們的電話結束了，從頭到尾我的外婆沒有責怪、沒有問為什麼要這麼做，外婆最想知道的是我還安全，有沒有被國民黨政府清算，我很心疼我的外婆直到現在快要九十歲了，仍然無法忘卻白色恐怖時期對他的傷害，也更責怪自己竟然給了一張照片，讓媒體可以自由的發揮。

我知道很多人在媒體的渲染之下，我們就是一群消費二二八的小丑，但我只想和大家說，我們不是，做出這個決定我也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做，我只想要為我的祖先平反，為我的祖先爭取他應得的道歉。

七十六年前，我的家人因為蔣家含冤而死，七十六年後，我們的訴求仍然要在媒體的刻意誤導之下胎死腹中。

「對不起，我失敗了，我沒有為你爭取到應得的道歉」

事情發展至今，對我的家庭與事件做一個紀錄，希望也是最後一篇關於這件事情的貼文，很抱歉打擾與佔用媒體資源那麼久，謝謝看到這裡的你們，也謝謝當天一起衝的 無力者 bô-la̍t-chiá

< 資料來源：侯宗佑Facebook｜ 引用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