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6周年的二二八台北紀念會上，我坐在台下，蔣萬安首次以台北市長身分作道歉，有一群大學生闖入會場....（資料照）

施芳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研究員

也許，二二八的受難者（包括堂舅）要我們今天痛定思痛：深刻地去理解二二八的悲劇是怎麼回事。圖為 二二八事件76週年「拆除威權 起造新國家」遊行活動（資料照）

「二二八事件告台胞話」：不痛定思痛二二八的悲劇是怎麼回事，下一位被奪走財產，被定叛亂罪，還被取走性命的可能會是你……

今年的二二八，我剛好在台灣，以學者和受難者的親戚，參與觀察台北市政府舉辦的紀念會。由於事前協辦的台灣國家聯盟拒絕與蔣家後代同台，當日市府團隊戰戰兢兢地籌辦，以「祈福追思、祥和臺灣」為主軸。蔣萬安市長也提前來到了現場，一一地走向出席的受難者或家屬，彎腰握手致意說：「謝謝您來參加」。其中受人矚目的是：一位滿頭銀髮，穿著高雅的女士。當蔣市長向她致意時，所有的閃光燈都聚焦在他倆身上。

那位女士後來坐在我旁邊，我們彼此寒暄了一下，都是受害者的一方，她主動地說：「我姐姐在二二八受害」。我直覺地反問：「您是蔣渭川（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創辦人蔣渭水的弟弟）的女兒嗎」？她說：「是的，我是蔣節雲」（蔣渭川被武警追殺，子彈錯打中他的子女一死一傷，雖倖免逃脫，替他死的是十七歲四女巧雲，替他傷的是六歲么子）。我也主動地說：「我媽媽的堂哥張武曲在二二八受害」。她驚訝地說：「那妳要叫張武曲堂舅，妳堂舅是我的鄰居」。我說：「是的。堂舅開的張亦泰布莊，就在大稻埕延平北路義美餅店（總店）的隔壁，而義美餅店就是日治時期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所在地」。（堂舅張武曲的生父早逝，與我的外公，即他的二叔，情同父子；媽媽就讀第三高女時，堂舅成為她在台北的小家長）。

關於我的堂舅張武曲

蔣節雲女士關心地問：「二二八事件後，妳堂舅怎麼呢」？我說：「從家族人那裡聽來，堂舅張武曲因在日治時期擔任台北青年團團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要抓他，他先逃到三峽外公家，躲了幾天後，外公說：這裡藏不住了，你必須再往十三添深山裡躲 …… 之後，就不曾再見過他了 ……」。這故事讓我連接到電影「悲情城市」片尾的那一幕。

家族流傳的說法，只給了一個輪廓，等到史料逐一解密，國史館出版了《二二八事件辭典》，才對堂舅受難的事蹟有了血肉。原來堂舅和鄰居好友都曾對回歸「祖國」（中國國民政府）有無限憧憬，熱烈歡迎來自「祖國」的黨政軍人士！蔣渭川毫不猶豫地加入中國國民黨，且在光復後第八天，在其書店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張武曲則出資聘請音樂家，在其布莊教台人唱中華民國國歌，一時傳為佳話。二二八事變爆發後，衝突迭起，蔓延全台，陳儀等函請蔣渭川出面調解。官方檔案顯示：張武曲於三月五日在中山堂召開全台青年大會，召集舊台灣青年黨幹部，及日治時期的志願兵，組成「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擔任總隊長，協助維持地方治安。張曾偕同蔣渭川，一同晉見警備總部參謀總長柯遠芬，報告青年團體協助治安的情形。然而，當國府軍隊入台鎮壓後，蔣與張雙雙被冠以「叛亂」罪嫌，加以通緝。

在官方（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眼中，張武曲是藉由經營台灣戲院，組織「民主聯盟」；官方並認定其所屬的「民主聯盟」，於事件期間散發「二二八事件告台胞書」，是用來渲染及反抗政府。那所謂叛亂的證據是這樣寫的：「我們六百萬台胞受盡了政治的腐敗，和貪官污吏的禍害…… 我們要求政治上徹底的改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 …… 我們專「絕」 不要再亂打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他們和我們同一受政治腐敗的痛苦，他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現在我們要分別，請我們臺灣建設的好人，我們要保護他；殘害我們的惡蟲，要驅除他」。文末，並表示「我們要決心以身家，生命財產，爭取民主政治」，最後列出「我們的要求」：「要求食糧即刻開放官軍民糧倉，配給省民，安定民食…… 應徹底嚴辦鎗殺人民兇手並主管人員……要求中央廢除長官制度，在台先實行憲政並省予自治……取消專賣公營制度，工廠交人民經營……健全司法獨立性，取消軍警暴政，尊重民權，使人民有七大自由（人身、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居住）等」。這些改革的要求，在今日民主的台灣，是合情合理的需求；然而，一九四七年祖國來的獨裁政體，卻可以此羅織「叛亂」罪名，並定罪為卅位「叛亂首謀主犯」之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最讓我難過的是：史料所記載的關於堂舅是怎麼死的。如果此史料屬實，那堂舅不是死在深山裡，如電影所呈現的，還有一點想像空間的美好；而是：「張武曲逃亡一段時間後，出面自新，雖未受到追究，但 一九四六年張武曲斥資買下的台灣戲院，遭到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接管 … 允諾賠償當時的幣值台幣二五○萬元，旋因二二八事件發生，張武曲遭到通緝而未獲賠償」。史料最後加上這一段：「張武曲想到自己忠於國家，卻遭到內亂罪的指控，通緝，深感屈辱並憂鬱成疾，一病不起，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廿日因狹心症去世」。讀至此，眼淚奪眶而出，堂舅呀，要你的財產，定你叛亂罪，還要你的命，竟是你所歡迎來自你所熱愛的「祖國」之黨政軍人士！為什麼會是這樣呢？為什麼？

想到當年英氣風發的堂舅，卻因為你的單純，對祖國（中國國民政府）有過多的想望；你的無知，對祖國認識不清；你的奴性，仰賴祖國讓你當家作主；才惹來殺身之禍，除了財失家破人亡，親戚與你切割，鄰人不相往來，想必在你臨終的床上，要獨自嚥下這口冤氣，你在黃泉之下，會不會死不瞑目呢？！

在七十六周年的二二八台北紀念會上，我坐在台下，聆聽台上一次又一次對受難者和家屬的道歉…… 馬英九從台北市長到總統道歉了卅多次；蔣萬安首次以台北市長身分作道歉；更有一群大學生闖入會場，吶喊：「殺人凶手，下跪道歉！」…… 七十六年都過去了，當今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道不道歉，或道歉多少次，甚至下跪道歉，這些都不是重點了吧？！不過，如果加害者的後代想要表達歉意，促進雙方的和解，我們受害者的後代也欣然接受；而還要要求已逝「殺人凶手」的後代，下跪道歉，那義憤固然可許，但徒增雙方的對立，對朝向共生的台灣是種傷害？！

也許，二二八的受難者（包括堂舅）要我們今天是痛定思痛：深刻地去理解二二八的悲劇是怎麼回事。二二八的悲劇，似乎是生活在台灣島上人的宿命：在二戰後初期，台灣民間流傳一句：狗（日本殖民政府）去換豬（中國國民黨政府）來；近來有人接龍警惕：豬去換狼（中國共產黨政府）來嗎？當再一次由祖國來接管台灣，很有可能再發生一次「類二二八」。下一次不同的是祖國已經易位了，不再是中國國民黨政府，而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在官方（中共）的眼中，台灣島民沒有一個是外省人，通通（包括馬英九、蔣萬安）都是本省人，即台灣省人；不管藍綠橘黃白，如果自以為可以挺身居間維護和平，你的下場可能會像我堂舅一樣：要你的財產，定你叛亂罪，還要你的命，竟是你所歡迎來自你所熱愛的「祖國」（中國共產黨政府）之黨政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