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的星辰

今天台灣從威權政體轉型走向民主政體，受到世界（中共除外）的肯定，有許多重要人物貢獻極大，我們不能忘記。我在寫完全書《燦爛的星辰》之後，特別在此補充數人。

#補充壽星之二

「我們現在所當檢討的，乃是台灣是否已無強凌眾暴之事?台灣的吏胥勢豪，是否尚可夤緣為虐魚肉人民?人民受了吏胥勢豪的壓迫凌辱，是否呼籲有門，而且一定有效?法律的尊嚴，法治的貫徹，應該是現代社會的屏障，可是司法官的審判能否獨立而不受干涉?執法的人是否仍在知法犯法?民間是否已無含憤茹痛之人?獄中是否已無六月飛霜之冤？」

–陶百川〈報國與思親〉

曾有「監察院的包公」之譽的陶百川，不僅職司風憲、為民喉舌，也對台灣的民主運動發揮啟蒙、催化的作用。

陶百川出生於1901年（清光緒27年）1月19日，中國浙江紹興人。

1926年（民國15年）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193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

曾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1948年當選第一屆監察委員（上海市選出）。

1949年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他曾任監察委員30年，但與一班因「動員戡亂」體制的保障而任終身職的「萬年委員」不同，陶百川勇於糾謬懲瀆，諤諤直言。以1955年他和同為中國國民黨的其他九位監委，聯名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案，名聲昭著；1960年陶百川提案廢除報禁，不為蔣政權接受，他仍為民主法治努力不懈；他曾因司法人員執法問題，彈劾高等法院院長，並糾正過情治機關。

他有一篇傳頌一時的文章〈一位監察委員的狗生哲學〉，把身為監察委員的自己，比喻成一條看門狗，不讓宵小盜竊入門，充分反映他嫉惡如仇的人生觀。

他雖然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卻非常同情1970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對於民運人士遭受箝制的處境，極表同情，例如他有一篇文章叫做〈黃台之瓜不堪再摘了〉，是他對於行政院準備限制各級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權(其實是針對當時黨外人士而發)，提出嚴正警告，用心良苦。

由於他同情「黨外」民主運動，又與當時黨外的民運領袖康寧祥等人私交很好，因此他被國民黨內部稱為「黨內的黨外分子」。

然而，與其說他同情民運人士，毋寧說他的言行，也是民主運動的一環。他不僅是民主運動上的諤諤之士，更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鼓舞者，更是身體力行者，例如1971年頃，在面對民間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呼聲中，陶百川毅然率先辭去監察委員。只可惜，他的嶙峋風骨並不能感動其他的眾多「老賊」(當時民間對老委員的稱呼)，國會全面改選直到20年後才落實。

《為人權法治呼號》、《知識份子的十字架》陶百川這兩本書的書名，正好可以用來做為他一生的寫照：他背起知識份子的十字架，一生奉獻於對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追求與維護。他不畏權勢、辨冤白謗、懲貪糾瀆的包公精神；他不戀於權，敢於批評時弊的耿介態度，以及他對言論自由、人權尊嚴、民主法治的擇善固執。

1985年夏，總統蔣經國曾問陶百川：「我和父親來台灣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依你看，我應該怎麼做才能讓台灣人懷念？」陶百川依然直言不諱回答：「不要再戒嚴了，應該回歸民主憲政」。兩年後，台灣終於解除戒嚴。

陶百川於2002年8月9日病逝，享壽101歲。